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查看《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评和最新更新以及相关书籍推荐请到《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专题网址http://www.xiaoshuotxt.com/renwen/2804/ TXT小说天堂 http://www.xiaoshuotxt.com，最有文艺气息的文学网站，提供经典的文学名著、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人文社科类书籍在线阅读，所有TXT电子书手机免费下载阅读，我们提供给您的小说不求最多，但求最经典最完整 自序：46年之后 ?小说/txt\天、堂 自序：46年之后 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件重要的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923年，敏感的阿根廷青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这一年他24岁。46年后，这位双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再版序中这样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 在博尔赫斯的口吻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尽管比起1923年的博尔赫斯，除了年龄相同之外，我们似乎缺乏相似之处。我从来没有把生活搭建成一个由时间的轮回来控制的迷宫的欲望，更缺乏那个阿根廷人坚强而深邃的想像力。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本书的出版的确已经暗示了我即将踏上的道路。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22岁时骄傲而自以为是地说：“我应该干文学这一行。”能在年轻时就清晰地意识到未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今天的我，正享有这种幸福。在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中，我已经强烈而执著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倾向。尽管从1998年至今，我的文字轨迹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条线索却愈发清晰起来，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更明确地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于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前面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兰特·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 这可能是某种危险。就像保罗·约翰逊在那本风行一时的著作《知识分子》中近乎歇斯底里地强调过的。但保罗·约翰逊却混淆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人文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尽管与立法者的距离遥远，我已经感到了某种危险。因为，每当我严肃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知识分子时，嘲笑与不信任就发生了。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一丝不苟地写作的场景。坚守严肃让人尊敬，同时也意味着你有被嘲弄的危险。 锐利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1870年左右是她最向往的年代。因为那段时间，全欧洲都在上演着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这位批评家看来，最杰出的大众文化必须是古典思想与现实的结合，这种混杂产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们日渐庸俗化的世界。 于是，当我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时，我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我必须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们的秘密；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的光辉……然后，我渴望把这些秘密和光辉与周围的人群共同分享。有了这点解释，你就会明了为何在这本书中，充斥了各种伟大的名字与引语，因为我相信引用可能是通往伟大的最简捷途径。而当周围的人群，可能通过那些引用的只言片语而意识到世界远比他们生活的周遭环境辽阔与壮观得多时，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是一个通俗知识分子，是游走在思想的山峰与现实的平地之间的人，我试图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的序言快要结束了。这里面充斥了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与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与灵魂。那时候，我也会缓缓地讲道：“其实我的样子，在2001年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已经尽显出来，那是我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年轻……” 最后，我想引用歌德的一句话：阅读是读者与作者间的一次合谋。书已经翻开，你已经边缘性地进入了这场阴谋，除了主动乃至假作愉快地参与，似乎别无选择…… www.xiaＯＳhuＯtxＴ.Ｃom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一部分 小xiaoshuo说txt天堂 那些曾经年轻的人啊 一 李敖又露面了，甚至比30年前更风光。他在接受杨澜访问时，依旧毫不掩饰地说：“我只看漂亮的女人。”他在指点台湾总统候选人时，依旧是嘴不留情，挖苦对手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他那么爽朗的笑声依旧存在着，他的脸似乎也还年轻。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激起我任何感觉了。我惊恐地望着电视上的他和生活中的我自己，是他在衰老?还是我在衰老?是他已经丧失了魅力?还是我已经不可避免地滑人平庸? 我仍旧清晰地记得，16岁的我第一次读到《十三年和十三月》时的无法抑制的激动。这已经是90年代，距离李敖的文章写作日期是29年。在文章中，这是一个年轻得如此彻底的年轻人。他说喜欢那些激进作家的锋利，以及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他说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他说不管流弹和棒子怎么多，他还是要走上前去。他引用了一位印度青年诗人的诗句来自勉：“你已经吞下不少苦药，请再勇敢地喝下这杯毒酒吧!”