本书来自www.xiaoshuodabao.com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www.xiaoshuodabao.com 
　　王小山：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作者：王小山     
　　序   
　　从底线下往上捞人   
　　文字中的王小山是一个刻薄之人。读完他的“批张”文字，我不仅开心了好几天，还逢人就说，好像小时候历经千辛万苦得到一件新鲜玩意儿后满世界显摆。他的原文其实我也背不下来，可要紧的那一句我过目成诵。他说：“用这样的东西（指《英雄》）‘进军奥斯卡’，太过儿戏了点儿——除非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部反恐片……”够狠吧。 
　　相似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但因为王小山即将出版新书《一个恰到好处的屁》，我就比较 
　　省心了一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看。当然，我以为“刻薄”的，读者很可能以为“寻常”。我一直认为，一个以文为生者的“个人简历”当然决定着他的很多，可常常被忽略的，是他们得之于父母的血型、基因之类……我不知道王小山的血型。我猜他非A即O……不见得对。 
　　在流行的算命书上，对非A即O血型的人，通常会有诸如“富于牺牲奉献精神、重视周遭气氛、欢喜孤独、易掩饰真心、无法相信他人”之类的描述——其中尤其“牺牲奉献精神”一句，我以为大致契合刻薄地微笑在文字中的王小山。当然，需要解释的是，所谓“牺牲奉献精神”，一定是我们当下这个面向全面小康全民奋发积极进取语境中的“牺牲”，“流血”之类的暴力是没有的，掉脑袋更不会。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冲动的情绪、一针见血的刻薄总还是要一点儿的吧？否则，大家都去当理智、克制、精细、逻辑得一塌糊涂的“精算师”，多么乏味！ 
　　更需要提示的，是当下文化生态的极度混乱与极度低端化——“低端”这样的词太拗口，直接说，其实就是弱智或“SB”——当下，举凡音乐美术舞蹈传媒足球商业大片文学艺术，无不在商业专制 + 时尚专制的双重钳制下日益恶俗。说到恶俗，我最欣赏福塞尔的定义——他说，假使你不慎被浴室里的劣质水龙头划破了皮肤，那不是恶俗，而是糟糕；可如果那个劣质的水龙头被镶上了一层金边儿，那就不是糟糕，而是恶俗。 
　　阅读学者赵毅衡的文章，我才知道，形容文化生态极度混乱的一个热词叫“Dumbing Down”。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热词尚无公认、确切的译文。有关“Dumbing Down”，我看到的译法有五种：分别是“沉默下沉”、“失守立场”、“保持沉默”“降低品位”和“往下笨”——这最后一种译法，是赵的创造。为此，赵解释说：当今发生在传媒、教育、娱乐、文学等诸多领域里的人与事，商量好似的集体弱智——大家仿佛竞选总统一样互相攀比——看谁比谁更SB！ 
　　果真如此，我觉得，赵的译法或许精确，可其实，未免太客气。要我说，将其意译为“往下流”或“集体下流”，最能传神地表达所谓“越来越笨越来越笨”的精神实质——我知道，“往下流”或“集体下流”者自有其难处，可无论如何，“下流”是事实，“SB”是事实，“弱智”是事实——就算如此事实出于求生存、求温饱的基本需求，出于面对各种生存压力、金钱暴力等等万万情有可原的妥协，但我仍要说，这事实不是一个好事实。 
　　说得这么热闹，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就算我们生不逢时，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个飘零江湖仗剑江湖笑傲江湖的真英雄，就算我们无所承接先哲那些伟大的品格豪迈的思想，我们不过为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蝇营狗苟，可我们依旧需要守住“往下流”的最后底线——人生短暂。好是没边的。可如果“下流”也全无禁忌全无敬畏全无边界，人生或人性与厕所何别之有？ 
　　这样，王小山的价值也便浮现而出——事实上，他已成为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冷不丁站出来提醒我们糟糕的足球与恶俗的足球、糟糕的电影与恶俗的电影、糟糕的导演与恶俗的导演、糟糕的话剧与恶俗的话剧——直至糟糕的英雄与恶俗的英雄确有区别的那个家伙。如此说来，王小山的刻薄其实难能可贵：事实上，这个心怀慈悲、思维既朴白直接、又匕首寒光的家伙无非不忍心看着那些魔鬼身材婴儿脑袋或婴儿身材婴儿脑袋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往下流坑里跳罢了——更有甚者，他其实是在用自己的文字从下流底线之下一个个地往上捞人……直接说，那就是：不容SB，鼓励NB……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莫大好事：当有更多的中国人民NB烘烘之日，中国人民精神层面的繁荣富强也就不再是一句空话。 
　　黄集伟 
　　二○○三年三月六日     
　　无所谓的文化   
　　掀不起的语文学习新高潮   
　　我的朋友王佩在网上创立了一份《语文运动报》，出了六期。在这份网络报上，王佩将一些语文学习的盲点开列出来，供大家学习；还有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也拿出来让大家研究，算是做了件好事。比如，第二期《语文运动报》中，有这样两道题： 
　　1．拼音听写 
　　我们患了gǎn mào往会发烧、流鼻涕。gǎn mào这两个字怎么写，你知道吗？不要借助电脑，在纸上写写看。 
　　2．单项选择：以下哪句歌词（唱词）不扯淡？ 
　　A．因为爱，所以爱。（谢霆峰） 
　　B．顺手牵来马能行。（京剧） 
　　C．黄色的蓝色的白色的无色的你，阳光里闪耀的色彩真美丽，有声的无声的脸孔的转移，有朝将反射出重逢的奇迹。（罗大佑） 
　　D．亲家母，你快坐下呀，咱们好好拉一拉。（豫剧） 
　　关于这第一题，我们用电脑敲字的当然不会错，“感冒”嘛。但你仔细看看那个“冒”字，你能保证自己用笔也写不错吗？ 
　　我是在一本叫《咬文嚼字》的小开本杂志上学会这个字的写法的——“冒”字上面部分，不是“曰”，而是“竖、横折、两短横”。要点是，最后那两小横跟两边并不相连。《咬文嚼字》中说，中国人有99%的人不会写这个字。而在那之前，我的确是错了三十多年。 
　　而第二题，王佩提供的答案是“ D．顺便说一句，答案C也是错的。罗大佑一些歌词，喜欢堆砌辞藻，不知所云”。这个答案你尽可以不同意，但网络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加入探讨。 
　　除了出一些题目外，《语文运动报》每期还讲一些语文故事，比如： 
　　武松为何要杀潘金莲？ 
　　潘金莲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一个字引来的祸殃。这个字就是－－“你”！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潘金莲设宴款待武松，席间多般挑逗，武松都没发作。为什么？ 
　　因为，潘金莲一直用尊称“叔叔”。 
　　“叔叔冷啊？”“叔叔请烤火。”“叔叔满饮此杯。”“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 
　　就这样连叫了十二声叔叔（从全书来统计是第三十九声叔叔）之后，潘金莲以为时机已到，说出了惹来杀身之祸的那个字。 
　　“你若有心，吃我这杯残酒！” 
　　千古绝唱！ 
　　接下来武松勃然大怒，书中写道： 
　　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你可以在餐桌上讲给妹妹听。 
　　这个掌故对仔细研读过《水浒传》或者看过金圣叹评点本的人来说是常识，但很多人觉得新鲜，也有趣。 
　　按照王佩最早的想法，《语文运动报》将以每天一期的频率出现在网络上。但实际上只出了六期。第七天，王佩食言了。 
　　一个不错的想法就这么夭折了。 
　　原因很简单，王佩在第六天晚上看到了一条新闻：成都，一个三岁的名字叫做李思怡的小女孩死了。原因是她的妈妈因为盗窃被公安人员抓住，而她的妈妈有过很多劣迹，这次当妈的又扮可怜，想通过有小女锁在家中为借口争取让公安人员放了她。这个借口她用过很多次，可这次公安人员没有重视——十七天后，李思怡被人们发现，她在家里已经活活饿死了。 
　　这里面没什么太多玄机，责任应该很清楚，我也相信相关人员会得到处理，可那三岁的孩子就那么死了，任谁听了，心里都会紧一下。 
　　当然，大多数人紧一下，或者声讨一下也就罢了，毕竟类似的事情不少。但当我问王佩为什么《语文运动报》没有了第七期时，他让我看了这新闻，并说“最近心情沉重，不想出了”。 
　　他还给我看了两首短诗，一段是聂鲁达的：“佛朗哥死后/躺在地狱的沼泽里/那水面上一定布满/被害者的眼睛。”还有一段是他和另一个朋友林雷一人一句写出来的：“历史书太薄/不足以记下每一个畜生的名字/历史书又太厚/每页都是重复。” 
　　这已经颇有“华北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感觉了。 
　　王佩是颇有些神经质的，也经常被类似的事情影响了心情……我不想在这里对任何人进行什么道德评价，包括那些玩忽职守的警察，按说他们的确应该受到谴责。 
　　我想说的和凤凰卫视那个结结巴巴说不成话的评论员阮次山的一样：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其实都是相关联的。 
　　他说的是因，我说的是果。也就是说，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会影响到其他很多事情的进行。可不是嘛，成都一个小女孩不幸死于非命，致使身在几千里外杭州的王佩中断了一份不错的网络报的制作。而且我想，李思怡之死造成的坏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语文运动报》的夭折，同时也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心情，从而导致其他一些事情的不顺利。 
　　说到底，坏的事情使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最近，三位与官方关系密切的国情专家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以大量数据警告说，中国经济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社会危机，处理不好，便会失控……其实，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想，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是不是都有责任有义务来做点儿什么以避免这种危机的真正到来呢？   
　　街上流行吃人肉   
　　沈宏非在《写食主义·鸡蛋炒鸡》一文的开头写道：“不应吃人，不可吃男人，也不能吃女人。不过，这种禁忌并不妨碍我们借食物之名，一尝吃人的滋味。在名义上经常被吃的，又以女性身体的若干部分为主。” 
　　接着他列举了“我们借食物之名”吃掉的“以女性身体的若干部分为主”来命名的食物，比如福州长乐出产“西施舌”，比如名为“杨妃乳”的雄性河豚的睾丸等等。 
　　笑口常开的沈宏非以吃为乐，他肯定没有吃过人。据说他有一次看到一只即将被吃的猫头鹰的眼睛，想起了自己的小女儿，罢吃。主人只得以家常菜招呼他下饭。连猫头鹰都舍不得吃，怎么会吃人呢——当然，这是玩笑，真吃过人的人实在不会很多。 
　　但吃人这事，实际上又是经常发生的。我指的绝对不是鲁迅先生在典籍的字里行间看到的那种吃人，而是真吃。我们的语言中“易子而食”这四个字就是我们祖上曾经吃过人的证据，我没有一本本历史书考据中国吃人史的能力，似乎在李敖先生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他的考证，但手头没有资料，就没法抄书了。 
　　记忆中，有案可查的吃人已经算是周文王姬昌，他曾经在费仲尤浑的逼迫下吃了自己的儿子伯邑考，过了好久才有机会吐出来，估计从此消化不良是免不了的了。 
　　被逼吃人如果尚有三分理由的话，易牙的骂名估计在人类灭亡之前是消除不掉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里，就说他“蒸了自己的儿子，给桀纣吃”，当然，疯子的话，可以不听，桀和纣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不过这事肯定是真的，至于哪本书可以查到，我上学逃课太多，也说不上来。 
　　同类相食，我想得起来的只有蛇、螳螂和人，蛇的智商估计没有人高，可能搞不清同类不同类，螳螂的被吃据说是雌螳螂营养不足，只好在交配后吃雄螳螂下奶。雄螳螂的死法算是做鬼也风流，“浪漫”程度直追西门庆。 
　　中国小说里有很多吃人的情节，除了《封神演义》中记载的前面说过的姬昌外，《水浒》中李逵吃过，《三国演义》里刘备吃过，《倚天屠龙记》里的灾民吃过，蔡东藩《中华全史演义》中的张献忠也吃过。国外小说里也不乏吃人情节，比如《鲁宾逊漂流记》里就有对吃人部落的描写。 
　　沈宏非将“不可吃人”说成是禁忌，其实未必。《二十四孝图》里有割股疗亲，其实就是在提倡吃人，虽然他们提倡的只是吃人的最有活力的局部，而不是整体。国人一向有“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产妇的胎盘就是中医里的一味药，据说能补气补血，但不知道吃人的大腿想治的是什么病，做药引子？ 
　　无论是不是禁忌，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想法肯定是“吃人是不对的”，所以善良的沈胖子才说“不应吃人，不可吃男人，也不能吃女人”。我疑惑他为什么不说“更不能吃小孩”，跟男人女人比起来，小孩属于更弱势的群体，男人女人要是知道自己将要被吃掉的话肯定会挣扎一番，小孩就不同了，为什么要“易子而食”呢？还不是因为小孩好欺负，其实要“易老婆而食”效果也基本相同，但力气要多花费好多。 
　　李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某非洲酋长属于一个食人的部族，他在欧洲读了大学回去，后来有人问他，你现在还吃人吗？他回答，当然吃，不过我现在使用西餐叉子吃。 
　　李敖讲这个故事肯定是想讽刺点儿什么，但我记不得他讽刺的到底是什么了。 
　　现在的事实是，在中国内地，就有很多小孩正在被吃中。 
　　这里要说一种某些人从事的行当，这个行当叫“行为艺术”。事实上，我上学时的1989年就被称为行为艺术的一年，那年年初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现代艺术展”中也有许多行为艺术家出现并做了许多精彩的表演。我对行为艺术家并无恶感，我厌恶的是吃人。 
　　因为有“行为艺术家”表演的就是吃人，是真的吃，并且使用了西餐叉子。他们吃的是死婴，我不知道他们要表现的究竟是什么，只能说，我讨厌这样的“艺术”。 
　　上学的时候，老师讲文艺理论，讲的还是什么“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影响生活”这一套，确实，如果说“行为艺术家”们吃人可以说是借鉴历史的话，那他们的艺术还真的影响了现实生活。或者说不知道他们谁影响了谁，也有可能像中国农民画和毕加索的立体派一样，都是分别创造的，这在艺术史上也并不少见——我不是在胡说，就在“行为艺术家”以吃人为艺术的几乎同时，广州流传着“婴儿宴”的说法。据说是取流产的婴儿，或清蒸，或红烧——不知道有没有扣梅菜，然后高价出售。食客大多是来自台湾的商人和内地少数先富起来的部分——价格比较高，一般人还吃不起。 
　　从“艺术家”到商人，都流行吃人，不知道这个社会究竟是谁病了。 
　　我知道在深圳有一个人，想在一个酒吧唱歌，未果，便跟酒吧老板商量：要么我给你表演一个行为艺术吧，把一只乌鸦和我同时吊起来，然后把乌鸦打晕，再从我身上抽血，输到乌鸦体内，救活它。 
　　如果“行为艺术”都是如此充满血腥暴力的话，不知道这门“艺术”究竟还能走多远，我宁愿相信是这些人在糟蹋行为艺术，而不是行为艺术本身出了问题。 
　　当然，他这个设想最后没有被通过，酒吧老板说：如果把你先打晕，再从乌鸦身体里抽血救活你的话，我就同意。 
　　这个老板不错，就算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至少也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这个要“救”乌鸦的朋友现在不在深圳混了，一个人带着把吉他，身无分文，要去西藏，走着、唱着去。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倒和艺术家有点儿接近，让人羡慕。   
　　谁说了算   
　　古时的中国，法律的制定其实还是很完备的，翻一翻当时的律令，会发现其周密翔实的程度足够让人吃惊。当然，这种“完备”和现代意义上的完备还是有所不同，但总算还是有法可依吧。可不知道为什么，民间的说法对法律一直不太认同，反倒向往起无法无天的社会来。 
　　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这种向往的最好注脚。 
　　金庸小说中，最让许多人折服的大侠莫过于洪七了，其他的侠比起他来，都有所不足。比如萧峰，并不是什么侠，不过是有些英雄气而已；郭靖呢，虽然能说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但行动在前，没有什么理论体系来支撑。只有洪七，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小说中的江湖地位也算是天下第一。 
　　《射雕英雄传》最后一节里，许多大侠面对裘千仞喊打喊杀，但裘千仞给大家出了难题：谁要没杀过人，没做过坏事，就来动手吧。 
　　很多人不能动手，因为在场的郭靖、黄蓉、黄药师、一灯等手上都沾有其他人的血。这时，洪七站出来说：“我来锄奸。” 
　　裘千仞道：“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做过坏事的大大好人。” 
　　洪七道：“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洪七的话说得大义凛然，但他可能没想到，按照这个理论，他自己本来就该死。 
　　这个理论的根基在于：一个自认为正义的人，有权力用非法律手段剥夺其他人的生命。 
　　也不用说会有人以正义的名义行连自己都不认为是正义的事，只说洪七这样的人，就有这个权力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程益中说：“我对以道德名义行事的人向来保持足够的警惕。” 
　　谁比谁强多少，你拥有的道德真的会比别人多吗？ 
　　在这里，洪七最荒谬的地方就是，他凭什么认为被他杀死的那二百三十一个人都是无恶不赦的坏蛋呢？如果有道德更高尚的人看不惯洪七的作为，是不是洪七的人头就该落地呢？ 
　　估计洪七会为自己辩解：虽然不能以道德水准的高低来定人的生死，但人都应该有一个道德底线。越过这个底线的就该死。 
　　假如，仅仅是假如，他真的这么想，我琢磨不明白的是：道德底线该有谁来制定？也就是说，谁有权力来定我们的生死？ 
　　偷一包烟该不该死？嫖一次娼该不该死？打一次架该不该死？ 
　　回应第一自然段，什么是无法无天的社会？洪七等“大侠”横行的社会就是无法无天的社会。 
　　那么道德呢？道德用来做什么？是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呢？ 
　　显然不是，还是程益中说的好：道德只是用来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不是准备拍向别人头上的板砖。 
　　有关道德的问题，谁说了算？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也只对你自己起作用。 
　　我想圣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绝对不是让我们“己所欲，一定施于人”吧。   
　　拍拍蒋方舟的马屁   
　　我读过方舟的大部分文字，包括书里的，网络上的和她在《南方都市报》专栏中的，除了她那也是作家的母亲尚爱兰外，我应该是读她文字最多的那部分人之一。读得多不见得就有发言权，但见其他的一些“大人”（仅指年龄大）对小方舟言语上的“爱护”、攻击，甚至谩骂，都觉得可笑之极。在方舟的第三本书《青春前期》杀青之际，很想问一问这些“大人”们：你们除了惭愧之外，真的有那么多愤怒吗？ 
　　本文不想谈方舟的文字，那些文字中虽然见得到“他妈的”字样，但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应该看得出她们的纯净来。 
　　其实，有一些批评者并不是什么愤怒，而是苦口婆心的关怀，最常见的是那种痛心疾首：“尽管她的文字充满了喜剧性，但我在阅读它们时还是感到沉重，因为我在字里行间看到了急功近利的时代逻辑对于儿童心灵的扭曲。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像花朵般自然开放的生命季节，却仅仅由于‘早熟的苹果好卖’，蒋方舟就被迫在刚刚开放时结出果实，沦为文化快餐业的童工。这个事件无论如何都不会让真正清醒的人感到快乐。”（2001年9月《南方周末》，《天才还是童工》，作者王晓华。） 
　　“真正清醒的人”能从一个作家“喜剧性”的文字中读出文字外的“沉重”来，王晓华先生的脑子肯定已经不在书里了；“在字里行间看到了急功近利的时代逻辑对于儿童心灵的扭曲”这话让人不好理解，如果是这个时代的逻辑真的是急功近利的话，责任肯定不在方舟。大人们都在急功近利，就更没权力要求一个孩子有多么崇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像花朵般自然开放的生命季节”就不能写写自己身边的故事及心里的想法，只知道中国历史上就有十二岁当过使臣的（似乎是甘罗吧），也有六岁就发表作品的天才（可能是张爱玲吧），面对天才，咱们这样的蠢人少说两句不至于被当哑巴卖掉。 
　　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现在道貌岸然的你，在当年的作为究竟如何，就会知道方舟的那些想法并没有什么可怕。我努力回忆自己十二岁时的心态，发现方舟文章中的那些事我同样经历过——也说过“少儿不宜”的言语，也和邻居的小朋友打架，也暗恋隔壁的孩子；再过两年，就到了我看《********》的年龄了（我的性启蒙就来源于这本书，这肯定怪师长们没尽到责任，怪不得我），好像我也并没因此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大人们的担心实在太多啦。不过我知道当时这些话即使说出来也会被骂，甚至挨几下笤帚疙瘩，而方舟的幸运仅仅在于拥有一个不会因为她说出真实感受而对她下手的母亲；另一个不同就是方舟有能力写出来而你十二岁的时候可能连字还认识不了几个呢。现在你岁数够大了，可惜年龄的增长绝对不是可以臭NB的理由。 
　　“大人”——尤其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大人们在议论方舟的时候，很难没有嫉妒的心理。我就嫉妒。 
　　“我是为了方舟好对她负责才这么说的”，谢谢了，方舟实在不需要你为她负责，她有正常的家庭，在学校品学兼优，并且她现在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如果你是一个作家，你不需要为另外一个作家负责；如果你不是一个作家，你也没什么好负责的。 
　　“她专挑人的缺点和世界的可笑处来写，对人们所说的真、善、美不感兴趣，而且，她只有在揭露人和世界的缺陷时才表现出创造力，一旦直面正常的世界和人生，其文字就会变得平庸。审丑能力发达而审美能力近乎于无，说明正在发育中的她已经被扭曲。”（同上） 
　　“专挑人的缺点和世界的可笑处来写”，如果这些可笑是存在的，还不是“真”吗？方舟的不虚美，不是善吗？客观地反映自己眼中的世界，不是美吗？我也从不认为有缺陷的人存在的世界就不是“正常的世界和人生”，倒是没有缺陷的世界才显得怪怪的。生硬地翻出“审丑”一词，说明“大人”才真的是“审美能力近乎于无”呢。 
　　王晓华的文章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大多数“大人”们的观点，只好单独拎出来示众，其他一些非议，比如怀疑方舟的作品由人代笔啦，咒骂尚爱兰利用女儿赚钱啦等等实在不值一哂，不说也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好的或者正在变好的时代，所以才会有韩寒、方舟这些少年天才浮出水面。他们不需要你假惺惺地示好，不需要你痛心疾首地泪流满面——而且我很怀疑你还流不流得出眼泪，不需要你作为他们的指路明灯，他们活得自在而踏实，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成长。甚至，他们不需要你去理解，你需要做的或许只是买上一本他们的书，给他们更多的收益和自信，或者，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去罢——操心会老得快，这个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信的话可以请教医生。 
　　“大人”们，世界是他们的，或者说早晚是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人的。看到他们在这个年龄就拥有如此的才能，你真的高兴不起来？   
　　生于六十年代   
　　我现在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天天到DISCO里“蹦迪”，能和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洋溢着点儿青春气息，疯狂地扭动身体各个关节，消耗掉所有热量。然而不行，去了几次后发现我非但身体吃不消，更重要的是，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那玩意儿。而我心里想的是：我要能喜欢这东西该多好啊。 
　　说起来好笑，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愿望居然是看汽车。小时候住在乡下爷爷家，住处后边 
　　目力所及之处是一条马路，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声音，我肯定会从屋子里跑出去看，可看来看去只有一种，就是解放牌运输车，很少有其他种类的汽车。即使有，也跑不出北京吉普的范围。但上天总有眷顾人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居然看到了飞机。飞机飞得很高，在天空中拉出一道白白的长线。写到这我突然疑惑起来，我为什么成年后没从事机械制造行业呢？很可能是当时看汽车看飞机距离太远吧，如果那时竟然能有很多机会在近处和汽车发生亲密接触，以我的聪明才智，现在说不定是个设计师了呢。呵呵，一笑。 
　　后来，搬到城里住，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别的小朋友那样拥有更多的玩具。 
　　我们用来做玩具的物事有很多，最常见的有： 
　　杏核：能在想吃杏的时候就有能力买来吃的人家自然是当时的小康之家，至少人均月消费应该在二十元以上的人才做得到。我们家当时只有父母的工资收入，一个月的总入不到九十元，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但经常性的零食是不可实现的奢望，所以杏核搜集起来不容易。 
　　杏核是用来和别人赌输赢的，基本玩法：两个人（或几个人）各出一部分杏核，放在手心里（出的多的人先玩），然后扔起来让其落在同一只手的手背上，再扔起来用手心来抓，将手背上的全抓住的话，这些就归你了。 
　　烟盒：我爷爷抽烟，但大多抽的是旱烟，用烟袋抽。偶尔抽纸烟，也是九分钱一盒的“勤俭”，连“大生产”都很少，所以我难得积攒出漂亮的烟盒。当时出风头的烟盒除了现在依然当红的“中华”外，在我们那里应该属“大前门”，还有一些光面纸印制的牌子，可惜已经记不得它们的名字了。 
　　瓶子盖和牙膏盖：小的时候，我拥有小小一盒子汽水瓶子盖，那是我的积木。记得有一次在乡下，我把心爱的瓶子盖在炕上摞得老高——你知道，瓶子盖很不规则，能摞高十分不易——但被姑姑不小心弄倒了，我大哭，好像整整几天没跟姑姑说话。牙膏盖跟瓶子盖不同，拥有牙膏盖最多的伙伴姓何，刚巧前几天他从美国回来，路过北京到我这里，我们回忆起了他的牙膏盖。他的母亲是废品回收站的职工，每天的工作是推着手推车到各处收购废品，一个用完的牙膏皮回收过去是两分钱，伊买不起玩具给儿子，于是，就拧下了所有回收牙膏皮上的小盖子，作为儿子的玩具。当时大家使用的牙膏大多是同一个牌子，牙膏盖自然大多是同一形状的，但颜色有红绿两种，我们便把它们分开为两个部分，摆在地上，作为双方对阵的士兵。偶尔形状特殊颜色有异的，便作为双方的指挥官——这就是我个人对童年战争回忆的所有记忆了。 
　　上学时，文革已近结束。高小时期，陈景润风靡天下，“我们爱科学”的口号喊得山响了。叶剑英元帅的诗“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也已经发表。所以大家爱上了数学，晚上不睡觉做数学题被大人称为有出息的表现，颇有一些同学拿这种经历到处演讲，获得尊敬。上次还看到一个当初专门不睡觉做题的老同学，想起他演说词中的“累了，就用冷毛巾擦把脸，无论如何要攻克难题”就想笑。现在，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和一些同伴喜欢制作模型——要是有一大笔钱就好了，就可以买少年科学杂志上介绍的那些材料了。我积攒的钱有限，有半年时间里不吃冰棍也只攒了不到两元钱，花上两毛二买了本童话书《小伞兵和小刺猬》，三毛五买了本叶永烈的《丢了鼻子以后》，八分钱买了本小人书（忘了名字了）后，狠狠心花了七毛二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邮购了一个小小的电池发动机，以便完成我的航模制作。说起来，我制作的航模由于有了这个电机而在同学、伙伴中出了不小的风头，让我得意到了现在。 
　　后来，就爱上了集邮。如果我要是有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就好了。 
　　1980年，我揣着仅有的两块钱第一次站到集邮柜台前——在那之前，我的集邮只是搜集旧邮票，不知道有买新票一说——看到了刚上市的几种邮票，喜欢得不得了。便掏出钱来，买了“庚申年”和“爱因斯坦”（都是单张一套）的四方联。“庚申年”就是现在价值不菲的所谓猴票。1983年，我的好朋友董涛随父母搬家到南京，依依不舍，我将猴票四方联送给了他做纪念，他送了我一张“开国大典”——现在这朋友已经十六年没消息了——你在南京还好吗？ 
　　再后来，上了高中大学，爱上了读书。 
　　所有爱书人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记得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刚上市的时候，大雨，我买了书骑自行车回家，身上几乎湿透了，但书却没有一点儿损伤，我猫着腰骑，把书搁胸口了，自然湿不着。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套上下两本的书价格是两块五毛五。同时买回去的还有莫泊桑的《一生》，价格是九毛九…… 
　　现在，我坐在家里，回想前半生，发现自己最大的欲望是对金钱的欲望。如果问“你爱什么”的话，我的回答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大卫或者“蛊惑仔”中万梓良扮演的洪兴老大一样“MONEY ，MONEY， MONEY。” 
　　有了钱，当年我就能买杏吃以核为玩具，给爷爷买烟抽留下烟盒，买大电机，买模型材料，买牙膏然后奢侈地只留下盖子，买邮票，买书，买……钱能干什么就不用我废话了吧？   
　　谁害怕王小波   
　　我不准备多谈王小波的小说，虽然我把他已经出版的全部小说看了不止一遍。初读王小波的小说的确令人激动，但随后逐渐发现，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除了《黄金时代》外基本乏善可陈。只说广受称赞的《红拂夜奔》吧，很多人（评论家、读者）对其中的想像力从不吝惜赞美的语言，但它实在不是一篇好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人物不过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在这一点上，个人觉得，王小波和萨特有相似之处，人物不过是他们的道具，并不真正具有自己的血肉。 
　　而人们更为认同的是王小波的杂文。 
　　首先，得罪了，我觉得，王小波的杂文并不是篇篇顶好——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的文章每篇都讨所有人的高兴。我本人比较不喜欢他的两篇文章：《卡拉OK和驴鸣镇》和《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在另外的一些篇什里，也时常能看到他的怯处。仅举一例： 
　　在《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的》一文结尾，王小波这样写道：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儿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作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意见的是这句话“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我认为文中他劝自己外甥的那些话一点儿都不黑色幽默，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王小波这么说，如果是为了躲避什么暗箭的话，我可以理解。但这并不可笑——当然，黑色幽默也不一定真的能让人笑出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是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对王小波来说，有什么要紧呢？ 
　　关键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东西，他的小说不出色，但是完全可以当杂文来看。萨特不是好的小说家，但萨特的思想可是第一流的。 
　　但王小波就是一个思想家吗？我也不这么认为。 
　　思想家有什么了不起吗？如王小波，成为一个好的传道者已经很好了。 
　　他正是这么一个好的传道者。 
　　综合起来，通过王小波的文章，我闻到了这么一些“道”：人是重要的，应该得到尊重的；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是个个不同的；人应该有不与人同的权利；有些人有说话的权力，有些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说话自由的人肯定也是有想法的；我们无法用一种文化去取代另一种文明；文学不仅仅有一种标准…… 
　　这些东西真的很难理解吗？并且，真的需要以他的方式表达吗？我想，当一个思想者或者一个传道者需要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述时，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不在王小波自己身上。 
　　王小波传播一些简单的道理，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些道理的来龙去脉。而先知总是寂寞的，只有当他殉道之后我们才能知晓他的过人之处。 
　　如果说不是创造，那么王小波至少是使两个词组变成了汉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个是“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是“弱势群体”。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朱总理引用了“弱势群体”的说法，引起了各界的极度重视，如果说“弱势群体”是物质上的不充裕者的话，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当是精神上被压制的一群。我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群体都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但是在这里，这个群体显得稍微庞大了一点儿。 
　　更让我困惑的是，拥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更喜欢充当这一部分“多数”的代言人，在很多场合，很多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腔调，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这沉默的人群的授权，王小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企图充当这个代言人，而只是说自己的文章是写给他们看的。沉默者将永远沉默，但是，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谁会喜欢王小波？谁又会害怕王小波？ 
　　那么究竟是谁使这个传道者以殉道者的姿态而终结？ 
　　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答案。 
　　告诉我们一些常识的人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整整五年。我们会拥有下一个王小波的，对这一点我充满信心。沉默者终究会开口，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王小波也不是。但，我多么希望这个人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虽然他的身材高大，可我总觉得，站在人群里，他普通得会和你我一样。   
　　小资漫谈   
　　有一段中央电视台记者和西北放羊娃的对话：“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生娃。”“生了娃，让他干什么？”“放羊。” 
　　大约五年前在电视里看到，到现在至少又在五篇文章中看到作者引用这段对话。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要发一些感慨，大致的意思有说该放羊娃没有读书，没有理想，眼界太窄等等 
　　。 
　　我想，如果把同样的问题问一个CEO，他又该怎么说呢？“你每天干什么？”“发展事业，做大，成为五百强。”“然后呢？”“娶媳妇。”“然后呢？”“生孩子。”“生了孩子让他干什么？”“继续发展事业，做大，守住五百强。” 
　　说实话，作为个人追求来说，我实在看不出CEO和放羊娃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我要谈的是小资，如果“人皆可为尧舜”这话有理，那么“人皆可为小资”大致也不错。不就是追求点儿情调吗？谁不喜欢情调呢？ 
　　我知道一个下岗女工，和孩子一起靠丈夫的每月不到五百元的薪水过活，家里的竹编门帘旧了，没钱换新的，于是她剪了旧挂历，把竹篾裹成花花绿绿，严严实实，这也是一种情调。鲁迅大致说过类似的话，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个时代。那么对于非富人来说，只有成为小资和想成为而不能这两种情况。比如，金庸小说里最小资的女孩子应该算是《天龙八部》里的阿朱了，这丫头那叫一个讲究啊，用什么样的花露水都麻烦得要命，如果她不死而是出家的话，保证又是一个妙玉。 
　　即使要嫁人了，和萧峰山盟海誓之后，两个人最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是到塞外放羊——太小资了。 
　　如果他们成功地“混”出了塞，生了个儿子；再如果CCTV的记者碰到他们的儿子，你猜会如何？我保证本文第一自然段的对话就会早发生一千年啦。 
　　试问天下之大，谁不小资？就算不小资的，起码也是老资吧。 
　　我把这个问题问一个熟识的女孩子，她断然否认自己小资，其实否认什么呢？她常买名牌时装，用CD香水，我就认为她小资了，难道小资很丢人吗？ 
　　追求格调并没有什么错吧，我这么大岁数还一边写稿子一边听音乐呢？虽然书房里脏了点儿乱了点儿，但总得“假装”精神世界丰富吧，我把《天鹅湖》、《1812序曲》和《步步高》、《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MP3放一起听，有个动静就好，不然闷死人了。 
　　说到底，那么多人蔑视小资情调，但又躲不开小资。我的一个朋友骂完小资后就拉着我跑到咖啡店用英语叫卡布季诺，我看着听着也不笑，挺好的，该怎么就怎么，骂小资本身也是小资常干的事。旅游旅游，写写游记在BBS上贴一贴，谈点儿高雅的艺术之类，别管谈得深浅，这种追求本身好像没什么错。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一个拜过把子的大哥当年经常教育我：“我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应该努力学习工作，为祖国贡献每一滴汗水。”大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我们那个小城市的木材场，两年后下岗。直到现在，他每天骑着“倒骑驴”在市场帮人送货，大约每天收入十几元人民币。那年过年我回去看他——你以为我少年胸怀大志，青年命运乖舛的大哥就不小资吗——他居然省吃俭用攒下一百七十多元钱买了一身西服。我虽然知道这身西服很不名贵，但大哥觉得自己很有品位，终于可以穿着西服运货了。他很高兴，我也就跟着他高兴。不过他接下来的话，比如“要体谅国家困难”、“前途是美好的”等等就不太小资，我就不多说了。 
　　大英雄萧峰被阿朱劝得产生了小资的念头，落魄的有志青年我大哥也追求自己的品位。所以我说人皆可以为小资没错吧。 
　　至于那位放羊娃，你真的以为人家就不小资吗？他要真娶了媳妇，说不定天天帮媳妇画眉毛，拉着媳妇的手赶着羊到处唱充满爱情味道的信天游呢。 
　　切勿看不起谁啊，你以为就你小资，就你有品位，就你过得好？呵呵。   
　　小资的精神世界   
　　我的朋友、摇滚青年张晓舟业余时间在《南方体育》做足球记者，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期间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青年队的报道。在一篇述评中，他这样写道：七年前，当我的朋友陈侗在广州成****尔赫斯书店的时候，许多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但是现在…… 