他接着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走到晦暗的十字街头，他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不少苦药。那些观众说：“恐怕药太苦了。”他却回答：“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这一年李敖27岁，他上过了大学，当过了兵，他在日月潭边租的狭窄的“四席小屋”中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但是他依旧笑着，怀抱着对于中国社会弊病深深的忧虑和对于个人未来生活的憧憬。他觉得，他还年轻，还是冲一冲吧，为了社会更为了自己。于是他开始给《文星》写稿。《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激情与才情已被压抑得太久的李傲凭借着年轻特有的锐气，痛快淋漓地释放了。读此时李敖的文字，你不是在那里与历史交流，也不是与那些庞杂的知识交流，你是在与一颗活生生的心灵交流，它坚强有力甚至肆无忌惮地跳动着。 1992年，李敖已经57岁的高龄，但我与他相逢时，是一颗还未遭遇激情的16岁的心灵与一颗正在年轻的27岁的心灵的相逢，李敖激起了我们最共同的感想。这是很多人读李敖的感受。李敖说《十三年和十三月》是他收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一位初中二年级的小朋友，穷得站在书摊旁边看完它；一位高一肄业的少年人，在金门战地里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学生，‘激动得连午饭都吃不下’，‘含着泪水，又看了一遍’；一位台大医学院四年级学生，看过后‘激动得整夜不能眠’……”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李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思想，他只是以一个27岁的青年的身份在说话，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慨，他的愤怒，他的欲望，他的痛苦，和身处困境中却毫不动摇的勇敢……这一切正触动了所有年轻心灵的神经。 我在事隔30年之后，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动的中学生大学生一样颤抖着，我记得那一夜，我渴望大声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里又蹦又跳，渴望对着全班的同学大声地叫：“你们知道李敖吗?”……之后的几年间，我用各种方式寻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说他，说话比文章好，人比说话好。李敖的种种特立独行的故事加剧了我对他的心仪。他会在高三那年，因为厌恶考试机制，就休了学，放心地养浩然正气；他会在考上台大法律系之后，再退学；他会上课不抄笔记，还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中学生才干的事；他会“李敖情书满天飞，是个女孩就想追”地追逐台大的女生；他会在父亲的葬礼，顶着全台中市的白眼……这些最琐碎的事情，却映衬出一个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思考的年轻人的形象，同时他又是充满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会思想的尸体。 李敖的大学札记是李敖最动人的文字之一，这个一心要成为巨人的年轻人在札记中不断叫嚣着，自勉着，痛苦却顽强地面对挫折。读这些札记，仿佛看到一个努力向上爬的年轻人，他满脸的坚毅，同时又带着浅浅的玩世不恭——这是他面对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课时望着窗外，想像那个整天在校园里穿着长袍，一脸不吝的青年。有时，甚至会冒出两句李敖式的豪言壮语，在平庸的90年代的中学课堂上引起小小的骚乱。 李敖的文字越读越多，也越来越让我失望。尽管，他关于国民党，关于蒋介石，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他的独到之处，也尽管我敬佩他面对牢狱之灾的勇气，以及复出后，在传统下的独白，或者在独白下的传统……但是，这一切都已经不能再打动我，离开了青春的勇气，李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为一颗充满无限激情的心灵而存在。 1997年，李敖推出了《李敖回忆录》，风行台湾。台湾《商业周刊》评价说，“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对于李敖的美好回忆”。这句评价再明显不过了，李敖属于60年代的台湾，那是一个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个在高压的政治和窒息的传统文化笼罩下的台湾，那个叫李敖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式地说，“老年人该放下棒子了，该轮到我们登场了”，“文明即梅毒”……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人心的了吗?他是黑暗中的短暂却刺眼的微光。 但是，今天呢?李敖依旧是“我还年轻”的模样，他的身体也可以保证他在57岁的时候再生个儿子。但是，他确实不再年轻了，脱离那个年纪的李敖的话不能激动人，反而让人觉得滑稽，在电视上看到谈笑风生的他，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经60岁了。谁说只要保持心灵的年轻，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宁愿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还活在60年代，还活在我16岁的心里，那是一个如此年轻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国作巡回演出时，依旧对着台下的观众喊道，你们还年轻吗?可是一位观众却这样说：“他明显老了，眼袋明显大了，头发也稀疏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摧毁了崔健有关自己还年轻的一切辩解。他对着在美国随同采访的记者说，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年轻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觉得这两样东西，他都还有。 尽管他在新专辑中，音乐的力量和强度都在加强，也尽管他可以说，他的听众在退化，已经不能再理解他，崔健还说，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会批判意识……但这一切不过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个标志，他应该知道，他曾经激动我们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识，而是他音乐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过80年代的中青年会这样回忆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击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乐所击倒，而其原由当然不是那些习惯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说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终被压抑的青春的欲望。所谓治疗了一代人“失语症”，正是激发了青春所应该有的放肆叛逆劲。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的一副“崔大爷”的撒野气质。在备受争议的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书前的插页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那一副“操你大爷”的表情或许正表现了他音乐的本质——肆无忌惮地表现力量。 而这一切肆无忌惮是必须以年轻作为基础的。这一点阿城说得极妙，“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25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所以崔健在以36岁高龄说自己年轻时，这一切已经不再动人了。走过北大过去的学二食堂的旧址时，我总是在想，十几年前在这里演出的崔健该是怎样地元气十足。那时候，崔健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认可。在油腻腻、乱轰轰的学二食堂，北大学生似乎没有对这个中国的“鲍勃·迪伦”表现出什么热情，据说，拌着鱼香肉丝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观众在这里进进出出，掌声寥寥。一年后，崔健再次在大讲堂出现时，只能容纳1500人的空间挤进了3000人。这时候的崔健可能并不需要拼命地叫喊“你们还年轻吗?”因为，此时他不需要自我打气。他的年纪本身已经给了他通向那一颗颗热血、躁动的心灵的最短的路径。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是当初那些热爱倾听的心灵变得沧桑了?还是为了保持以为的年轻，崔健给自己搀杂了过多的做作?或许两者都是。可能，对于一个漫长的生命来讲，灵魂可以激动的时期本就很短，这是整个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时段，或许也是我们之所以存活在世间的主要缘由。不管是崔健还是李敖，他们准确无误而又精彩万分地在充当了这段时间中我们灵魂的导游人，他们是内心深处最热血沸腾的记忆。如今他们老了，我们也老了，像告别了蜜月期的情侣，我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叛变，同时谁也无法忘记那些最美妙的时光。 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这条狗体内，于是这条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当查尔斯·舒尔茨决定退休时，一位读者这样写信给《新闻周刊》表明自己的哀痛：“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因为太喜欢史努比了，以至于决定让自己成为一只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而且，在好几年内，他坚持每天都学一会儿狗叫。我记得有一天，他被一个他认为是朋友的人伤害了，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充满泪水。同时说：‘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这个孩子的希望准确地道明了那只叫史努比的小狗让我们如痴如迷的关键——它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困境——梦想与现实的冲突。这只倔强富有个性的狗，如此坚决地拒绝承认自己作为狗的身份，当他的主人查理·布朗说，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树枝扔出去，狗就会跑过去把它叼回来。于是，史努比就叼来一个树枝，一下子扔到了远方，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它常常专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写作它的不朽的小说。尽管小说的开头从未改变过，尽管它从来只收到退稿信。他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战斗英雄……舒尔茨把本应从属于一位热爱幻想的少年的品质，注入了一只狗体内，于是这只狗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 不管是在舒尔茨生前还是死后，总有批评者坚持认为，在《花生》漫画50年的历史里，除去最初的一段时间，舒尔茨是缺乏创造力的，他是个可耻的自我复制者。这种指责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它却低估了舒尔茨利用那条爱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时宜的孩子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有了人性这条主线，不管那些连载漫画多么雷同，它已经产生了一种渗透心灵的表现力。史努比是一条富有人文气息的狗，坚持尊严、不安现状、耽于幻想、英雄主义理想——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作品描绘的主题，也是人文主义者所坚持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纪是一个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战的世纪，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不断扩张的物质欲望把人类的心灵挤压得越发干瘪。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讥讽的一样，我们正可悲地成为机器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被迫越来越现实，一点点放弃尊严。 史努比诞生时，人类社会已经习惯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装配线上，物质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被机器或者国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进入20世纪卓越的人文主义者的名单。在这串名单中，茨威格怒斥着极端的民族主义，卓别林控诉着机器时代，乔治，奥威尔则说明了极权主义对于个人危害……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这样类比有点荒谬…… 舒尔茨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画中。但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对于现实的反射。即使对于历史并不长的漫画亦是如此。20世纪初的《丁丁历险记》中的那个四处寻求冒险的丁丁，反映了欧洲社会处于扩张时期的雄心勃勃；而在70年代末出现的《加菲猫》中，物欲横流的肥猫则意味着处于消费时代的我们对于自我欲望的纵容。 所以舒尔茨的努力，可能无意中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沙龙》杂志认为，舒尔茨的漫画，象征了在美国战后一代少年中所出现的不安与焦虑感，他们普遍对于自己缺乏自信。这种分析正确却并不全面。对于美国读者来讲，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画中的主角，他正是这种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长远宽阔，我们会发现，在非美国地区，史努比往往是漫画中的主角。