　　在赞美了阿根廷人博尔赫斯之后，他有点儿愤愤不平地把小资们贬斥了一顿，认为他们是跟风者，毫无创造力。虽然，创造博尔赫斯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父母，而不是中国的小资 
　　们。 
　　这就是高级小资和非高级小资之间的区别，如张晓舟这样的高级小资不但最早一批知道博尔赫斯，而且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带领小资方向的人。比如他们会撰写文章，推举罗伯·葛里耶、玛格丽特·杜拉；如果不成功，他们便聪明地转向，总之，在已经被他们占领的媒体阵地上，不遗余力地宣扬那些小资事业的样板，比如罗大佑，比如费里尼，虽然他们不一定有耐心看完费里尼的任何一部电影，但是一定要谈论。 
　　著名小资（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中产阶级了，可能而已啦，具体我不知道，别说我造谣）领路人张广天2000年弄了个不伦不类的话剧《切·格瓦拉》，于是就有了格瓦拉热，格瓦拉的书上了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满大街也都是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衬衫的人，并且不时有人哼着“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霜今天要融化……”现在，小资们似乎有了回归本土的迹象，于是，雪村在网络上投放的歪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便开始挂在了他们的嘴边，“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前几年，小资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应该是王小波，第一，他死了，死人是可以随便解构的，反正他也不会出来辩解；第二，王小波的文章和小说容易读懂，起码读的人会认为自己懂了；第三，王小波的书没什么文字障碍，要知道，小资们虽然都有大学文凭，但是并不一定都有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那些素质。他们读书是为了获得谈资，而不是其他，所以一定要容易明白才对得上他们的胃口。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小资们的阅读广度是足够的，他们会读《城市与狗》，会听《枪与玫瑰》；他们不但读过《看不见的人》，还读过《看不见的城市》；甚至不但读过《交叉小径的花园》，还读过《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小资们已经抛弃了博尔赫斯，开始迷恋卡尔维诺了，不但读，而且要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自己对卡尔维诺的喜爱，说一些从半瓶醋理论家写的文章中读过的那些“卡尔维诺”的思想，还能比较出他和金庸的异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资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捷克人哈维尔。因为据说一个叫崔卫平的人已经把哈维尔的书翻译成了汉语。小资们大多数只能读汉语，所以一定要有人先翻译才行。 
　　虽然外语只有甚至不到大学四级的程度，但小资们对付已经有了译本的书是不会客气的。所以他们能读碜牙拗口的米兰·昆德拉、乔治·奥威尔，甚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闲谈中，他们一定会向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小木屋中简朴的生活，但是这一点儿都不妨碍他们在商场中买那些他们刚刚买得起的名牌。 
　　这些就是小资的精神状态，如果会写小说的话，他们肯定把博尔赫斯和金庸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或许会这么结尾： 
　　“我的嘴凑近了郭襄的唇：‘你得快点儿想办法，不然真的来不及了。’我冷笑着。 
　　“郭襄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将我赶出了她的梦。” 
　　小资们的精神食粮已经“足够”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世界自然也不甘于平淡如水。 
　　做一个小资，是不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能够赚到比普通人多一些的钱，否则，衣柜和书架会空，这两个地方空的人是没资格做一个小资的。他们衣食无忧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买车供楼，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而遇到真正有钱人的时候又感到不太好意思。他们向着成功人士的方向前进但是前途似乎还遥遥无期，所以业余时间他们喜欢到三里屯（北京）、衡山路（上海）或者WIND FLOWER（广州）去放松自己的神经。 
　　我上边的话就有小资的倾向，因为我使用了“WIND FLOWER”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风花”，在说话时频频使用英文是小资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果需要他们还会使用高中水平的古汉语，比如他们能正确地断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并能将它化为“妞远吗？我想泡，妞就来了”。 
　　高级小资引路，低级小资紧跟，他们在同一时间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王家卫的电影，能背诵后现代的三大特征，过后现代的性生活，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 
　　大致如此，就我所见。 
　　在网上，看到很多讨伐小资的文章。但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小资这么倒霉，也不知道他们得罪了谁，要承受那么多刻毒的言辞。说实话，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小资的概念，刚好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为小资定义：“小资是一种情绪，多存在于收入中等以上的白领职员的心态里。标志是谈论最时髦的文化事件，穿不太贵的名牌等等。这批人从年龄和资历看，距离成功人士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对财富有无限向往的情绪。有人说，女小资渴望男大款，男小资渴望富姐的青睐。他们的口号是：嫁（娶）对一个人，少奋斗十年。”最后的一句话我倒不太同意，因为在我认识的小资中，倒有许多人言谈中充满了对金钱的不屑，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合法的赚钱机会的。 
　　我认识的小资人士着实不少，朋友中就有很多——虽然他们多数没嫁给大款或娶到富婆。我爱我的朋友，所以不得不爱小资，为小资说几句话。 
　　小资不是创造新文化的人群，但他们绝对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 
　　小资是走向中产阶级的第一步，没有小资，普通人和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之间就成了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资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他们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宏伟目标同时他们又是普通人生活的榜样，小资引导着人民。 
　　没有小资，行吗？ 
　　我承认，我的生活没有小资们丰富，但我很向往小资们的境界。他们不满意生活所给予他们的，所以在糟蹋精神财富的同时，他们一直在创造着物质财富，他们是这个社会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得承认，上边引用的那段博尔赫斯与金庸小说杂交的结尾出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表达我对小资们的热爱，无他。   
　　一百只脚的虫子   
　　任何艺术品的产生都有它的社会背景，样板戏也是如此——如果这些东西还能称为艺术的话。 
　　想起样板戏，我满脑子都是那些唱词。小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在城里看的就是这些，回到乡下还是这些；放电影的时候正面看的是这些，反面看的还是这些；到剧场看戏，评剧移植这些，梆子移植这些，甚至东北二人转也移植这些，想不看都没门。 
　　说起这样板戏呢，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可取之处。那些唱词，那些唱腔，都是众多“高手”千锤百炼的结果。单从八个样板戏本身来说，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近来，他们——指原来唱样板戏的——中的一些人，如今又粉墨登场了，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七八条枪，还是那些老唱段，甚至还是在他们走红时的剧场，甚至观众依然场场爆满，甚至他们的照片和剧照依然霸占了报纸的头条……那个演李玉和的叫浩亮吧，原来叫钱浩梁，听了江青的话改的名字。当时可是红得很哪，不就是“中央的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那个吗？别说，他还做过好长时间的文化部长呢。北京某报的新闻中说：“钱浩梁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但提起李玉和，观众却只会想到钱浩梁。”这是一定的，因为原来扮演李玉和的是钱浩梁的老师李少春，当时被他几个嘴巴给抽成精神病了。现在，说到《红灯记》重新排练演出，钱浩梁竟然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三十年没摸剧本了，这次能重新和原班人马合作心情很复杂。这次的演出其实也是为了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给他们一个答复，其实主要是看当年这些人的表演、创作的精神，也给年轻演员展示一下。”拜托啊，你们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还说：“唱得怎么样倒在其次，能再次和原班人马演出，我很激动。”这种人有再次露脸的机会能不激动吗？我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都忘了。看了这些，我不得不想起鲁迅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因为对这些危害国家十年之久的落水狗实在是打得太轻了。其实，他们这种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文选·六代论》（三国魏曹元首作）说：“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红楼梦》中冷子兴也有这话：“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 
　　他们的确气象不同，大大地不同啊。 
　　我知道，他们有权力登台演出，二十几年前钱浩梁作为“四人帮”集团的一分子被处理，组织上对他进行五年的审查时也没有剥夺他的政治权力终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有人成功地阻止了别人登台演出的权力。 
　　老一点儿的人们讨厌样板戏，不是讨厌别的，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一点儿。 
　　牧惠先生在《南方周末》谈到样板戏火红的时候这样说：“我曾经听一位地方官员介绍从北京来的‘样板戏’演员如何飞扬跋扈，如何盛气凌人，其架势不亚于江青的代理人。而人民大众特别是被扣牛鬼蛇神帽子的好人呢，马连良不必说了，同样是名演员如新凤霞，都在被批斗，被劳改。” 
　　牧惠先生提到的马连良是京剧名角，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以，后来人们用“十年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的时光。我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能够红得发紫的那批人，无不是蝇营狗苟的小人。 
　　如果单纯的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性格问题。 
　　性格有问题无所谓，大不了不和这样的人交往就是了。 
　　但是显然不是，他们有问题的不仅仅是性格，甚至人品。他们以“样板”为荣，甚至到今天仍然以之为荣，他们甚至不拥有真诚，不知悔改。 
　　更难以理解的是，还真就有人给他们提供舞台——演戏的舞台和报纸的大量版面。 
　　这实在让人不寒而栗。   
　　夸过头了吧？   
　　有着“江淮才女”、“大陆三毛”和“文坛第一女剑客”的女作家王英琦近日在《光明日报》撰文，把前相声演员、安徽蒙城县副县长牛群大大地表扬了一通，其对牛群的溢美之词不知道牛群自己看着是什么感觉，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估计牛群脸会红，然后拼命向王小姐赞美的方向努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王小姐的赞美倒是好得很，但起码现在，王小姐文章中的一些话我 
　　是不敢苟同的，尤其是有关事实真相的部分值得商榷一下。 
　　首先，王小姐说：“牛群的最可贵处，或者说他的大智大勇处，就在他不愿重复自己、避难就轻地活着。他意识到，在中国目前相声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个艺术家、一个相声演员，与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表演一些平庸无聊、搞笑逗乐的相声段子，莫如用身体力行的行动对社会和人民更有用更直接些。”我不知道这里的“他意识到”是牛群自己的意识，还是王小姐的意识，但把说相声和对社会和人民“身体力行的行动”截然对立开来是我万万不能同意的，说相声这行业不应该被压制到如此低的地位。而且这话里包含对牛群相声艺术的评价——“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表演一些平庸无聊、搞笑逗乐的相声段子”，这也是不能让人同意的，这是对牛群相声艺术的贬低。 
　　其次，王小姐说：“……他与蒙城的父老和特困的学生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极端行动：捐出全部的资产，将户口从北京迁至蒙城农村……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人生选择，而升格为一种理性的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行为了。”这里，对牛群的评价我肯定没有否定的资格，但对于“捐出全部的资产，将户口从北京迁至蒙城农村”这两句话我持怀疑态度。当知道牛群“裸捐”的消息后，我也曾在报纸上撰文“佩服”了牛群一把，但后来看了CCTV对牛群的专访，才知道他的捐款对象还是以他为法定代表人的单位，就不那么佩服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一句，因为从公开的新闻中，我没有找到牛群将户口从北京迁至蒙城农村的记录，估计是迁到了蒙城吧，不至于真的到“农村”，要知道，中国户口制度中“农”和“非”的区别和“蒙城”与“北京”的区别之差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话先放着，如果能证实牛群真的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蒙城农村”，我愿意道歉。 
　　第三，王小姐把牛群的举动与“如托尔斯泰临终前的出走，弘一大师中年时的出家，克尔凯郭尔在走向上帝时痛苦地与恋人诀别……”放在一起说，并将其划入“超人们”的范畴，实在太为过火，尤其是在牛群广告涉嫌违规被判罚八十人民币之后。至于王小姐最后的话“以他们这些具有超常能量的人，我认为最聪明的做法是不急于发表评论，让时间和事实本身说话”就更不好理解了，莫非王小姐的文章本身就不是评论吗？ 
　　我可能有点儿吹毛求疵了，但我始终认为，写夸奖文章还是谨慎点儿好，否则很容易为事主带来不好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容易误导读文章的人，学习一个不存在的榜样实在太难了。批评的文章如果说错了，还可以道歉，多少能挽回点儿影响，还没看到过谁因为夸人过头而道歉或者澄清呢，能不慎乎？   
　　关羽，圣人？   
　　年少时看过一个民间故事（大约是在《故事会》或者《民间文学》一类的杂志上），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度想把关羽塑造成寡廉鲜耻、负兄偷嫂的人，但夜半遭关羽托梦大骂，便不敢了。 
　　这让我感到新鲜。我想，历史上的关羽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从大处看，关羽一生功过，应是三七开，三分功劳，七分失误。最大的败笔自然是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惹怒孙权，致使荆州失守，蜀汉失去了兵分两路向中原进军的可能。也间接地导致了蜀军的彝陵之败和张飞、刘备的死亡。如果关羽不是这样一个人，中国的历史可能要重写了。陈寿所著《三国志》被视为良史，其《关张马黄赵传》中对关羽并没有太多的褒扬。 
　　细读《三国演义》，发现罗贯中对关羽也没太客气。假如第一段的民间故事是真的话，罗贯中肯定是不敢明着写关羽的不是，却做了不少手脚，暗示读者另一个可能性了。 
　　关羽最为出色的表现全是在荆州之前，而其最被称道的“义”又集中表现在“降汉不降曹”那段生活在许昌的日子（在荆州出色的地方多是武功，如擒于禁、斩庞德等，与义气无关）。 
　　但小说第二十六回中有一个地方让人疑惑——“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这就应该是作者让关羽“表演”自己的“义”了。不和嫂子同居，其实用不着什么“义”，一般人都做得到。但为什么要站在门外呢？完全可以自己找一个地方去睡啊。如果说是为了保护嫂子的安全，也用不着“秉烛”，这样目标不是太明显了吗？ 
　　作者就这么写，读者自然知道这是一场“秀”，不拿着蜡烛，谁会看得清站在那里的是关羽呢？ 
　　这个并不算什么。也是在这一回中，当关羽知道了刘备在袁绍处时，数次想拜辞曹操，曹操避而不见，张辽也托疾不出，关羽就留了封信，让人去相府投递，“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封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将曹操送的十个美女扔在内室，便起程去寻找刘备。 
　　关羽这个举动被称为“挂印封金”，佳话流传了上千年，但罗贯中笔下皮里阳秋，似乎对关羽并不那么友好。在后面的文字里，利用“挂印封金”给读者剥开了关羽虚伪的一面。 
　　且看，第二十七回中，曹操率人追上了关羽，准备送给关羽黄金一盘，关羽说：“累蒙恩赐，尚有余资。留此黄金以飨将士。”——原来关羽并没有把曹操给他的所有的钱都“封”了，还是带走了一部分，这应该是罗贯中想告诉我们的吧。 
　　也是在这一回中，关羽连连过关斩将，到了第五关时，秦琪引军出问：“来者何人？”关羽的回答是：“汉寿亭侯关某也。”——咦？不是把汉寿亭侯的大印留在了许昌，表达自己不受曹操所封的心意了吗？怎么又自称为“汉寿亭侯”了呢？ 
　　看到这，我就想笑，罗贯中实在是太“坏”了，明着不敢，暗地里还是对关羽不大感冒啊。   
　　可怜的韦小宝   
　　在金庸的小说人物中，最可怜的莫过韦小宝了。 
　　其他人物，比如郭靖，虽然憨厚到了虚伪，但终于博得了一代大侠的名声；再比如岳不群，虽然耻辱地死在了武功最差的仪琳手里，但终于为汉语增加了一个伪君子的代名词。好的好到底，坏的坏到底，都算各得其所。惟独韦小宝，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又坏不到极至，让人不知所以。 
　　这里不是想分析小说里的人物，比如这个属于扁平人物，那个属于圆形人物等等，而是说他们在金庸言谈中的地位。说韦小宝可怜，是因为在金庸的嘴里，他也是变来变去的。 
　　最初，金庸写了《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这样评述自己对韦小宝的态度，“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 
　　那时，金庸对韦小宝是喜爱的。谁会把自己不喜爱的人当作朋友呢？ 
　　后来，大约2001年吧，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金庸又说了类似的话：大家要学习郭靖，不要学韦小宝。 
　　前几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金庸又提起了韦小宝，说真的想过最终让韦小宝七个老婆逐个离他而去，因“这厮实不应可享尽齐人之福”，“小朋友读到会不好”。 
　　就这样，两三个起落，韦小宝在金庸嘴里便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至于从前金庸说过的韦小宝的“义气”之类在现在他当然不会提起了。 
　　其实，韦小宝还是那个韦小宝，贪玩好色，但义薄云天，不过金庸的处境不同了，自然和韦小宝生分了。 
　　从前的金庸，也是一江湖人物，为了增加报纸的销售量，不得已操刀玩起了武侠小说，自然和同为江湖人物的韦小宝多亲多近。而现在，金庸靠近了主流，处了庙堂之高，抛弃个把从前的朋友在他看来实在没什么不正常的。 
　　从这一点上说，金庸现在的性格和另外一个江湖人物宋江有一些相似。那就是，当着水浒好汉的面绝对不会打开自己的木枷，一旦四下无人，自然落得个轻松自在了。 
　　他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打紧，可苦了韦小宝了。如果韦小宝泉下有知，当和七个老婆抱头痛哭一场吧。   
　　三十六万六的一顿饭   
　　有人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饭庄西安分店一桌饭花掉了三十六万六千元，听了这个消息，我很吃惊，第一反应是“假新闻”。我一顿三百六十六的饭吃过不少，对三十六万六的饭实在没有概念，于是好奇。读了这条新闻，又看了后来的跟踪报道，判断一下不像是假新闻。新闻里说，一个梁姓商人要吃满汉全席，便和店主商量出这么一个价钱。怎么做，当然店主说了算。 
　　于是，店主把饭做出来了，梁先生吃了。 
　　店主做得很细心。在CCTV-12频道《新闻夜话》主持人的追问下，店主详细说了其中一些菜的做法，比如“有一道菜我们叫仙鹤指路，这道菜就是这个绿豆芽。这个绿豆芽是咱们精选的豆芽，我们的师傅就是用咱们修手表的技术。大家都知道，修手表的师傅不是经常戴个放大镜吗，卡在眼睛上，拿一个特制的金属丝把豆芽一点点贯穿掏通，往豆芽菜里面放什么，里头灌的是燕窝茸、鸡茸。这才是个鹤的翅膀，我就说光这个鹤的翅膀就这么难做。这道菜做出来您说是多少钱，一万二。它的仙鹤翅膀就这么难做，它还有头呢，还有脚，还有身子，就是说还有旁边的整个造型……” 
　　说得够详细了吧？但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一万二到底值在了什么地方。 
　　我不喜欢这样的铺张，但说实话，和这铺张比起来，我更不喜欢的是CCTV那个主持人咄咄逼人的语气，比如这样的对话：“……主持人：你是说杀掉一百条鲤鱼，把它们的须子拿下来炒成一盘菜，然后只是动一筷子，只是欣赏一下这个菜就扔掉了。嘉宾（店主）：这是一种饮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饮食文化。主持人：这是哪个国家的饮食文化?” 
　　如果遇到事情一定要有个态度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说，我不喜欢，但实在看不出有谁受到了伤害。我不喜欢是我的事，吃的人喜欢——而且买单的时候明确知道自己没有受到欺诈——饭店有了利润，国家收到了税款（当然前提是店主没有偷税），真的不明白CCTV的主持人为什么在对话的时候像是在审问犯罪嫌疑人。 
　　看了网上的评论，发现有很多人大骂梁姓商人，难道仅仅因为他吃了一顿昂贵的饭？花自己的钱吃饭犯法吗？我不愿相信会有人这么想。莫非有钱人把钱都装到瓦罐里，埋在地下才算正常？至于说到浪费，说到奢侈，只要人消费得起，好像也没踩着谁的脚。话说回来，不多消费怎么拉动内需呢？ 
　　我最后的态度是，没谁做错什么。如果梁先生的钱真的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可能来路不正，或者店主进行价格欺骗，也和这顿饭本身没关系。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CCTV的主持人说：“我们认真地做了一次换算，很多观众说，就是吃金子也吃不了三十六万六千元人民币。根据今天上午上海黄金市场开盘的交易价钱，那一天的一桌饭菜，大概等于吃了四公斤的黄金。”我实在搞不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假如我有很多很多钱，只要我愿意，一顿吃上四十公斤黄金，好像也没谁管得着。   
　　黄金时代   
　　赫西俄特（Hesiod）在《工作与时日》中告诉我们，人类有五个时代，即、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现在的黑铁时代。比诸这个，对于内地中文网来说，1998年前的日子完全可以说得上是第一个时代了。 
　　古希腊传说这样描述黄金时代：无数的恶魔还不曾散播于人间，所以人类是天真而快活的；没有法律，而奸邪不生，刑罚不用；无强寇，无小窃，也没有什么刀枪盔甲之类；地不 
　　种而生五谷，河中流着的是牛乳与酒；四时皆春，橡树中流出蜜来。 
　　四五年前的内地中文网络，无门户之乱耳，无商务之劳形，虽然没有希腊传说中那样无忧无虑，起码算是轻松、自然——除了上网费用巨贵外，一切都让人怀念。 
　　聊天室的多种功能都是后来由技术高手们逐渐添加的，最早的聊天室除了说话（敲字）外没有任何功能，想跟谁说话都要先打出对方的名字来。现在，网友们进入像（infodaily.com/chat/）这样的聊天室会开玩笑说它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际先进水平，那时候的聊天室都是这样的，无一例外。 
　　当时，虽然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起一些“耐火砖”、“土豆”等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但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并没有谁真的忌讳将真名字说出来，害人之心全没有，防人之心一点无。甚至网友聚会的时候还留下了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打印出来，做成通讯录。1998年世界杯期间，瑞得聊天室108个网友聚会，创造了空前记录，通讯录自然也是厚厚一叠。后来西安古城在线的网友居然有486人参加——现在超过六个人都懒得去喽。 
　　归根到底，在网络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多数人只把它当成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有什么其他——商业上的、个人名利上的等等想法，所谓无欲则刚，人没所求的时候自然放得比较开些。 
　　比如我最早进入的BBS，四通利方（现新浪网）体育沙龙（后来有了金庸客栈、读书沙龙等等）的网友们就是这样。我是1998年初到体育沙龙的，前几天和陈彤（网名GOOOOOOAL，现在居然是新浪网的副总裁了）聊天，他说我算“黄埔二期”的，一期自然是他和老榕、北京厨子、从良匪兵、黄鱼@西湖——黄鱼@西湖是当时拥有个人主页的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他的个人主页（happycast.com）早于一切门户网站——等人。那是中文网最早的BBS之一了，集中了海内外无数的球迷。 
　　没有想到的是，1998年的世界杯催生出了新浪网，从那时候起，中文网进入了白银时代，也就是许多网虫变成了CXO，开始了辛勤耕耘的年代。至于天下大乱、怪招迭出的青铜时代，则是门户林立、电子商务泡沫兴起之后的事了。 
　　当时四通利方体育沙龙的很多网虫，后来都被称为网络写手，比如韦一笑、李寻欢、五朝臣子等，但在当时那里的人们只是探讨足球，虽然经常吵得不亦乐乎，但见了面后便都浇灭了心中的块垒，一笑便泯去了恩仇。 
　　逐渐地，人们发现了网络的“自由”，于是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网络会给国家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等等。对个人来说，我甚至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幸福地这么计算：如果人的寿命有八十年，那么二十岁上网，等于生命延长了六十年，变成一百四十岁了。 
　　将网络算作生命的一部分，是黄金时代许多网虫的通病，到后来才发现，网络上除了信息丰富一点儿、交流便捷一点儿、检索容易一点儿外，什么都不是。如果说，现在是网络的黑铁时代的话，等于是说网络回落到了它应该的地位，它本来就只是一个工具或者玩具，而不能代表生活本身，许多在网下得不到的东西，在网上同样得不到。 
　　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第四十一个》中的尼古拉耶维奇这样阐述黄金时代：哦，就是这样的时代，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不觉得自己同全世界处于敌对的地位，而是你完全溶化到这样的宇宙的大自然里……它的呼吸就是你的呼吸。 
　　现在没人这么天真了，不过想一想，还真是怀念那个年代，那时——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   
　　丢在哪儿了   
　　人无信不立。这话是古人说的，但古人做得怎么样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也有一些类似尾生为了守信等人不惜身死的故事告诉我们祖宗们做得不错，但这样的故事总有点儿血淋淋的，听上去很不舒服。 
　　从两年前高考作文的出题者把“诚信”做了主题后，呼唤诚信的声音就不绝于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呼唤什么就意味着缺少什么，一个缺少诚信的社会是恐怖的社会，比缺少粮食更 
　　让人毛骨悚然，但好像还没人问一声，我们的诚信到底丢在哪儿了？ 
　　近来重读《三国演义》，在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里看到了这么一段：“（夏侯）渊急使人到黄忠寨，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次日，两军皆到山谷阔处，布成阵势。黄忠、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式，各不与袍铠，只穿蔽体薄衣。一声炮响，陈式、夏侯尚各望本阵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尚带箭而回。” 
　　虽说是交战双方，但黄忠在交换俘虏时放冷这种毫无诚意的做法也实在让人心寒，如果这种作风一直遗留到上个世纪并不幸流传到全世界，估计两次世界大战中双方死亡率最高的兵种应该是卫生兵，更不要说还优待什么俘虏了。 
　　不用说昏庸的阿斗做皇帝，单是有黄忠这样不存诚信的上将军，蜀国灭亡丝毫不值得同情。 
　　如果是黄忠只是一介武夫，不足以代表古人的话，那么看看知识分子的说法吧。对于三国的这一情节，李贽（据研究为他人托名，不是真的李贽）的评论是“老黄通”，毛宗岗的点评是“多换了一箭，却是便宜”，李渔的说法则是“人以换回，又多了一箭，受次小便宜”。从托名李贽这样的大学问家的人到李渔这样的通俗文艺家，赞扬的居然都是黄忠，并且对遭箭的夏侯尚语带嘲讽，谁要说他们都是在意诚信的人，我是不会相信的。 
　　从武将到文人，千年下来就这么一个德行，令人一叹。 
　　从三国再往前很多年，有个宋襄公，不击半渡之敌军，不打没排好队伍的对手，不抓白头发的老人做俘虏，不杀死对方已经受了伤的士兵，至今有人讲历史的时候都要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愚蠢的”三个字，当时他的手下大臣公子目夷这么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我怎么都觉得宋襄公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受到嘲笑的，但他已经被嘲笑了几千年。 
　　莫非那么早我们就丢掉了那些东西？   
　　经历了风雨没有了彩虹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这是十年前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歌，李宗盛的，有人说听起来有点儿像二人转，天天哼哼这个旋律，可是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他唱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歌的后面还有谈恋爱和感叹青春的意思，就把它当成了和李宗盛其他流行音乐一样，只是为了取悦大众而炮制的“产品”而已。 
　　十年后的今天，我虽然不否认李宗盛的这歌依然是产品，是商品，是所谓媚俗的典范，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它击中了我，一个俗人。 
　　我是一个曾经对罗大佑无比热爱的俗人，我多次说过，我们成长的年代，除了崔健，只有罗大佑。崔健就像一个兄弟，就和你并肩站着，你丝毫感觉不到有什么距离上的问题；而罗大佑不同，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有点儿飘渺，有点儿虚幻，他替你诉说着一些心头故事，那些都是你想说而不能说不愿意说不敢说的话，就这样，你不可避免地把他引为知己，直到今天。 
　　罗大佑终于出现了，那年，他在上海举行演唱会，虽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能奔赴现场为他跺脚，但是身在现场的朋友用手机让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能不激动吗？ 
　　罗大佑再次出现了，第二年八月中，为了筹备他九月一日在深圳的演唱会，他来到了广州。一个传播公司事先约我在罗大佑来的时候去和他到某个地方坐一坐，聊一聊（权且作为电视节目的补充），我答应了。 
　　我知道自己神经，但后来我没有去，没有去见这个我曾经十分景仰的人。因为我看到了报纸上罗大佑的那些圆熟的、商业的话，还有我们报社的记者对我描述罗大佑接受采访时的样子，总的说来可以用“挤眉弄眼，装腔作势”八个字来形容。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引用李宗盛的歌了吧？罗大佑已经从我们的代言人变成了一个“正是精彩”的东西，虽然“大伙都在”，我还是忍不住“一个人走开”了。 
　　其实我知道，罗大佑还是罗大佑，或许原来的罗大佑也正是这个罗大佑，不过他的身上寄托着我们太多的幻想，太多的感伤，太多的……这不是罗大佑的错，他显然承载不了这么多东西但他依然替我们承载了这么多年——虽然他是无意识的。 
　　但是我依然为失去罗大佑而伤心，我的骨子里有一种“恨商”的观念，我固执地认为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是远离金钱的臭味的，我知道这很不应该，是不对的。是啊，罗大佑当然是商业的，当然是圆熟的，凭什么不呢？ 
　　我们心中的罗大佑和真实的罗大佑当然有所不同。 
　　我的遗憾是：罗大佑陪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后，我忽然发现，我们期待的并不是同一条彩虹。   
　　孝子排行榜   
　　前年的9·11事件中，一个成功人士，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最后给自己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事后，该人士的助手和律师找到了这位母亲，道，我们有权知道他最后说了什么，这和公司的利益及财产分配有关。该母亲说，我儿子的话和这些毫无关系，他说的是——“妈妈，我爱你。” 
　　对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甚至动物，也大都如此。但把“孝”绝对 
　　化，或者干脆量化，会怎么样呢？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那个学校有规定，对德育进行量化管理，比如拣到财物交公，可以加分；迟到一次，要扣若干分等等。到了期末，学校以学生的分数累积多少而裁定他们的道德水准——实在可乐，但我怎么也笑不出来。 
　　近来，有朋友告诉我，新闻里说，某村委会准备在村里搞一个“孝子排行榜”，对村里的年轻人进行孝顺父母方面的排行。听到这个，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是笑不笑的问题，该是连哭都找不到调门儿了。 
　　从首都到乡村，从十年前到现在，对道德量化，对孝心排行的做法居然进行了这么多年，足够让人惊诧了。如果让我给这些做法做一个定位的话，我要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心理污染。 
　　这些做法的荒谬之处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孝心和道德本身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比如年轻人甲每个月给父母100元钱，年轻人乙每个人给父母1000元钱，你如何打分？要进行加权运算吗？甲总收入为300，给父母100，占自己总收入的33%；乙收入20000，给父母1000，占收入的5%……我承认自己智商不够，无法算计下去了。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村委会是如何操作的，佩服啊佩服。如果是票选决定的话，谁有投票的资格呢？全村住户还是父母自己，要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吗？排行最后的那个人应该是最不孝顺的了，该关禁闭，还是只进行一次羞辱呢？真替这个村委会头疼。 
　　说说切身体验吧，十几年前，在我教书的那个中学。一天，我要把一张桌子从一间宿舍挪到另一间宿舍，刚好几个学生从旁边过，我招呼他们过来帮忙。孩子们很乖，顺利地帮我把桌子抬到了地方。我说，谢谢你们啊。一个学生说，老师，不用谢。我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叫某某某（他们都不是我任课班上的学生，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再说，谢谢了。学生说，老师，你得记下我们的名字啊。 
　　“为什么？”我惊奇。 
　　“你要告诉我们班主任，我们帮你抬桌子了，他好给我们加德育分啊。”学生回答。 
　　我脑子里一片眩晕，直晕到现在。   
　　从十个词语看新文化   
　　十个词：话语权、网络、下半身、中产阶级、伪摇滚、数字英雄、新媒体、娱商、格瓦拉、无厘头。 
　　话语权 
　　话语权不是什么新词，但总被赋予新鲜的涵义，最新的涵义终于回到了字面本身，即所 
　　谓说话的权力，不，是权利。之所以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是因为如果你想的话，总能把话说出来——哑巴和自闭症患者除外。但是话可以说，能不能被人听到才是最重要的。最新一集的007电影《明日帝国》中的传媒寡头操纵着最大的话语霸权，即如果你不听他的就没什么可听的了。 
　　王小波和他的 FANS 经常用这个词说事，他们试图为“沉默的大多数”争取到一点儿可怜的话语权。每个人都知道“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很多人都梦想着做这部分人的代言人。但可疑的是，一但你开口，你就不再是沉默者的一部分了。所有的沉默者都想说话（我猜的），但有说话权利的永远是少数人。 
　　我逻辑学得不好，不知道这犯了什么“律”，我只知道自己经常写一些长短不一的文章，虽然看的人不多，但早已不算是“沉默的大多数”了，也不知道谁是——不包括政治上的权力，我不关心政治已经好多年了。 
　　网络 
　　几年来，和网络相关的新生事物汗牛充栋——朋友告诉我，汗牛充栋仅仅指书多，那么也没错，在新出版的图书中，和网络相关的部分也是最多的。不用说上网手册，就是网络作家的小说也开始臭了街了。 
　　网络带来了方便。可以看到的将来，阿西莫夫笔下那种远程共进晚餐，比尔·盖茨幻想的那种可以用来虚拟做爱的紧身衣都将成为现实。甚至现在这些在技术上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还没有商业化而已，做这些事情，估计一张光盘大小的软件就足够了。 
　　虚拟的性起码可以不用担心AIDS，想不迷人都难。 
　　在CYBER空间中，一切都是真实的，起码人的意识中已渐渐以其为实了。《黑客帝国》所描绘的恐怖情形未必不能成为明日生活的写照，甚至现在，你知道你是真的吗？ 
　　庄子还说不定是一只蝴蝶呢？谁又知道鲧真的是一条鱼，还是一只虫子？ 
　　下半身 
　　“下半身”是一个诗歌群体，代表人物是沈浩波、尹丽川、朵鱼等人，你可以不羡慕他们的年轻，但不能不羡慕他们的才华和勤奋。 