在全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50年中，《花生》始终能赢得众多观众的关键因素，似乎也是因为这条与众不同的狗。发生在上海、北京的为获得玩具史努比而抢购麦当劳的事件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舒尔茨对于我们生活的贡献可能正是，在这个技术与物质不断挤压我们的精神空间的时代里，创造了一条拒绝现实的小狗。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无数卡通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代表了人类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这些品质正在消失。于是，在日益现实与享乐的人群中，一条小狗耽于幻想，因为幻想而碰壁，于是它身上也因此而披上了一层永不消失的忧伤气质。幻想与忧伤，这两种气质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是如此的稀罕与动人。作为一个中国读者，你可以在中国的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当然，作为阅读者，我们无需把阅读史努比变成思想的负担。像一切漫画一样，史努比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我们也发现，史努比给我们带来笑声的同时，也带来了浅浅的忧伤。我们在回味史努比时，也常常会想到自己，我们是否也同样面临着这样尴尬而忧伤的境况。 在刚刚进入21世纪时，舒尔茨宣布中止50年的漫画连载。原因是舒尔茨的身体状况不佳，两个月后，舒尔茨离开了人世。在《新闻周·刊》的悼念漫画上，查理·布朗与史努比相拥痛哭：“我们的爸爸死了。”这正常的中断与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在更加物质化与技术化的21世纪，幻想与忧伤更将没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时宜的史努比还是放弃这最后的挣扎吧。”这种推测当然会遭到无数的质疑与不屑，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而无聊的假设，如果把加菲猫与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画情节中，结果是什么?我个人的意见是，满身世俗之气的加菲猫将把人文气息的史努比压迫得无处藏身…… 当然，我们都会怀念史努比，就像上个世纪的人怀念19世纪的单纯一样。但面对现实的残酷，我们所能做的可能仅仅是怀念。 阿城在《遍地风流》的序言里说，中国没有青春文学，青春总是或多或少与政治搀在了一起。惟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动物凶猛》，光名字就够吓人的。阿城主张的青春是嚣张的、更接近于生理本能的，这一点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过精彩的表述。 尽管阿城在抱怨着，但是他还是写出了《彼时正年轻》，插队的那段日子里，在荒野山村中涌出的青春骚动时至今日愈发动人。当那些躯体与意识逐渐成熟的时候，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迷惘，这时候，你还缺乏基本的判断，对于这个周围环境介乎于理解与不理解之间。本能告诉你，总该反抗些什么，可是面对真实又不知如何是好……这种奇妙的情感该是多么痛苦和美妙啊! 尽管知青的生活里充斥了太多的悲剧和丑恶，陈冲在《天浴》里已经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但是，我对于这种特殊的境遇给青春带来的不寻常颜色还是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王小波与阿城一边在大骂那十年的缺乏“常识”，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文字里频繁地出现了它，不管它是带有怎样地苦涩，但无疑都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之中。 有些时候，在疲软的夕阳下，我会猜测起这两个人年轻时的样子，在云南的雨林中，他们该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或无精打采……我渐渐了解，对于那种苦难的向往，是对我们目前生活的一种无情的唾弃。由于这种唾弃，我会对于30年前的大洋彼岸的狂乱抱有无限的心驰神往。革命的热情，无所畏惧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还有鲍勃·迪伦嘶哑的嗓音。于是，我在《阿甘正传》中看到“berkly”的字样，听到“如果你去旧金山，别忘记在头上……”时激动得心跳超速。于是，当我阅读《在路上》时，我的灵魂已经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无限延伸的公路，荒凉的沙漠，疲惫却年轻的面孔，还有肆无忌惮的自由，可以无限挥霍的青春…… 尽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宰，尽管伴随着热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义重又回到轨道，也尽管社会不可能总处于那种激烈的状态，但是你必须承认，青春必须带上某种疯狂的痕迹，它让你恬不知耻地挑战历史。聪明的肖伯纳说：“如果年轻时不是左派，那么40岁时肯定是个保守分子。”如果一个人在青春期时不具备缥缈的幻想，那么这个人注定是乏味的。 于是很必然，我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遗憾，这种遗憾仿若李敖对于自己“早出生了50年”的抱怨。197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已经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脑开始比较顺畅的运转前，理想主义情绪高昂的80年代过去了，我通过零星的文字记载来理解那个时代的传奇。文化热、诗歌的写作、人生意义的探索，被压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10年内，以罕见的力量喷涌而出。我热切地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攀谈，希望能够抓住那些痕迹。可是显然，我感觉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鸿沟，没有心灵与肉体的真实体验，有些东西是无法感知的。 接下来同样热闹却带上过多庸俗气质的90年代，却让我来临的青春缺乏足够的浪漫色彩。并且，我惊异地发现，在同时到来的网络文化面前，我表现出了某种排斥。我不知道，那个灿烂多姿的虚拟空间是否可以给年轻的心灵带来足够的遐想空间。美国作家汤姆·彼得森说：“网络社会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青春期。”我总怀疑这种论断产生于电脑的初创阶段，那时候对于摆弄的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来讲，这还是个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来挣取1000亿美元家产的手段。而且网络是否真能给我们带来某种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个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说，并没给我带来足够的冲击，甚至“风舞轻扬”的名字，也有点太过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龄已经丧失了进入网络空间的优势了。 