　　从“诗言志”，到了“诗到语言为止”，终于过渡到了“诗到下半身”，从大而无当的内容为先、形式为先的诗歌直接到达肉体本身，无论别人如何诅咒，都不能阻挡“我等”的痛快，诗就是直接表达欲望的，假模假式的东西应该离开诗歌“市场”了。 
　　下半身，是一种现象，是年轻一代试图冲破既定话语封锁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成功了。 
　　还有什么办法能迫使“老一代”就范呢？除了看起来极端的方式，实在没别的招数了。 
　　下半身的示范意义绝对不只在于诗歌或者诗歌界本身。 
　　和前辈们打砸抢过后开始玩深沉的“抢班”办法比起来，下半身起码是文明的，虽然他们有可能过多地展览了自己的性器。 
　　中产阶级 
　　前些年，这些人叫“雅皮”。曾经流传过某雅皮和一个无赖遗产继承人斗富的故事，故事以雅皮的获胜而告终。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斗的还是财产的丰厚程度，如果那个雅皮和洛克菲勒的后人斗，结尾可能让很多人笑不起来。当然，前提是洛克菲勒的后人要足够粗俗。 
　　中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富有而不炫耀，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应该向往的生活方式。 
　　但是，只有“中产”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阶级”。广州一家报纸九月某日报道，中国将出现大量的百万富翁，这些人将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中产阶级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富足和稳定程度的晴雨表。理想的社会是梭型，也就是中产阶级占大部分，超级富豪和穷人占少数。新加坡几年前已经提出了“消灭穷人”的政策（可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中国应该还能赶得上趟。 
　　伪摇滚 
　　几乎所有搞摇滚的人都斥责其他摇滚乐队为“伪摇滚”。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但摇滚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人搞的是伪摇滚的话，那应该就是那个接受采访的贝司手了，他属于一个地下乐队，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搞摇滚的时候，他回答：搞摇滚至少能多操几个漂亮姑娘。 
　　不过，说不定这也是摇滚精神的一部分呢，鉴于我不懂摇滚，就不乱说了。 
　　有一则消息，一个乐队在上海某酒吧演出，唱到酣处，主唱褪了下衣，掏出鸡巴，对着听众摇晃，喊着：就是这个，能怎么样？ 
　　这是被压抑久了的欲望的总爆发，总要有人表现出来，不是他也会是别人，想想那些染了头发的青少年，在迪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拼命摇摆，能让人感受的生命原本应该具有的力量。 
　　但是当你试图接近并表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会瞪大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你——原来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的理解。 
　　假如你不理解，请在现出厌恶的表情之前想想：如果他们不对，该怪的究竟是谁？ 
　　数字英雄 
　　网络是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手段，而数字英雄则是最早依靠网络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一批人。 
　　目前，中国网络业最早被称为或自称为数字英雄的人中，包括张树新、王志东、王峻滔（老榕）等一大批已经被当初看中他们前途的资本所抛弃，或者暂时抛弃。 
　　但是他们是弄潮儿，至少曾经是。 
　　中国和世界的大潮被他们（包括杨致远、贝索斯等）弄得波澜起伏，经济指数也他们炒得沸腾滔天。 
　　在数字经济的标志——纳斯达克指数比高峰时跌掉了2/3的今天，没人要求这些人进行什么解释或者负该负的责任。或许他们也没有什么责任，说到底，所谓的网络经济……1841年，查里斯·麦基出版了可能是经济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著作之一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集中讲述了群众性狂想与幻灭的故事，其最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1636年荷兰的郁金香疯狂、1720年英国的南海泡沫和法国的密西西比阴谋这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我相信，如果作者能活到今天，会将互联网的案例收入他的续集，但是我也同样相信，“郁金香疯狂”过后郁金香本身依然是美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之后，互联网上依然会美丽下去。不过，它将不再是一些人让自己成为所谓“英雄”的工具了。 
　　当然，这种工具很可能还会出现，这也用不着郁闷，历史嘛，还不就这么波峰浪谷的。 
　　新媒体 
　　随着媒体热的出现，新开办的媒体逐渐增加，连那些发愁报纸杂志太多摆不下的报贩都嘀咕：媒体会不会是网络一样的“泡沫”，说不定还能创造出类似的“媒体英雄”来。 
　　另一个“新媒体”的概念，来自两套丛书，一是四本的《新媒体女性丛书》，一是五本的《新媒体散文》。后者的主编王义军介绍“新媒体散文”时，说：2000年的新媒体散文真是花团锦簇，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疯狂地刊发这些以“酷”自居的小文章，而一些都市报、晚报或以都市人为目标人群的报纸也在这一年或新辟版面或增加分量，大力将这种新的散文推向前台……老实讲，列举作者的名单实在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类散文始终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它或许致力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它不一定代表着什么方向，但它的形式是贴近心灵，摈弃了杨朔式散文之浮华外表。应该是一种以个人形式存在而又以群体面目造势的新兴力量。 
　　甚至，它都未必是文学的。 
　　下定义还早，虽然它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忽视的了。 
　　娱商 
　　这个词似乎是专门为邓建国制造的。邓建国是巨星影业公司的老板，一个自称为农民的人。我现在竟然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他，虽然我写过不少讽刺他的文章。 
　　邓建国是根本不讳言自己以炒作起家，甚至以此为荣。他是贩卖娱乐产品的，如果有几天娱乐新闻版面没出现他的名字，相信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发痒。 
　　这是一个流行浅薄的年代，我们拥有浅薄并安之若素，甚至享受浅薄，浅薄的好处就是不累——如果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话。对个人来说，远大理想很可能是幸福生活的障碍。 
　　从北边的“娱乐现场”到南方的“娱乐串串烧”，从“幸运52”、“开心辞典”到“百万富翁”、“一笔OUT消”，都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笑上一笑了，我们终于把娱乐当成了商品，把贩卖娱乐做成了买卖。 
　　人民需要欢乐。 
　　格瓦拉 
　　沈浩波写过一篇文章《格瓦拉是狗屎〈格瓦拉〉也是狗屎》，前者指那位阿根廷籍的战士，后者指2000年一部流行的小剧场话剧。 
　　格瓦拉是不是狗屎我不知道，那出戏实在狗屎得很。但是，且慢，狗屎即使流行也是有原因的。它的主创人员之一张广天的音乐或许有可取之处，但绝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戏说”政治，你看它的主题歌词：“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霜今天要融化，也许光明会提前到来，我们呼唤你的名字，切·格瓦拉……”这种大而无当、不知所云的语言曾经充斥着我们整个的话语空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一种戏耍的态度来对待它，自然会小范围内流行开来。 
　　于是，人们的床头、前胸，开始多了格瓦拉那张双目炯炯的肖像，尽管没几个人知道格瓦拉那些可怕的政治理想。 
　　据说，格瓦拉的“切”在当地话里是一种亲切的称呼，但是，现在，在BBS里聊天时，当网虫们对对方的话不屑或者无可辩驳时，经常回上一个字：“切。” 
　　无厘头 
　　无厘头是周星驰带给珠江以北的人们的，在他们眼里，无厘头就是周星驰，周星驰就是无厘头，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随着《大话西游》成为经典，无厘头渐渐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尽管大多数人看的《大话西游》是普通话版本，失掉了许多更为引人入胜的精华。 
　　你妈贵姓？ 
　　这不是在骂你，也不是在夸你的母亲，甚至不是在打招呼，什么都不是，就这么一说而已。 
　　你问我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你就当我无厘头一回罢——看，我这个“罢”字用得颇有古意吧？   
　　如何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要讨论如何卖，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面子问题。因为我要谈的不是卖普通的商品，而是人本身。 
　　我们生下来就是卖的，这一点首先要达成共识。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就不要看了。 
　　我很尊敬的老先生季羡林在接受杨澜采访时曾经有这样的对话发生： 
　　杨澜：你（当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中国，到底是什么驱使你回国呢？ 
　　季教授：钱多。 
　　他接着解释说，当时一个副教授五十元，一个正教授八十元。而当时一石谷只两元钱，薪水和物价实在很悬殊，因此他选择了回国。 
　　季先生的回答实在是太可爱了，看到这个对话，我甚至忘了他到处挂名当主编的那不可爱的一面，乐出了声。因为很明显，季羡林先生的回答不大像是杨澜期待的答案，而看这些波大无脑的主持人尴尬的面孔是我人生的乐趣之一。 
　　如果你和我对季羡林先生一样尊重的话，那就可以解决在出卖自己时的面子问题了——你看，季羡林都可以为了较高的收入而奔走，何况你我呢。这样一来，我和报纸杂志的编辑探讨稿酬多寡时再不会感到害羞了。其实，在我看来，选择一个收入比较多的活计实在正常不过，如果有人因为非理想主义的理由而选择了薪水较少的工作，那只能有两个原因：一，该工作比较轻松；二，他脑子有水。 
　　现在要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我想谈的是最近发生的一件很轰动的事，在报纸上，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标题是《顾晓鸣教授担任IBM品牌代言人》。 
　　顾晓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主编过《中华智慧蕴乐大典》、《网络词典》和《网址导航》等书，也写过跟历史有关的文章，比如《我走路还是路走我》等等。说实话，看到《我走路还是路走我》这个书名，我首先联想到的是王朔笔下那个“作家”宝康的《我想说我不能说但我还是要说》。我知道这样的类比对顾晓鸣教授不大尊重，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对他也不大尊重，如果有人不高兴，就不高兴好了，我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而生的。 
　　而顾晓鸣教授总是能做出惊人之举，说出非常之语，并且他的话总是带有“名言”的色彩，比如：“相对于西方学者，我们的自信在于：我们的外文比他们好，他们的中文绝对没有我们好。”这话听着实在顺耳，总算总结出了“我们”比西方学者强的地方了，虽然我并不相信什么“绝对”。但即使不绝对，大致上也是不错的。我都敢说，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中文不会比中国普通的中学生更好——其实我更盼望的是西方学者的中文都超过他们的母语，那才叫真好。 
　　虽然有人说顾晓鸣“没有学问”，是“花瓶教授”，但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就不大相信这些话。能够做教授，并且是复旦的教授，再没什么学问，至少也该比一般人强吧。其实，有一阵，我对顾晓鸣教授是非常景仰的，比如，他精通四门外语，这“绝对”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但就此说他的外语水平超越了西方学者，我就将信将疑，凑合听吧。 
　　所以，这次IBM和顾晓鸣教授签约，把他做了Thinkpad X系列笔记本电脑的品牌代言人是非常有眼光的举动。因为顾晓鸣教授和我们通常所见的代言人比起来，实在是有学问得多，对于IBM的市场定位来说，选些花瓶般的美女靓仔来做代言人也的确不太合适，因为喜欢美女靓仔的追星族的消费能力远不是成年人的对手，他们无福消受IBM那些价格上“高端”的产品。 
　　据说，IBM这一系列产品的广告主题是“世界最具创新思维者的选择”，在这一点上，顾晓鸣教授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因为他的脚踏进过非常多的领域，什么热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除了他的本行历史外，他还分外关心足球和网络。而且，顾晓鸣教授还有特异功能，他曾经说过：“我不看《读书》杂志，我觉得那上面充满了偏激和不宽容。”我又敢说了，这种能不看就知道的本领全世界估计只有顾教授一个人有，如果谁发现其他人也有这个本事，求您告诉我一声，让我再崇拜一把。 
　　光有本事也不算什么，顾晓鸣教授还特别善于宣传自己，《外滩画报》的记者写道：“记者原本计划上门去采访，结果顾晓鸣却冒着酷暑自己赶到报社来了。和他在IBM广告上含而不露的沉稳形象有所不同，面前的顾晓鸣斜靠在椅子上，一双手随着语调用力挥舞，情绪激昂。”这种敢于抛头露面，勇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也不是随便什么教授都有的，我惟一感到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他居然还真的是历史系的教授。 
　　如果顾晓鸣教授肯于屈尊听听我的意见，我一定会劝他做个专职的社会活动家，前途会更光明。因为即使要卖，也该名正言顺地卖。如此卖法，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所损失——当然，这也是我猜的，作不得数。   
　　道德新锐   
　　从前，我酷爱PC游戏，现在岁数大了点儿，觉得一个人跟电脑较劲显得有点儿可笑，便将所有的PC游戏从硬盘中请了出去——我改玩网络游戏了。在很多养成类PC游戏里，都有一个道德指数，或者叫德行指数。玩家让主人公去教堂义务劳动或者教小孩子弹钢琴，道德指数就会有所上升。 
　　当时我觉得，游戏的制作者们对人生的观察实在是细致，因为这些情况在现实中是真实 
　　存在的。我从前所在的学校里就这么做，学生闯红灯，或者迟到，就会扣德育分；帮老师搬桌子，就会加分。现在情况又有所发展，比如11月24日兰州《都市天地报》报道：兰州某街道某社区成立了“道德银行”，大致的意思是如果你捐了钱或者物或者做了其他好事，就可以把这些“道德”存在这个银行里，以后当你需要时，银行就会指派别人也对你进行道德维护。 
　　该社区的顾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他的辖区面积大概有0.36平方公里，现有居民2320户，平房1240多间，楼房仅23栋。社区内的6家单位，早已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他说，我们这些社区干部心里经常感到很惭愧,也逼着自己去想各种办法……现在我只能开口头支票，以社区的信誉作保证，把大家们的功德记录下来。让闪光的东西永不腿色，然后一届一届地传下去，至少说别让子孙们忘记它。“目前，整个平房区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火灾、洪水、病人急救……一想起这些事，我就整夜难眠。”记者写道：这个铁铮铮的汉子脸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泪水。 
　　辖区人民生活水平到了如此地步，顾主任应该去想些别的办法来提高大家的收入，而不只是想着开口头支票或者帮助大家提升“道德”，至于流泪就更没必要了，效果远不如辞职。不知道“道德银行”的主意是不是顾主任百忙之中亲自想出来的，如果是，建议《新周刊》评选他为年度道德新锐。 
　　道德究竟能不能指数化？窃以为，不可以。就算是道德真的能够量化，也不具备可操作性。顾主任的银行规定：“志愿服务原则上折算成时数进行登载，现金按每八元人民币折算成服务时数一小时计，物资按市场均价折算成现金后再折算成服务时数。”其实，这和道德实在无关，不过是花钱买服务罢了。 
　　至于另外一条规定，已经让我背后冷飕飕地冒凉风了：“‘道德银行’的“道德币”——好人好事或坏人坏事，主要通过社区负责人走访群众、居民互相反映等方式收集。”说实话，我宁可不“道德”了，也不愿意生活在天天有人窥视着的社区里。     
　　娱乐串串SHOW   
　　怎么熬   
　　有一班如我之俗人往往乱解哲学家的话，比如“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我从来就是按字面理解成“只要现在世界上有的事物就有合理性”，而据我所知，很多其他像我一样也不太聪明的人也这么理解。后来有明白人告诉我：“你别瞎掰了，哲学家的话要能让你理解了也就不是哲学家了。”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可怜他说了半天我也没明白那话在哲学上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后来终于知道了，用这句话来为操蛋现象辩护的人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比如，强奸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不废话吗？ 
　　得进入正题了。我现在才明白春节联欢晚会是个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乐”，明白地说，就是他们是在力图用这个东西造成一个“大家乐”的印象。所以什么最流行，或者说什么最恶俗他们就一定把什么装进去，在大年三十晚上亮给全国电视观众看，假使那流行是一道伤疤吧，那伤疤也肯定到时候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比如某一年流行什么电视剧，那电视剧的主角们就有登台的机会了，还无论那电视剧是什么东西。从早年好一点儿的《四世同堂》到《西游记》，直到今年那部破烂——《激情燃烧的岁月》。 
　　当然，你也知道我说的不是孙海英和吕丽萍。孙海英从来不是破烂，他在《双旗镇刀客》里演的“一刀仙”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吕丽萍虽然有了点儿日月，但还漂亮，更不是破烂。破烂的是电视剧本身，而不是演员，不是孙海英伉俪。 
　　说实话，刚看《激情燃烧的岁月》头几集时，我还以为是在鞭挞包办婚姻给人带来的痛苦，没想到结尾居然是大团圆。这让我受到的多年教育一下子相形见绌——由此也可见电视剧的教化作用——什么什么？这样不幸的婚姻是拿来歌颂的吗？ 
　　虽然我也知道，编导的意思也未必是在歌颂，但用极正面的办法把本来不幸福的婚姻双方变成正面形象来引导，自然不是我的错。还先不说里面的农民形象和我所知道的相去甚远，也不用说他们煞费苦心地避重就轻，将文革期间的是非用不到一集篇幅一笔带过…… 
　　现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偏偏就看中了这部烂片，以其为题材编撰了小品《激情岁月》。我现在替那个不存在的禇琴难受呢，大过年的，别人欢天喜地，却把她搬出来现眼，这可怎么熬啊。 
　　我以为，她的痛苦婚姻，如果进行真实描绘的话，无疑就是被强奸。 
　　别再告诉我你歪解“存在即合理”的时候把强奸也算到存在里。   
　　人没事吧？   
　　作为一个良知尚存的读书人，我的朋友李克总能给我一些启发。李克曾经跟我讲过，读书人应该是人文关怀的最后维护者，比如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在听到马厩失火的时候，首先问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所以，李克向至圣先师学习，遇到什么事都问：“” 
　　这种问法和已故散文家王小波很像，王小波就曾经质疑过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金训华 
　　为了抢救集体财产——一根电线杆——而牺牲生命是否值得？王小波的结论是不值得！李克的结论也是不值得。 
　　我就此问题与李克展开了辩论，问他：“如果抢救的不是一根电线杆子，而是两根呢？” 
　　你知道，我这是在给他设套。李克书虽然读得多，但总有点儿食古不化的意味，果然，他上当了，说：“当然不值得。” 
　　“那，三根呢？”我问。 
　　李克依然没有反应过来，认真地回答：“就是三辆汽车也不值得。” 
　　“那么，三十辆汽车呢？” 
　　“三百辆也不值得牺牲一条人命”。李克还是很认真。 
　　“那，三百座工厂呢？” 
　　“如果是三百座空的工厂，而抢救这些工厂又一定得牺牲人命的话，就不值得。” 
　　我当然不能同意这个书呆子的话，一根电线杆子不值得一个人牺牲生命也就罢了，三百座工厂怎么能不值得换一条命呢？但和这种人辩论简直是浪费时间，无论你说什么，他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一口咬定不值，你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只好转移话题，问李克：“那你说，如果一个人失踪了，值得不值得派二十个人去救，前提是，去救的人很可能有人要牺牲。” 
　　“当然值得，派二百个人也值得，这不是等价交换的问题，而是对个体生命负责的问题。如果肯定地知道那个失踪的人遇到危险，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 
　　“你是看《拯救大兵雷恩》看多了，脑子进水了吧？”我嘲笑李克。 
　　“不是这样的。”李克很认真地说，“所谓人命关天啊。” 
　　我实在没办法跟他说了，只好拿出一条新闻问他：“报纸上说，演员邵兵拍电视剧的时候在雪山上和其他九个人同时失踪了，电话也打不通，连他父亲都找不到他了，你说要不要组织人去救？” 
　　“应该去救啊，难道剧组不组织人去救吗？” 
　　“李克！”我严肃地对他说，“我相信这百分之九十九是在炒作，用来提高他们还没拍完的电视剧的知名度的。不信，过几天，邵兵肯定没事，信不信？” 
　　“你不能这样，万一不是炒作呢？” 
　　嘻，这个书呆子，你们说我拿他怎么办？   
　　飞跃好莱坞   
　　李安乐疯了，随着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一步步逼近，李安能合上嘴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揭晓，他的《卧虎藏龙》又成了最佳电影，他自己获得了最佳导演称号，章子怡也跟着得了个最佳女配角，一片三响，成绩不俗。 
　　在被问到得到奥斯卡十项提名有什么感受的时候，李安说：“没想到片子在美国的反响如此之好，这是对我的很大的鼓励，获得美国人的接受和认可是很大的光荣。”能为华语影 
　　片增光，李安觉得这是“很有面子的事”，还说：“当然，在拆信封前我的血压会升高。” 
　　我一个朋友听了上面的话，大骂李安，大意是：被美国人接受就高兴成这样，一点儿民族自豪感都没有，汉奸。 
　　这话实在太过分了，我跟朋友说，三天别打电话给我——给他点儿时间反思一下。过了一会儿，朋友又来电话，说自己反应的确有点儿过分，并举例自证其伪，说：“比如一个美国人练中国书法，被中国书法家叫一个‘好’的话，肯定心情也和李安差不多。” 
　　奥斯卡毕竟是奥斯卡，和开罗的什么奖就是不一样，每年世界上成千上万部电影，如果没有美国人的认可，就很难火起来。有了这样的分量，李安想不高兴都难；想不被其他同行羡慕，更难。 
　　都说中国人聪明，在美国电影界混事的人不少，以前的李小龙就不说了，单说现在，在好莱坞奋斗的华人车载斗量，但除了陈冲、周润发、李安、袁和平等几个人以外，其他大多碌碌无为。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模仿林肯调侃自己的话说成龙：你到好莱坞发展不是你的错，但是混得连李连杰都不如就太不应该了。 
　　而林肯的原话是：你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出门吓人就太不应该了。 
　　我期待有一天，中国电影人霸占甚至飞跃好莱坞，把中国电影水平弄成中国书法那样天下第一——家祭毋忘告乃翁吧。 
　　真想这样，至少需要一百个李安。 
　　可惜，中国想搞电影的人很多，美国人学中国书法的实在太少，我真想自豪，又担心别人不知道我自豪的内容是什么。   
　　璩美凤的苦难   
　　这个世界上男人玩女人叫风流，比如成龙在私生女事件中就说自己“风流而不下流”。而女人多几个男人就不叫风流了，好听的叫风骚，不好听的叫——好听都叫“风骚”了，不好听的还用说吗？璩美凤是“风骚”女人中最不幸的一个，不但要独自承担那许多艰难，还要防止更多不期然的意外。我以为，一个女人，想和多少个、什么样的男人做爱做的事仅仅和她自己有关。在璩美凤事件中，她是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至于她其后的种种表现，除了坚强以外，目前还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 
　　据报道，璩美凤的徐姓所谓内地男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态度有点儿气急败坏了，居然说出了“璩美凤欺骗大陆人民”，还说“我不但有她日常生活的照片，我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性爱光碟，当然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发布出来的，但是如果璩美凤不跟我联系，我一定会公布出去”。 
　　颇有“和尚公布得，我公布不得？”的劲头。 
　　我就是大陆人民之一，被谁欺骗没被谁欺骗有自己的判断，可用不着别人代言。倒是这个徐某让人感觉怪怪的，不知道是否有心欺骗谁。前次璩美凤光碟的被公布，大致是来自敌手的阴谋，而今次的可能被公布，居然将来自自己的“男友”，璩美凤的不幸简直就像连绵不绝的群山了，以为将到最高峰，哪知还有山比此山更高。 
　　在需要安抚体贴的时候，大陆“男友”的及时出现让璩美凤的心灵有暂时停靠港湾的可能，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只能说她是遇人不淑了。 
　　从璩美凤的许多表态中，看得出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性爱有什么错处，错的是她的性爱经过被公布；而徐某在新闻里强调更多的是忘记璩美凤过去的“不体面”。我想两个人的分歧大致如此。 
　　不知道徐某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态，从他承认为璩美凤花费了三十万的人民币里，看得出不是一个穷人。不管是什么人，我想能够威胁着要公布与自己女人的性爱光碟，无疑是有几分不正常——我不愿意指责别人变态——他难道不知道，公布出来的光碟里（如果真有的话），除了璩美凤外，还有一个他自己吗？喜欢在人前袒露自己身体隐私的人在医学上好像有准确的定义，可惜我不是学医的，不知道是个什么词。 
　　而在这之前，徐某已经将自己与璩美凤热吻的镜头提供给了电视台并被播出了，不可思议啊。以前从来不知道大街上人来车往的身影里，居然可能藏着什么样的人，现在终于知道一点儿了。 
　　现在，璩美凤终于有勇气站出来承认徐某“从来”不是自己的男友了。这个“承认”看起来很苍白，但至少表明，璩美凤今后不打算以此人为男友了。璩美凤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我觉得徐某应该做的是不声不响地消失，多少为男人保存一点儿风度和颜面，那该有多好。   
　　赵薇·军旗·克林顿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显然，赵薇“军旗事件”是个错误；也显然，她没有得到“上帝”——她的观众们的原谅。 
　　老人家曾经说过，要把坏事变成好事。虽然我知道，坏事就是坏事，永远没法变成好事 
　　，但是坏事可以给我们一个教训，让我们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比如某座桥塌了，砸死了很多人，有关部门——我讨厌这四个字——便下令检查其他的桥，以避免更多的桥继续塌下去。 
　　阿凡提说他的驴子聪明，因为它从来不两次踏进一个坑里，要是有关部门能有驴子这两把刷子就好了，桥也就不会塌了一座，又塌了一座，又塌了一座，然后又塌了一座……赵薇也一样，身穿印着日本军旗的服装上了杂志，已经是一个错误，通过经纪人发表声明的时候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一个错误是可以纠正的，严重的是第二个错误。因为她的声明不是道歉，而是强词夺理。我不认为赵薇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想当什么“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人。但起码错误必须承认，否则，只对赵薇个人而言，后果也是恐怖的。 
　　本文不想讨论民族大义，这个说的人已经很多了。只是想对比其他人遇到危机的处理方式。 
　　比如当年的克林顿，在莱文斯基的裙子曝光后，他马上承认曾经和她有过“不正当”的关系，从而使损失减少到最低点，这样，我们明白，当对你不利的证据很充足的时候，死抗绝对不是好办法。 
　　现在，赵薇的裙子可比莱文斯基那条脏多了，不知道赵薇和她的经纪人是怎么想的，居然搬出赵薇的新四军爷爷，其实，这不能证明赵薇没犯错误，反倒使先人蒙羞了。 
　　好在赵薇现在道歉了，虽然晚了点儿，也算亡羊补牢了吧。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大牌艺人杨澜的丈夫吴征被别人指责在学历上造假的时候，直接的回应是对方“无聊”，并表示懒得对对方的指责进行解释。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吴征的“不解释”实在让人费解。一个商人被人指责说谎，居然不解释，那对不起，我们只好相信别人的指责了。 
　　我不愿意对这些人做出道德上的评判，只想说，赵薇和吴征危机公关的能力太差，就算手续上我们进了WTO，该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对于公众人物，舆论所采取的手法是“Say something before fuck”，现在是Say something阶段，等着他们的是什么，知道了吧？   
　　为姜文可惜   
　　《天府早报》报道，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在法国获得第五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时候，国内媒体一片热炒，但作为投资方的几家公司却叫苦不迭。原因是影片未通过审查私自参加电影节是不允许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使影片在国内得不到放映的机会。 
　　游戏规则是一个老词儿了，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必然会被游戏抛弃，这也有过无数次教 
　　训了。但是教训并不总是被后来者吸取，于是便有了这种种让人不快的结局。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肯定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任何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在目前只有这样规则的情况下，你只能遵守。 
　　姜文的做法使自己看起来很风光——得了大奖嘛，自然是风光的，但是眼前的风光不能储蓄作为未来继续风光的资本，因为他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未必有什么产业联盟，会联手来封杀谁，但是人都是会寒心的，如果因为破坏了游戏规则使投资者望而却步，那姜文从法国弄到的那一点点儿风光的感觉就真是得不偿失了。 
　　作为一个导演，失去了投资人的信任，是最要命的。好在现在国内优秀的导演不多，这个行业还是卖方市场，姜文或许还有机会，下次应该珍惜。电影艺术和一般的艺术不同，是需要钱的，需要钱的东西往往都是很麻烦的，更需要各方冷静克制，否则，会连电影本身都被伤害了。 
　　难怪有投资人抱怨说：“中国电影市场的最大症结就是游戏规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国内电影大都是低成本制作？导演及演员带头违规，让我们投资商怎么敢和你玩下去呢？” 
　　如果当不成导演，姜文自然还可以接着做演员，作为演员他也是成功的，但是，导演毕竟当不成了，很可惜。   
　　好人谢霆锋   
　　谢霆锋即将变成一个好人了，这里“好人”的意思不是和“坏人”相对的，而是和“榜样”同义，意思是谢霆锋可能会成为许多人的楷模。 
　　顶包案过后，法庭从轻处罚，只让他做2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了事，引起了纷纷议论，有人说判得轻，有人说判得重。其实轻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判了，判了就说明他错了，错了就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就有可能成为浪子回头的典范。“好人”就是这个意思，假如我有一 
　　个儿子，恰好又不太上进，我自然可以拿谢霆锋来说事——“你看谢霆锋以前那么差劲，都去做社区服务了。你也能改正自己的错误，重新开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连谢霆锋都能做到的事，别人自然也能做到。照这么培训，训出几个活雷锋也说不定呢。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并不难，难的是像谢霆锋这样总犯错误，并且犯相同的错误。我看新闻上说，他又超速驾驶，在限速80的公路上把车飞到了133，有可能再次走上法庭。假使法庭再判他有错，他就又有机会做浪子回头的表率了。 
　　谢霆锋做偶像也有些年头了，再做一做楷模想必不会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不过我怀疑他真的需要一个心理医生，也二十多岁的人了，唉。 
　　其实，要是每次犯错误都能让别人有所领悟的话，他不妨一错再错。如果我儿子在同一个问题上出两次错，我自然要上些手段，但好在谢霆锋不是我儿子，他自有一爸，不关我事。 
　　对照内地来说，独生子女的问题让很多人头疼，都知道溺爱孩子是害孩子，也没见多少人能在孩子教育的具体操作中减少些这种毒药般的“爱”。谢霆锋是成年人了，并且做偶像也有些年头，应该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时候要是谴责谢贤，大家都于心不忍。 
　　对于原本有机会有能力光宗耀祖并承担父辈重大期望的人来说，天天出些不大不小的乱子，还得麻烦老爸四处托人求情，应该会感到一点点儿羞愧吧。要知道，老爸生了儿子，不是用来丢自己的人的，为人子女者，可不慎乎？ 
　　任谁的爸都会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楷模，至于愿意不愿意成为浪子回头的楷模，则大有商榷的余地了。   
　　一池春水向东皱   
　　抛开没见过面的“三年合同”，我实在看不出一个像杨钰莹这样的女明星做错了什么，不就是恋爱的对象是走私犯吗？我不是想包庇谁，但用脚指头琢磨一下都能知道，赖文锋的犯罪事实不可能在杨钰莹面前披露。再退一步，杨钰莹不是执法人员，对买卖上的事就算知道点儿，也无从判断其对错。她的专业是唱歌，做情人，那些骂她为什么不举报犯罪家族的人可以闭嘴了。 
　　如果说杨钰莹有什么不太理智的地方，就是早些时候不应该隐瞒她和赖氏子弟谈恋爱的事实。其实遮遮掩掩反倒让人疑窦丛生，明星的情事其实是大众的娱乐，与其让大家乱猜，还不如说出来的好。不过这些要怪也只能怪那些给她出主意隐瞒的人，杨钰莹自己没这个脑子。再说，当时的情境换个人也要撇清自己，真够不容易的。 
　　女人嫁大款，天经地义，娶不起漂亮老婆的赶紧去赚钱就是了。做得好不如嫁得好，金钱、权力这些东西都能增加男人的魅力值，我就喜欢钱，没本事赚羡慕别人我也不隐瞒，好在我不眼红就是了。不喜欢男人的女人我见过，不喜欢钱的人还真不多。 
　　杨钰莹的事还没完，无聊的人们又开始骂起来了，这次，他们从杨钰莹的脸转移到了另一个明星的肚子。 
　　惠特曼说，女人只需要肌肉和子宫。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比如牙疼，比如萝卜烂在了地里，比如女人怀孕，都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女人怀孕，是天底下最正常的事，就算这女人是明星，是嫁了大款的明星，曾经是民族英雄，她也有怀孕的权力，尤其是在香港，估计用不着跟谁领准生证吧——我猜的，至于真的用不用，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伏明霞，有人大骂她未婚先孕，像是发现什么大秘密。不就是怀孕吗？谁他妈没怀过呢？ 
　　伏明霞和杨钰莹一样，都找了比较有钱的男人，伏明霞的男人还大了几十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爱情面前，年龄、地位、金钱，其实统统都在第二线，岁数大点儿的起码会知道心疼人吧？只要你没证据证明人家是买卖关系，就祝福两句吧。 
　　我对那些写文章或者在网络上大骂杨钰莹和伏明霞的人感到很不理解，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你P事   
　　倒霉的屁眼   
　　如果一只屁眼因为发炎而占据了报纸的版面，那这个屁眼的主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家伙。说起来该屁眼算是足够倒霉了，明明是大脑联络了手脚共同犯下的错，但第一个遭受惩罚的却是它，它自己感到不幸否耶？当然，人体是一个整体的组合，如果连带追究的话，对于大脑与手脚所犯的过错，屁眼也有过错——你早自我封闭一下，让整个身体因不能排泄而不得不躺倒的话，大脑和手脚也就没机会犯错了。当然，这样的推定不符合现代法律原则，屁眼不能为大脑和手脚不可预知的行动承担责任而只能跟着它们倒霉。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 
　　为屁眼不能脱离整个人体而单独存在——除非是在福尔马林溶液里。 
　　和屁眼不能脱离人体一样，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一个人犯了过错必然要像大脑和手脚连累屁眼一样连累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无论这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明星还是追星族。不同的是富人和明星犯错损失更大，道理简单得不得了，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最多变成流氓无产者而已。 
　　屁眼发炎的谢霆锋是个富人兼明星，所以他的损失实在太大了。 
　　我并不认为谢霆锋犯错就该遭到比一般人犯错更多的谴责，他只需要承担他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就足够了。明星也是人，说起来，明星的犯罪率不见得就会比一般人更高（没调查，凭直觉这么认为，不一定对），但明星的过错远比一般人更吸引人。这和明星的善举也往往比一般人更容易招来记者的注意一样，原因没别的，只因为他们是明星。 
　　谢霆锋屁眼发炎痊愈后，谢贤和狄波拉招待记者的时候居然会笑着宣布这条消息，据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谢霆锋在里面听到这样的消息不知道会不会流泪。更加可乐的是某大哥替谢霆锋做了道德担保结果谢霆锋打破了他的担保后的三句话：“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法律会做出公正判决”，“现在艺人不该说话”。不知道谢霆锋出狱后会不会到大哥那里表达感激之心…… 
　　受到牵连的人太多了，即使从这个层面讲，谢霆锋就足够以泪洗面的了。 
　　“少年任意气，结交以为侠”，在膏粱滋润中长大，不识愁滋味的年龄就蓦然成名，如果有良好教养的话自然是好事。 
　　一般人，自制能力稍微差点儿的千万别追寻这样的成名道路，不然将会像谢霆锋的大脑和手脚一样，连累到他的屁眼，早晚会追悔莫及。   
　　最坏的恶意   
　　鲁迅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来揣测中国人的。这话倘若不是出自鲁迅之口，而是出自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麻烦应该比较大，起码会遭到许多爱国人士的一致讨伐。但它是鲁迅说的，所以就常常被引用，并且无论是谁，用来都会比较恰当，因为——某些中国人还真的就像鲁迅所揣测的那样坏。 
　　比如，有人写歌词，写得不大好，歌颂清帝的歌词里居然能出现“向天再借五百年”这 
　　样的话，天生的奴才相是不用说的了，而且还要拉中国人再回到口称“奴才”的年代。这个人叫张俊以，如果没别的意外的话，他现在的日常生活由政府负责着呢——他进去了。 