介于理想主义与网络一代之间的年龄，让我们有点尴尬，我们想做梦却丧失了空间与时间，同时又不能完全抛弃梦想。这种情绪让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才开始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40年前的霍尔顿依旧年轻，说脏话，带鸭舌帽，幻想女人却又要命的害羞……这些紧张与不安略加反叛的气质让我激动，却无处释放。同时，我周围的同学根本不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里要命的倾听nirvana的《smellliketeenspiht》，尽管我并不了解那个自杀了的异国青年，也不会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识到青春应该带有一点这种肆无忌惮的色彩的。 我总是试图在拾起别人的青春回忆来填充自己的空白的心灵，但是这实在太困难了。我无法找到给我的青春带来鲜明色彩的回忆。就像比我早生十年的家伙们一样，他们可以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翻阅《曼娜回忆录》时的心惊肉跳，或者是罗大佑或者崔健的歌声，再要么就是弗洛伊德给他们的震撼，他们或许还可以记忆起关于人生的讨论，再差劲也会对金庸与琼瑶印象深刻……总有一本书，一首诗，一个文化符号可以勾起潜藏的回忆。 我无法回忆起什么，不管是美国的60年代还是中国的80年代，我幻想活在另一代人的记忆里，因为那是我理想的青春。我的床头放着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我在乱哄哄的回忆里找寻生命的本色。那也是个崇拜“青春”的年代，正如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所写的一样：年轻就是他妈的一切。多年之后，迪克斯坦接着写道，个人主义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今天这种欲求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把那种缥缈的理想转化成了对于现实物质的极度追求，从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演变成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了。这是可口可乐电脑的一代与造反的、摇滚的一代的区别吗?我只知道，我不可救药地欣赏着历史。 我无法知晓，若干年之后是否会有人记载我们这个年纪人的故事，那会有趣吗?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尽管它从来就没有沾染上一种鲜明的颜色。或许人的心灵永远只能活在一种假想状态里，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为没有不令人失望的现实，所以躺在漫长的午后的床上，一本本地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动物凶猛》，同时放着甲壳虫或者崔健，这或许也是一种青春的方式，只是一觉醒来，浑浊的头脑与现实的无趣又让我无所适从……于是，我终于知道，我至少拥有了青春中的一个关键情感——迷惘。 我坐在岸上 钓鱼，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将我的田地收拾好? ——t．s．艾略特 “我一看到这些词就心烦”，王朔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随笔上，列举了一串名词“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王朔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我们总是试图去和历史中的伟大人物与事件相联系，就是虚伪与弱智的表现。 比起十年前，王朔式的嘲讽已经不再亲切，相反地，我隐约地感觉到某种恶心。王朔没有变，只是这个时代变了。与此同时，空气里漂浮着一股腐朽与轻率的香气，它们来自年轻美丽的女作家们的肉体与潜藏在网络空间中的脆弱情感。 不管是王朔的嘲讽，美女作家的放肆，还是网络写手的肤浅，都激起了我们强烈的兴趣。在新世纪的春天里，这看似毫无关系的三者合谋让我们灵魂上的苍白暴露无遗。 我们还是先从王朔说起。王朔应该明了的一点是，那个需要通过冷嘲热讽来摧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消费经济有力地荡涤了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旧信仰已经被摧毁，而新的信仰还未形成。一种畸形的物质主义成了暂时的替代品。这种没有游戏规则的拜物主义，让我们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苍白之中。我们藐视了人类社会基本的精神准则：同情、爱、公正、善良……今天，我们急切地需要吸收人类历史中最精纯的品质，不管是伟大的著作还是伟大的人物，都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快捷方式。从经验看来，藐视历史(世界文明史)往往意味着精神的荒芜。 在这样的荒芜中，用肉体写作与用网络思考的写手出现了。对于他们，我并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轰动与站在他们身后的无耻的造势者。在任何时代中，好作品与坏作品都是同时出现的，坏东西被寂静无声地淘汰了。而当一个时代，坏作品赢得了主流的关注时，这个时代一定有问题。 对于前者，我更希望称她们为行为主义者。我承认她们掌握了写作的基本技巧，也承认她们在文字中蕴涵了一些私人的情感，但是她们永远只是一群三流写作者。这是一群叫嚣遗忘历史的女人，她们所全部依靠的不过是几次短暂的情感经历，几十次可能刻骨铭心的性爱体验，或许还有一点点毒品的味道。比起平常的女人，这些东西已经足够她们卖弄出几十万字了。在那些描述里，更多的是一位位自以为是的女子对于自身经历的掩饰不住的自豪。而对于读者来讲，阅读她们，更像一次情感上的猎奇。因为女作家们的生活环境与自己几乎相同，状态上也空虚得类似，但是她们敢于通过疯狂来暂时麻醉自己，自己却没有勇气。因为这是个无根的时代，所以美女们说“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是疯狂与放纵”，可是之后呢? 比起还算漂亮的女作家，网络写手们让人更加悲哀。榕树下与网易文学奖，颇引人注目。只是，有谁问过这种奖项有何意义。因为互联网是个新东西，我们都不熟悉它，所以以它为题材的写作就具有了某种意义。这种理由就像在火车发明时，举办“火车文学大赛”，或者电话发明时，只要写作电话小说就具有意义一样可笑。我实在找不出游荡在网络上的李寻欢们与80年代蹩脚的文学青年有何区别?惟二的区别可能就是：第一，文学青年们还知道托尔斯泰而李寻欢们从来不读；第二，文学青年们不会用电脑。 写作从来就不是一项谁都可以从事的工作，绝对需要某种专门的训练与作者本人某种不寻常的情感。从蜂拥而来的网络文学选集看来，写作者们显然误以为，只要把字写出来，顺序排列整齐就可以了。他们缺乏一种基本的知识素养，也缺乏基本的技巧。而互联网又是一个如此容易隐匿身份的场所，所以，这个空间的主要发言都带有明显的不负责任的痕迹，从那些网络写手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种写作更多依靠手，而非大脑来完成。如果，我们把随意的文字与随意的情感通过一种新工具来表达，就视作某种新生命，那我们就太愚蠢了。 到这里，我终于回到最初引用的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上了。作为上个世纪最杰出的诗人，艾略特极度尊崇传统。他认为，作家只有把自己放人一个历史体系中，与历史中的其他作家相比较，才具有某种意义。因此，他在1922年的《荒原》中，对于一战过后，整个西方弥漫的精神荒芜现象表现了极度地忧虑。他在这首不朽的长诗中，不断引用着圣经与各种神话，希望借助历史的伟大来拯救精神的空虚。 