　　张俊以进去了，原因据说是诈骗嫌疑，也有说法是偷税嫌疑。无论什么嫌疑，总之是出事了，虽然现在还没有具体的说法，但估计是有些问题，我们等着法院的消息就是了。 
　　我要说的是，有两个事实摆在这儿：一，张俊以的歌词一般，或者说被很多人认为很臭；二，张俊以可能有经济问题。这是两件事，如果一定要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也就是说，张俊以以写歌词为晋身之道，从而达到了能够在经济上出问题的“层次”——要知道，一般老百姓即使想在经济上出问题也是很难的，最多是手头拮据的问题而已。 
　　有评论家高兴了，因为他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便兴高采烈地宣布自己“喜闻张俊以露真相”。对于经济犯罪来说，这没什么，所有诈骗的或者偷税的，谁出事露真相了我们都高兴。但该评论家宣布，张俊以出事的整个事情中，他最高兴的是张是某一首歌词的作者，那歌写得太臭。 
　　现在明白了，我想鲁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的就是该评论家这种人。我觉得在这一事件中，为什么高兴都是应该的，惟独不应该为张俊以写的歌词臭又出了事而高兴。把“文字”和“狱”联结到一起的想法，本来不应该出现在写文字的人的头脑里的，除非是评论家脑子里进了水——找个华佗，把脑袋破开，倒过来空一空也许能治好。 
　　歌词写不好，便有人诅咒并期待地看着作者进监狱，要是评论写不好呢？我为评论家祈祷，千万别有人等着你出事啊。   
　　我的S/M女友   
　　传统的生活方式被不停地改变着，比如咱们祖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现在就已经不多见了，尤其是在城市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世界人民生活水平自然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实话，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讨厌这歇后语了）。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很可能的；另外的可能是仓廪实而出花样。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了，自然该玩点儿花样了，这是人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要走出的必然一步。 
　　比如性爱生活，你喜欢传教士，他喜欢女军官，自然不妨碍有人喜欢S/M。已经被王小波、李银河伉俪研究很久了的《O的故事》就是反映S/M生活的佳作。但《O的故事》实在太直接了，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便有人变相地将其内容“轻”化，同样获得了广泛欢迎，这很使我怀疑是不是所有人都有S/M倾向。 
　　你知道，我说的就是最近红透了半边天的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就算不是每个人都有S/M倾向，至少人们是乐于咀嚼痛苦的——当然，最好是咀嚼别人的痛苦，并通过这咀嚼“发现”自己的同情心等等。许多悲剧的受欢迎大概也是因为它能够提供这样的痛苦供人咀嚼。 
　　当然，话题扯远了，《我的野蛮女友》不是什么悲剧，而是彻头彻尾的喜剧。看着让人乐的，能够让人乐出来的多是现实生活所提供不了的。那个女主角的“野蛮”行径如果不是事出有因，估计大家也乐不起来。 
　　这就是看惯了风花雪月，看惯了女性温柔多情后对人们心理的一种调节。假如天天都是野蛮女友、黑社会老婆的话，人们自然会回归风花雪月了，丰富多彩才能让人感到幸福、兴奋、刺激。仓廪实了嘛，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当然要找点儿刺激了。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她的野蛮——尽管这野蛮在她是有理由的，也不是那个男孩真的是受虐狂——要是我有这样的女朋友早就一个大嘴巴扇过去了，顶顶重要的是她漂亮。 
　　所以，这里要奉劝那些被野蛮女友风采迷倒的少女们，假如你闭不了月羞不了花的话，最好不要去模仿，要知道，你身边的男人未必有那个韩国傻瓜的耐性——男人说电影好看，是看着别人的事高兴，要轮到自己身上……你还是慎重点儿吧。   
　　谁都靠不住   
　　七八年前，我热衷于股票。当时觉得股票真是好东西，起码比做生意要好，因为它的输赢都是一个人算计的，不像做生意要和很多人打交道，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也不是没做过生意，不过都赔了而已，债务很多年后才还清——只要有一个人不守信用，就全完了。而股票，不用考虑别人的信用，只靠自己的分析。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股票那东西，其实要打交道的人更多，而且你一个都不认识，赚了 
　　赔了根本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现在，我热衷于足彩，只有足彩才是完全凭个人水平决定输赢的东西。当然，也要凭借一点点儿运气，但做生意买股票就不要运气了吗？ 
　　靠别人的诚信程度来决定自己命运的事千万要不得，这就是我的心得，这种东西想要绝对的公平是不可能的。比如，即使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那些打分决定名次的比赛就往往容易引起纠纷，明显的例子就是体操啦，跳水啦等等。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洛加尼斯战胜熊倪的比赛就被视为不公平的对决。但规则相对明确的比赛就没有猫腻吗？羽毛球的裁判不也挨骂？足球比赛还不是照样出了黑哨？ 
　　只要有比赛就可能存在裁判的偏差，这就要求在制定规则的时候细之又细，一定要把纰漏消灭在萌芽状态，这道理谁都懂，但懂是一回事，具体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金鸡奖的“最佳”又出现这么多并列，是评委的问题还是规则的问题？要我看，单单指责评委也是过于简单了，要命的还是规则。 
　　有评委解释为什么有并列“最佳”的时候说评选过程中有三个候选，每个评委可以投两个以内（含两个），谁超过半数谁就最佳，不惜并列。 
　　但这种话根本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三个最佳出现（有一年的最佳故事片就是三部），因为那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就算我信了他的话，这规则也显得太可笑了。按照这种规则，要不出并列的“最”还真难。至于该评委说每一票都经过公证了，这话倒可以相信，因为公证也是按照规则来做的，规则本身有问题，公证人员自然解决不了。 
　　其实，我并不关心谁最佳谁不最佳，当一个奖项已经没有了公信力的时候，谁得了又能怎么样？不过获奖的如果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又因为这奖而评了更高级的职称，分的房子面积难免要大一些。要知道那房子是用包括我在内的大家缴的税买的，想到这，我才有点儿肉疼。   
　　打架不好   
　　小时候，无所事事，除了看书就是打架。看书，除了增加点儿谈资吹吹牛B外没大用处，打架倒多少能让人增加一些自信，还可以顺手参一参人生。 
　　一般说，小孩子打架要经过这样几个程序：1.在一起游戏；2.口角；3.动手；4.较量得失；5.言归于好或分道扬镳。 
　　请听我一一道来：小孩子在一起游戏是必然的，不然也打不起来。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有矛盾就要解决，如果口头上能解决的话就用不着过渡到“动手”的阶段了。动了手，事情就有点儿麻烦，小孩子的事，哪里真有什么对错？谁先动手谁就错，起码大人会这么认为；动手就有吃亏占便宜的问题，谁被打出血了，谁碰破了皮，都得看清楚了，或者小伙伴自己评理，或者哭着找大人说事（经常找大人的会被同伴认为没出息）。理讲通了之后怎么办？和好呗，分道扬镳的事很少发生——一个街区就那么大，要是都记仇的话以后就没人跟你玩了。 
　　谢天谢地，我现在是大人了，也很少跟人动手。但仔细琢磨一下，大人之间的纠纷种种和小孩子打架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比如，陈逸飞和姜文在一起拍电影，相当于小孩子的游戏阶段；两个人发生矛盾，相当于“口角”阶段；互相向媒体发信，倾诉自己的委屈，相当于“动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小孩子打闹还是成人游戏，都是最为精彩的段落：姜文说陈逸飞不懂艺术，陈逸飞说姜文霸道，都有自己的道理。动手过后，双方肯定会开始反思自己——不是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反思如何更有利——这就是“较量得失”阶段。最后怎么办，估计也和小孩子们一样，坐下来，商量怎么赶回剧组去，接着拍戏。毕竟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没有过不去的坎，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哪。自然也不排除分道扬镳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两个人里至少有一个是疯子，当然最可能疯掉的是投资方，毕竟戏已经拍了一半，钱也花得差不多一半了吧。 
　　其实，人都好个面子，你说你的理，他过他的年，关键的原因还是事先没想清楚。比如说陈逸飞，你找姜文合作，是看中他的艺术才能还是他身上不怎么好的那一面？如果重艺术，就稍微忍受一下又有什么呢？没看《寻枪》的陆川吗？过得可不是挺好？   
　　与分级无关   
　　王兴东先生在政协会议上用1500字的提案掀起了一场关于电影分级的争论。 
　　我是坚决支持电影分级制的，从前一些片子稍微带些裸体镜头就要CUT掉，分级后就没必要了——我知道我低级趣味，好在我快四十岁了，还没什么裸体镜头不适合观看。分级还有一个好处，比如我已经好几年不敢看恐怖片，如果不分级，难免误进了影院，被吓得半夜睡不着觉。 
　　分级之前，我对“上面”CUT裸体镜头的做法十分赞成，这些镜头确实不能让孩子见到。中国性教育十分落后，甚至十年前，从大人到小孩，很多人认为性是羞耻的，裸体是丑陋的，万一在电影中让他们知道了性和裸体原来不那么丑陋，教育岂不是失败？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大家放得很开……压抑久了嘛，可以理解，不过这个跟电影分级没什么关系，就不多说了。 
　　分级的提议是好的，我想肯定的是这个。但王兴东先生的理由不够好，他在接受新浪观察的采访时举了几个例子，一是他曾在北京未成年人管教所进行实地调查，当时投放了100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2%的少年犯都有看暴力、色情电影和光碟的经历。二是一名高一学生，因一点儿小事而一时不快，学着电影上的镜头，用刀捅了自己的同学。三是无锡电影节搞电影展播，无锡市黄泥小学的800多名戴红领巾的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看一部叫《二月四日》的电影。这部电影具有非常强烈的感官刺激，黄泥小学的小学生们看了后显示出大大的不适应来。 
　　这三个例子中，第一个例子肯定是错的，因为不可能有62%的少年犯看过“色情电影”，估计就是光碟，而且是盗版的，分开说“电影和光碟”没必要，不知道王兴东在提案里是不是也这么写的——我们国家目前好像不允许电影院放这类电影，当然，也说不定那些孩子自己家里有电影院。第二个例子和电影没大关系，想杀人的不看电影也知道怎么用刀。只有第三个例子和分级扯得上边，我觉得，这才是分儿童级和成人级的关键理由，是为了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 
　　回过头来再说第一个例子，超过一半的少年犯看过暴力色情影碟，如果能够确认这些影碟和他们的犯罪有直接关系的话，的确很严重。所以这里郑重向王兴东先生建议，应该为盗版光碟也分级，据我所知，现在人们看盗版光碟的数量远远多过走进电影院的次数。应该制定政策，分好级别，让制作盗版的人来执行——难度可能不小，但起码表明一种态度吧。 
　　我差点儿忘了说了，分级之后，最大的好处应该是能引进那些供批判用的电影了吧？对于世界观已经形成了的成年人来说，还不至于分不出对错来，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分析，免得审查人员太过劳累。   
　　缘分的天空   
　　有一些矛盾其实是无法调和的，我现在想起来的是几年前发生在长跑运动员王军霞和她的教练马俊仁之间的恩恩怨怨。从赵瑜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看，马俊仁的训练方式相当严厉，甚至到了“非人性”的地步。体育训练中，严格的并不少见，比如闻名天下的韩国足球队“地狱训练”等。但到了马俊仁那样打打骂骂，不准听音乐，剃女孩子头发的估计不会太多，这样，以王军霞为首的一些运动员实在难以忍受，走出了反叛的一步。 
　　如果一定对这样无法调和的矛盾表示一个态度的话，我坚决站在王军霞一边。事实上，不用地狱训练的方式也可以得到好成绩。王军霞在离开马俊仁之后就成了奥运会冠军，而马俊仁的弟子好像到现在也没能染指这荣誉。 
　　现在，发生在F4和他们经纪人之间的纠纷也浮出了水面。据最近一期《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近年经纪人柴智屏从F4身上抽取的佣金高达4548万元（台币），根据合约，这笔钱占到了F4总收入的60%。我们知道，世界级的选手、球王马拉多纳的经纪人也只抽取他35%的佣金而已。所以，柴智屏拿的这个比例看起来太高了，足够让人吃惊，所以言承旭会在记者招待会上突然痛哭失声，说：“经纪公司是吸血鬼。” 
　　经纪公司是靠包装明星赚钱的，从明星身上抽“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我不认为柴智屏做错了什么，正如我不认为马俊仁做错了什么一样。 
　　F4呢？哭错了吗？当然不是，一个大男人，偶像到了言承旭的地步，能当众哭出来，发自内心也好，事先策划的也好，总归是很不容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缺钱处。 
　　看来，合约结束后，F4和柴智屏的分手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除非双方在摆完各种姿态后坐下来重新谈判——我倒还有另外的担心，如果佣金少了，柴智屏没了做事动力，F4该怎么办呢？他们还有能力像王军霞那样，换了教练更上一层楼吗？ 
　　这里有一个事实需要注意，就是王军霞在被马俊仁挑选之前已经是一个出色的长跑健将了。而F4，在跟随柴智屏之前，除了“美丽”，一无所有。 
　　也就是说，没有马俊仁的训练，王军霞也有可能达到事业的顶峰；而没有柴智屏，F4就和其他漂亮小男孩没什么区别了。这一点很重要。但我并不认为F4就一定应该对柴智屏感恩戴德并肝脑涂地死不改悔地追随。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商业社会里再寻常不过的商业行为而已。能不动感情地看待这种事情，我才觉得自己成熟了。 
　　缘分尽了，换一个天空吧。   
　　你是哪头蒜   
　　我从1988年开始玩电脑游戏，那时候，只能玩一玩《挖金子》、《警察抓小偷》等等，后来有了智冠的《三国演义（一）》，大家就爱不释手。现在，我沉迷于CM01/02（冠军杯足球经理），可以说，我是中国的最好的CM系列玩家之一。我曾经在英格兰超级联赛里“混”到了2044年，在游戏里，我七十岁的时候，中国国家足球队终于打进了世界杯8强，虽然面对的是冷冰冰的电脑，我还是忍不住眼里的泪水——我是CM专家，但是和别人掐DOOM，或者《古墓丽影》，我就完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只能心甘情愿地服输。 
　　毫无疑问，张艺谋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也许，要是有闲心的话，搞一搞电视剧也能出彩。但是如果他把自己当成全才或者完人，就和我不自量力要和人比试DOOM一样，应该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有人对张艺谋“踏遍青山找女孩”活动大加鞭挞，说他是在炒作，我不以为然，退一步说，就算是在炒作也无所谓。所谓的炒作，无非是宣传自己的电影，让它有更大的知名度，以期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这些做法，于公于私，都不是坏事，这一点就不用论证了。 
　　但是，张艺谋现在做事太着急了，竟然有脱离电影的趋势，其实，也不是现在，这种趋势早就开始了。两年前，张艺谋曾经在故宫导演歌剧《图兰朵》，很成功的样子，还引起了另一“大侠”魏明伦的气愤，搞出了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相对抗。这一仗谁输谁赢，暂且不论。有人认为，张艺谋弄了些中国宫廷背景蒙住了外国人，然后出口转内销，在国人眼里又大火了一把。我不认为这是张艺谋蓄意的，但火归火，《图兰朵》的艺术成就不高却是公认的事实。 
　　张艺谋又要搞《刘三姐》了，拉了八百人的超大阵容、近两个亿的主体项目投资，舞台要搭在自然风光甲天下的桂林漓江。除此之外，他还要把《大红灯笼高高挂》搬上舞台，搞成芭蕾舞，据说舞美设计已初步完成，要运用中国式屏风，通过组合变化来烘托剧情，还把京剧乐队和民乐队加到为芭蕾伴奏的乐队中，舞台上还会出现京剧《霸王别姬》与芭蕾同时演出的场面。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热闹，我也不怀疑张艺谋的票房吸引力会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甚至除了《刘三姐》对环保会造成一定影响外，我也很赞赏这种尝试。但是，我私下里还是觉得，这些事都不应该由张艺谋来做，除非张艺谋对电影已经没有感觉，一定要用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来维持知名度。 
　　这些东西最起码的坏处是分散精力，这些精力拿来做电影该有多好。 
　　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转行做其他的去了，这对中国的电影事业可不是一件好事。   
　　你终于把我恶心死了   
　　张艺谋的《英雄》首映式安排在了人民大会堂，场面很是气派，进门的时候要安检，要储存身上一切铁器，包括手机啦什么的。这都可以理解，拍一个电影不容易，听说现在有的手机有摄像功能，还是防着点儿好。万一被不法之徒偷拍了去，制成盗版影碟出售，可不是闹着玩的。听广州的朋友说，他们看的时候还要检查身份证呢，不知道谁给的这个权力。 
　　看了片子，忽然想起了张俊以那首差劲的、歌颂康熙的歌词——“向天再借五百年”。 
　　《英雄》里倒没有这样的话，但传递出来的信息是相同的。不过借的可不是五百年了，算计一下，应该让秦始皇向天借上两千二百二十三年才够。中国人真是当奴才当习惯了，看着封建帝王作威作福的姿态怎么看怎么爱，只恨晚生了，没赶上这个“盛世”，那个“之治”的，恨不得把这些皇帝老儿请回来，好像挨几下板子，被砍了脑袋也绝对不后悔似的。 
　　在影片的末尾，秦王从“剑”字里悟出了古龙已经嚼了一百遍的那些道理，什么第一境界剑我合一，第二境界无剑无我等等，有所创新的是最高境界为“不杀”，是“和平”。但刺客无名放过了秦王，“不杀”后，还是被秦王杀掉了。让别人有机会一边高喊着“和平”一边杀人，这是所谓的舍生取义么？为了“天下”的“道”，就可以剥夺一个无辜的性命么？如果说刺客和秦王一起悟出的“道”就是这个的话，那和张艺谋现在的作为及做派相似了。张艺谋为了达到防盗版的目的，不惜采取涉嫌违法的检查身份证的手段，这和秦王为了统一天下而滥杀无辜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以被秦王铁骑踏破的六国百姓的脑袋便成了为实行王道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刺客们的“悟”却恰如其分地替秦王阻挡了“暴君”的指责。这是怎样的一种贱人心态啊。 
　　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手段是否合理合法就置之不顾了。 
　　张艺谋是聪明人，知道怎么古为今用；张艺谋是个艺术家，为了艺术可以牺牲很多东西。所以对白里既有最为“现代”的“一夜情”，也有“九泉之下，看了红旗，我也会心安”，在向主流话语权发起冲击的同时，遮遮掩掩地维护着他的一小块阵地。 
　　可惜有些事情是无法兼顾的，于是《英雄》就成了一个糅合古龙、李安、王家卫、黑泽明、司马迁、莎士比亚、古希腊戏剧（合唱队）以及封建意识、招安情绪、奴才心理等等的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张艺谋挂上了大大的“为中国电影加油，为进军奥斯卡助威”条幅，我非常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总算明白，用这样的东西“进军奥斯卡”，太过儿戏了点儿——除非美国人认为这是一部反恐片，秦王是在以杀止杀，倒有点儿希望。 
　　片子里种种不合逻辑之处也很多，但跟其内涵上的致命弱点相比，不值一提。要说优点，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纯技术上的东西，比如张艺谋在接受《新文化报》采访时念念不忘的两点。一，摄影和美术。的确，《英雄》的摄影和美工算是美轮美奂了，张艺谋像是一个大孩子，把各种颜色的积木搬来倒去地组合，也有一些特效镜头（比如李连杰扮演的剑客无名剑刺甄子丹的慢镜）的水平快赶上好莱坞了。二，音效。该振奋的时候振奋，该低沉的时候低沉，准确到位，在国产片里很不多见。 
　　看着这两个优点，想起《水浒传》里“鲁提辖三打镇关西”一段，却说鲁提辖见了镇关西郑屠，三拳头打下去。一拳打在眼眶上，却似开了彩帛铺子，红的黑的黄的都绽了出来；又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却似开了个全堂水陆的道场，钵儿铙儿罄儿一起响。 
　　如果只有这两拳的话，镇关西的确“享受”了摄影美术和音效的“美妙”组合，就当无意中打开电视，看了个MTV吧。但作为观众的郑屠不小心又挨了作为鲁提辖的《英雄》的一拳，打在了鼻子上，酸的咸的辣的一发滚出来——可能拳头打得也未必很重，但里面透露出的内容实在太差，太腐烂，结果镇关西不是被打死的，倒成了被这些不良味道恶心死的了。   
　　张艺谋《英雄二》猜想   
　　《英雄》过后，张艺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谋划，重整旗鼓，再战江湖，请来了刘德华、梅艳芳和金城武来搭配他的“老部下”章子怡，开始筹划他的第二部武侠电影。他本人一如既往地“低调”，不透露新片名，我只好和大家一样，以《英雄二》呼之了。 
　　内容猜想如下： 
　　片头：公孙大娘（梅艳芳扮演）正在跳舞，观者如堵，画外音响起：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公孙大娘表演完毕，回到后堂，对杜甫说：剑器已经不是一种舞蹈，而是武术。说完，和自己的师妹盲剑客（章子怡扮演）对打给杜甫看，火星四溅。杜甫指点公孙大娘：应该让她（指盲剑客）到江湖上历练一番了——推出片名，演职员表。 
　　金城武是安禄山的卫士，安禄山曾经对他有恩，所以忠心耿耿，而刘德华是杨玉环的表弟，安禄山与杨玉环打得火热的时候，这两个人曾经歃血为盟，随着安史之乱的逐步升级，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若即若离。恰好在一次江湖人物的聚会上，两个人同时看中了盲剑客章子怡，六目相对——其实盲剑客并不盲，不过是比武的时候从来不看对手，目中无人，才有了这个称呼——一切语言已经多余。于是开打，金城武和刘德华打，章子怡解劝；爱恨交织，金城武和章子怡打，刘德华也和章子怡打；三个人你打我我打你，从沙漠打到峨眉山，从峨眉山打到乌克兰，搞得不亦乐乎。两个小时的电影，三个人爱恨情仇的无聊打斗估计占到一半时间。 
　　就在三个人还没打完的时候，安禄山终于动手了，公孙大娘和杜甫找到了他们。二人义正词严、大义凛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地劝告他们应该放下私人恩怨，为国出力，杜甫甚至对着他们大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三个人感动得涕泪交流，抛弃前嫌，都去救国了。但由于金城武支持安禄山，刘德华支持杨玉环，章子怡不知道支持谁好了，只好到战场上再打，把个中原大地全打成了废墟……最后，金城武在一处峭壁上终于有了一刀砍死刘德华的机会，如果不砍，他将死于刘德华的剑下，而章子怡终于肯看他们一眼了——金城武这一刀，到底是砍，还是不砍呢？ 
　　影片定格，画外督抚与公孙大娘梅艳芳用唐朝或者黑豹的旋律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 
　　总之是够无聊，弄不好比《英雄》还差劲。我知道自己这故事讲得并不好，不过从上往下看吧，张艺谋的故事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信走着瞧。   
　　娱乐登龙术   
　　评论家李方在《金庸登龙术》一文中说：“至少在金庸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二，联姻；三，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而他给登龙术下的定义是，别管用什么手段，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是往上爬，就可以称为登龙术。 
　　我经常在想，娱乐圈究竟还是不是一个江湖，将这个圈子与武侠小说中虚拟的江湖规则 
　　进行对比到底有什么意义。就说这个登龙术，其实不止是在娱乐圈，在哪个圈里都行得通…… 
　　只说娱乐圈吧，陈凯歌、田壮壮、陈佩斯和葛优等人自不待言，虽然说他们自己的努力是造就成功的主要原因，但他们的名门出身为他们创造的先天优势也不无小补。耳濡目染不用说了，也有文章披露当年葛优的父亲如何托人让他进入演员队伍的故事，文章中老人家爱子之心呼之欲出。就连谢霆锋也承认，自己四岁半开始就成了娱记照相机焦点的所在，自然和他爸爸妈妈有关，否则四岁半的孩子多了……要不你越洋拍一张麦当娜女儿的照片试试，就知道那有多值钱了。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如果日后又足够努力，想不红都难。 
　　联姻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多有因嫁人而身价倍增者。当然当然，也有嫁了人退守林泉的——聪明如金庸笔下的黄蓉嫁人后也变得庸常，很正常。 
　　关于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情况可能要复杂点儿。简而言之，只要记住“不择手段”四个字，就能参得透了，比如，某导演喜欢钱，有人送钱；某制片喜欢色，就有人献身，还无论男身女身。 
　　如此说来，我现在很佩服邓建国这个人了。此人要出身没出身，要才没才，要色没色，居然能八面玲珑，呼风唤雨，功成身退，现在又再次出山，实在是让人想不佩服都难——这就是我看了介绍邓建国的新书《八年炒作大揭秘》出版消息的一点儿感想。 
　　一年多前，邓建国宣布退出娱乐圈的时候，梁天发了封贺电：“恭喜中国娱乐圈少了一个搅屎棍。”也没见他生气，反正总归得承认此人心理素质极佳。 
　　其实，无论是出身名门，还是通过联姻和结交高层次人物而登龙，邓建国式的心理素质都是必要条件的，辣手摧之而不动，贸然加之而不惊。没了这个，即使偶然冒出头来，也会无福消受，成为早早夭折的怪胎。 
　　这种素质，往好了说，叫大度能容；难听点儿的说法，自然是脸皮太厚。   
　　黑客·娇娃·职业精神   
　　据说，《黑客帝国》（MATRIX）的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股“思潮”的信徒，这种“思潮”名为新时代（NEW AGE），其基本理念就是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但受到自身意识的局限而难以发挥。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电影里的救世主NEO可以上天入地玩超人了，甚至在第二集《重置》（RELOADED）中，NEO在真实世界里也拥有了超能力，用意念消灭了机器人章鱼。 
　　说到底，《黑客帝国》不过是沃卓斯基兄弟为新时代做的巨大的广告宣传片而已。无论如何，我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电影好看。 
　　如你所知，要想顺利地做好一件事情，至少有三个必要条件：热爱、能力和职业精神。 
　　我相信中国导演对电影不会缺少热爱，但能力和职业精神就很难说了，大多没有信仰的人实在很难具备职业精神。沃卓斯基兄弟的成功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个案，如果你说算不得数我也没意见。我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导演，打死他们也拍不出好莱坞的片子。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换了个说法：好莱坞的导演，打死他们也拍不出中国这种烂片子。 
　　我这个老师年轻的时候多少是有些偏激的，其实，就我所知，好莱坞的烂片子实际上比好片子多得多。把中国电影制造业与好莱坞相比，最大问题是，我们的烂片子未必比人家少，好片子却将近于无，有的不过是些《英雄》一类的富丽堂皇的精致垃圾。 
　　编导同样声称自己拍的是娱乐片（武打片），但《霹雳娇娃》和它的续集《霹雳天使》就比《英雄》强得不是一点半点，其中最重大的区别在于娇娃天使们不像无名残剑们用一把虚假的崇高抹脸，她们用的多半是商场里买得到的化妆品。 
　　其中的差别就在于能力了，与其伪装沉重，还真不如故做轻松。就说《霹雳天使》吧，看这种电影，实在是认真不得。三个上了年纪的美女——卡梅伦·迪亚兹三十一岁、德鲁·巴里摩尔二十八岁、刘玉玲三十五岁——同样地出色优秀，用周星驰的话来说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能打又聪明，比警察还警察，比教授还教授。但说实话，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会超过你走在路上被飞机砸死。 
　　卡梅伦·迪亚兹和德鲁·巴里摩尔都是金发美女，美国人用这样一个笑话来形容金发美女的智商：一架开往纽约的飞机上，一个只买了普通舱的金发女郎硬是赖在头等舱不走，工作人员无论怎么劝，她都说“我是金发美女，所以应该坐头等舱”。大家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机长走过来，说：“头等舱不去纽约。”金发女郎一听，乖乖地站起来坐到后面去了。 
　　一般说来，这种美女的智商大多如此，就像在智力节目“一笔OUT消”里郑裕玲讽刺港姐杨婉仪时所说：“港姐是美貌与智慧并重，今天你的智慧哪里去了？” 
　　要搞就搞最时髦的，虽然情节虚假得超过了它的上集《霹雳娇娃》，三位美女脸上的皱纹也增加了很多，但无论如何，《霹雳天使》都是好看的电影，集中了一切好看的元素——飞车、打斗、时装、热舞、海滩上的艳遇以及好莱坞的奢华……正如王朔所说：我当然要写空中小姐才能吸引人，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村姑身上，估计就没人看了。 
　　可见，再荒诞不经的故事，只要编圆了，加上美女的参与，都会吸引人们的目光。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艺术，大家不过是图个乐。我总觉得，编这样的故事本身并不很难，我中华又地大物博，美女众多，怎么就搞不出这种东西呢？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探讨了很多年了，各种观点已经被罗列得超过了大型动物单次射精量，有金钱说、文化说、体制说等等，不一而足。要我说，能力不足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居然连扯淡的能力都没有，无论什么故事，都要弄得沉甸甸的，负载了太多完全可以不负载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看中国电影时经常被迫受教育，偶尔也震撼几把，但就是得不到欢乐，更无法像看《黑客帝国》时那样想点儿跟生活无关的东西。   
　　大人物的老婆   
　　施瓦辛格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第三十八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关于他的就任，有新闻这样描述：当地时间11月17日，美国著名影星施瓦辛格正式就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就任仪式上“好莱坞硬汉”施瓦辛格柔情似水，与爱妻狂吻庆祝。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今天我不关心施瓦辛格，只关心他的老婆，不由得有了些感叹——做大人物的老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想啊，在施瓦辛格竞选之初，他的 
　　历史伤疤一再被人揭开，我们这才知道，老施年轻的时候是个花心大少——这也应该算是个有前途有乐趣的职业吧，我不知道——挖绝户坟，踹寡妇门，除了半夜偷帽，什么过分的事都做过。 
　　一个男人如果不从政，做这些事情别人也管不到，尤其是做电影明星，对这种事情当不陌生。但施瓦辛格决定从政了……美国人真是了不得，他过去的一切都被原谅了。但是他的老婆在这期间把从前不了解的事都了解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不用想也能知道了。 
　　但这些又都是必须忍受的，当众又要做出笑脸给公众看，不知道她肚子里咽了多少颗咬碎的银牙了。 
　　莱文斯基走红那阵，希拉里·克林顿女士也有类似经历，甚至有传言她背后扇了老公的耳光不知凡几，但一到镜头前面，马上“笑意写在脸上”——道几句恩爱，道几句恩爱，那恩爱里有无限的哀愁。 
　　这是没办法的事，夫贵妻荣，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有人说，不知道施瓦辛格成了州长这件事应该放在政治新闻里报道还是娱乐新闻里报道好，我看，放在家政新闻里也没什么不合适的，所谓“家事、国事、天下事”，家事排第一；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中国古人的念头。或许，政治与娱乐，和家庭根本就分不开吧。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西太后对顾命大臣肃顺就道过一番辛苦：“皇帝这么小，我不操心怎么办……”肃顺道：“太后，国事不同于家事啊。” 
　　显然是肃顺错了，所以太后砍了他的脑袋，如果他顺从点儿：“是是是，太后所言极是。”估计颐养天年问题不大。 
　　话说回来，做大人物的老婆虽然很麻烦，但少女少妇们照样趋之若鹜。我的朋友刘桂兰走在杭州街头，几辆宝马大奔开过去，只听身边有少女叹道：唉，我多希望那车里的人过来把我抢走啊。 
　　刘桂兰闻听此言，便下决心多写稿子，多赚稿费，成为有钱人或者大人物。 
　　毕竟，要让自己的老婆成为大人物的老婆，得把自己先变成大人物才行啊，呵呵。     
　　非常男女   
　　LADY当然FIRST--“要不要女士优先”讨论   
　　Lady First，是舶来品，中国自己祖上没有这规矩。就从最被文人津津乐道的，记载士大夫生活的《世说新语》来看，里面的女人也没被当过人，不是张嘴接主子的痰，就是劝酒不力被稀里糊涂地砍脑袋。所谓的“士”对女人就这个态度，其他人也可想而知了。 
　　中国惟一替女人争气的算是武则天了，年轻的时候被男人玩弄，老的时候开始玩弄男人。但当了皇帝后她也没想什么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不过是多设几个女官多养几个面首，如此 
　　而已。 
　　和中国皇帝的嫔妃制度不一样，西方有皇帝那会儿，他们多是半遮半掩地养几个情人。比起来，中国皇帝暴殄天物不说，基本个个“万里征战人未还”。虽不至于都和光绪那样阳痿，弄到最后也是“侍儿扶起娇无力”——我一直以为这应该是说李阿基而不是说杨玉环的。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所谓男女平等的思想基础，哪里会有什么Lady First。志怪小说里经常有一句话是“修炼没成功，仅仅修成了女身”，在我们的眼里，女人是低一等的动物。 
　　我们现在学习Lady First，实际上是为前几千年赎罪。尤其是中国男人，欠女人的，实在太多了。 
　　西方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Lady First是对女性的侮辱，这个我们暂且不要管它。别想着飞，还是想学会走吧。 
　　十年前，在新疆，有个叫克拉玛依的地方，一个人说出了一句可以流传很久的名言。当时，在一个剧场里，几百个孩子和他们的老师正在演出，有领导观摩。火起，一片混乱，这个时候，一个人喊道：“让领导先走。” 
　　这句话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但是，也要看到进步。 
　　几年前，烟台海难，大舜号即将沉没，救生艇放下，一个服务员高喊：“让妇女儿童先走。”男人们都紧贴墙壁，没有抢下。 
　　那样实在太没面子了。 
　　其实，这不叫面子，叫风度。 
　　如果说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话，这希望就从这些NB男人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何止Lady First那么简单。   
　　安全是第一要素--“安全性爱”讨论   
　　现在世界上什么都有假的，烟、酒、粮食不说，连男人女人都有假的，惟独艾滋病都是真的。全人类预防艾滋，这是任何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任何人都有必要在进行性活动之前确定自己没有艾滋病。如果有艾滋病还强行与对方欢好，罪行应该大于强奸。不过，如果对方知道你身患不治之症依然乐意，那就另当别论了。美国一个女孩身患艾滋，即将告别人世，她的男朋友依然奋不顾身，怎一个情字了得，简直有点儿感人了——这是题外话，正题是：性安全是一切性修养的前提，犹如摩天大楼的地基。不过再说一句题外话，摩天大楼 
　　也还是少建点儿好，以预防凶猛超过艾滋的********。 
　　任达华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张国荣、万梓良合演过一部电影，叫《香港舞男》（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喜欢不喜欢被人提到曾经演过这么一部片子），影片中任达华扮演的舞男大哥教训新入门的小弟们说：作为一个舞男，只想到自己的快感和高潮是可耻的。 
　　一个舞男能做到的，其他行业的人也应该能做到。这不是在贬低舞男，而是号召大家在这一点上向他们学习，无论男女，不分长幼。 
　　奉献是最快乐的，只知道索取的人不会获得真正的回报，无论他（她）索取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老话说，授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有尽可能让对方感到满足，才会有自己心理和生理上的满足。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到处寻找靶心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峰体验。 
　　在性的问题上，男女平等，对性修养的养成，自然也应该相互配合，共同提高。只有那些真正以对方的体验为体验，把对方的快感当成头等大事的男人或女人，才有希望获得对方的奉献，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就说到对感情的****问题，虽然大多数人不一定能真正做到从一而终，但做到有爱才有性而不是只有性并不困难。 
　　性，对动物来说，只是性，对人来说，搀杂着太多的感情因素。其实谈什么性修养，也是因人而异的。英国有一对恋人，每次做爱前都要咬破对方的颈部，互相吸取少许鲜血。我们只能恭喜他们都找对了人而不必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   
　　忠于心情--“情人要不要****”讨论   
　　人生苦短。 
　　这四个字实在很有问题，人生一点儿都不短，我们国家的人民平均寿命已经从1949年的三十多岁到了现在的七十多岁（参见奥申委报告）。也就是说，如果三十多岁的寿命已经足够使生命活得精彩的话，那么七十多岁完全可以把生命变得无聊。 
　　实际上，人根本不需要七十多岁的寿命。就像最强壮的士兵也只需要三片肺叶一样，我们的身体和寿命中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来浪费的。 
　　总有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但即使在美国，一个小时的最低工资不过2.4美金，你要真告诉别人说你的时间很值钱，得先帮别人准备好手绢，免得对方的牙笑掉了之后没手绢包着丢了。 
　　人生既然不苦短了，每个人便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满足自己的欲望。爱旅游的，去九寨沟；爱游泳的，去夏威夷；爱磨牙的，去老太太家炕头；爱爱情的，满大街都是，自己找去。 
　　既然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既然有足够的时间更新爱情或者更新爱人，那么你别指望别人会对你负责。最新科学成果告诉我们，女人的爱情能维持四年，男人的爱情——男人的发情是随时随地的，那么就没有什么天长地久了——这可是科学科出来的，不是我的推测。 
　　没有了，没有人会对你负责，反过来说，你也别指望着对别人负责。我的意思是说，别太累了，一定要做出一副负责的样子，别人还未必稀罕呢。做别人未必稀罕的事，往轻点儿说，也叫自做多情——我向你保证，以我文学学士的水平保证，这是一个贬义词，最好避免。 
　　如果一定愿意，你可以负责，你甚至可以认为潘帕斯草原中部的那场不到里氏四级的地震是你在地球这边吹牛吹出来的大气涡流造成的，但别指望着自己能上阿根廷电视台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这样，我们每个人——如果他不早早夭折的话——都有足够的光阴用来浪费在爱情上。那么，爱情的不断到来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没事做的时候出去走走，可能就会遇到一两次。这种情况下，你心情好就多为对方想想，心情不好就赶紧分手吧，也别耽误人家的下一场爱情。 