今天的我们处于更加严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将王朔、美女作家与网络写手们罗列在上面，正是表明，我们的时代与人类文明已经产生了怎样的断裂，这三者都是藐视历史与规范的典范。尽管，这种断裂绝非从今天开始，也无法立刻结束，但是，我只是想提醒普遍不安的读者们，还有一些可能是陈旧却更为激动人心的作品在等待我们去阅读。 男人们正在遭受误读，他们正在被演绎成一架盲目追逐快乐的机器。他们纷纷患上了快乐强迫症，他们通过一切手段来寻求快乐。 镜头一：在1998年某一期《时代》封面上，一张咧开嘴的男人脸庞夸张地凸显在伟哥药丸上：不够坚挺的男人们的快乐福音。两年后，一个肌肉过剩的男人再次占据《时代》封面：一种新的可以增强肌肉与性功能的药物被发明了。这两个封面的潜台词无比明显，男人们的快乐建立在单纯的性之上，在药物的帮助下，性变成了一种比拼耐力的体力活动，快乐依靠于劳动的强度与持久度。 镜头二：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扮演的金融巨子戈登，他坚定而狡诈地微笑着，不择手段而又风度翩翩地欺骗着公众，他指挥着手下让华尔街的行情涨涨落落，并不动声色地侵占着财富。他大言不惭地说道：“贪婪是好的(greedisgood)。”戈登拥有男人的至高快乐，华尔街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与电影观众会下意识地这样想。这个男人具有无比的占有热情，占有金钱、女人、艺术还有名誉…… 镜头三：一位网络新贵傲慢地出场了。他的穿着刻意地随便，全身武装了各种奇怪的科技产品。他的口头禅是，我厌恶陈旧，我需要更新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产品，新的刺激，新的情感，新款的安全套…… 以上几个镜头勾勒了20世纪末快乐男人的简单肖像。在这个时代，男人的快乐几乎赤裸裸地建立于欲望的满足之上。快乐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成为我们的新宗教。我们纵容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扭曲到一个极限来获得暂时的快乐。这是个技术主宰的时代，男人的快乐深深刻人技术的痕迹，男人们本能地相信各种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快乐，把身体改造得更好，挣更多的钱，与更多的陌生女人上床……在这种不停歇的追逐过程中，我们隐隐地感到，男人可能正在失去真正的快乐，快乐正在变得技术化的有量无质。 上个世纪为数众多的文明反思者已经为此深深忧虑。他们不得不费力地将我们拉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在简陋与单纯的时代，快乐如此唾手可得。此时的男人们，还没有被赋予太多的社会意识，没有被物化。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快乐却不用如此之多的附加值。在现代社会，一个男人为了获得与某个女人的快乐，他可能要煞费苦心地安排一次旅行，要通过豪华的游艇与精心的旅行路线来达到目的。一项原本单纯的快乐，变得困难重重，其中充满了不合人性的制度化。而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可能处处可见的草堆就是快乐的天堂。对于没有打开视线的原始人来讲，世界是狭小却清晰可见的，任何一点事物都可能占取他们全部的内心世界，并带来了充满其间的乐趣。 但是，不管你如何抵制现代文明，你必须承认原始人的快乐是无知所造成的，他们所拥有的快乐可能是浅薄的。人类史上真正的快乐定义可能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个人性获得空前解放的时期，人类获得了发现世界的乐趣，发现了释放性欲的乐趣，发现了文化与艺术的乐趣。并且，他们在不断肯定快乐的价值，快乐是对生命意义的肯定与验证。此时的男人们都沉浸于附庸风雅之中，对于文艺复兴领袖彼得拉灾来讲，能够用文雅的拉丁文撰写肉麻的情书是极有趣味的；对于伊拉斯谟来讲，《愚人颂》这样的谐噱篇章是对于世界一种严肃真实的反映，并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快乐……从浩瀚的典籍中，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的男人们沉浸于一种明朗的快乐，他们生气勃勃地发现世界，并通过生机勃勃的方式表现出了发现的快乐……文艺复兴的开创者们，像一群活力四射的大孩子，兴致盎然地玩着各种游戏。 从16世纪到18世纪，男人们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历史资料表明，从1500年到1700年期间，男人的服饰不断剧变着，他们沉浸于巴洛克与洛可可式的花样之中。活在这两个世纪间的男人是幸福的，他们尽情地卖弄自己。 从19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开始缓慢地侵入男人体内。男人们在这个物欲扩张的社会形态中，逐渐朝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着。实利主义忽略美感，强调人身上的功能性。在商业取得相当成功的19世纪末，“男人留着胡子，头戴高高的丝帽，手中握着手杖，他们自豪而幼稚地相信自己是大自然及历史造就的佼佼者，”。这样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地位，是男人快乐的标志。 显然，20世纪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速度。尤其是技术的侵人将这种功能主义发挥到一个极致。而男人们也被物化到一个极致，他们必须追逐金钱、权力、肌肉与勃起的时间长度……一切都具有具体而理性的数字衡量标准。在现代社会中，当“什么样的男人最快乐”被提出时，标准答案已经摆好…… 这种粗线条的历史扫描方式，当然会忽略到很多细节。不管我怎样强调文化与社会对于男人快乐的影响，我都必须承认作为男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基本的获得快乐的方式。这种快乐的获取是一种本能，比如性，比如成就欲，比如创造欲。它们是不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强调的是，这种本能的快乐正在遭遇着人为的侵袭。在越来越强调快乐与刺激的今天，事实上，我们可能正在失去快乐。尤其作为男人，在这个功利社会，他承载了太多令他焦虑的因素，他急切地渴望利用快乐来遗忘这种焦虑。因此，他采取了某种技术或者药物手段。此时，快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快乐，本应该主要是一种精神与心理现象。而今天，它可能正危险地演变成一种单纯的生理刺激。有人寄望于网络技术让我们获得解放。因为网络技术帮助我们从循规蹈矩的工业体制中解脱出来，我们变成了单独的个体，重又获得个人的舒展。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一部分学者这样认为。乐观人士显然忽视了，这种解放背后蕴涵的更深层的束缚。事实上，新技术让我们陷入了更加紧张的依赖之中。网络像一个机器猫的百宝袋，随时提供一切我们的需求，包括快乐。这种方式的前提是更加极端地将快乐视作纯生理需求，纯数量表现。 男人们失去了快乐，因为他们失去了悠哉游哉的心绪。他们没有时间没有闲情去写情书，去打扮自己……世界对于他们来讲，太复杂了，太快速了。他们焦虑，并迫不及待地追赶时间。 但是，怎么办?他们不可能抛弃掉文明，更不可能回到文艺复兴时的单纯。不幸的男人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疯狂的、正在加速的列车。这辆列车就像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一样，它许诺道：“人人都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是通过新技术思想导师《连线》杂志所预测的“可以随时达到性高潮的药片”，可以“混淆梦境与现实的机器”来实现的。最终，经过如此漫长的叙述，我所得出的男人的快乐原则，即是开阔、生气勃勃的内心空间。它是一切美妙的性、成就欲的前提。但在这样一个内心世界遭受物质挤压的时代，这种快乐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从容，变得慌慌张张。很可惜，我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为数众多的大师们都试图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们都失败了。我们已经坐上一辆疯狂的列车，谁也不知道如何刹车。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 试图勾勒一代人是危险的，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的世界来讲，定义一代人的方式往往流于肤浅与偏颇。然而，对一个时代进行定义又是诱惑人心的。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我们总是将自己加入一个群体之中，在其中我们觉得声势浩大和有所依靠。“代”成为这个变革接连不断的时代一群深恐被遗忘的人的救命稻草。借助于此，他们获得了集体的经验与回忆，在集体回忆与品位中，他们获得了力量与对于残酷现实的暂时性遗忘。 也因此，我们其实很难将出生于中国70年代的人笼统而粗暴地称作“70年代人”。我们称海明威、帕索斯等青年为迷惘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样的美国教育，在20岁出头时来到欧洲，经受了战争的打磨，然后眼睁睁目睹了人类文明被摧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他们一起酗酒，并且对于未来充满迷惘；我们称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伯勒斯为垮掉的一代，是因为他们共同用疯狂摧毁平庸，他们相信******与疯狂行为可以拯救灵魂，他们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对抗中产阶级价值标准…… 生于70年代的中国青年，他们显然缺乏这样的集体行为，更缺乏我们心目中的那些著名的“代”所必备的戏剧性因素。但是，“生于70年代”这样的口号，在今天突然变得如此响亮。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的青年们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断片比如“小豆冰棍”、“街上流行的红裙子”、“霍元甲”来象征所谓的共同经验世界，然后依靠新技术与消费共同带来的社会变革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前者的文化包装与后者所带来的力量共同驱动下，70年代人先是半信半疑，然后开始声嘶力竭地宣告自己的成熟。 宣告自己的成熟，就必须寻找已经树立的标志进行打击。就像60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对父辈进行无情唾弃一样，70年代人选择了60年代人作为攻击的对象。于是，在新兴作家的词典中，60年代人成为了陈旧、愚蠢、理应被淘汰的代名词。60年代人所表现的理想、激情与单纯被不容置疑地冷嘲热讽，而这一切依据不过是70年代人所体验到新的生活方式与前所未有的展现自己的机会，是互联网技术与插有一片柠檬的corona啤酒…… 但是很快，我们会发现这种豪情壮志隐含着怎样的脆弱。因为，出生于80年以后的人在此方面占据着更绝对优势，他们连“小豆冰棍”的历史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尚未成熟就会使用了igq。他们甚至连打倒上一代的欲望都没有，因为事实已经给他们足够的证明。 有了完全消费的80年代人的映衬，70年代人的虚弱之处暴露无疑。在两代人之间，他们终于展现了他们的真正特征，他们是自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几十年间，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代。在他们之前，中国人的个体精神淹没于集体之中，封闭的环境掩盖了世界正在进行的变革，他们生活于集体的狂热之中，这种狂热给个人或者带来深刻，或者带来变态；在他们之后，青春完全进人了世界消费体系之中，技术弥合了．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差距，他们可以尽情地遗忘历史，而生活于未来。 70年代本身即说明了这一切。其实从来就没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70年代。在1970年与1979年之间已经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至1974年之间，他们有着类似的成长，更相像于60年代人，被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气质所包围着。而1974—1978年之间，变裂已经出现，出身于这四年间的人，或许是真正的个体精神觉醒的一代，他们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在高中时触摸到信息技术的最初萌芽。而1978年之后，几乎已经完全融人了消费时代之中。 如果我们将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与1997年开始的互联网热潮视作上个世纪末中国最重要的变革的话，在上一段中被我人为切分的三类70年代人，与这些变革相逢的年龄正恰当地表现了他们过渡性的角色。 今天，不管媒体还是公众，所热衷讨论的70年代概念更多地来自78年以后出现的精神状况，我们姑且将之称作“后70年代”。这种讨论淹没了70年代所代表的真正精神，即没有定位模糊的、充满过渡色彩的特性。 充满时尚感与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的状态更应该属于80年代人。我们看到的眼花缭乱的所宣称的70年代的消费观，其实往往是人为地利用想像营造出来的，因为他们太急于宣称自己的存在，于是就顺手拿起一件杀伤力极大其买却开不属于自己的武器。 所有的人都受骗了，包括70年代人自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只不过是恰好都生于那十年之间，他们志趣各异，并且在内心深处相互不屑，缺乏共同的价值体系。我们没有体验过相同的东西，没有共同创造什么，也没有破坏什么，他们不过是年龄界限的巧合。 最终，我又想回到最初引用的罗森堡的著名论调。生于70年代的人，如果真的试图想证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他必须担负起时代变革的重任。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和80年代人一起轻飘飞扬的与生俱来的能力，他们必须承接起联结历史的断裂的任务。否则，他们只能从历史版图中消失。 在20世纪各项伟大的起义中，爱情缺席了…… ——奥可塔维奥·帕斯 “将爱情进行到底”，这句畅快淋漓的口号暴露了我们的致命伤口——我们正在失去爱情。不管我们的唱片工业产生了多少“为爱伤心欲绝的男人与女人”，也不管架上的流行书籍上提供了多少爱与性的技巧，我们得承认，我们的爱情正在失去它应有的光彩，它正变得平庸化与技术化。爱情变成了我们忙碌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变成了一种有量无质的占有，变成了有点昂贵与费神的高级消费品。在这个时代，我们钟爱的对象，越来越失去其本应的丰满形象，而逐渐实利化了——他应该具有怎样的身高，怎样的收入，公司的名字是否带有“．