　　明白了吧，忠于什么不忠于什么看你的心情了，因此，你忠于自己的心情也就够了。   
　　她们赢了--“女人放弃羞涩得到什么”讨论   
　　六十年代，当美国一群学生在游行的时候打出了“MAKE LOVE NO WAR”的标语的时候，意味着新一轮个性解放运动的到来。九十年代，当台湾女学生喊出了“不要骚扰，只要高潮”的口号时，她们赢了。 
　　谁告诉你女性天经地义地就该羞涩，而把“不羞涩”的权利留给男性？ 
　　女人高声呼唤“让男人成为床上用品”，是因为她们几千年来只是男人的床上用品。有女性在网上宣告“我单身我****我快乐”，她又妨碍了谁？最多是刺激了一些卫道士们的敏感神经罢了。我倒相信，如果给卫道士们一个现场观看女性****机会的话，他们才不会错过呢。 
　　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追求什么？作为女性，我看用不着“奴隶要解放，妇女要参军”，在体力上与男人一争高下，只是坦言追求幸福就足够了。 
　　如果说“追求幸福”这个概念太宽泛的话，干脆就从“追求快感”做起，甚至先走第一步，开始“追求高潮”吧。因为据李银河博士的调查，有相当一部分的妇女一辈子都得不到一次高潮，实在是很悲哀。 
　　我不相信有人会不喜欢高潮，如果有的话，“不追求高潮”也是她们“追求幸福”的一部分。自然也要悉听尊便的，和本文主题并不矛盾。 
　　“让男人成为床上用品”，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动。鲁迅曾经举过一个很有理趣的例子：如果要在一个房间里开上一扇窗，对方肯定不会同意，但是如果你试图把整个房子都拆了，对方又会忙不迭地求你：“还是先开一扇窗吧。” 
　　某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手段看起来有些极端，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极端的先行者，女性到目前为止能否摆脱裹小脚都还是个未知数。 
　　取法其上，仅得其中，矫枉必须过正，就是这个道理。 
　　惧怕女性性意识觉醒的人，是那些在性事上没有自信的人；惧怕女人意识独立的人，是那些除了“天赋男权”以外再没有自立能力的孱头。 
　　如果承认男女平等，当然要从打掉男人的性意识优势开始。男女的区别无非就是性别本身的区别而已，没有更多内容。 
　　所以，当女性抛掉羞涩，她们将赢得整个世界。   
　　多少算够--“性爱次数排行”讨论   
　　HOW MUCH IS ENOUGH。这是美国学者艾伦·杜宁的一本谈“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的书的标题。 
　　多少算够？这四个字用来诘问人的性爱生活倒也恰当。所谓的“够”，也就是满足。对于性爱，你怎么才能满足？ 
　　李敖曾经吹牛自己有过十六天十六次的“战绩”，其实也不甚多。跟另外一位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胡瓜主持的玫瑰之约中，有一个瘦瘦的小伙子在征女友的时候竟然声称希望每天有十次性生活。听到这的时候让人绝倒，估计在做事前他肯定要准备不少跌打损伤膏药，要么干脆换个量词，把“次”改成“下”还妥帖些。 
　　我对各个国家性爱次数时间等等的排行榜毫无兴趣。 
　　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借着私生子爱德华的口说：“为什么他们要叫我私生子？为什么我比人家卑贱？我的壮健的体格、我的慷慨的精神、我的端正的容貌，哪一点儿比不上正经女人生下的儿子？为什么他们要给我加上庶出、贱种、私生子的恶名？贱种，贱种！贱种？难道在热烈兴奋的奸情里，得天地精华、父母元气而生下的孩子，倒不及拥着一个毫无欢趣的老婆，在半睡半醒之间制造出来的那一批蠢货？” 
　　这里面关键的两个词是“热烈兴奋”和“毫无欢趣”，在性爱问题上，和所有专家的忠告如出一辙，就是关键在于“质”而不是“量”。 
　　只有在保证质的前提下，量才有讨论的必要。 
　　不过鉴于国人在此问题上几千年“放不开”的心态，采取措施上量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这是人生的大事，享受高潮的确应该成为习惯。向先进看齐也是我们一向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许多问题上有和西方不同的想法，但这个问题没必要回避。 
　　另外，对这个调查的另外两项我也有不同意见，美国人每个人有十几个性伙伴，这个是不是太多了点儿，须知防治艾滋是全人类的责任……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次性爱的年龄，我们居然比美国人晚六年—— 
　　大好的青春年华啊。不过为难的是，如果早，伙伴数量肯定要增加，似乎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不说了。   
　　爱情曾经存在过--“爱情侦探”讨论   
　　作家尤凤伟在他的小说《中国1957》里塑造了一个情种形象，这个人物叫周文祥。在受到委屈或者不公平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人正常的软弱的一面，这个经常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人，却对自己的恋人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他要拯救自己的恋人冯俐——这个在真理面前绝不妥协的巾帼豪杰——起码要在肉体上拯救她，帮助她活下去。 
　　这一次的爱情之动人程度是近期中国文学作品中罕见的，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后来 
　　的命运不太美妙……我想琢磨一下的是：如果这两个人都健康地活到今天，并且如愿以偿地结为连理，幸福地生活，突然某一天，他们中的一个发现另外一个雇佣了“爱情侦探”侦察自己的行踪，这个时候被调查者会有什么反映呢？ 
　　一般来说，婚姻的理由应该有这样几个：1.爱情；2.利益；3.不得已。 
　　第三种情况我们不做讨论，因为没什么可讨论的，比如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比如许多被包的二奶。自己做不了主的事不存在被侦察的可能，最多是监视。第二种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儿，说白了这种情况双方结合的理由就是希望结合后能更多地赚钱，这很好，对经济发展有利，对双方起码无害。这种情况应该是相当紧密的经济联合体，没有什么虚妄的爱情作为障碍，双方最害怕的应该不是对方的不忠，他们反而应该怕对方遭遇第三者的爱情——这样将极大地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要知道，自以为陷入了爱情的人可是什么蠢事都做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婚姻中的双方雇佣“爱情侦探”的可能最大。 
　　利益比感情重要，这是商业社会中许多人都遵从的信条。 
　　爱情呢？爱情。 
　　比如我设想中的真的能走到今天的周文祥和冯俐，当他们遇到所谓的“爱情侦探”会有什么反应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为了利益和不得已的理由结合在一起的人无所谓——没有爱情的人无所谓。为了爱情的婚姻遇到了“爱情侦探”的时候，爱情就消失了。感情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如果没有了这个，只能是——爱情曾经存在过。现在呢，没有了。 
　　如此说来，“爱情侦探”是个缺德的东西，是破坏婚姻的加速器。人家感情怎么样，关你嘛事？哪凉快到哪歇一会儿好不好？有病。   
　　没有就没有--“没有爱情怎么办”讨论   
　　我实在搞不清楚爱情和性的区别。他们从小灌输给我的观念让我认为性是低俗的，只是人类繁衍下去的一种手段——骗鬼吧。爱情呢，是精神层次上的东西，而性又是爱情中不可缺少的一项，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法把我搞得稀里糊涂的，直到岁数很大了才发现所谓的爱情就是交配的一种借口。 
　　人都有文化，不能像动物，想怎么交配就怎么交配，所以就发明了爱情这个神话来提高 
　　自己的品位。如果和动物一样，人会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种发明是所有人合谋的结果，如果没有爱情的说法，其实大家的日子并不会有太多的两样，不过是性伙伴增加一些而已。 
　　一个有理性的人，怎么会相信这些童话呢？作为人群中的清醒者，你可以享受爱情神话给你带来的乐趣，但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神话的本身，比如他们制造出来的海枯石烂至死不渝什么的。 
　　有人一定会问我，没有爱情，人生何以依附？我要反问的是，爱情和性究竟哪个重要？如果你承认性是人生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话，你只要想想山上的和尚怎么活就行了。没有性都能活得下去，何况什么狗屁爱情。 
　　对那些“性一定要依附于爱情才能发生”的观点，我甚至都懒得去批驳，但鉴于糊涂虫实在太多，不得不说两句。首先，你考察一下身边的伴侣们，即有性关系的伙伴中，有所谓爱情的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如果比例还真不小让你吃惊，使你坚定了性和爱情不可分割的话，那么其次，我要告诉你，丹麦政府经常公款雇佣男女性产业工作者为残疾人服务，那么这个性里有爱情吗？ 
　　没有爱情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没有就没有，该干嘛干嘛就是了。问这些大而无当，虚得不得了的问题，还不如去想想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没有钱怎么办？ 
　　好莱坞电影，戴咪·摩尔主演的《桃色交易》中，那个风度翩翩的百万富翁最经典的台词就是：“他们居然天真地认为，还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 
　　电影的结局是爱情战胜了金钱，但是别忘了好莱坞是做什么的，他们是爱情神话中一个大的获利者。不维系这个神话，好莱坞老的老少的少大的大小的小几十万人吃屁去？   
　　每一天都是节日--“要不要设立夫妻吵架日”讨论   
　　小时候爱过节——可以不上学；长大了爱过节——可以不上班。 
　　总想，要每天都是节日该多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日渐加快，随着加入WTO的梦想十五年一朝实现，随着世界人民认识上的逐步统一，我想节日也会越来越多的，比如，湖北有一个网络“老作家”（七十一 
　　岁了，“老”字没问题，“作家”两个字可以商榷）曹树厚就要办个“世界网恋节”，用来代替舶来的情人节，树老了皮厚，人老了缺肉，这老人家可爱得紧，什么都不缺，估计是缺……我不知道，我嘴严。 
　　再比如，就有人建议夫妻设立个吵架日。我知道“节”和“日”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是先“日”后“节”，没了“日”哪有“节”啊？ 
　　如果该建议被采纳一些（用不着太多），那世界上每天就都有一“日”了，夫妻们自然会订一个好日子作为吵架日。这样，今天你“日”，明天他“日”，就像广告说的那样：吵架安全，自有一“日”。 
　　不过这样日来日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最理想的做法是像曹老先生那么厚一下，设立一个全世界夫妻吵架日，或者干脆就叫吵架节。到了这一天，每户都由政府派人上门监督，监督员当然要未婚的，监督事小，更主要是让他们学些夫妻吵架经验，以便婚后实践。而夫妻双方要以吵架日相关法律为准绳，以自家事实为基础开始吵架，不吵不行，今天不吵要罚款，吵了动手也不行，动手也要罚款，哈哈，国家税收肯定会增加不少。 
　　说来说去，吵架日这种东西要真能变成节，还有点儿意思，这“意思”请参见第一自然段。但是夫妻吵架这事是不可缺少的，床头打架床尾和，小吵怡情，大吵丧家，这道理一般夫妻都知道。吵架是宣泄压力的手段，连架都懒得吵的夫妻肯定是关系不好，比如所谓“举案齐眉”的梁鸿和孟光，性生活肯定不会和谐。 
　　吵架日就是件无端的事，天天吵架的夫妻，没法在日子上统一。要真能心平气和商量出个吵架日的，哪还吵得起来啊。   
　　你看着办--“好男人的标准”讨论   
　　我不知道好男人有什么标准，庄子说动物看人肯定没一个漂亮的，大概是这个意思，或者说我决定以庄子的意思为意思。立场不同观点也不同，屁股决定脑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贾府的焦大肯定不爱林黛玉。 
　　鲁迅说某些同志的人生理想是在雪天由两个丫鬟搀着，到后园去呕两口血，赞一回梅花。 
　　遇到这种人，我和王小波一个态度，别的帮不上忙，让他呕血还是有点儿办法，别说两口，两升也不是什么难事。现在要有女人爱上这样的公子，肯定是脑壳坏掉了。 
　　上边的意思是：标准是相对的、有阶级性的、有时代历史特征的。谁想用自己的标准指导贫下中农的生活那是痴心妄想。 
　　但标准虽然没有一定，大致还应该有点儿谱。我们老家有俗话：劈木头找小头，问路问老头。这里关键不在劈木头，是告诉我们老人的人生经验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参考老一辈的意见。因此，我决定同意老一辈皮条家王婆的看法，一个好男人必须有这样五个优点：潘、驴、邓、小、闲。（参见《水浒传》或者《金瓶梅》） 
　　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找出两个代表：西门庆和《廊桥遗梦》的男主人公（忘了名字了，姑且叫他“廊主”吧）。 
　　潘：阿庆虽然比不上潘安何晏，但在平谷县可绝不甘人后；廊主更不得了，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正是主妇们喜欢的类型，所谓的师奶杀手，和濮存昕大有一拼。 
　　驴：阿庆自夸是“养了好大的龟”，廊主也让女主人公两个小时没下得了床，各有擅长。 
　　邓：阿庆的药铺收入不少，廊主是《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钱喂出来的。 
　　小：一个比一个小心，哪个女人挡得了他们的甜言蜜语？ 
　　闲：这更是不在话下了，廊主的工作就是“阿巴拉古”——四处流动了，剩下最多的就是时间。而西门阿庆是财主，财主就是闲着的，无论他家有没有余粮。 
　　想泡妞扣女，拥有以上五点越多越好……也有例外，比如爱情真正来临时，没人会考虑潘还是不潘，驴或者不驴，邓还是不邓了……不过，你试试，抛开这些，看看所谓的爱情还会来吗？要是一项都不拥有，你可以考虑打一辈子光棍了 
　　问我标准，我没有，我都听别人的。至于你，自己看着办吧。   
　　让道德滚蛋--“给不给二奶遗产”讨论   
　　我年轻时，曾经看过一部精彩的印度电影，片名叫《流浪者》。后来我跟人吹牛说我会印度语，别人不信，我就说“阿爸拉姑”，这个意思是“到处流浪”。该片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现在还能记住法庭辩论那场戏。拉兹·卡布尔的爸爸作为控方律师，说：“法律不承认良心。”辩方律师，拉兹的女友丽达回击道：“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良心可以不承认法律，但监狱的牢房承认。正如武松对潘金莲说“我认得嫂嫂，拳头须 
　　认不得嫂嫂”来回应潘金莲的“你若有意，便将这半杯残酒喝了罢”，所以最后拉兹还是判了刑，将在牢房中度过他生命中的三年。 
　　既然，有了法律，就不要谈道德。法律就是最基本的道德。 
　　所以，男人死后，二奶带着孩子拿着遗嘱要求分财产的时候，“大奶”有不给的权利，二奶当然有告上法庭的权利，而法官就没有违法的权利。 
　　在这个事情上，法律规定遗嘱优先，法官置法律条文于不顾，居然拒绝了二奶的请求，实在是匪夷所思。 
　　事后，法官对记者大谈道德，说什么法官也要考虑道德因素，实在让人遗憾。 
　　法律有规定的，法律管；法律没规定的，没人管得着。 
　　比如，法律规定，包二奶六个月算重婚，“大奶”知道的话，自然可以告上法庭，法官自然可以判罚。这个算是另案处理吧，和遗产继承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不是法官，但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 
　　但是按我的理解，法官不应该“主动”破坏法律条文，空谈什么道德。 
　　道德是用来束缚自己的荆条，而不是准备拍向别人的板砖（程益中语）。只有首先维护法律才是最根本的道德。连已经有条文的法律都不遵守，却去奢谈什么道德，这样的法官实在让人齿冷。 
　　一个人包了一个二奶，固然是家庭的不幸，但一个法官去破坏法律的神圣，是在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 
　　这样的法官，唉。   
　　谁都一样--“死后和谁葬在一起”讨论   
　　元朝的时候，有个书法家叫赵孟頫的，想要纳个妾，按说在那会儿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他老婆管升不干了。一般碰到这种事，有哭天抢地的，有寻死觅活的，有要路费回娘家的，还有像房玄龄老婆那样拿醋当毒酒喝的……但管升不同，她是文雅人，就写了首《我侬词》，流传到了现在。她是这么写的：捏了一个你，捏了一个我，摔碎了，糅合在一起，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毛泽东曾经将这个典故用来譬喻了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社会主义的人，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有帝国主义的人。也有乐队名“子曰”者，根据这话写了歌词——这些先不去管它了，但说这《我侬词》的意思也真够可以的，非把书法家老赵逼成PTT（怕太太）协会会长不可。后来，据说老赵看了词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泪飞顿作倾盆雨，果然打消了娶姨太太的念头，和管小姐白头偕老了——至于去不去青楼瓦肆，我就不知道了，应该是照去不误的，我猜。 
　　要说这两位，死后葬在一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元朝也和现在一样流行火葬，说不定他们会吩咐人把他们的骨灰和了水，真捏点儿什么出来也未可知。 
　　合葬肯定是前人留下来的规矩，再早不但合葬，还有殉葬……但后来据说都是跟大老婆埋在一起，没小老婆什么事。不过要是离婚再娶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不知道先后顺序怎么排。女人如果再醮就比较麻烦，所以祥林嫂不知道如何是好，要花十二个鹰洋去捐门槛。《射雕英雄传》里也有一个情节，欧阳锋看到自己的儿子活不成了，就起了杀掉黄蓉把两个人合葬的想法。 
　　至于现在，可就乱套了，有统计说中国人平均有二点七个性伙伴（法国最多，十六个以上），如果死了想找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合葬也不容易成功，因为她（他）最喜欢的未必是你。 
　　所以，我想，古人流传下来的一些习惯肯定会有行不通的一天。条件变化了嘛，是不是？ 
　　最好的合葬就是遇难了，两个人跑出去玩，“咣当”一声，船撞了冰山……然后两人就缓缓下沉，再也不用受别人干扰。这个死法比较浪漫，还不用挑人了，赶上谁就是谁——不过，上帝保佑，船上其他人最好都能救上来，不然有点儿像谋杀了。 
　　（有感于张学良与赵四合葬而写）   
　　爱情两个字不辛苦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两句话很容易理解，但我的想法要更前进一步：世界上没有什么爱，也没有什么恨。 
　　前边的“世界”指的是全世界，后面的“世界”指的是个人的世界。这个必须要分清楚，否则这个问题就不用探讨了，可以直接以“抬杠罪”把我扔进监狱。 
　　还有一个范围也得说清楚，这里说的“爱”和“恨”仅指男女之间，其他的，比如父母之爱，家国之恨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现在你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男女之间没有什么爱或者恨。 
　　爱情两个字压根儿就是瞎掰，我更倾向于用另外两个词代替爱情。比如色情，或者性情。 
　　男女关系基本是这样的，都是因色而生性，有性才有情，没有性只有情的所谓“爱”是空中楼阁，水月镜花而已。关于这一点，许多先贤多有论述，我就不啰嗦了。 
　　我们只需要假设一个人，比如，一个男人（女人亦然），比如，他大学毕业了，比如，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女朋友，他应该就会有一个女朋友。如果，他身高强过曾志伟，眼睛稍大过梁天，嘴皮子比窦文涛略微不利索一点儿没关系，只要面皮柔和过梁冬……的话，他会有一个世俗眼里各方面都不错的女朋友。 
　　最多一两年，他会和自己的女朋友结婚，当然，结婚的对象也不一定就是第一个女朋友了。结婚两年后，他们会有一个孩子——这时候，前大学毕业生如果不是太庄周，就应该当了科长，或者大学里的讲师了。再过几年，到了孩子该上学的时候，会有人传说他和自己的某个女性下属或者女学生过从甚密，还会有人看到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河边，或者马路边，或者雨中，或者电影院里窃窃私语。当然，他们很可能会宣称是在谈工作或者谈人生或者谈理想惟一没谈的是爱情——如果被老婆发现了的话。 
　　老婆不可能相信他们是“素食主义”者，所以下一步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是他负荆请罪，改邪归正，破镜重圆……忽然有一天，他厌倦了自己毫无意义的生活，准备“下海”了。于是他找二三好友，做四五规划，经六七年头，居然就发达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如果他想离婚的话，早就该离了；如果他不想离婚的话，老婆肯定发现不了任何蛛丝马迹。他会长了很多智，那第一堑可不是白吃的。 
　　但我保证，在他巴黎纽约东京飞来飞去的时候，身边都少不了不同肤色的美女，美的程度如何，取决于他流动资金的多寡。这些人，都是老婆的对头了，自然，老婆对不过她们。可如果她们也想登堂入室的话，又要提防下一个对手……都够累的。 
　　别人的故事可能版本有所不同，内容大同小异而已。 
　　有色有性才有情。房玄龄的老婆实在是没必要喝下那碗醋，诸葛亮的小妾当然很美，但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还不是他的丑妻？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北京街头开宝马的那些小妞如此之靓了吧？现在你明白深圳广州为什么有那么多二奶村了吧？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娱乐圈的年轻人绯闻不断了吧？ 
　　别谈爱情，那玩意儿太奢侈，不是有钱人谈的。至于穷人……穷得要只剩下爱情了，也没啥好谈的了。爱情只存在于小资的幻想中，而他们大多是不会对身边的伙伴感到满足的。无论色、性、还是情，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永远是二流演员回答记者问题时的标准答案：下一个。 
　　最后结论：爱情两个字不辛苦。没有的事，有什么好辛苦的？   
　　比，如女人   
　　作家皮皮的小说《比如女人》我还没来得及看，据说很不错，正如她的前夫马原一样，看起来也很不错。有人说，皮皮的《比如女人》会使男性读者有被捉住尾巴的感觉，且伴有心悸。虽然没看呢，但我相信这句话，一个睿智且有才气的女人的确是男人的噩梦，尤其当她拥有马原这样的前夫的时候。 
　　1988年，第一次见到和马原齐名的另外一个东北作家洪峰的时候，我还很狂妄，号称早 
　　晚要超过他的成就。但洪峰问：小子，你了解女人吗？ 
　　我就愣住了，当时的我哪有什么机会去了解女人，连自己到底长了几根毛还没搞清楚呢。只好吱吱唔唔地回答：了解一点儿吧。 
　　十三年过去，如果现在再有人问我：你了解女人吗？我的回答肯定是：不。 
　　我们没法了解女人，我们了解得最多的不过是她们的生理结构，但是对女人的内心，你永远无法勘透——即使你不但看了西梦·波伏娃的《第二性》，还看了李银河有关女人的社会学调查的系列著作，你也无法做到。 
　　都知道女人的忍耐力天下第一。忍耐我见过，但是没见过这么忍耐的——我说的是莫言小说《丰乳肥臀》中的那位母亲。如此任劳任怨，如此明晰事理，如此勇于牺牲，如此将苦难当成欢乐……如果换个男人，比如，即使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又译《刺激1995》《月黑高飞》）中的安迪，他也难以忍受，他能忍受的只是美国人眼中那点儿有限的苦难而已。并且，安迪是个基督徒，而《丰乳肥臀》中的那位母亲是连菩萨都不拜的，假如真的一个无神论者能忍受的，而有神论者忍受不了，那我可真要怀疑神的力量了。 
　　自然，《圣经》中还有个男性约伯做榜样。但我相信，谁要将那位母亲的儿子夺走，母亲会拼命的，而约伯只能等待着上帝的恩惠。 
　　我有一个网友网名叫“绝色台北”，写过一篇文章名为《这一次，我绝不放弃》，进入了《南方周末》网络文章当周的排行榜。她得了在我们眼中几乎不治的癌症（祈求上帝保佑她），但无论结果如何，她向网友们承诺“绝不放弃”。 
　　她像一面镜子，照到了所有男性朋友的内心。假使我遇到了相同的状况，我会怎么样？估计我做不到“绝不放弃”，估计我要从银行里取出有限的存款，花天酒地去也。 
　　我的标题是“比，如女人”，就是想激励自己向这些伟大女性看齐，但估计怎么“比”，也无法“如女人”了，不知道应该悲哀还是庆幸。 
　　惟一让我高兴的，这个世界虽然女权主义非常流行，好在男性地位也不低，我还可以自得其乐几天。     
　　通俗书话   
　　一场事先张扬的诈骗案--评《烧.COM》   
　　2001年6月4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这一天，资本变成了绞肉机，对中国的网络经济开始了无情的挤压，整个网络都在呻吟、挣扎，变成脓血，渗透进黑色的土地，再经过几场风暴的洗刷，化做无形。 
　　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地火在运行，直到6月4日这一天。 
　　这一天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新浪”首席执行官王志东的出局。 
　　“新浪”在NASDAQ的股价从17美元跌到了1美元左右，在董事会会议上，王志东被宣布出局了。据说关于此事的媒体报道整整有四百页之巨，是2001年“新浪”其他报道总数的两倍。 
　　在这前后，“网易”因为财务报表“差错”被北美投资者控诉，“北大青鸟”和“搜狐”的合作迷离起来，曾经的“第一网虫”高春晖的“天下网”资金不足倒闭，“联想”声称办“FM365网站”是个错误，“MY8848”的供货出了问题……而大洋那边，占尽风光的“亚马逊网站”CEO贝索斯承认投资互联网是不冷静的行为……孤立地看，这些问题都是个别的，但当一个行业所有的公司都有问题的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自然是行业出了问题。 
　　2000年初，应某杂志之约，我和互联网实验室年轻的CEO方兴东在中关村的一家酒馆里有过一次聊天。这个敏感的小伙子整个眼神里都透露出疲惫，他坦言，他之所以鼓吹网络经济，是企图造成一种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格局，可惜似乎并没有成功。 
　　在我看来，不成功的不是财富没有被转移，而是获得了财富的新贵们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表现。既然这样，又何必转移呢？ 
　　看了新贵代表们的发言，只想说，我非常怀疑他们的作为是故意的，集体的不动声色，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不能说的一句不说，想说的嚷嚷着说——他们创造的新经济模式，怎么看都是一场大肆宣扬下的诈骗案。 
　　2000年5月1日，自称互联网首席科学家的姜奇平在NASDAQ指数从5000点略有下降而引起恐慌的时候撰文《如何看待当前的网络股波动——太阳与气球的比较分析》声称：“股价下降25%也在预见范围之内，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现在呢，NASDAQ指数已经快接近1000点了，不是25%的问题，而是75%的问题了。 
　　现在，到了需要姜奇平解释的时候了。 
　　但是，他没有什么解释，我估计，如果他解释的话，会把责任推卸给不可抗拒之力。以前的政客是这样，现在该轮到科学家了——这是估计而已，如果他没有，我愿意道歉。 
　　姜奇平的另外一个著名寓言是：“本来，太阳晚上下山早晨上山是有规律的。一看到太阳下山了，你非要说太阳从此掉到山沟里摔碎了，等第二天又冒出来，你不是自取其辱吗？……你们（指我这样对网络经济持悲观态度的家伙们——作者注）将陷入一个可悲复可笑的矛盾中：网络经济在一片悲歌中凯歌高奏。你们如果不能解释这个矛盾，就等着在公众面前丢脸吧。” 
　　的确，现在，已经有人在公众面前丢脸了。很遗憾，不是我。因为网络经济已经在姜奇平“凯歌高奏”的时候发出了悲声。 
　　从1996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嚣张了五年了，这五年的起起落落阴晴圆缺悲欢离合都记载在了这本书里，它就是《烧.COM》。 
　　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归结为一个“烧”字。发烧的是人的头脑，烧掉的是钱以及公众的信心。 
　　烧吧，烧尽一切朽腐之后，就可以涅槃重生了。   
　　酷折磨--评《酷天下》   
　　本来标题想写“酷什么”，一不小心就打成了“酷折磨”。我用拼音打字，这种错误经常发生，但这次我决定不去修改。随心所欲据说就是一种酷，我也就这么酷上一回吧，因为我发现“酷”说到底还真是折磨人的东西。 
　　只要你想酷，它就会折磨你。因为你总会发现，有人比你更酷。 
　　到底什么是“酷”，迪克·庞坦和大卫·罗宾斯给我们下了听起来很复杂的定义。“酷”是个人或小群体为了向权威——不管这权威是父母、教师、警察、老板还是监狱的看守——表示反抗而采取的对立态度。这个定义出自二人合作撰写的《酷天下》（COOL RULES）一书。该书十万言，告诉我们的其实就四个字：什么是酷。 
　　简单地说，“酷”是一种永远的个人化的反抗状，之所以“永远”，是因为“酷”不仅仅是你经历的某个阶段，不是你长大承认后就会丢在脑后的东西，而是你一旦拥有就保留终身的东西。 
　　最近，一条不重要的新闻走上了世界媒体的头条：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白宫通过电视观看体育比赛的时候，因为急着吞咽饼干而造成短暂休克，并且擦伤了脸部。各媒体都有自己的推测，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小布什儿时一定经常偷嘴，所以吃东西的时候显得慌慌张张。布什自己则说，忘记了妈妈的话，妈妈曾经告诉他，吃东西的时候应该细嚼慢咽。 
　　这条新闻跟酷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涉事的双方恰好是构成酷关系的两个方面：长辈和他们的孩子。 
　　我们总是讨厌母亲的喋喋不休，但无法当面反驳，所以只好酷起来——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子女们穿上了最有“平民意识”的“李维”牛仔裤，抽起了****；而现在，他们的孩子放弃了“李维”，他们才懒得和父辈穿一样的衣服呢，所以“李维”曾一度不得不裁员六千人。那些曾经在校园里放纵的美国青年，某一天忽然在自己那尚未成年的孩子房间里发现了安全套和******，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酷天下》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些表象上，他们从美国流行文化中考察了“酷”的发展。从非洲的历史、爵士乐的诞生、六十年代电影到九十年代的居住概念，分析了“酷”的特性，揭示了流行趋势中“热”和“冷”的微妙区别，展现了酷概念是怎样从一个英国式的态度和风格变成了美国文化的狂热，最后渗透到世界各种文化当中。今天，“酷”的态度已经统治了天下。 
　　十四岁的男孩威尔·尼古拉斯说：“你必须明白，是十四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孩子在发号施令，规定什么是酷，什么不是酷。是我们规定了流行的服装、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一切。我们在征服这个世界。”明白了吧，为什么说“酷”的态度决定了一切，即使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权威，也终将在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崩溃，这是无法抵御的潮流。逆时而动是不明智的，与时俱进才是聪明的选择。所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早已经参与其中，因为“酷”已经不仅是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或使用率很高的一个时尚词汇了，它早晚会进入各行各业的董事会里，从软饮料、零食一直到服装、汽车和电脑。你必须酷，因为你需要利润。 
　　我的网友流浪猫穿了露脐装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更为奇妙的是，她的肚脐上居然穿了一个环，我问她，这疼吗？她笑着摇头。其实我知道，即使疼，她也不会在乎，因为那实在很酷。 
　　但我还是有点儿为难，就算真酷，也实在太折磨人了啊。   
　　还差一个愿望--评《多情应笑我》   
　　有些书是拿到后就迫不及待要读的，有些书还真别着急，留着慢慢看。 
　　我的哥们儿老榕最近就出了一本书，叫《多情应笑我》，分为“老榕言商”、“老榕评球”、“老榕谈情”三个部分，是他写的一些文章的结集。 
　　老榕不是一个特别擅长文字的人，但是他的文字中饱含着激情。也许，在激情面前，所 
　　谓的技巧等等都成了聋子的耳朵。就以他最著名的记叙文《1031大连金州没有眼泪》为例，不知道赚得了多少人的眼泪。当我知道他同时还是个CEO时，我感到惊奇，不是每个CEO都能自己亲自动手写文章的。当然，做CEO时他的名字叫王峻涛，不叫老榕。 
　　别人我不知道，这本书我肯定会留着慢慢看。原因之一是——翻了目录，这些文章在网上都看过了。 
　　老榕的书之所以有保留价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该人在许多方面占据着中国第一的位置。比如，号称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中国第一网络球迷等等，我知道的还有他是第一个和金庸互相称对方为“大侠”的人。一般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第一”的人，至少是很多事情的见证人和预言者，留着这书，十年后拿出来对比一下两个时间点的状况，应该有所领悟。 
　　老榕声称自己一共有七个人生理想，那就是：一，找个老婆；二，有个儿子；三，看场好球；四，出一次国；五，当一次董事长；六，出一本书；七，上一次太空。 
　　现在，随着《多情应笑我》的出版，不到四十岁的老榕的这七个梦想已经实现了六个，并且，我的预感告诉我，上太空的梦想他早晚会实现，因为我觉得这个事的难度远远大于“当一次董事长”。 
　　老榕是个聪明人，所以能够十五岁就考上大学；所以敢于在第一时间把自己仅有的一万元人民币换成股票压在箱子底然后变成二十万，掘到第一桶金；所以敢为天下先，在别人没有任何概念的时候创建8848，建立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公司；所以敢一直努力，在网络经济几乎全军覆没的时候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握住B2C不放。老榕又是一个有肝胆的人，所以敢在轰动全国的福建陈氏兄弟的IP电话案中充当重要的证人，所以能通过网络救助重病在身的女大学生，甚至能包下一个酒吧让所有认识的网络球迷集体看球“腐败”（这里的“腐败”是网友们聚会吃饭的代名词，花的可都是自己的银子，不是公款）。 
　　有网友这样评论老榕：老榕上网总带着两样东西：放大镜和吸管，众长看到，精髓顺来，仔细琢磨，凿石成玉。谈财富、谈情感、谈朋友、谈体娱、谈网络、谈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谈到了一方面，老榕就像一个综合节目主持人，再回收编辑播放。读他关于足球、关于电子商务的精彩段子就如同收罗我们自己某一刻的某一种心境一样——替愤青们出了气，替多情的人掉了泪，替攀高的人上了珠峰，替需要地面的人下了山。他所有吃力的个人宣传在这些面前都微不足道、苍白无力。 
　　虽然这是网友对老榕的赞美，但也从某个侧面道出了老榕其人的“真相”。 
　　近来，老榕又成了北京西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CEO，但是网友们发现，他依然每天泡在网上侃东论西。于是有人奇怪地问，你怎么会这么闲？老榕答道，才一百多人的公司，我要是就没时间泡网了，也实在太没本事了。 
　　瞧，就是这么个人，出了这么一本书。“多情应笑我”？说不定谁笑话谁呢？   
　　你从哪里来？--评《解读中原》   
　　毛阿敏唱“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来历的疑惑，显克微支则问“你往哪里去”，为自己民族的未来困惑。没有人是没有来历没有去处的，虽然罗素告诉我们一个人因为出生在一个不好的地方而遭遇到不幸的话不是这个人的错，但既然每个人来到世上总要选择——不，是被选择，被动地落脚到一个具体的地点，就无法摆脱这个地方先天给你带来的那一切了。 
　　讲述不同地域文化比较的著作很多，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其实对这些事情讲得更好的还要数民谣，比如：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非常直观，且利落，比长长的专著更能体现出地域特点。 
　　近几年以地域判断人的话题集中到了河南人身上，有关的河南段子也不断地多起来。甚至连董存瑞的临终遗言也被篡改为“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而北京的中关村有很多公司在前几年甚至贴出告示“河南骗子免进”。 
　　张向持的新书《解读中原》对这种“河南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也是河南人的作家周大新在读过《解读中原》后说：“作为一个河南人，我读这本替河南人说话的长篇报告文学，心里自然怀着几分激动。读完全书，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作者在找准河南人遭丑化的根本原因——贫穷的同时，深情并激昂地向河南人发出了呼唤：河南要尽快富强起来。” 
　　河南的富强与否于我这个外人无关，我倒是希望整个中国都尽快富强起来。仓廪实未必真知礼节，但仓廪实而少遭白眼才是真的。 
　　河南从来就没过上好日子，鲧禹时期的大水在河南，国民党炸黄河堤以抗日本，受苦最多的也是河南。 
　　一个年轻人要当警察了，他的父亲给他的忠告之一是“别跟卖苦力的过不去”。 
　　在我们报社的边上有一家银行，一次，银行的保安（也是个乡下孩子）大力踹路过的一个贩糖炒栗子的“走鬼”的炉子，我上去质问他为什么要欺负人，保安竟然说：“我给了她面子了，让她走，她不走，只好踹。”“你又凭什么给人家面子呢？”我问。 
　　你又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河南人呢？要我说，无非是有部分河南人做了些骗人的事，便有人迁怒于所有的河南人了。扪心自问，你自己究竟有多干净？除了武侠小说里外，我TMD还真没见过什么“完人”，而最完——完蛋的完——的人都是些以道德家自诩的家伙。 
　　我的人生经验之一就是：不和嘴上道德高尚的人交朋友。所谓“宰予昼寝……听其言而观其行”吧。所以，看不起河南人，或者看不起上海人……都一样，要是以地域区别划分人的话，最后早晚要把自己绕进去，无一例外。 
　　从河南出来的民工有可能衣冠不整，但禽兽出产量绝对不会比西装革履的家伙们更多。我们反对的是不好的品行，而不是衣冠。想想作为一个积弱的国家的公民在国际俱乐部受到欺负的感觉，如果还有心情去嘲笑比自己更弱的人，那就实在无话可说了。   
　　鸟人--评《鸟类》   
　　没有鸟就没有人，这是中学时候生物老师告诉我的；但有了人以后，鸟的生存条件大不如前，这是无数报刊新闻告诉我的。 
　　不用说国内只剩下十几只的朱鹮已经难以为继，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童年时经常听到见到的那些鸟鸣以及不时飞过上空的鸟现在还看得见吗？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曾经这样描写自己家的花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 
　　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你现在到绍兴去，百草园依旧，这些鸟啊虫啊的，可一点儿都见不到了。 
　　迄今让我最感动的电影之一，不知道是美国人拍的还是加拿大人拍的，名字叫《伴我高飞》，集中并恰当地体现了鸟和人的关系：一群死了母亲的小野鸭，被一个小姑娘收留养大，最后，小姑娘驾驶着小飞机，在父亲的陪伴下，带领野鸭们迁徙，把它们领到了南方。 
　　知道一些鸟类的知识有什么用？假如你不想发明飞机的话，假如你只想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的话，那我得说，的确没什么大用。最多能让你饭后茶余增加些谈资罢了。 
　　有一个美国学生——我忘了他的名字，上学的时候，为了凑学分，选了一门“鸟的知识”的课程。他的老师——我也忘了名字了，抱歉——是一个干瘦的老头，长得就像一只鸟，讲起课来可是全神贯注，投入得不得了，课堂上不是学着海鸥俯冲的样子，就是学黄昏腊嘴雀才发得出来的“PEEER”般的鸣叫……那个学生看着老师的样子只感到滑稽，但是为了学分又不得不记住那些“枯燥”的内容。 
　　转眼，学生长大了，投身华尔街，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某日，他带着孩子们到郊外游玩，孩子指着一只飞起的鸟，大叫：“爸爸，快看，好美丽的鸟啊。” 
　　他看了看说：“那是褐头牛鹂，7.5英寸左右长，鸣叫的声音是‘CHECK，CHECK’或者‘卡嗒卡嗒’。” 
　　孩子很惊奇地看着他，又指了另外一只鸟：“那么，爸爸，这个呢？” 
　　他看了看，回答：“这个要大得多，是美洲隼，一般把巢筑在枯树或者仙人掌里，也有住在悬崖上的洞穴里。在巢里如果你打扰它，它会冲你‘KLEE-KLEE-KLEE’地叫，表示它很烦。” 
　　孩子的眼光看着他好像是在看上帝，然后扑到他怀里喊道：“爸爸，你真了不起。” 
　　他抱起了孩子，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那个瘦小枯干形状很像鸟的老师。 
　　上边这个故事我记得应该是不完整，但我想我感受得到该学生最后一刻的心理，我要有一刻能获得如此NB的感觉，该多么好啊。 
　　现在，有了这么一本书，让我们都有了这样的机会，就算我们没有学过“鸟的知识”这样的课程，也有机会补课了。 
　　书名《鸟类》（BIRDS），简简单单，属于《DISCOVERY CHANNEL·探索书系》，书不厚，但内容相当充实，从鸟的羽毛到鸟的飞行，从观赏鸟的方法，到对各种鸟的介绍，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资料详尽，解说灵活。科普书做到这种地步的，在国内还不多见。该书的编者都是知名的专家，分别是蒙特利尔大学鸟类科学与保护中心主任戴维·伯德博士，罗杰·托里自然历史研究所所长吉姆·贝里，康奈尔大学鸟类学教授斯蒂芬·克雷斯，《观鸟者文摘》编辑和《笨人观鸟》的作者比尔·汤普森。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的译笔相当流畅、自然，读起来很省力气。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该书定价达37.5元，虽然全部是铜板纸彩色印刷，也要请各位量入为出。毕竟，对一本书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理解，但你歇菜吧--评《大师经典》   
　　刚才写完标题，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这是什么意思嘛，明明是看了本破书，想起了世界上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这么一回事，怎么就起了这么一个狠呆呆的标题？所以我得解释一下，首先，我要建议：五十年内诺贝尔文学奖在推荐、审议、颁发奖金的时候不要考虑中国作家这个群体（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不在其列）。 
　　我认为，这样做是帮了中国作家的忙，对中国写作这个行业没有坏处，起码先灭一道中 
　　国作家的集体“虚火”病。 
　　据说鲁迅当年是有可能被提名的，但虚火不甚多的鲁迅清醒地总结了一下，在给台静农的信里，鲁迅写道：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之所以把鲁迅先生的信全文引用，是因为我大学里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实在有点儿醍醐灌顶的感觉，并且十分强烈，强烈到如电影《黑客帝国》中男主人公最后关头“顿悟”的地步，从此打消了在小说上争强好胜的心。 
　　题外说一句，中国已经成名的作家中，有许多根本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可惜没什么东西能给他们也灌灌顶。而大部分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们，如果将那些浪费了的时光用在其他地方，比如做点儿小买卖，或者干脆别在三更起五更眠的话，都能为国家多做点儿贡献，也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自从不再有当小说家的欲望后，我的日子（指物质生活）比从前进步了不小，起码三十岁后顿顿有肉吃了，所以有些后悔——中学时候看《鲁迅全集》时怎么就忽略了书信日记部分呢？早看到鲁迅这封信的话也不至于在中文系里蹉跎了四年的大好光阴啊，为了这个，我居然放弃了我所钟爱的数学。 
　　从那以后再看有人嚷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就觉得可笑——鲁迅过世六十五年了，六十五年后，作家固然多了很多，但在写小说上能超过鲁迅的还一个都没有。小说集也看了不少，可我的厕所里最常摆的还是那一本薄薄的《故事新编》，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我都为自己悲哀。 
　　作家里好好写小说的不多，热衷为自己争取开讨论会资格的多；评论家里仔细看别人小说的不多，拿“卢布”替别人吹捧的多；我一大学同学读博士，到新加坡研究老舍，实在和“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到新加坡”是重点，“研究老舍”是什么呢……就这，还好意思争什么诺贝尔奖，脸不红吗？ 
　　有了上边这些胡思乱想责任完全在于我开头提到的书，说起这套两卷的《大师经典》（其一为《领衔诺贝尔文学奖的20位桂冠作家》，其二为《诺贝尔文学奖错失的20位大师》），印刷质量不错，装帧设计都很到位，从想法到操作看得出来都下了功夫，挑选的作品也的确代表得了大师的水平。我惟一的疑惑是：这四十位大师的作品都有单行本或者全集在书店里摆着，又把他们折腾一遍——还不到一遍，每个大师的作品选的都不多——有必要吗？ 
　　当然，我明白，就大师作品选前的那些评论家的文章，如果没有大师们的作品在后边衬着，也成不了书，虽然没什么必要，但也都不容易，理解万岁吧。 
　　虽然我理解你，但你还是歇菜吧。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评《恐韩：韩乔生语录》   
　　一本被媒体列为“搞笑推荐”的足球幽默漫画集《恐韩：韩乔生语录》悄然风行。此书分为“画韩”和“韩话”两个部分。“画韩”是由漫画和点评来阐释韩乔生经典语录，妙趣横生；“韩话”则是对“韩乔生现象”的种种看法。 
　　韩乔生是体育解说员承上启下一代的代表，他的上一代标志人物是宋世雄，下一代则是黄健翔。他的可爱之处是憨厚朴实——我可不认识他，只是凭电视上得来的印象——坏处是 
　　语速太快，有的时候自然言多必失，经常闹出笑话来。 
　　在网上流传着很多韩乔生的语录，比如被我用作标题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是其一，其他的还有如“各位观众，中秋节刚过，我给大家拜个晚年”、“两队队员在场上你争我抢，两队教练也在场下争风吃醋”、“可能有的观众刚刚打开电梯，我们再把比分……”等等。在1997年后的几年，网上的“韩乔生语录”越来越多，由几十条“发展”为上百条，愈传愈烈，由网上到网下，成了很多人饭后茶余的谈资。终于，韩乔生实在忍耐不住，上网点评了这些语录。 
　　韩乔生的点评起码看起来很诚实，对一些自己确实犯下的错误一一承认，对不是自己说的做了澄清，比如“可能有的观众刚刚打开电梯……”是宋世雄说的，再如“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他则根本没有说过；还有的一些话，比如他对“这个导演很有特点，在观众席上捕捉到这样一个镜头：一男、一女、一胖、一瘦，很有意思。”点评说：“（这是在解说）九运会跳水，有什么错？” 
　　韩乔生的点评一出来，网上对他嬉笑怒骂式的评论基本消失了……曾经有人约我写一篇稿子，《互联网10大英雄》，我说如果要写我肯定把韩乔生排在第一，但对方很快就打消了继续讨论的念头，稿子也不要了。我知道对方是想让我写老榕、张朝阳，但我以为，韩乔生利用互联网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洗刷”了自己的“罪名”，也是一种英雄行为，干得甚至比利用互联网争钱夺名的人漂亮多了。 
　　我不知道新华社新闻里说的那本书的出版是不是出于韩乔生本人意愿。如果是，更要为韩乔生叫好了。这真是一个绝佳的创意，像韩乔生这样的公众人物，不顾自己的“形象”，利用出书的形式，把更多的欢笑送到读者面前，实在让人佩服——如果不是出于韩乔生的自愿，也应该留三分佩服给策划者，毕竟不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头脑。反正像韩乔生这样的老实人，很难想像他会去和谁打官司就是了。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变成商业上的收益，这个时代真的值得我们击节叫一回好。这是我从这本书的出版上得出的结论。   
　　在路上--评《携程走中国旅游系列丛书》   
　　你有五十元钱吗？那可以换来一餐填饱肚子了；你有五百元钱吗？可以跟朋友共享一次愉快的晚宴了；你有五千元钱吗？那可以和伴侣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玩一趟了；你有五万元钱吗？那你可以出发去旅行了；你身无分文吗？太好了，那你已经为浪迹天涯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这个说法曾经让我深受鼓舞，可惜的是，我身边不多不少总有一些银两可用，也就是说 
　　，我从来没为儿时浪迹天涯的梦想做好准备。 
　　我爱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经受的三十多年的训练又使我没有吃不上饭的担心，看来，我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梦想了——虽然有点儿遗憾，但如果你让我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我又实在舍不得。 
　　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其实缺少的是浪迹天涯的勇气，有的只是旅游的想法。 
　　走过几座名山，跨了几条大川，寻访过几处古迹，看了不少地方不同的笑脸，然后，捂着干瘪的钱袋倒在自己的床上，再想一想明天的早餐。于是，改了心思，再次融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恢复单调但感到塌实的日子中去。 
　　很多人都是这样，儿时揣着一个远方的梦，然后庸庸碌碌地忙上一生，到了蹒跚迈向土馒头的时候才醒悟：如果再给一个人生，我一定要让它有所不同。 
　　但是，现实中，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回头对着路边的一枝花惊叹：呀，它可真漂亮！ 
　　据说，在高原看星星，会觉得自己距离天空及真理都很近——实际上你可能距离平流层是近了，但真理遥远依旧；还据说，草原上有一种九色鹿——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童话，假的；据鲁迅家长工的儿子润土说，海边有一种动物叫作猹，专门偷西瓜吃——后来才知道，也是鲁迅在和大家开玩笑，根本就没有这种动物……虽然辞书里写着：猹，一种獾类动物，见鲁迅《呐喊·故乡》。 
　　权威的鲁迅“制造”了一种不存在的动物，我们相信了，结果只是个玩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既然鲁迅都如此，我们看其他书时得到的那些间接经验要不要验证一下呢？我们只相信权威吗？ 
　　可是你总不出去走走看看，怎么才知道呢？掉过来说，就是知道了，没见过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是个俗人，是个曾经梦想浪迹天涯而最终选择了安全地去旅游的俗人。现在是个只想坐在房间里写写文章玩玩电子游戏同时身边放着几瓶啤酒就能满足的俗人。 
　　所以，看到这套书的时候，就想：当年热爱旅游的时候要是拥有它就好了。 
　　这套书就是十本的《携程走中国旅游系列丛书》。 
　　首先得说明，这套书不是为浪迹天涯的人准备的，浪迹天涯的人甚至不需要地图，它只是为旅游的人准备的，为有一些空闲时间到处转转放松神经的人准备的。 
　　其次，这套书的价格并不便宜。从我现在手里的五本看，每本四十八元，但对一个真要出行的人来说，至少它可以让你省下每到一地必买的地图钱。 
　　我这么说，你肯定知道了，它就是信息大全。 
　　没错，它是。 
　　丛书按地区划分，介绍了全国各地你有可能走到的地方的一切资料，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有依托携程网的优势，选编了很多网友在当地旅游的心得，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我曾经在携程网上注册，得到了一张能在各大饭店入住时打折的携程卡。现在书里又送了一张，看来派得上用场了。 
　　因为，这套书使我重新对旅游产生了兴趣。翻翻拣拣，挑挑看看，掂量掂量口袋里的银子——下个假期，我去哪呢？     
　　一切从体育开始   
　　人民需要欢乐   
　　申奥成功的当天晚上，铁杆球迷老榕在北京街头狂欢，和他同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诗人。诗人望着一街的人，对老榕说：。 
　　作家诗人们成为政治家的可能性非常大，比如哈维尔，比如卡拉季奇，还有许多政治家同时就是诗人。所以，当诗人以政治家的口吻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 
　　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里，人民已经迎来了两次欢乐，这第二次自然就是中国足球队以1∶0战胜了来访的阿曼队，第一次冲击世界杯成功。 
　　作为一个老球迷，说出自己在裁判员终场哨声响起的刹那流出了眼泪也不是很丢人的事，我承认了吧。泪水过后，按照我的习惯，当然是找个地界先把自己灌醉再说。 
　　在我看来，用醉酒来表达欢喜之情是最正常的方式了，但，当然，别人有别人庆祝的方式。 
　　第二天醒来，上网，才知道头天一整夜各大城市的街头都成了球迷的世界。沈阳的上空，爆竹响了一夜。 
　　足球是一种文化，能够振奋民心，这是不言而喻的。据说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当马拉多纳因服用******而被驱逐出局的第二天，阿根廷日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数个百分点。仅从这一点上看，足球的作用就是不可小觑的。 
　　但更重要的显然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点，而是足球用自身魅力带给我们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同意人民需要欢乐这个说法，也同意足球能够带给人民欢乐。所有的人都需要欢乐，人只要活在世上就不会拒绝欢乐，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俗人。 
　　我惟一的疑问来自一句话，一位网友在帖子里写道：沈阳的大街小巷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燃放起了烟花，而肯定也是球迷的沈阳警察笑呵呵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沈阳是禁止鸣放烟花爆竹的，这是法令。而法令是神圣的，是保障“人民”能够欢乐的基础。 
　　既然法律规定游行必须要提前若干天申请，那么不通过申请的游行即为非法。不能因为你现在有着欢乐的情绪而把法律抛到了脑后，无论这欢乐是一个人的还是很多人的。 
　　我们的情况经常都是这样，一个人违法必将得到惩罚，而许多人违法则不了了之，那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警察，说他是知法犯法或者玩忽职守也并不过分。作为“人民”，得到欢乐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好莱坞的三流电影《角斗士》里有这么一个情节：通过非法手段上台的罗马皇帝下令大规模举办角斗节目，让罗马人民每天都沉浸在一种欢乐的气氛里，这样他就可以按照计划顺利解散元老院而不被注意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在欢乐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应该恪守的东西。比如法律，是每个从事欢乐活动的人应该牢记的，只有在欢乐时依然把握底线，才能在今后的日子获得更多的欢乐。 
　　人民需要欢乐，但正如不能以大部分人的利益为借口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一样，以球迷的身份用“人民”为借口牺牲已经生效的法令法规，同样是让人难以容忍的。 
　　十年前的另外一部好莱坞电影《虎胆龙威2》中，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英雄迈克林在电影开头时违规停车，被警察开了单。但是结尾的时候，开单的警察又把罚单撕掉，和观众开了一个一点儿都不好笑的玩笑，他们的逻辑是，英雄人物，怎么可能为这点儿小事而真被罚款呢？ 
　　幸亏，这种情节只在电影中才有。   
　　王致郅悖论   
　　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签下的协议，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不清楚王致郅与中国篮球协会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如果有，哪怕是口头上的，王致郅也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所以，我对篮协和国家队当时要求王致郅放弃NBA夏季联赛回国打四国邀请赛的要求表示部分的理解。前提是，王致郅在做出承诺的时候没有受到对方什么威胁或者逼迫，比如不答应什么什么就不准出去等等——作为强势的一方，我想篮协和国家队还不至于这样。 
　　而从其他任何角度来看，王致郅如果真的放弃NBA夏季联赛而回国参加那些垃圾热身赛，那他才是疯了。 
　　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问题，讨论很多年了，文革间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了捞一根国家的电线杆子而放弃了生命，王小波在杂文中提到过这件事，认为不值。如果不是电线杆子是一辆汽车呢？如果不是一辆汽车是一座楼房呢？如果不是一座楼房是四国邀请赛呢？ 
　　说实话，类似的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一直想不清楚答案，只能就事论事地说，具体到金训华，一根电线杆子实在不值得；在王致郅，我认为，四国联赛（及其后所谓的国家队合练）也不值得回来。 
　　从大的方面讲，王致郅如果回来，对中国篮球的发展肯定不是好事。打不上夏季联赛，很可能意味着他再无法在NBA立足，这样，中国国家队就少了一个NBA球员。别光看眼前的邀请赛和世锦赛，2008年奥运会呢？多一个有着数年经验的NBA好汉是一个什么感觉？我们现在要做的绝对不是拉回来，而是送出去，越多越好，一切为“送出去”制造障碍的做法毫无疑问都是短视的。 
　　王致郅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回来，对自己和中国篮球长远发展不利；不回来，对自己在国家队的地位和名声都不利——网上已经有人在骂他是汉奸了。 
　　其实，就算就此加入美国国籍，也算不得汉奸，美国和中国一直是友好国家，那么多科学家都入了美国籍了，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利弊，并不在于一时的得失，风物长宜放眼量嘛。 
　　其实，很简单，篮协和国家队的人多动动脑子就够了，何苦呢。   
　　米卢在游泳池   
　　一个笑话：希特勒访问波兰，波兰最著名的画家被命令画一幅赞美希特勒的画，名为《希特勒在波兰》，画家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只得从命。在揭幕式上，红布拉下，只见画中一男一女做“洞房花烛朝慵起”状。波兰领导不解，问画家：这女的是谁？答：爱娃。问：男的是谁？答：卫兵。问：希特勒呢？画家答：希特勒在波兰。 
　　现在，克林顿在巴西。 
　　初，米卢在昆明。他到某游泳池的时候，居然被发现没有游泳裤，穿着一条大裤衩子，引起一片笑声。 
　　克林顿在巴西买了两件游泳衣，但我相信没有一件是送给米卢的，因为他买的是两截式的比基尼。 
　　关于米卢的大裤衩子，有很多传说，其中的一种是：米卢不想太性感。 
　　实在想不出一个近六十岁的老男人究竟有什么性感可以展览，但这个时候，忽然想起克林顿也快六十岁了。 
　　老话说“岁月不饶人”，可让人不明白的是，岁月偏偏饶过了许多人，比如米卢，比如克林顿，比如……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在六十岁的时候卖弄一把性感，那可真是达到“老康”的水平了——老康特指肖恩·康纳利。 
　　米卢喜欢游泳，其实一点儿不奇怪；他还喜欢让他的队员游泳，这也不奇怪。谁都知道游泳是受伤可能性比较小的一种运动。米卢当然不想让他的队员受伤。 
　　谁都不想，可为什么他就那么喜欢大裤衩子呢？ 
　　米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比赛前给他的弟子放他们以前的精彩镜头，以激励他们的斗志。 
　　这就明白了，米卢不想让自己的性感压过弟子们的性感，以建立他们的自信。米卢如果也和队员们一样亮出舌苔的话，吸引的就不止是女记者了。 
　　在米卢手下做球员，好福气。 
　　米卢在西亚，记者也在西亚，球员也在西亚。 
　　胜利在手里。   
　　赢球是硬道理   
　　老彼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评述甲A最后一轮北京对深圳比赛的时候说：“我认为这是今年甲A中最好的两支球队在比赛。”有记者笑，老彼德追问了半天：“你笑什么？”记者问：“最好的为什么没拿到冠军？”老彼德拂袖而去，当然，走出去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忘记和朱广沪礼节性地握手，问候。 
　　抛开老彼德的风度问题不谈，单从逻辑上看，记者的问题是靠不住的。最好的拿不到冠 
　　军有很多原因，比如裁判啦、高层管理啦、赛程啦等等问题都有可能让最好的球队捧不回冠军奖杯，记者这么说，显然是在明知故问。当然，如果你问我甲A里最好的球队是谁的话，我当然不会说是北京或者深圳。 
　　赢球才是硬道理，拿不到冠军的球队固然可以说自己是最好的，但底气显然没有拿了冠军的队伍足。不然老彼德为什么会生气呢？罗纳尔多从来没拿过欧洲联赛的冠军，所以只能躲在替补席上任凭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流，不敢再说自己如何如何地好了。直到世界杯时，赢了比赛，才扬眉吐气了一把。 
　　世界杯把中国的联赛搅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自然会影响球队的状态。最好的球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应付种种不利局面，所以能拿到冠军。但实际上这是不应该的，我不是指拿到冠军的球队不应该，而是说联赛被搅成这样不应该。这又涉及到了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我们究竟该以联赛为主还是以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赛程为主？别的不说，如果这样下去，中国的联赛永远没办法走上正轨，结成正果。 
　　据说明年的联赛受诸多因素影响，依然会回归到今年这样的局面。这实在不应该。其实换个思路，这个问题并没有困难到无法解决的地步。现在，足球水平和经营水准以欧洲为高，国际大赛都是以他们的时间表为准，我们应该想：我们有能力改变欧洲人的习惯让他们适应我们吗？ 
　　没有。 
　　如果还想保持中国联赛完整性的话，只有两条路了：一，拒绝参加世界杯、奥运会一类的比赛；二，改变联赛时间。 
　　显然第一条路行不通，最应该做的是第二条路。改变联赛时间向欧洲靠拢很难吗？起码中国和欧洲纬度大致相当吧。落后就要改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百年前的改良派便知道了这个道理，好像理解起来不应该有什么障碍了。执行现行的联赛赛程，对球迷来说惟一的好处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球看。但跟中国足球的整体利益来比，这一点点好处实在是太小的理由了。我们连足球彩票都能猜欧洲的比赛，思想上的接轨还有困难吗？ 
　　说到足彩，不得不抱怨几句，自从用德甲，尤其是法甲换了英超后，我只得了一次特别奖，好像是三十三元。该死的法甲，看不到比赛，没有直观的感觉，怎么猜啊？几乎是怎么猜怎么错，只剩下摇头叹气的份了。周六眼睛盯着屏幕，看阿森纳对阿斯顿维拉激情四射的比赛，脑子里想的却是色当对尼斯会怎么样，滋味实在难耐得紧。 
　　电视里，解说员在比较欧文和亨利的优劣，正在对阿森纳大加赞扬吹捧得甚至有些过头的时候，维拉队扳回了一个球。虽然阿森纳取胜，但这个进球告诉我们，最好的球队也是有机可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自己。 
　　认识别人对别人说三道四很容易，最不容易的就是认识自己了。英格兰人会说欧文最棒，法国人按说当然会捧亨利——维埃拉就认为亨利该得今年的世界足球先生——中国不也有人写文章，将李金羽称为中国版的克雷斯波吗？不过估计克雷斯波要到了法国南锡，百分之百会达得上主力。不是说李金羽不够好，中国联赛的射手中，李金羽显然是最好的，他比射手榜第二的人多进了五个球，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这种差别本来应该只存在于足球游戏当中，但显然他应该再越一个层次继续地好下去，穿中国联赛的金靴显然不如像孙继海那样在英超里进上哪怕一个球。在踢足球这个领域里，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说法实在是扯淡。 
　　谁都可以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彼德真的没必要那么没有风度。   
　　越来越闹   
　　小时候，父母上班走了，俺的快乐也就来了，急急跑出门，到街上和邻居美眉调笑，和年龄相若的坏蛋们争风吃醋地打架（以挨打为主）。当时，可以吹牛地说，俺的抗击打能力绝对天下第一。 
　　忽然一天，恢复高考，父母发下宏愿，要把俺们兄弟姐妹都送进大学，俺的悲哀也就来了，因为他们上班后要把俺锁在屋子里不准出门，再也没时间和伙伴放屁蹦坑，撒尿和泥了 
　　。号称是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俺只好每日里头悬梁，锥刺屁股地读书做习题。十余年后，大学俺倒是上了，但是再和人打架，可真是只能挨打，一点儿还手能力都没了。 
　　一个人，只关到屋子里是不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要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虽然老人家有很多错处，但这句话大体还是有道理的。 
　　武侠小说里，那些想有所成就的家伙们，练得差不多的时候总要找个对手比画比画，没有说自己面壁就能走进百晓生的排行榜的——那是脑子里有SHIT。 
　　环顾四周，脑子里有SHIT的人已经不多，敢情这种人全跑足协去了。 
　　我实在很想再恶毒一点儿，但是足协行有着和政府差不多的职能，出于我对政府的一向信任，我相信最近足协的规定是出自某个不负责任的官员，足协将认真审查该规定并早晚撤消掉——我相信足协能做到这一点，不然实在不够伟大英明和正确。 
　　这个规定就是足协“要求各个俱乐部以国家利益为重，严禁现役国家队队员赴海外效力”。 
　　为了表示我的负责，以上引号部分全部摘录自《北京日报》，一字不差。 
　　这个规定的前提是：出国踢球和国家利益相悖。 
　　如果真是这样，俺可真要故意把眼镜打碎了。 
　　我先想想出国踢球的好处再说吧：1.俱乐部卖人能得钱；2.国家能增加点儿外汇储备；3.报纸能增加新闻卖点；4.球迷能开心，多喝二两；5.让外国更加了解中国——一切从交流开始（好像是一句广告词吧）6.球员长点儿球性。 
　　别的不说，就第六点足够了，这可是直接提高中国足球水平的事，当然有利家国了。 
　　惟一的坏处，是米卢再招集国家队集训的时候费点儿力气，可是预选赛要从10月份开始呢，着急什么。 
　　我认为：该规定不但没有可操作性（各俱乐部没有义务必须遵守），而且是明显的短期行为。 
　　足协当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和足协做这个规定的人中肯定有一个人有病。 
　　恰好，我刚从医院做了体检回来，医生说我身心都很健康，像头牛犊子。 
　　有病的大概是对方，赶紧找个医生吧。   
　　跑的就是江湖   
　　我哥打电话来说要给孩子请家庭教师，被我讥笑了一顿，怎么说俺们家也算一屋子读书人，连孩子教育都搞不好，还有什么脸见人啊。电话那边，我哥沉默了几秒，说，孩子要学的是钢琴，这咱们家可没人会。 
　　我哥教育孩子的方法基本是放任自流的，任其玩闹，成绩一塌糊涂，按我哥和我的说法，是：咱们小时候没命地学习，也不见有什么出息，还不如让孩子好好玩呢，到了该用功的 
　　时候他自然会努力。我也曾经以一千元压岁钱为饵，劝导我的侄子和外甥，如果谁考全班最后一名，过年的时候这钱就归谁，结果他们俩竟然都不上当，我很郁闷……没想到有一天我侄子在小伙伴家看人弹钢琴入了迷，嚷嚷着要学。我哥自然乐不可支，觉得自己的“自然教育”法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赶紧买了钢琴，并真的要请家庭教师了。 
　　你不懂的东西当然要请别人教，这我当然支持。你做不了的事情请别人做，再简单不过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什么都会，万事不求人只是姿态，连猴子生了虱子还得同伴帮着捉呢。 
　　我要说国人不会踢球，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可能会跟我急，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实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中国人踢球的水平可能和我侄子的钢琴水平不相上下——我那侄子现在忙着要考级呢，中国足球队也忙着准备十强赛，他们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我侄子可能考上，中国足球队也可能冲出去，如果我侄子考不上，中国足球队冲不出去也没关系，反正还有下次嘛。 
　　中国人自己带了这么多年的队都没冲出去，凭什么要求米卢一击就中？著名足球教练王洪礼说：“今年十强赛机会是不错，不过我看还是有点儿悬，关键是我们根本心里没底。米卢不说实话，我怎么看他怎么像个跑江湖的，作为主教练，应该拿出自己的计划，准备把球队练成什么样。不过从国家队前几场比赛来看，技战术打法真是没有什么闪光之处。中国队自己觉得抽了上上签，可能人家也在偷着乐，可算和中国队分一块了。” 
　　他的最后几句话俺坚决表示同意，能跟中国队分到一组，对别人来说自然是好事，但是责任不在米卢。至于说米卢“像”个跑江湖的，我就不能同意了。因为米卢根本就“是”跑江湖的。跑江湖怎么了？跑的就是江湖。有本事你也跑跑看。 
　　你看人有没有本事就行了，管人家跑不跑江湖干吗呀。   
　　解说员的责任   
　　黄健翔同志，三十多岁了，南京人。他为了中国足球的解说事业，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历经磨难，终于在9月7日晚对卡塔尔一役中“英勇就义”。 
　　这里说“英勇就义”是开玩笑，但是通过这一场的解说，黄健翔在球迷心目中的形象打了许多折扣。 
　　在这之前，黄健翔被球迷称为中国最好的解说员，在这之后，虽然不见得就有人超过他的地位，但是这个“最”字估计没人会轻易使用了。谁“最”呢？还得拭目以待。 
　　估计没人会把黄健翔捧到“神”的地步，连米卢的“神奇”他也比不上，但是，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相对于孙老师带给我们的呆板和韩老师带给我们的欢乐，黄健翔以他的激情和深刻创造着另一种解说风格，经久不衰”，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9月7日，中国对卡塔尔的比赛解说，黄健翔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观众，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话语权。 
　　不知道他对米卢哪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我听到了一些不好的传说，对黄健翔和央视有几分不利，但是我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怎么会去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呢？我宁愿意相信作为一个球迷，黄健翔是爱之深，责之切，多少有点儿“怒其不争”的意思吧。 
　　黄健翔可能没有仔细准备资料，没弄清楚对中国队来说，这是一场平了当赢，输了无所谓，甚至赢了不见得是好事的比赛。 
　　虽然每个人都会争取胜利，但有时必要的策略是不可缺少的。赢了是好事，但是真的赢了，使某几个队的出局既成事实后，可能会造成本组的三个西亚国家同仇敌忾之心，联手对付中国队，我们吃这样的亏已经太多，无须赘述。从这个层面看，这真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比赛。黄健翔只有一句话我同意，“要是普通的球迷和记者都能猜出米卢的心思，那他就不是神奇教练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最后的比分让人无话可说。 
　　就在黄健翔不停指责米卢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开场不久曲波的那脚挑射要是进了，他会说些什么呢？要是谢晖的两个头球建功了他又会说什么呢？ 
　　“米卢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黄健翔说这话的时候，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十五分钟，莫非他能预测还没有发生的事？ 
　　别说米卢运气好，在结束的时候把比分扳平，这不是运气而是实力，怎么就没人说弗格森运气好呢？他的队伍曾经在加时阶段连进两个球，创造了奇迹——奇迹和神奇都是实力造就的。 
　　一个刚刚开始迷球的人，听了黄健翔的解说，问：这个教练这么差，为什么会请他来呢？ 
　　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因为解说员忘了自己的责任，只顾发泄他莫名而来的愤怒，“失位”了。 
　　需要反思。   
　　平等是不可能的   
　　1979年，浙江杭州两位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的熊氏兄弟（人称“二熊”）因犯有强奸、轮奸、猥亵等罪行被判处死刑，让老百姓拍手称快。这件事情使特权与反特权的较量拉开了序幕。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开始深入人心。 
　　如果没有这个观念，我估计胡长清和成克杰今天还会滋润得很呢。 
　　但是法律面前真的人人平等吗？没有绝对的事情，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如果真的做到了，这句口号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比如你相信辛普森没杀他的前妻吗？如果辛普森是个普通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答案不言而喻。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所谓的特权只集中在一些“公子”身上的话，那么现在不同了，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天到你家。现在的特权阶层已经严重分化了。 
　　好莱坞每年都有一个权力排行榜，是根据在好莱坞鬼混的那些人的知名度、财富等项目来给他们“排排座次”的，去年第一的好像是个大制片公司的老板，汤姆·克鲁斯是第三，这种排行让你没脾气，起码规则看起来很有道理。如果某天汤姆·克鲁斯也走了辛普森的覆辙并且和辛普森一样可以逍遥法外，你千万别吃惊。那实在没什么好吃惊，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法外还有一个法。 
　　有一个故事：一个古老的村子里，一个泥水匠杀了人，按律当斩。于是召开全村子的会，村长宣读了将泥水匠斩首的决定。一个人站起来说：“泥水匠是应该杀头，但是我们整个村子只有这么一个泥水匠，如果他死了，谁来帮我们修补房顶呢？”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泥水匠不该死。最后村长决定说：杀人得有人偿命，既然我们只有一个泥水匠不能杀，又必须有人死。我们只好杀掉理发师了，以为我们村子里有两个理发师，实在浪费。 
　　最近有自己球员涉嫌杀人——涉嫌而已。在法院判决下来之前，我什么都判断不了，只是新闻中一些人的说法让我感到很郁闷，他们竟然为涉嫌杀人的人开脱，定了个斗殴。 
　　如果新闻中写的事情经过是真的话，我怎么看都不像斗殴。我少不更事的时候也经常斗殴，大体还知道真的斗殴是什么样子。 
　　二十多天过去，最后一个犯罪嫌疑人，那个叫王子的球员对记者说，他有两恨：第一我恨我自己没有遵守队里的规章制度跑出来；第二我恨某某（另一名嫌疑人），就是由于他因为一点儿小事和人家争吵，我们才打架，作为朋友，回头他又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他还有两恨，那个死去的下岗工人不知道有几恨。反正也死了，想恨也没法恨了，我为他一大哭。 
　　我早知道会有人为他们开脱，因为看起来，我们国家会踢球的人实在太少，而下岗工人很多。   
　　思考大牌   
　　国奥队参加亚运会，取得了两连胜的成绩，虽然说第二场从内容到场面都乏善可陈，但毕竟是赢了下来，并且不看对手的话，3∶0的比分自然也不算低。加上有可能处于战略调整的打算，一切都还正常。 
　　不正常的是突然传来了国奥队队员开始“耍大牌”的消息，比如拒绝接受采访什么的，不仅让人诧异，诧异有二，一是这些队员有什么大牌可耍？二是怎么就算耍了大牌了？ 
　　第一个诧异来自球员，第二个诧异自然是来自记者了。 
　　人都有尊重强者的习惯，否则就不会有追星族的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大牌的话，就说足球运动员，比如罗纳尔多，比如费戈，国内的比如郝海东，自然都有得可耍——不是说他们真的耍了，只是举例。但就国奥队的队员们来说，远远还到不了这种地步，耍什么呢？ 
　　记者自然也有记者的问题，某些记者的嘴脸并不比追星族强多少，见了真正的大牌，又是合影，又是索要签名，谄媚的功夫不下一流，已经远远超出了敬业、抢新闻的地步。 
　　这种新闻的产生，固然有球员的成分，但某些记者也应该自省，起码应该想一想孔子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自己的身上究竟有没有所体现。 
　　其实，用不着考虑到底是谁的问题，还是想一想大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更为现实，也更有点儿意思。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有一些成绩卓越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人们根据行业本身对社会贡献大小以及这些人受到尊敬的程度给他们取了近义的代名词，比如演艺界的明星被人们称为“大腕”，科技界文学界卓越不凡者被称为“大师”，商业界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人被叫做“大款”，可能用法有所交叉，也有人称有势无钱者为“大腕”，称有钱无势者为“大款”，有钱有势者为“大师”，但意思基本差不多（势：指影响力，不是势力）。 
　　但是“大牌”和“耍大牌”这两个词不太一样，“大牌”这个词应该是来自京剧界，如果没记错的话，一个班子里最NB的演员被称为“大牌”或者“头牌”，现在，这个词也常被用作大腕、大款和大师的通称；而“耍大牌”一般是指还没有熬到大牌地位的人在公众面前做出大牌的姿态——如果有人说国奥队的球员“耍大牌”的话，就已经包含了他们不自量力的意思在内了。 
　　问题是，干嘛对真正的大牌我们就容得下他们的“耍”呢？ 
　　比如钱钟书先生，是大师，自然也是大牌，他对外人的态度很有意思，几乎对所有的邀请、所有的采访都拒之千里，不折不扣的“耍大牌”，那怎么办？好办啊，干脆别邀请他别采访他就是了。 
　　问题的关键是，你不邀请不采访，钱钟书先生根本不在乎，乐得清净；假如踢球的这帮子人也能对这些毫不在乎的话，那所谓的大牌该耍就让他们耍吧。 
　　怕的是现在耍了大牌，到需要宣传自己的时候又做出某种姿态，那就该轮到记者耍了。 
　　反正都是耍，谁耍还不一样？   
　　青铜的，结实   
　　诗人骂人是由来已久的，并不是现在才有的现象，不过现在的诗人骂起人来直接攻击下半身，从前骂得比较含蓄而已。从前的诗人是这么骂人的：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 
　　这话实在是太刻薄了，骂尽了天下所有为自己为别人树碑立传的人。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刻在石头上，而在刻在什么样的石头上，我乡下老家的茅坑里有一块垫脚石，如果在那块石头上刻了名字就想不朽可实在太难了。十四年前，我去泰山玩，看到许多各朝各代人的题字，如果泰山不倒，其中的很多人的名字估计就朽不了——当然，绝对不是全部。因为那上面有一些权势人物的字，写的败笔很多，一点儿胜笔都没有，字面组成的话读着也别扭，估计早晚得被人铲了去。如果真是这样，朽和不朽的问题就清楚了，那就是，你真把名字刻在泰山的石头上，该朽也得朽。这么简单就想不朽，你以为天下人脑子里都有水啊。 
　　说起来，石头还是不够劲，所以人们就发明了青铜，青铜做出来的东西明显比石头的结实。所以杭州岳王庙就有人给岳飞塑了像，在那一威风就是一千年，岳飞爷爷不朽，不过岳飞就是不被塑了矗那，也同样的朽不了，倒是他前边跪着那四头人很让人为难，他们算不算不朽呢？一千年了，人们还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似乎现在还听得到秦桧夫妻的窃窃私语：仆本无心，有贤妻何至如此；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听说现在有人在沈阳绿岛的院子里给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队员教练队医和官员也立了四十四座像，我想，这真是好事，按照有些人的说法，这四十四个人完成了十亿人民四十四年没做出来的事，绝对应该塑成像，让他们不朽一把，人家容易吗？并且，的确像那谁说的那样：“1.企业出资，没要铁西区老工人下岗大嫂们一分钱；2.四十四堆废铜烂铁坐落于沈阳人都不太知道的偏远角落，出租司机还都常常找不到地方；3.位于绿岛公园院儿内，属于企业的内部建筑，并无公益性质，甚至不向社会开放；4.政府从没发文对此类活动进行过宣传活动；5.无任何有损人格国格的不良影响；6.绿色建筑，无污染，无噪声，不破坏生态平衡，不影响夫妻性生活和谐，不影响学习三个代表，不传播口蹄疫，不……” 
　　但我更喜欢另外一种说法：“中国立的碑海了去了，这四十来个也算有资格。而且以后踢得好了有地儿送送花篮。踢得不好有地儿送送花圈。为球迷想得多周到啊。” 
　　听说，在意大利佛洛伦萨，有人曾经为巴蒂斯图塔也塑过像，不过巴蒂斯图塔转会到罗马后，那像又给拆了。不过那是意大利，沈阳人不会这么做的，我相信。（注：最后两种说法取自网友“沈阳球迷”和“甲鲍鱼”，就此表示感谢。）   
　　你不能不签   
　　给别人签名，肯定是一种乐趣。 
　　在下不才，平生最愿意做的事就是给别人签名。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不开眼的找我签名，无论是签到身体上还是衣服上还是本子上，一个都没有，这让我很郁闷。郁闷归郁闷。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可能在大街上随便截一个人，挥起拳头对着人家的脸威胁：你要不要签名，不要签名医院可有活干了。我虽然身强力壮，但不至于流氓到这个份上——这 
　　能看出签名这事不是谁都能干的，如果渴望有人找你签名，你首先得得到人家的承认，要想得到人家的承认，首先得混出点儿名堂来。 
　　球星属于“混”得有点儿名堂的，所以有人找签名。我敢保证，找郝海东签名的人肯定比找李小鹏的多，名堂越大，承认的人就越多，就是这个道理。 
　　开头说给别人签名是一种乐趣，这乐趣当然就来自于承认。获得了承认，球星会有心理满足感，在格式塔心理学中，这可是一种高级的心理需要啊。 
　　一个球星，如果拒绝给球迷签名，就等于和钱过不去。NBA的一些球星签名是要钱的，国内的球星好像还没到这个地步。但球星一定要明白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球迷，道理是：你有本事，球迷愿意在你身上投放注意力，你才能拿到报酬；如果相反，我保证你会变成一个和我一样穷光蛋。 
　　这里，人缘其实很重要，一个人气差的球星即使球技再高，能够得到的喝彩也有限，而人是需要鼓励的，长久得不到喝彩的人将不具有自信等非智力因素。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在成功的道路上，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智力因素——比如小布什，智商91，一样成为总统，而且是美国的。 
　　话说到这里，我可以坦白了。其实找球星签名，从深层次心理分析，是球迷的“阴谋”，目的无非是对喜爱的球星进行心理暗示，期望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而已。 
　　不要不相信，完全可以用脚指头想想，一个球迷，得到了球星的签名，有什么用呢？ 
　　毫无用处，除了浪费纸张后刺激生产外没有任何好处，搁家里还占地方呢。我知道，这么说可能一些热衷于找球星签名的球迷也未必同意，但是，不好意思，我的心理学知识告诉我，找自己喜欢的人签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鼓励对方，从而使自己心理获得满足——因为能对对方进行一些哪怕小小的帮助而满足。 
　　可以回到开头的话题，我总想为人签名，但从来没人需要我的签名，我的阴暗心理从来就没得到过满足，所以到现在我依然一事无成。 
　　千万别像我这样，球星们，有了机会你一定要给球迷做这些你力所能及、而又对你只有好处的事。要想继续获得成功，首先给球迷签个名吧。 
　　你不能不签。   
　　比比谁无耻   
　　世界上被称为神奇的事并不很多，比如兵马俑，我们可以说它神奇，再比如那个三岁就能推动汽车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说他神奇，但是博拉·米卢蒂诺维奇，我们绝对不能说他有什么神奇。 
　　十强赛上，米卢带领中国国家队，目前是四胜一平，表面看来，成绩还不错，但是说到他们的进球数，我都替他脸红。 
　　五场比赛，五场比赛呀，只进了九个球，实在太丢中国人的脸了。 
　　我是唯物主义者，只相信事实，我能在一场比赛中创造进十一个球的记录，如果现在还有人敢拿米卢和我相比，我认为是对我的侮辱。 
　　我从来不吹嘘自己有多神奇，但是在周五的甲B比赛中，我率领成都五牛队用11∶2的比分把绵阳队打成了绵羊队。现在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才是真正的神奇教练，我当然没有意见。 
　　什么叫神奇教练？一个敢说自己神奇的教练首先要有足够的想像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虽然不流行了，但毕竟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对自己的想像力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今天我不想说，并且我要警告那些靠批评足球吃饭的人，管好你手中的笔，比如一个叫明月的人这么描写我和商瑞华教练：“这就好比是两个偷情的人，你不能说人家强奸，因为人家有快感，你也不能说顺奸偶尔人家还反抗，定义来定义去，还是用‘胡搞’一词比较准确。为了捞足净胜球，五牛这次算是豁出面皮来了，把身底下的绵阳搞得大呼小叫，有没有高潮迭起你得亲自去问问他们。这经典的一幕，把个雄心勃勃冲甲A的长春亚泰主教练殷铁生惊得目瞪口呆——这也是足球？”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严肃的，虽然医学界对同性恋有了新的定义，但随便指责别人是同性恋我 一样会告你诽谤。 
　　一些记者关于净胜球的猜想也是毫无道理的，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和长春亚泰队比净胜球的话，我们的队员会再努力一些，要知道仅仅比他们多三个球是很不把握的。说句实在话，本场大胜完全是此前长春亚泰曾经在天津立飞身上捞走八个球激起了我们的斗志。 
　　我相信一句话：撕开脸皮，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即使说有什么，也是他们做了初一，我才做的十一——本来我是想做十五的，可惜队员们进球进得实在太累了，我不忍心。 
　　我说：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完全正常的，是全队上下充分准备的结果，尤其是负责送钱的老刘同志，那么多钱，拎得他手都酸了……实话不怕告诉你们，绵阳队是经我手调教出来的，他们存在一些报答心理很正常，你不能因为这种情况就说老刘拎的钱是给他们的，实际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钱还分彼此吗？ 
　　徐根宝同志经常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除了谢天谢地外，还要谢人，至于需要感谢的，除了双方队员外还有……我说累了，让我歇一下。 
　　要我看，国家队剩下的比赛还是由我们五牛队来打算了，也让米卢知道知道谁是真正的神奇教练，绝对不能让一个外国老头在中国耍什么威风，灭了中国人的志气。 
　　还是说净胜球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和长春亚泰一样，最后一轮都是客场，他们的对手是浙江绿城，那原来可是他们的兄弟球队啊，我不能不防。请大家相信我，下一场我们的对手江苏舜天虽然是强队，但我依然会和长春亚泰一样取得胜利。 
　　我们现在的净胜球比亚泰多三个，但我不能保证二十二轮以后还多过他们。 
　　最后谁能冲A成功，那就要看谁更无耻了——啊，不好，怎么把真话说出来了。   
　　黑哨也是文化   
　　所有的问题早晚都会解决，解决之后肯定还会出现新的问题。这没什么好说的。 
　　先有行为，然后才有法律，法律永远在事件之后。这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终于有了一些法律了，虽然不太全面——总会有法律照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已经说了，只要法律不认为是有罪的行为就不是犯罪，而在这之前，不是这样——只要法律没说是 
　　不犯罪的，那就是犯罪。这进步绝对超过了孙猴子一个空翻的距离。 
　　所以，有专家认为（其中不乏参与制定法律的专家）：目前的法律条文里，找不到可以为龚建平老师定罪的理由，所以，龚建平老师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虽然义愤填膺，但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专家的话，假如情况真的如此，我绝对支持无条件还龚老师以自由。一位评论家指出：当时的美国，所有人都知道那事是辛普森干的，但法官就是不判他的罪，原因是在司法介入的时候违反了程序，为了维护法律精神，辛普森无罪。 
　　听说龚建平老师有可能因商业贿赂罪被起诉，而条文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出一个“解释”，我和专家老师们一样，认为这样很不严肃。 
　　关于龚建平老师到底是否遭到“逮捕”的待遇，几大体育媒体的说法相互抵牾，读者实在无法知道真相。反正这事还早，擦擦眼睛等着瞧吧。 
　　和龚建平比起来，另两位足协官员的日子恐怕更是难过，听说龚建平已经招了，而某官员已经慌到四处打听情况的地步，以这种慌乱劲头看，他进去和龚老师做伴的日子也不太远了。 
　　拽出来的萝卜肯定带着泥，以龚老师在中国足坛的区区地位，那些曾经有过的风浪他一个人如何驱策得动？ 
　　能策划大事的绝对不是龚建平这样的卒子。 
　　足球圈里比较善于发力的，至少徐明算上一个。徐明的生意做到了四川，把全兴改了大河，力道很是生猛，并且甫一站稳脚跟，马上对大哥魏群下手，其杀鸡儆猴的态度宛如司马昭的思想。 
　　我对俱乐部经营管理啦，足协的运作啦这些事情不太明白，但是我曾经把一款叫CM（冠军足球经理）的游戏玩了五年之久，很愿意跟大家诉说一点儿苦处。CM这个游戏具有极高的仿真度——有一次，我带巴塞罗纳队，并且一队二队一起带，虽然辛苦但很有成就感。为了让二队打好，我经常把一队的球员放到二队去踢，很快我的二队就升到了乙级。又过了一年，二队升到了甲级，虽然，那年，我的一队没有拿到甲级联赛的冠军，但我的成就感一点儿没有降低。可是，问题来了，该死的西班牙足协竟然勒令我把一支队伍降回乙级，理由是同一级别的联赛不能有我的两支队伍，我真是欲哭无泪啊。心里愤愤不平，认为是西班牙人嫉妒作为中国教练的我的成就。说实话，如果游戏里能够发外交照会的话，我一定要义正词严地抗议他们侮辱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惜，我不得不把二队重新降到乙级，并且心灰意懒，很快退休了。 
　　徐明今年刚三十出头，离退休的日子还远，估计他也没有退休的打算，但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在甲A里拥有两支球队呢？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西班牙足协的禁令——对不起，我搞错了，甲A是中国的联赛，可能没有这样的禁令。本文开头的时候我说了，先有行为，然后才有法律。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足协想管也无从下手。 
　　耗子拖木锨，麻烦在后头呢。今年的联赛取消了升降级，明年呢？ 
　　假如徐明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要争夺冠军或者逃避降级的厄运，而这两支队伍又碰到一起，那比赛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会成了裤裆里的黄泥——是屎不是屎也都是屎了。也不知道该谁来负责，反正足协的同志们都是国家干部，国家会为他们负责的。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徐明还是有见地的，那就是孙继海的出售。敢于把孙继海卖到二百万英镑，绝对不是一般的NB，但徐明成功了，对成功人士我们没资格指手画脚。小孙争气，运气也还不错，跟着曼城队眼看着就要进入英超了。 
　　在这之前，英超里只有过三个亚洲人，加在一起才上场了十几分钟，这个记录不难打破。但从这几天的消息来看，就说小孙是英超第一人还为时过早，因为李铁那边厢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已经和南安普顿队眉来眼去好久了，如果真的能成功，实在美好得让人说不出话来。 
　　小孙和李铁都是中国最高水平的球员，小孙曾经说过“不想当好球员的球员不是好球员”，这话虽然别扭，也算表达了点儿愿望，虽然，他在曼城（英甲，但是最好）这样的球队也只能当替补，但“不想当好球员的替补不是好替补”，小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替补了，但愿他和李铁都能从替补走向前台，虽然前边的路不一定真的好走。   
　　负距离接触   
　　从物理层面讲，不发生弹性形变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只要有压力，弹性形变就一定会发生。所以，所谓的“零距离”其实就是负距离。 
　　具体地说，两个人的手轻轻地拉在一起，就注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只要碰撞，就会渗透，无论是物质还是思想。 
　　李响被米卢所大量灌输，同时也为米卢提供了一条顺畅的通道。 
　　米卢灌输给李响的是他的足球知识。在米卢之前，李响对足球知识的体验宛若处女之于性，在这之后，李响对足球的了解正像《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所说“进去是少女，出来变妇人”，不再是吴下阿蒙了。 
　　李响替米卢提供的是一条了解中国的通道。如果没有李响的大力配合，米卢对中国足球、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甚至中国文化本身能够有现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李响就没有米卢的成功，所以我对米卢的“李响贡献说”很有同感。同时，作为一个球迷，也很愿意为李响提供她应该获得的那分感激。 
　　花了四个小时看完了李响的新书《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心灵对话》，说实话，我甚至有些意外。因为在她从前的那些新闻报道中，看不出她有如此流畅的文笔，甚至除了个别成语用得有问题外，没什么大的文法错误。 
　　看了书，才知道，这么久以来，李响和米卢几乎是形影不离的。这一老一少，互尊互爱、互帮互让、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操碎了身心，让人想不佩服都难。 
　　如果李响是一个翻译，或者是除记者外从事任何一个职业的人，她和米卢的事迹简直是中外合作交流的典范了。一个不容易的男人，一个不容易的女人，全身心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和风韵，最后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李响是一个记者。 
　　客观地报道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和基本素质。虽然人都有自己的感情，不可能在工作生活中完全没有好恶，但记者，应该尽量避免运用自己的好恶去影响自己的工作以及事件的真实——即使你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对工作纪律和职业精神的违背。以私人感情换来的新闻即使是可信的，也是不宜张扬的，更不用说得意洋洋。在目前的中国新闻界，依赖某种个人关系获取某个渠道的新闻信息，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效仿的模式，一种不言而喻的惯例。这一现象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新闻从业人员这一团体的公信力和自尊心的丧失。长此以往，读者将不相信新闻乃至怀疑新闻背后的“渠道”，新闻从业人员同样失去了自己所应该享有的自尊以及公正的判断力——人们看新闻，并没有要求新闻必须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但他们有权力认为记者是在“力求”真实。 
　　我目为师长的程益中说过：“道德是缚在自己身上的荆条，不是拍向别人的板砖。”我们不能无端指责别人道德沦丧，但作为同行，有理由恳请大家尊重自己也同时尊重这个职业。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负距离接触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我在祝福米卢和李响在足球领域成功的同时，也希望能引起一些思考，如是而已。   
　　放声歌唱   
　　转播欧洲联赛或者洲际比赛的时候，电视里传出最多的歌声当然是那首“阿类阿类啊类啊类，WE ARE CHIMPION……”。相比之下，广州的球场上很少能听到歌声，但是球迷们很会自娱自乐。警察进场时，他们会喊“121”为警察校正步伐；受伤球员担架下场，他们会模仿救护车喊“比窝比窝……”；成都球迷会喊“雄起”，西安球迷则简化为干脆利索的一个“ZEI”音，全场同音，气势非常；北京人不同，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一点儿，便喊出“NB”或者“SB”以示区别。 
　　没有歌，中国球迷少有自己的歌。不用说“阿类阿类”，就连能和AC米兰的“米兰，米兰，和你在一起”媲美的都没有。 
　　但是，有一地方不同，那就是沈阳。 
　　沈阳球迷的幽默感全国第一。在沈阳比赛，如果双方比较粗暴，他们会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果有球员摔倒，他们会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八一对比赛，他们唱“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和上海队比赛，则变成了“浪奔，浪流，浪里分不出欢笑悲痛”。这种创造力在各地球迷中绝对名列前茅。 
　　可是，实在显得乱了点儿。 
　　球迷没有自己的歌，这是个问题。 
　　有人说，国外那些歌都是球迷自己创作的，这是在说球迷没文化，都指望着那些音乐家呢，但是话说回来，球员中也没有人能如普拉蒂尼那样能弹一手好钢琴……音乐家们也写过一些球迷歌曲，比如“团结起来向前冲”之类，但说实在话，我听着还不如“ZEI”和“NB”“SB”顺耳呢，我很想找个人来怪上一怪，可惜又不知道找谁是好。 
　　这次，中国对阿联酋的比赛，沈阳球迷毅然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 
　　这歌是好的，不仅是因为它同时又是国歌，还因为它节奏韵律都好，更主要因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中华民族和中国足球都到了应该让我们出大力气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对沈阳球迷的选择感到自豪。   
　　米卢没有死   
　　足球网站“球迷一家”在中国队客场1∶0小胜马尔代夫后，推出了“中国足球之墓”，宣告了中国足球的死亡。他们的对联和祭文都十分煽情，对联云： 
　　胜更似负丢人现眼怎堪回祖国怀抱 
　　生不如死行尸走肉何颜见江东父老 
　　先不说这对联的平仄不分，单是这份心态就让人受不了。难道1∶0就不是胜利？当年0∶1输给也门的时候没人说中国足球“死”，两个黑色三分钟的时候没人说中国足球死，对韩国的黑色九分钟没人说中国足球死，大连金州掉眼泪的时候也没人说中国足球死，怎么偏偏在赢球的时候宣告中国足球死亡呢？ 
　　胜利就是胜利，你不能用胜利作为惩罚一个人的借口，哪怕是胜得很难看的胜利。 
　　俺们老家有句俗话：发昏当不了死。而“球迷一家”的弟兄们却开始发昏，以为中国足球死了。 
　　各体育报纸上更是过分，著名网络足球评论家李承鹏甚至写下了《国足小组赛有如涂鸦运动》这样的标题。 
　　难道你能涂鸦就不准我涂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辣块妈妈——对不起，我不是骂李承鹏，你看他那双纯洁无瑕的大眼睛让我怎么好意思骂呢，我骂的还是那些宣告中国足球死亡的球迷。 
　　当年，德国输给阿尔巴尼亚后，一位德国球迷痛哭失声，但是他说：擦干眼泪，继续支持德国足球。 
　　我喜欢这样的球迷。动不动就放弃的球迷不是好球迷，国家队此刻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拆台——起码我们现在拥有了米卢这位大师级的教练，还咋呼什么呀？我们的一些队员也是糊涂虫，竟然到了怀疑米卢水平的地步。都到了这时候，你还不抓紧时间把米卢的足球细胞榨干，把该学的都学到手，还怀疑？脑子进水了吧？就算这次冲击世界杯未果，难道没有下次？ 
　　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相信米卢，如果这次果真失利，罪也不在米卢，而在中国足球体制本身。 
　　我很认同米卢的“快乐足球”概念，如果真的能从足球中得到那些该得到的快乐，五十年进不了世界杯也不算什么，如果因为几场比赛的失利就如丧考妣，难道让柬埔寨球迷都去自杀？ 
　　中国足球没有死，米卢也没有死，死的是某些人的心。   
　　心灵的选择--2002高考作文米卢版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训练场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球门是这样地寂静与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足球，仗着它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一个月了。事情又这么凑巧，我重来时，训练场仍旧还空着。依然是斑驳的草皮、破烂的球网和已经掉了漆的球门，这样的破败，这样的让人无可奈何。躺在床上，就如同我没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前一般，过去的几年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 
　　过，我并没有来过这训练场，并没有和中国足球成为一体。 
　　然而有过，即使多少年后，无论面对天堂的道路还是死神的呼唤，我都能想起我曾经是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我曾经带着中国人从一个很奇怪的赛制比赛中战胜了对手，脱颖而出，进了一个叫WC的地方，这个有着不能再怪的赛制的比赛叫“十强赛”。 
　　在那之前，我曾经四进四出WC，受到所有喜欢WC的人的欢迎。但说实话，那末一次的WC味道实在很难闻，我无数次带领队伍进入WC的第二阶段，可那次失手了。奇怪的是，他们居然事前谴责我的用人，事后对我进行清算…… 
　　原来如此。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这是一些不知感激的人，在应该进行自我反省的时候却来清算我——一个第一次带领他们进入WC的人。在我成为他们的主教练之前，他们从来不知道WC的门开在哪个方向。 
　　我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我进行清算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队在WC里的表现令国人汗颜，肯定需要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如果我不出来负责，他们实在不知道用谁来代替。因为球员不能负责，球员里有很多老板；领导不能负责，领导都是国家干部；甚至队医也不能负责，因为全队在比赛的时候没有人低烧。那么只好我来负责了——最主要的原因是，责任推在我身上很合理，每个人都会高兴，只有我一个人不高兴别人也不太在乎。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曾经有一个拒绝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 
　　心灵无须选择，在我的心灵里，女人第一重要，其次就是足球，我不能拒绝这两这者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一个女人的怀抱中度过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妈妈。除妈妈之外，我最爱的是我的太太和女儿，她们都在墨西哥，如果不是足球，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我来到中国。 
　　可是，连我定下最后的名单他们也要说三道四，在这一点上，我实在羡慕特拉帕托尼、斯科拉里、麦卡锡，甚至居内什……现在，他们真的要清算我了，从训练到用人，从中国到韩国…… 
　　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 
　　上天再给我一次成为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机会的话，我的心灵会怎么选择？去还是不去？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我会响亮地说出那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NO。（本文纯属杜撰，与米卢先生无关。——作者声明。）   
　　不多了   
　　原中国队主教练霍顿曾经有过瞬间智慧：为什么有人爱做裁判这种职业呢？无独有偶，CCTV某著名煽情派主持人大婶在一次节目中问一个宏志班的学生：你妈妈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觉得丢人吧——也不知道做一个抛头露脸的主持人是不是该觉得丢人。 
　　这里得解释一下，宏志班是北京某中学专门为穷人家孩子办的班级，而被大婶问到的那个孩子，母亲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清洁工。 
　　我知道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在主持人大婶眼中，清洁工的地位肯定没有足球裁判高。我甚至可以为大婶提供证据——一个清洁工，即使她想贪污受贿，也不大可能有机会。但是由此认为清洁工一定就比主持人或者裁判要高尚，也不尽然，不过都是一个职业，收入有不小的差距而已，大家都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行当，任何一个行当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同样，每个行当都有可能产生些背离职业精神的人。有裁判受贿，有主持人卖淫，当然也有清洁工不认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行业的人，甚至否定整个行业的必要性，或者否定某一类人的存在价值因而要消灭他们的存在可能。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趋势，比如,娱乐记者或者足球记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编造新闻者的代名词。前不久,青岛某报甚至建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的专门座位以使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我很想在公共汽车上设立专座提供给这个报纸的主编以利于大家歧视。我怀疑的是假如生在上上世纪的美国，这位主编大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林肯的废奴宣言上签字。 
　　说到足球裁判，龚建平老师已经被公安机关拘捕，个人认为，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让警察和检察官们操心吧。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裁判已经不叫裁判叫黑哨了，以至于某个裁判稍有失误，“黑哨”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阿维兰热说过：裁判的失误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连失误都不能够忍受的话，还是取缔足球这项运动算了。 
　　我现在也有了霍顿一样的怀疑：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裁判这种职业呢？现在的事情很明显，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前一阵子有人在反“学术腐败”，但针对的是整个学术界而不仅仅是业内那些犯规的学者，似乎洪峒县里无好人。我的疑惑是：如果学术界里都真的如那些人所说从头到尾烂透了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你可以告诉我某些人很操蛋，但是千万别让我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失去信心，那实在太可怕了。 
　　谁是黑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正常的话，不久应该让检察机关插手了，法律框架内的“说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而在这之前，我们所要做的还是应该相信那些依然在场上执法的裁判。 
　　做爱做的事，但更应该做该做的事。 
　　见裁判就喊黑哨伤害的绝不仅仅是裁判自己。除非，我们不需要足球裁判，或者真的不需要足球了。   
　　不忍心去回忆   
　　现在能记住华志明这个人的不会太多了，他曾经是一篇著名的足球报告文学作品《519长镜头》里主人公的原型，在报告文学里，作者刘心武把他的名字变成了滑志明。 
　　滑，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字。 
　　华志明是中国第一个比赛后被拘留的球迷，因为他参与了烧南斯拉夫大使馆汽车的行动 
　　。 
　　说起来还颇有渊源，那辆被烧的汽车修理后辗转被卖到了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成为了父亲同事们的话题。我也正是在那前后开始关注足球的。 
　　作家理由另有一篇报告文学，叫《倾斜的球场》，和《519长镜头》一样，记录了1985年5月19日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当时的解说员是孙正平，在李辉乱军之中一脚捅射攻入香港队一球将比分扳平时，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好”，但随后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让他冷静点儿。 
　　1985年，已经不错了啊，据老球迷说，1981年上级还不准工人体育场的观众喊加油呢。这不像是看球，倒真的像是给中国足球送葬了。 
　　这次米卢带队获得的成功，其实早就应该到来，我们并不是没有好的球员，缺少的只是一个好的机制和一个能画龙点睛的教练。 
　　职业联赛之前的那些球员都到了哪里去了呢？那个曾经和巴斯腾克林斯曼在世青赛上同时被评为“希望之星”的李华均呢？那个曾经是亚洲最好守门员的张惠康呢？ 
　　张惠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1987年在日本东京国立体育场，那时，日本必须战胜中国队才能出现在1988年韩国奥运会的比赛场上，但是，张惠康挡出了日本人的所有射门。结果，中国队凭借柳海光和唐尧东的两个进球第一次走进了奥运会的舞台。1991年，张惠康在一次比赛中，头部撞在了门柱上……一个后来去寻找张惠康的记者这样写道：“５月。上海城沉浸在温润的阳光里，车水马龙从钢筋水泥的阴影中穿梭而过。曹杨新村。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拘谨地坐在太阳伞下，神情木然地守着破旧的小摊位。‘喂，买彩票。’一名手挎菜篮的妇女冲他嚷，中年男子像从梦中惊醒，缓缓扬起一张臃肿而迟滞的脸。” 
　　这张拥有“臃肿而迟滞的脸”的，就是当年在汉城挡克林斯曼的如子弹般射门的那个张惠康吗？ 
　　其实，和张惠康比起来，另外一些人更为不幸，比如入选国家队的原辽宁队边锋黄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现在经常能在精神科大夫面前看到他了…… 
　　广东球员古广明曾经在一场比赛中被一名北京球员踢断了腿。一个传说：一次，某记者到北京，下了飞机，一坐上出租车就打电话，让朋友帮着查一下历史资料，想知道那名北京球员是谁。 
　　朋友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出租车司机说话了：“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吧，踢古广明的就是我，我姓王……”   
　　谁不喜欢马拉多纳   
　　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很多，其中最值得原谅的是他在国家队的老队友，后来做过阿根廷主教练的帕萨雷拉。梅诺蒂掌权的时候，帕萨雷拉是阿根廷国家队的队长；到了比拉尔多年代，马拉多纳才成了阿根廷“永远的10号”。足球比赛本身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场下的竞争。中国年轻的守门员安琦说：“我不能给任何人机会。”我很理解这句话，给其他人机会意味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当然，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机会是其他人的。 
　　帕萨雷拉的屁股坐在阿根廷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后，****了一个奇怪的规定：阿根廷国家队队员不准留长发。巴蒂斯图塔屈服了，马拉多纳的好友卡尼吉亚和雷东多则退出了那支队伍。阿根廷对趾点上的许多中国球迷在当时表达对了卡尼吉亚的愤怒，认为卡尼吉亚为了保全自己的头发而放弃为国效力的机会是可耻的。但似乎没人想到，帕萨雷拉是为了赶走卡尼吉亚而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以报复当年败给马拉多纳的“耻辱”。我赞成卡尼吉亚的作为，非战争期间，为国争光也不能以牺牲个性为前提。 
　　帕萨雷拉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他不过是个斤斤计较的小心眼，不值得不原谅。 
　　其他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呢？ 
　　比如当时巴赛罗纳俱乐部的主席努涅斯，他那么剧烈地伤害马拉多纳不过是为了金钱，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原谅他呢？不要说什么在商言商，赚钱是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个局中，球员不过是一个个“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成“后”的机会微乎其微。 
　　阿维兰热不会喜欢马拉多纳，在他眼里，马拉多纳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刺头。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他居然当着全世界的面，剥夺了马拉多纳继续踢球的机会。 
　　在一些球迷眼里，马拉多纳是神的化身，但是在老板们那里，他什么都不是。 
　　马拉多纳一度十分渴望去法国马赛队踢球。1989年4月，在联盟杯客场对拜仁慕尼黑比赛前，那不勒斯主席费尔拉依诺告诉马拉多纳：如果能赢得联盟杯的冠军，我就答应放你去马赛……但马拉多纳正双手高举奖杯的时候，费尔拉依诺凑了过来要求继续他们的合同，“不，不，不……我不卖你，我说那话只是为了激励你。”骗子的嘴脸大致如斯。 
　　马拉多纳只能代表平民经过奋斗取得的最高成就，永远只能成为富人手中的玩偶。所以马拉多纳成立球员工会，为博斯曼打抱不平等等都只能以失败告终，甚至他不得不偏激地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为伍。这一切，按照刁德一老师的话说，是这个天才的平民性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坚持认为，如果马拉多纳出生在达官贵人的家里，以他的天分和可能接受到的良好教育，现在应该是阿根廷的总统了，阿根廷说不定因此可以躲过这次的经济危机呢。 
　　当然，这都是无法证实的猜测罢了，马拉多纳只是马拉多纳，虽然他是没有话语权的穷人精神上的一道盛筵，然而只是富人餐桌上的一道早餐，而已。   
　　把快乐还给足球   
　　最让人赏心悦目的足球是什么？是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天一射，还是范·巴斯腾的倒挂金钩？要我看，这些固然美妙，但远远比不上草地上那几个围绕着一只小小足球的孩童，以及他们的母亲投射过来的那种慈爱的目光。 
　　足球应该是大众的，而现在足球只属于少数“精英”。 
　　作为球迷，我们无从知道国际足联的操作手段，无从知道世界杯后那些“无形的手”，而如果只拖着办公室里劳累过度的疲惫身体坐在球场的看台上或者电视机旁，那我们离足球就更远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竞技足球就是二十二个需要休息的人在几万个需要运动的人的呐喊声中不得不打起精神奔跑的运动。虽然有些极端，但你不得不承认它道出了一个事实：实际上我们离足球还有很远。 
　　为了世界杯那肉骨头一样的出线名额，人们使尽了种种手段，出线了洋洋得意，失利了垂头丧气。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自从高俅因为球技高超而坐上太尉宝座后，还没有哪个球星能拒绝因足球而得到的荣誉。于是足球就变成了印钞机，变成了孵化器，印刷了钞票，孵化了明星。人们从足球中得到的实际上不是乐趣，而是利益。 
　　追名逐利并没什么错，但它让足球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明星的，和大众的。 
　　明星的足球是痛并快乐着，痛的是没有了真正的足球，快乐的是足球以外的收获；大众的足球是快乐并痛着，快乐的是足球本身，痛的是这部分足球的萧条——尤其是在中国，业余球队甚至找不到一块有草皮的免费球场，让我如何不痛它。 
　　在涉及足球的文字中，也分成类似的两个部分，媒体的文字充满了功利和教条，而民间的文字尽管未必成熟，但依然如大众足球般生机勃勃——在网络上，在茶馆里，在这本书中。 
　　很久没见过如《绿茵水浒·刺客列传》这样快乐的足球文字——文学了，在利益争夺的空间里能读到这样有关足球的文字是一种享受。为什么不呢？沉痛如丧考妣般的叙说或者如临大敌指鹿为马似的论战究竟能使人产生多少愉悦呢？为什么不彻底地将足球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而从中获得我们应该得到的那些东西呢。 
　　不能不说这是个极佳的创意，将漫画和幽默文字结合在一起，瞧，又是一片新天地。 
　　新天地中站着这几个快乐的年轻人。 
　　我相信，他们的同盟军会越来越多，有了新鲜自由的空气，又有谁愿意回到从前那些沉闷压抑的足球氛围中呢。   
　　一个恰到好处的屁   
　　混沌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北京上空某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可能会造成太平洋上空的一场风暴。那么，昨天我在大街上不小心放的一个屁也就有可能造成世界杯赛场上中国队的一个进球。 
　　我知道这种可能不是很大，只是在逻辑上存在着十的N次方分之一的可能性，但毕竟里面还有点儿逻辑的意味，而其他一些论断，看起来冠冕堂皇，其逻辑却未必有我这个“屁能进 
　　球”更周全。 
　　中国历史上有个笑话，某人捡到一个鸡蛋，便跟自己老婆谈起来伟大梦想了：我准备分三步走，首先把这个鸡蛋孵化成小鸡；第二要把小鸡养大，鸡生蛋蛋生鸡，变成很多小鸡。 
　　那第三步呢？他老婆问。 
　　该人回答：这样我就可以有钱纳个妾了。 
　　结果是，老婆不胜怒，劈之。该人的结局是蛋打鸡飞。 
　　不管结局如何，该人设想中的三步还是层层递进，所谓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还没狂妄到直接用第一个捡来的鸡蛋纳妾的地步。 
　　而另外一些“三步曲”就没这么层次分明了。 
　　比如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目标，领导说了，要“分三步走”。第一步，争取打进一个球；第二步争取平一场球；第三步，争取赢一场球。 
　　领导总是异想天开，但是还不如那个捡着鸡蛋的家伙。 
　　简单地说，在一场比赛中进一个球的话，比赛的结果会有三种：胜，平，或者负。如果防守到位或者守门员超水平发挥或者对方运气不好的话，我们就凭1∶0取胜，领导的三步就一下子实现啦。 
　　一个球就能实现的目标，干吗还要分成三步？ 
　　其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领导肯定没学过逻辑，也是，都当领导了，还学逻辑干吗？ 
　　这样制订目标我一点儿不觉得好玩，领导上为什么不强调防守呢？这样可以这样制订世界杯目标了：第一步，第一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第二步，第二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第三步，第三场比赛争取不让对手进球。 
　　理论上说，中国队一个球不进，也有可能进入第二轮，成为世界杯十六强。如果三场0∶0的话，完全有可能成为小组第二。 
　　够荒谬了吧？我倒觉得比领导那个计划，起码有趣点儿。 
　　所谓进球，进了巴西三个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是3∶4也是输了。真的安慰自己虽败尤荣，欢天喜地地回家吗？ 
　　我欣赏1998法国世界杯巴拉圭教练的话：我们也是来争取世界杯的。虽然他们在八进四的时候被法国打进一枚金球告负，但足以在家乡父老那里骄傲，因为他们拼了。 
　　不抱着胜利的信念，去世界杯做什么呢？ 
　　我们争取进一个球，争取平局，争取赢一场……实现第一个目标算不算完成任务呢？比如被巴西打一个5∶1，领导是该表扬球队还是再写一篇《给中国足球一个准确的定位》呢。 
　　我替领导难堪。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意放一个恰倒好处的屁，帮中国队进球，来实现领导的世界杯目标。   
　　北京球迷的SB情结   
　　一般来说，人体的某些器官是不应该在公众场合亮出来的，不过在北京就不太一样，依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的经历，我发现某些北京人就经常把应该放在裤裆底下的东西挂在嘴上，很像网络女作家南琛，他们最经常的口头语就是夸自己人的NB和“夸”对方的SB。 
　　得声明，我说的是“某些”，而不是全部。我自己也算北京人，也喜欢国安队，但实在看不出来这些不错的小伙子可以用B来形容。 
　　在国安对波导所谓的德比战中，波导队在北京球迷的谩骂声中失败。其实，波导也不是被骂败的，真正的原因还是李铁犯混，和兰柯维奇发生冲突被双双罚下。这场比赛简直就是1990年世界杯上荷德大战的翻版，同样都是同时各被罚下一个人，下前锋的胜利，下后腰的失败。球队没了后腰自然像断了脊梁骨，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我要说的其实不是足球，而是某些北京人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用东北话说，这部分人的心态就是“狗尿苔长在金銮殿上了”。《北京青年报》曾经刊登过一个中学生的来信，该学生十分讨厌民工，问道：“为什么他们不好好在家待着，非到别人的地方来？”这孩子就是这种狗尿苔心态的受害者。 
　　上次回北京，和一个做导演的师兄说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北京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的北京，一个是首都的北京。比如南京是数朝古都，但现在，剩下的只是南京的南京了。如果国家迁都，北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我不知道。 
　　做一个首都人，值得自豪，但这种自豪无限膨胀的话，实在是很危险，很容易觑天下为无物，目空一切，直接的结果就是眼高手低，小事不愿意做，大事又干不了。吃着八元钱的涮羊肉畅谈几千万的买卖，梦想赚洪都拉斯的钱。就像国安队一样，空喊永远争第一，结果永远排第七。精神可嘉，能力不足。 
　　反映到球迷身上，工体那种整齐划一的无数人嘴里发出的B声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外省人是永远S，北京永远的N。那个赛季最后一场，国安对辽宁，1∶1，国安逼平辽宁，踢得十分英勇好看，但坐在工体看台上，我突然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了，也似乎知道了纳粹的来由。 
　　我绝对没有说“北京的北京”这些人能鼓捣出什么纳粹来，兹事体大，他们还没这个本事，最多也就吊吊嗓子罢了。 
　　热爱首都就要保护首都，别让美丽的北京受到污染，从出租车宰客、沙尘暴到NB、SB，都不太美好。NB、SB这种话，当成口头语，朋友间开开玩笑没什么问题，要总是几千人伸着胳膊扯着嗓子狂呼就有问题了。其实我要说的也不是NB、SB，而是群体心态，高声大嗓还真不是有理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疯狂英语、唱忠字歌，还是看球的时候，都一样。     
　　歪批成语   
　　买椟还珠   
　　出处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 
　　正解 
　　比喻没有眼光，取舍不当。 
　　歪批 
　　最近，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多家报纸上，出现了一则征婚启事，据说，征婚人为了做这些广告，花费了至少一百万元以上人民币。 
　　启事中，征婚人的基本状况是这样的： 
　　男，大专学历，三十有五，一米七零，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无任何缺陷；品德优良，气度佳，无恶习；大型私企集团总裁，守法经营，事业辉煌；身价过亿，年收入数千万，生活条件属中国顶尖水准，居住上海；有过婚史，目前离异，一子绕膝，爱子之至。性格特征：烈火烧不断，柔水自沉湎。 
　　而对应征者的要求是： 
　　二十到二十五岁，大专以上，在读亦可；品德优良；容貌出众，秀丽端庄；体态婀娜，健康丰腴；才韵内敛，温柔可人；生俱母爱，惜子敬夫；天性忠贞，贫富不惊；清纯如水，无性经历；家境平实，官贵免谈；户籍不限，民族不限。 
　　首先，我对这个启事有所怀疑，因为征婚者的年收入“数千万”和身价（这词有点儿别扭，好像那人要把自己卖了似的感觉）“过亿”距离比较近，假如是真的，该人成为富翁也就是近几年的事。这个也不重要，在后续报道中，为他出面的律师说他的手机从凌晨起就响个不停。广告打出三天后，手机费就花了一千元。 
　　我们可以算一下账。目前手机费用是每分钟四角钱，一千元可以接电话四十一点六七个小时，假如真有人三天接这么长时间的电话，那他应该躺在医院里了。 
　　其次，假设是真的，我也看着条件里的“无性经历”别扭，怎么看都像是一桩买卖而不像是在寻找恋爱婚姻对象。尤其是他的律师后来的解释：征婚者条件好，所以可以这么要求对方。 
　　如果我没歪曲对方的话，只有这一种解释了，这解释就是，我有钱，所以有资格要求对方无性经历。 
　　要求对方忠贞本不是错，只是无性经历就代表得了忠贞吗？我表示怀疑。婚姻的事先不说，把爱情简化到如此地步实在有点儿过分。 
　　歪解 
　　有钱的人征婚的时候首先看重的是对方的性经历，而不是其他。 
　　例句 
　　现在人造处女膜大降价，一百万人民币可以买一卡车，你就不必在征婚启事中买椟还珠了。   
　　无恶不作   
　　出处 
　　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释氏众名篇》：二无羞僧，破戒身口不净，无恶不作。 
　　正解 
　　没有哪样坏事不干。 
　　歪批 
　　德国女性主义者乌特·艾尔哈特写过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实际上，这本书也的确被翻译成了汉语，据说还创造了不小的销售奇迹。有人说，从这本书开始，受温良恭俭让教育的中国女孩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还有人说，这本书的销售数字充分证明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崛起。 
　　这些说法我不知道是否正确，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即使真的是社会学家，对这些事能不能搞得清楚我也表示怀疑，不过作为一个男性公民来说，女孩子“坏”一点儿也没什么不能容忍的。 
　　女诗人翟永明说：女人从事艺术，肯定是从“坏”开始。在她的眼里，大致是这样的：所谓的坏，是指女性不想按社会设定的身份生存。 
　　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好，是对女孩子的基本要求；坏，则是对不服管教的女孩子的基本评价。区分“好”女孩和“坏”女孩很容易，因为有两个榜样摆在了那里，就是《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和林黛玉。薛宝钗是好女孩的典范，听话而乖巧；而林黛玉总想跳出女人既定的命运，起码是想“自己找婆家”，所以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最基本的——“自己找婆家”已经变成了女孩子的基本权利。 
　　既然做好女孩的结果只是上天堂，而做坏女孩却能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地东游西荡，显然更多女孩子会选择后者，这也是为什么前面说的那本书能够畅销的原因之一吧。上天堂自然很好，但做好女孩，成本未免太高——好女孩实际上不是做给自己，而是做给别人看的。乖，是别人的评价；巧，也是他人得到的益处大于自己。 
　　乖巧已然不易，做给别人看更累，自己得到的惟一好处却是“上天堂”，当乖巧已经成为习惯，真上了天堂还不是一样的累？所以，做个“坏”女孩也罢。 
　　得说明一下，我可没看过这本书，这一切都是从书名想当然而来的，如果有误解，全怪我，不怪乌特·艾尔哈特女士。还得说明，我是真的没看过，如果理解对了，也不是看过了有意说没看过显示高明，切切。 
　　歪解 
　　女孩子为了能走四方，随便什么坏事都可以做。 
　　例句 
　　闾秋露薇为了采访，进入巴格达，连领导为了安全对她的劝告都不听，真是无恶不作。   
　　哀而不伤   
　　出处 
　　《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正解 
　　形容诗歌、音乐等含优雅的哀调却又感情适度而不过分。 
　　歪批 
　　李厅长的老娘不幸过世，张局长痛哭流涕，痛哭失声，痛苦不堪，逢人便说：“怎么好人从来不长命啊。李厅长的老娘和我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她老人家慈祥而识大体，对后辈一向是鼓励奖多而斥责痛骂少，孟母和岳飞他妈的精神继承得最好的老人莫过于她了。怎么说去就去了呢？我们这些后辈一定要继承她老人家的遗志，在学习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知道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那个则退啊。” 
　　张局长打听了出殡的日子，提了大堆的祭品前往吊孝。路上，听人说，死的原来不是李厅长的老娘，而是李厅长本人。张局长擦干酝酿了许久的眼泪，调头回家。 
　　有人问：“老张，你不是来参加追悼会的吗？怎么回去了？” 
　　张局长回答说：“我以为死的是李厅长的老娘，没想到是他自己，他本人都死了，我做给谁看啊？” 
　　听到这个故事几年了，我每次想起来都笑话这个张局长，但某天忽然想到，应该嘲笑的可能不应该是张局长，倒应该是那个死掉了的李厅长。所谓“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那些为了减肥死掉的男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扎起自己的腹部，还不是为了讨好有断袖之癖的楚王？ 
　　我不相信有那么多的人都是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性取向到楚王那里争宠，俗话说得好：还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者为了捧上个金饭碗。 
　　同样，李厅长差可拟作楚王，既然有人愿意在他妈死的时候做出悲痛的样子，肯定也是因为他被部下奉承惯了，拿他妈做文章也怪不得人。 
　　倒是活着的人应该受到点儿震撼，别人的“哀”很可能是做出来，想让人真“伤”是不可能了，自己可得分辨清楚喽。 
　　其实，以追悼会这类的事做幌子去为自己追求利益，张局长当然不是第一个。三国年间的孔明就干过不只一次。鲁迅曾经作打油诗讽刺这样的人：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 
　　歪解 
　　哀而不伤：指参加追悼会时，竭尽全力做出悲痛的样子，其实一点儿不伤心。 
　　例句 
　　王美美嫁了个八十岁的百万富翁，丈夫死的时候，她哀而不伤。（注：此王美美为虚拟人物，与现实中同姓名者无关。）   
　　狐假虎威   
　　出处 
　　《太平御览·尹文子》：虎求百兽食之，得狐，狐曰：“子无食我也……” 
　　正解 
　　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吓唬人，欺负人。 
　　歪批 
　　十年来，IT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上上演了无数的童话，或许杨致远的童话不是最大的一个，却也颇有传奇色彩。 
　　一九九四年，杨致远建立了一个网页，网页中包括他的中文姓名、他的高尔夫球成绩，和他最喜欢的网站名单。大约六个月之后，他和一个叫大卫的朋友想出了“雅虎”的点子，这是个网站，人们可以上来找寻他们有兴趣的其他网站。一九九五年，杨致远筹集了大约一百万美元来实现“雅虎”。 
　　杨致远对“雅虎”的构想是：它之于网际网络，正如电话簿之于电话系统。 
　　“雅虎”网站（www.yahoo.com）就这么建立了起来，它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成功甚至早于“贝索斯”的“亚马逊”。到了2000年，“雅虎”网站的页读数（Pageviews）已经超过了两千五百万，杨致远也成了亿万富翁，并入选了《upside》专刊号评选出的全美最有影响力的一百名科技精英。 
　　“雅虎”网站的宣传语是：DO YOU YAHOO？（你“雅虎”了吗？）很像希特勒的征兵口号——你参加党卫军了吗？ 
　　一九九八年二月，一个留美归国的博士，后来注定总能吸引媒体目光的张朝阳建立了“搜狐”网站（www.sohoo.com），其运作方式和构想与“雅虎”一模一样，连域名都很相似。不同的是宣传语：中国人的网络神探。“搜狐”强调了中国的概念，他们的野心显然没有“雅虎”那么大。不过“搜狐”模仿“雅虎”模式是业内人所公认的，他们的模式叫做“搜索引擎”。 
　　为了向世人表白：“搜狐”不是“雅虎”，“搜狐”网后来更改了域名，变成了(www.sohu.com)。2001年，张朝阳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明日领袖”之一。2002年7月12日，“搜狐”成功地登录了那“死大个”（NASDAQ），兵发美国金融市场圈钱去者。 
　　好景不长啊，搜索引擎的后起之秀“狗哥”(www.google.com)****了，技术更新，搜索范围更大，结果更令人满意。所以，“雅虎”现在以做新闻为主，而“搜狐”呢，也改做企业服务了。 
　　歪解 
　　杨致远做出了“雅虎”，张朝阳照猫画虎地做“搜狐”，就叫狐假虎威。 
　　例句 
　　王朔写了本《看上去很美》，你就写《看上去很丑》，怎么跟张朝阳似的狐假虎威啊？   
　　面不改色   
　　出处 
　　秦简夫《宜秋山赵礼让肥》：好是奇怪，我这虎头寨上，但凡拿住的人啊，见了俺丧胆亡魂；今朝拿住这厮，面不改色。 
　　正解 
　　形容遇到危难时从容镇静。 
　　歪批 
　　我上学的时候，在东北。当时那里化浓妆的风气很重，经常在大街上走的女孩至少半数的打扮像极了蒲松龄笔下的角色。她们的脸都被厚厚的****所遮盖，眼圈或像熊猫，或像是被谁打了重重的一拳，总之，都显得不大正常。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女孩子们化妆已经相当讲究，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化妆品柜台总是被一脸快乐的她们所包围——可无论如何，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我想知道一个女孩的真实面目已经成为了奢望。 
　　有人说，女人在早晨化妆前最难看，当然有道理。十七世纪时，后来被培根出卖了的艾塞克斯公爵本是女王的情人，但正因为有一次在女王尚未化妆时闯进了她的卧室而引起女王的不满，最后走向了绞刑架。 
　　看来，想要活命的男人还真得小心了。 
　　一位女性专栏作家讲过一个段子，说她的女友结婚后，一定要比丈夫晚睡并且早起。晚睡是为了卸妆，早起呢，是为了化妆。她的意思是，一定要看让丈夫看到自己最美丽的一面，不肯暴露一点点儿缺陷。我实在同情那个丈夫，估计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丈夫到死也见不着自己老婆的真正相貌了。 
　　这可能真的只是一个故事，编出来的而已，否则的话，男的睡到半夜不小心醒了或者要上厕所怎么办？摸黑去不开灯吗？抑或是夫妻不同床共枕吧？ 
　　女作家毕淑敏在《素面朝天》中写道：“见一位化过妆的女友洗面，红的水黑的水蜿蜒而下，仿佛洪水冲刷过水土流失的山峦。那个真实的她，像在蛋壳里窒息得过久的鸡雏，渐渐苏醒过来。我觉得这个眉目清晰的女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片刻前被颜色包裹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虚伪的陌生人。” 
　　这说的也是相同的道理。 
　　至于我本人，更喜欢不化妆的女孩。 
　　歪解 
　　有的女人化妆不小心，化得面红耳赤、面目全非、面目可憎、面无人色，和这些人比起来，那些从来不化妆的就可以称为面不改色了。 
　　例句 
　　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完全有面不改色的资本，你自己觉得呢？   
　　风雨晦明   
　　出处 
　　风雨：《诗经·郑风·风雨》；晦明：《国语·楚语上》。地有高下，天有晦明。又作“晦明风雨”。明·朱之瑜《朱舜水集·与奥村庸礼书二十二首》：淡水之交，始终如一。晦明风雨，未之或改。 
　　正解 
　　比喻时局、环境的险恶和顺利，多用于交谊受到考验的情况下。 
　　歪批 
　　金庸的小说中，韦小宝的形象争议最大。即使在金庸本人嘴里，韦小宝也是变来变去的。 
　　最初，金庸写了《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这样评述自己对韦小宝的态度：“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 
　　那时，金庸对韦小宝是喜爱的，谁会把自己不喜爱的人当作朋友呢？ 
　　后来，大约2001年吧，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金庸却说了这样的话：“大家要学习郭靖，不要学韦小宝。” 
　　时间到了2003年，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金庸又提起了韦小宝。说真的想过最终让韦小宝七个老婆逐个离他而去，因“这厮实不应可享尽齐人之福”，“小朋友读到会不好”。 
　　就这样，两三个起落，韦小宝在金庸嘴里便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至于从前金庸说过的韦小宝的“义气”之类在现在他当然不会提起了。 
　　其实，韦小宝还是那个韦小宝，贪玩好色，但义薄云天。不过金庸的处境不同了，自然和韦小宝生分了。 
　　从前的金庸，也是一江湖人物，为了增加报纸的销售量，不得已操刀玩起了武侠小说，自然和同为江湖人物的韦小宝多亲多近。而现在，金庸靠近了主流，处了庙堂之高，抛弃个把从前的朋友在他看来实在没什么不正常的。 
　　从这一点上说，金庸现在的性格和另外一个江湖人物宋江有一些相似。那就是，当着水浒好汉的面绝对不会打开自己的木枷，一旦四下无人，自然落得个轻松自在了。 
　　他这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打紧，可苦了韦小宝了。如果韦小宝泉下有知，当和七个老婆抱头痛哭一场吧。 
　　歪解 
　　小说中，韦小宝代替皇帝出家做了和尚，法号晦明。做了晦明长老后，在少林寺呼风唤雨，泡妞打架，搞得不成体统，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风雨晦明。 
　　例句 
　　鲁达在五台山出家，但从来不守清规，把一座寺庙搅得风雨晦明。   
　　虚己纳物   
　　出处 
　　《韩诗外传》：君子盛德而卑，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 
　　正解 
　　虚心听取并接受众人意见。 
　　歪批 
　　我听说——听说而已，别找我求证，谁要找我我就说自己瞎编的——某市一个市长，姑且姓赵吧（这是跟鲁迅学的，赵是百家姓的第一个，随便用一下，不是跟谁过不去），为人果断，廉洁奉公，正大光明。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开始工作，真的是夜不能寐，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闻鸡起舞，为他所在的城市操碎了心。 
　　那座城市，从前别人形容卫生情况是脏乱差，城市建设则是低矮洼，并且工业农业产值都十分有限，市民收入很低。前几任市长政绩不佳，并没给城市带来什么好的变化。赵市长上任后，经过仔细论证考察，最后决定从整顿市容市貌入手，首先在精神上让全市人民振奋起来。 
　　说干就干，赵市长是一个从不含糊的人，他带头定计划，跑投资，上项目，不到两年，果然整座城市都变了样，全市百姓没人不夸他们的好市长。 
　　说起赵市长的清廉，百姓们都有几个故事可讲。比如有一次，市里要上一个项目，中标的公司老总对市长自然千恩万谢，并带了点儿“意思”送到了赵市长家里。赵市长让他打开，说：“我看看，你都送了些什么玩意？”老总忙不迭地打开提包，原来里面是一扎扎的百元大钞。赵市长说：“你乖乖地给我带回去，全市都是我的，你也不想想，你这点儿钱我能看得上眼吗？”说得那老总灰溜溜地跑了，他带来的意思也变成了不好意思。 
　　还有一次，有人直接把钱送到了办公室，赵市长看了看，对门外喊道：“叫保安来，把这个行贿的人给我赶出去。” 
　　摊上这样的市长，老百姓能不欢呼雀跃吗？后来，一次酒酣，赵市长对来访的朋友说：“我现在要追求的是政绩，钱，我早就捞够了。”原来，赵市长以前在另外一个城市做市长，那个城市里的百姓对他可是骂不绝口的。 
　　歪解 
　　虚己纳物：指做官的明摆着作出一副清廉的样子，实际上收受大量的财物。 
　　例句 
　　成克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想到广西还有七千万百姓没脱贫，我就睡不着觉啊。听起来十分诚恳，没想到他是在虚己纳物。     
　　附录   
　　洛兵：大家乐   
　　洛兵 
　　一九九八年底，我一遇到网络，就认为它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东西。我到新浪的体育沙龙乱转，有个ID叫“打伞和尚”，文章锋芒陡峭，一针见血，深得我心。我就用我的歌名注册了个“心有些乱”去跟帖：老兄，佩服之至！交个朋友吧。 
　　我等了好几天，看到他的帖就跟，但他不理我。我越发敬佩，心想，此人傲然来去，无影无踪，真是神人啊。 
　　我不写歌，不干活了。我迷上了聊天。我隐居在亚北某个公寓，常常一个月一个月地不出门，电话点餐，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不动窝，每天都聊十几个小时。我认识了一帮网友球队的家伙，跟他们暴吃暴喝，侃天说地，还把他们中的一个变成了我的老婆。 
　　有一次他们说，叫上“大家乐”吧。 
　　“‘大家乐’是谁？” 
　　“‘大家乐’都不知道？”他们很惊讶，就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一样，“那你知不知道白雪皑皑、王小山、打伞和尚……” 
　　“什么什么？”我一惊，“快把他弄来，我要见他。” 
　　那天我去得早，一进包间就见一个胖子大马金刀悠然而坐。我们小心打量一番，带着一种细微的谨慎套近乎。“大家乐”说，他原先写过乐评，还写过歌词，但被别人贪污了，没给钱。我说是谁干的这缺德事，我去帮你追回。他说，已经忘了。我觉得这个人很潇洒，但我见过的假潇洒太多了，所以也不以为然。 
　　“大家乐”喝酒很豪爽。我们经常抓起一满杯啤酒，一碰，就一口下去，两个人都很干脆，跟其他人很不同。 
　　“没想到你在现实里也这么潇洒。”“大家乐”说。 
　　我发现他的酒量比我稍稍差一点儿，决定乘胜追击，干翻再说。 
　　所以，“大家乐”就有了个控诉我的故事。 
　　“‘心乱’不像话，” “大家乐”气哼哼地说，“第一次喝酒，我他妈喝高了，到了包间，他很好心地劝我去厕所，照顾我，等我一转身，就听见丫对别人说，快看快看，那傻逼高了吧，哈哈哈哈。” 
　　我第二次只好让着他。我们每人先喝了五六瓶，去包间里，又要了二十五罐“青啤”，说好了一人一罐干个痛快。我是痛快了，一喝半罐一罐的，他却只喝一小口。我就这么高了，出门后满天星斗，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道是不是指着他鼻子痛骂了一场。 
　　“大家乐”十分有趣。跟他喝酒吃肉时，如果嘴皮子慢一点儿，就会被挤兑致死。“大家乐”字正腔圆，天花乱坠，东西南北，别人只有噤若寒蝉直冒大气。有人不信邪，想要插嘴，那是白费功夫。我同情地看着他们刚要说话，就被“大家乐”极赋远见的冷嘲热讽打回去噎个半死。等他们回过神，“大家乐”已经完成了正反两面甚至前后左右上下的各种打击，彻彻底底挤兑够了，然后休息。他们还要开口，就会被“大家乐”又一轮猛烈的攻势噎住，他们只好喝酒。在这方面，“大家乐”也不怕。“大家乐”除了那次跟我玩了把阴的，其他时候都很有酒德，来者不拒，高了以后更是口若悬河，一往无前。“大家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能因为他看书很多，典故随处都是，夹杂着战无不胜的大话西游加王朔加王小波的套路，再加上一头亮丽的漆黑卷发，一双波斯人般的怪眼一瞪，当场就把对手吓得背过气去。我老婆有个要好的女友从大连来北京，被“大家乐”照了一眼，回到饭店，一夜没睡着，都是“大家乐”的午夜凶铃。 
　　这样的武功用来对付现实，是很好的，但用在写作中，就不尽如此。“大家乐”以文字成名，网络用气象万千的急功近利把他的文字打磨得宛如一片片璀璨的火星，耀武扬威，刺刀见红。但我总觉得那是一些零散的，容易冷却的钢水，没有经过千锤百炼，锻成精钢。他真要好好写，是可以写好的，但是他不能。网上很多人也不能。“大家乐”其实明白这一点，他总说自己写得太快了，但他只能这么写。他在刚刚成名的时候写过《父亲》这样淳朴美极的文字，在干网工的时候发掘了很多新人，在干编辑的时候一天要写很多专栏，这些都在消耗他、侵蚀他，把他的手写坏。他犹如一辆从高处冲下深渊的马车，满载着悲天悯人的梦想，却在任何一个盼望停下的关口无能为力，暗自伤感，终于自暴自弃。 
　　网络渐渐影响了我的生活，变成一种毒品。我决定戒网。但几个礼拜下来，根本戒不了。我只好迁怒于每次聚会都要喝高的酒和每天晚上都要干掉三包的烟。“大家乐”听说我要戒烟戒酒，很是惊讶，坚决不信。但是我做到了，我很快就彻底地戒掉了烟酒，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胖了二十斤。我的身体渐渐精神起来，早上起来，神清气朗，一气贯通。“大家乐”很不高兴，我觉得他是出于嫉妒。他也很想戒，但是戒不了，所以只好挤兑我。 
　　我们还是经常聚会，我们认为网友聚会比平时的朋友聚会还要亲热，因为没有利益相关和利害冲突，所以什么都很纯洁。吃完饭我们还是去唱歌，“大家乐”就端个杯子在我面前一边唱牡丹颂一边扭臀摆胯，想诱惑我。我当然不为所动。“大家乐”十分失望，便到处说我们第一次喝酒的事，把我说成了个阴险的恶棍。这也没什么，我早就过了被激将的年龄了。 
　　“大家乐”黔驴技穷，居然用了无耻的一招。他在某次聚餐时说，那个做FLASH的老蒋说了，一个老烟枪，如果连烟都能戒，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吗？可见千万不能跟这种人交朋友。 
　　旁边人一听就大笑。我就郁闷，不过，只是为了配合他演戏罢了。“大家乐”不知道，戒了烟，虽然胖了，但是身体强健了多少啊。戒了酒，我又少坏过多少事啊。我们的日子都被精心掩藏着，在我们认识之前，有过那么多少不更事的秘密。 
　　“大家乐”突发奇想，要去广州了。我问他是不是在北京待不惯了，他说不是，只是想换个环境。 
　　他走得很快，但并不突然，他好像对北京有些厌倦，而对遥远的地方很向往。 
　　我们经常联系着，他在广州花天酒地，赞美那里的天气、生活和朋友。世界杯预选赛来了。我们一边快乐，一边押宝。我跟“大家乐”打赌，说中国队不能出线，他说肯定可以。他在报社工作，这方面的资讯比我丰富，显然是要占我的便宜，但我不怕，我对中国足球已经失去了信心。 
　　赌注很简单：他输了，就回北京来找我玩；我输了，就得去广州看他。 
　　我很快就输了，但我输得很高兴，我打这个赌就是为了高兴：赢了，虽然中国队没出线，也赢了彩头；输了，中国也能出线了，算是快乐一把。我准备把这种思路作为我今后打赌的指导思想。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中国队出线跟不出线，好像没什么两样，甚至还要更差一点儿。本来以为世界杯是个好玩的事情，但是它太令我失望，它是我看过的世界杯里，最黑暗、最不要脸的一届。等着两年以后的欧洲杯和四年以后的德国世界杯吧，我对“大家乐”说。 
　　我没有时间去广州。我得干活，堆积的工作渐渐显出它们对我的仇恨。我没日没夜干，还是干不完。“大家乐”很体谅我，说不去就算了，我说不能算，我们打个别的赌，如果我输了，我就去广州两次，如果你输了，我们就扯平。“大家乐”同意了。我们于是打了一个很无聊的小赌，赌江湖的两个网友是否可以好到五月底。“大家乐”说不行，我说可以。后来我胜了，这事才得以扯平。 
　　“大家乐”回过北京几次。有次回来，叫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正在书房写小说，“大家乐”来了，我让老婆招呼他看DVD，然后嚷嚷了一句：还有七百字！“大家乐”很坏，立刻传出去了。于是天骄就写了篇文章，说我一天要写一万字。这话一传出去，很多人急了，说我粗制滥造，亵渎文学。我知道网络有些时候是天堂，有些时候是桃源，有些时候却是厕所，应该也就见惯不惊。我在创作期内真是每天打一万字草稿，但更多时候是休息，是充电，是思考。马上就要出版的《新欢》，我足足改了九稿，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都吓了一大跳，这可以说明我跟“大家乐”的创作方式迥异，也可以让那些流言烟消云散。 
　　我说过，“大家乐”将会在半年之内受不了广州的浮华，回到北京来。但是我错了，“大家乐”足足坚持了将近两年，才从南方都市报辞职，回到北京。 
　　他回来的时候我很高兴。他先去了趟湖南，据说是跟房地产公司合作，我一听就没谱。我还是想他回文化圈。北京的气候、环境、服务、生活都比不上广州，却更适合他，因为是文化中心。“大家乐”离开文化，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又开始了经常的网友聚会。“大家乐”还是和往常一样，抢着买单，喝酒很豪爽。只不过我再也不会那样喝酒了。我想起他在广州，夜里我们通QQ，他总是醉意朦胧，说喝到第四瓶了，叫我不要担心。我的确有些担心，他扬言每天要喝五瓶才能睡着。我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喝。他在工作，他在做新闻，所以他很痛苦。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痛苦，但我们仅仅能知道，却不能说出来，也不能劝慰他。而在这种时刻，啤酒或许是比我们的监督更加有效、更加亲切的东西。 
　　他回北京后有点儿想戒酒。他依然在痛苦，为一些很大的事，也为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比如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曾经以为网友之间的友谊和情谊是世界上最纯粹、最干净的东西，但是当某些事发生以后，他不这么认为了。 
　　我说，这方面，我跟他的感觉完全一样。 
　　但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是相左的。比如，他觉得沈浩波十年后比海子优秀，我当然不干，不仅仅因为我和海子是校友，有过交往，还因为我真的觉得海子更优秀。我们就到“清韵”去打赌，用了大半个版面打架，说当我们六十岁的时候，看沈浩波作为一个诗人，是否比海子更牛逼。赌注是：谁输了，谁出钱，带着对方的一家人去拉斯维加斯好好玩一个礼拜。很多人骂我们哗众取宠，当然也有看出门道的，认为我和“大家乐” 正在用不同的方式挥霍自己的生命，打个遥远的赌，也是为了互相监督，能平平安安活下去。 
　　有些时候，我跟他意见相差太远，也免不了要打斗。有一次忘了是为什么争吵，我真的急了，我说，你丫再来劲，就跟你丫断绝关系。“大家乐”说：你不能这样做。我突然之间有些感动，这是我在和其他人交往中不能体验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妻子，爱我的朋友，但那是心灵之外，或者说某种义务的爱，虽然发自内心，却总有某些旁骛的嫌疑。我爱这个世界，爱世界上每个生命，这一点跟“大家乐”很相似，但我比较急，比较霸道，而他则是非常的善良、宽容，我只看过他跟一个人急，而我相信，那真是对方做错了什么。 
　　“就算我们的观点不同，也不要影响哥们儿之间的情意。”“大家乐”说。 
　　事实上，现实总是用某种有力的手段遏制我们的一切，所以这句话虽然美丽，却显得有些脆弱。但“大家乐”能说这句话，这个行动，却是强有力的。人这一辈子，为了什么？折腾呗。有几个哥们儿，心心相印，相互扶持，该是多好的生活啊。什么主义，什么派别，都放一边去吧。 
　　“大家乐”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他的台球是一绝。虽然没有我的羽毛球那么专业，但收拾一般人是驾轻就熟的。他还会下围棋，虽然比较臭，但总比我这个一沾上抽象思维就完蛋的家伙强。他还做过乐评人、书商，甚至我一直心向往之的“网工”。那些年头，说起白网工，那可是鼎鼎大名的。当然，他最让我服气的是，他会玩彩票，他中过两次“足彩”一等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的眼前闪耀着灿烂的金光，纷纷把钱投给他，让他来当操盘手。“大家乐”突然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一定要中，如果不中，就是辜负了我们，他就很不好意思。我们便说，这些钱，本就是他给我们赢回来的。 
　　有一次我们中了一等奖，但只有一万八，“大家乐”高高兴兴去领奖，发现旁边一个老头，也是中了一等奖。“大家乐”于是前去攀谈。聊了半天，却惊讶地发现对方手里是一张“体彩”！要知道“足彩”每期可多可少，而“体彩”可是实打实的五百万啊。“大家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态问老头，老头说了——扣了税，四百万。 
　　“大家乐”郁闷坏了，给我打电话。我正在进棚，有些不耐烦。但设身处地一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一幕啊，生动鲜明，宛如我们的人生，都在拼命赌博，名义上好像那么相同，得到的却是那么天差地别。 
　　我佩服“大家乐”，他起了这么一个雅俗共赏的名字，让我明白很多道理，比如，大家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又比如，我跟世界的距离就是造成我现在如此边缘的原因。世界对于我们是一样的残忍，也是一样的慷慨，他每夜要喝五瓶啤酒，才能压制内心的痛苦，我却只有幻想自己在一群梦的最深处，才能平息我难以言说的对世界的恐惧。我们或许都不明白，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里，但有一点很肯定，他永远不会媚俗，而我永远不会媚雅。 
　　“大家乐”依然有着顽固而纯真的文学梦。他非常喜欢沙子的作品，因为沙子是网上这些写东西的人里最文学最无功利之心的人之一。他不喜欢我的作品，他说我明明有功夫，却要用性、暴力来吸引别人的眼球。我理解他的看法，他并没有看出我隐藏其中的深意，但他说得对。《新欢》过后，演艺三部曲的第二部将是文字非常干净的。“大家乐”最喜欢的我的作品是那个晦涩的中篇《火车快开》，他说他终于发现我会成为大师，这是他从未对我说过的话。我很得意，因为我这种风格得到他的表扬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乐”，这是一个我多么喜欢的名字。我喜欢这家伙，因为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他是我遇到的最真实最坦诚的人，也是我遇到的最悲天悯人的人。这方面很多话我无法去说，他也无法去说，大家都无法去说，但惟其如此，他才显得如此真实，让我想说，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是我多么大的幸运，又是多么大的幸福。   
　　橡子：关于王小山我知道什么   
　　橡子 
　　我很少写这样的文章，一时不知道怎样开头。模拟王小山的魔鬼思维，我大致想出了如下的几种开篇方式。 
　　抒情式。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奥斯卡颁奖典礼，正如王小山早 
　　就预言过的那样，张艺谋的《英雄》没有获得最佳外语片奖，至于没获奖的原因，按照王小山的说法，是美国人觉得《英雄》算不上反恐片。既然主题不是美国主旋律，艺术上又空洞得厉害，就不应该对这部国产大片的落选感到意外。我甚至想到，也许章子怡是受了王小山的启发，才临时放弃了去好莱坞搀和盛会，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虽然王小山的文章还没有热门到连章子怡都要拜读的程度，但以王小山专栏文章的人气，章子怡的亲戚完全有可能读过。这样的推理，难道不符合多血质者的想像么？ 
　　冷幽默式。著名网络神秘人士韦一笑曾经为著名网络杀手王小山画过一幅卡通人像，一个满头狮子长发的精灵像风一样飞奔。说是精灵，可能有点儿肉麻，因为王小山是个爱喝酒、爱开玩笑的糙老爷们；但如果说是怪物，又很不适宜，王小山在网上的言行虽然透着诡异，但在网下的人缘极好，几乎到了江湖人人必称三哥的地步。无论那画中的生物如何命名，它至少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小山头发浓密，文字富有速度感，做人亦正亦邪。尤其是亦正亦邪这几个字，在王小山熟读的金庸辞典里，绝对是顶级的赞美。 
　　叙旧式。我第一次见王小山，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写诗，所以时常和诗人们一起吃饭。那年在北太平庄的一家火锅店里，诗人们欢迎从西安来的伊沙和天津来的徐江，中岛似乎也在场，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不怎么说话，只是喝酒，到了半酣的时候，他突然对伊沙等人发难了。因为他是伊沙的师弟，本来关系就很好，伊沙只是温和地笑了笑，敷衍了几句，没认真地反驳。我记住了这个小小的冲突，顺便也记住了那个清秀的年轻人，至于他们争论的话题，我可是完全忘记了，或者我当时根本没注意听。几年后，我匿名参加一个网友聚会，竟然再一次碰到了那个小伙子，这时候他的头发已经变得长了许多，名头也非常响亮，号称网络四大杀手之一——黑心杀手王小山。他的许多帖子都是论坛上的大热门，因为他和某大网站的网管闹矛盾，一百多个著名网友都跟着他集体出走，酿成了当时互联网的一次大风波。这次重逢，让我深深地相信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老话，如果没有互联网，王小山也许终老在某中学的讲台上了，但是，当数字化泡沫来临的时候，虚拟、相对自由、语言暴力、帮会化的气氛让王小山等人迅速窜红，甚至变成了网络青年的偶像。而在后来的退潮期中，王小山又成功地从网络向传统媒体摆渡，成为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这样的网络弄潮经历，对于无法成为CEO的文科生来说，也堪称奇迹了。 
　　先抑后扬式。自从王小波英年早逝，我对中国的专栏文字就有了厌弃之心，不仅觉得专栏文章不好读，更仇恨报刊专栏对好作家的毁坏。所以，当吃吃喝喝的沈宏非已经成为抢手作者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只言片字。当然，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发迹于网络的专栏作家王小山，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便免不了时不时拿他的文章来打发零碎时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与想像的专栏文章不同，王小山的文字不仅以故作惊人之语见长（这当然是源于帖子的独特风格），更是在嬉皮笑脸之外流露出奇警的思维，往往能一针扎到文化、体育、社会话题的死穴里，让人产生一种既麻痒又痛快的特殊阅读体验。我不知道这样的文章对世道人心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黄集伟老师所说的“捞人”），但我相信，对于那些看腻了抒情文章的读者来说，王小山绝对是辛辣爽口的。 
　　在结尾处我想说的是，关于王小山，除了他的隐私之外，我知道也就这么多了。   
　　跋   
　　我喜爱自己的文字，并且不怕你说我自恋。 
　　我不敢说自己这些文章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保证能做到的是在写下它们的时候，我就是那么想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一定数量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可能会有修正，可我并不想按照现在的观点重写这些文章，这不需要什么理由。 
　　本书所收的一百多篇文章大部分曾经发表在各个报刊杂志上，在这里，要向这些有勇气把这些并不出色的文字刊登在版面上的编辑们表达敬意和感激。假使说我还多少有点儿自信的话，这自信来自我的座右铭——傻瓜也有思考的权力。 
　　这些文章大多写于2001年中到2003年初，即使我对自己的文字没有自信，起码会对自己的勤奋感到满意。这段时间并不长，而这里所收的并不是我在这一年所写的全部文字，它们只是我这一年多工作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因内容比较集中，准备单独出版；另外的那三分之一，就让它们随风而逝吧。 
　　如果愿意，请随便批评我的沾沾自喜。 
　　感谢黄集伟师兄为我写序（他猜对了，我的确是O型血），感谢新浪网，感谢熊灿、张京超的诸多建议，感谢洛兵、橡子及一切朋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王小山 2003年12月 
本书来自www.xiaoshuodabao.com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www.xiaoshuoda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