com”的后缀…… 在功利的世界里，我们忘记了爱情的模样。我很愿意就此回顾一下爱情的历史，努力给读者呈现爱情最初的面目及其后来的流变，这种不无轻佻的回忆中充塞了我对于古典世界的有点变态的眷恋。 爱情是一种高贵的形式主义，是我们文明的特定产物。德尼·德·鲁热蒙在《爱情与西方世界》中赋予了爱情一个特定的诞生时间与地点：12世纪的普罗旺斯。那个时代，风行的行吟诗人开始在诗篇中赞美伟大的爱情。形式感开始被引入男女之情中，按照约翰·赫伊津哈的观点，“将爱情形式化，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是随着生活的愈益严酷而愈益迫切的需要。爱情必须被提升到仪式的高度，充沛而暴烈的激情需要这一点。惟有强烈不羁的情感建立一套形式和规则，才能消除残暴……文学、时尚和谈话都成为调节和净化性爱生活的手段……”有了这段话的铺垫，我们可以进入现代淑女们渴望的爱情黄金阶段“骑士时代”。温文尔雅的骑士们和宫廷贵妇们的故事已经成为不朽的传说，他们依靠一个眼神、一个隐喻或一句诗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在《颜色颂诗中》，一位叫吉约姆·德·马绍的骑士第一次与爱人约会时欣喜若狂，因为该姑娘头戴一顶天蓝色帽子。在此时，蓝色代表忠贞。在漫长的中世纪中，有关爱情的隐晦诗歌四处可见，而当时的流行小说几乎一律为骑士解救贵妇后，却最多仅吻一下手帕而已的禁欲模式。而当时最受欢迎的男人模式在下面这首诗中表露无遗： 他受过真正的骑士教育， 在德国和法兰西； 他长久居留在伦巴底， 为了学习文雅之礼…… 今天，我们可以声称中世纪爱情的虚伪。但我在这里如此哕唆地引用的惟一目的，是想强调最初爱情的非功利性，它不是为了迅速获得性的满足，也非通往财富与权利的手段，它更看重的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和优雅的形式主义。 接下来的文艺复兴不留情面地冲击了这种形式主义。人们发现，像《十日谈》中奋不顾身的满足欲望，是件让人快乐的事。形式主义的爱情观开始受到实用主义的挑战。当然，在接下来的17、18、19世纪中，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骑士精神爱情观并没有遭遇多么严重的挫折。因为，在这几百年间，人类文明依旧节奏缓慢地进展着。 欧洲妇女们钟爱的对象，由穿着铠甲的骑士们转向了卢梭或者雪莱式的诗人，后者在对待爱情上尽管比前者更勇敢与放肆，但在这种放肆之下，却是一样的羞涩与浪漫。即使对于当时的浪荡子们，不管是拜伦还是卡萨诺瓦，他们的浪荡方式也几乎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他们更多注重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最终结果。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引用的18世纪爱情小说，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当时的爱情观念，它是如此的缓慢与优美。 20世纪几乎颠覆了我们习惯的一切观念，爱情成为这一切颠覆中最让人心痛的牺牲品。在20世纪大行其道的技术观念的篡改下，我们发现爱情抛弃了它含情脉脉的面纱，它变得目的分明，它似乎不再是一种心灵激情的需要，而变成一种人必需的权力与附属品。法国学生在街头叫嚷道：“要做爱，不要做战。”很显然，爱情与战斗并无分别了。而不管是在杂志、电视还是网络上放肆的色情物品，更是把爱情直接演化成一种追求数量的生理冲动。而此时，已经解放的妇女们渴望的男人是詹姆斯·邦德型的，他们无所不能，并且不需伟哥便性欲炽烈。 而今天，在“.com”的刺激下，能够在nasdaq上市的网络英雄们早巳让骑士精神黯然失色，比起充满隐喻的诗歌，姑娘们更加热爱直接的stockoption(点击)。到这里，我终于含含糊糊且断章取义地完成了我对于爱情历史的叙述。而现在，我对于你惟一的奢望是，能够合上你的眼睛，让自己暂时性地远离现实。你嗅到了12世纪的法国普罗旺斯的气息了吗?爱情从那里飘了出来……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姜文回忆道，大人们已经走光了，城市属于孩子们。那也是一个匮乏的年代，孩子们拥有的只有友谊、战争、砖头、无所不在的恶作剧和穿着朴素的姑娘以及《列宁在1918》，偶尔还有机会把避孕套当作气球来使用。这一切散发着当年小豆冰棍一样的香甜气味，我无法不怀念。 没有人否认，长大之后的姜文把少年的时光过于抒情了，但是这不妨碍让我陷入小资产阶级式的回味。暧昧的怀旧，这是现代人无法挥去的情结。无知与单纯是快乐的根源，我开始理解在那些什么都缺的日子里我如何像一头小猪一样快乐和健康地生活，我也记起了我的那些伙伴如何为一张火花，一个沙包而折腾得畅快淋漓，记起了在日落之后我们如何穿梭于大院内的楼群之间呼朋引伴，然后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如何羞涩却高声地议论那个漂亮女孩的裙子……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我们被迫把自己放逐于田野和自然之间，享受一种无所事事的快乐。 多年后的今天，我听到隔在大洋彼岸的克林顿说：“在信息时代的阳光中，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落在黑暗里。信息科技应该成为每个美国孩子生而知之的权利，无论他们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然后我就看到和我当年一样大的孩子积极响应这句话，偶尔和这些年轻的朋友坐在一起，他们谈论着和我当年截然不同的话题：帝国时代、下载、黑客……这些孩子的脸上透出精明的气息让我吃惊，但是我不喜欢。我走在曾经留下童年痕迹的大院里，已经看不到喧闹的景象，我知道他们都在家里上网，尽管他们住在相对的两座楼上，但是他们更喜欢在网上交流而不是面对面。 孩子们的游戏规则变化了，我承认他们比我们当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们更多的把自己投入到一种智力游戏之中，利用技术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好玩，我透过他们的眼镜和有点电子化的眼睛看不到生命的本来，看不到那种应该活跃的动物性。他们的活跃过多地表现在虚幻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假想得强大无比，他们可以在聊天室里肆无忌惮，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电子邮件和大人物们联系，可以在联机游戏上精神十足，可以轻车熟路地侵入五角大楼……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用一只手指攻击瓦解着成人世界。但是，这改变不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脆弱和缺乏生气。 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本性，我会永远地喜爱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因为他们让人讨厌的精力过剩，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会永远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呼吸的是空气，亲近的是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还有可以流血的打架…… 未来学家们说孩子们可以通过一扇扇窗口(windows)欣赏自然，或许山更雄壮，草地更为鲜亮，河流更为清澈……当然，孩子们还通过窗口体验到了友情、暴力、探险，或许还有性这些我们曾经努力亲身实践的东西。但是即使隔着最高分辨率的窗口他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了吗? 所以，我自以为是地替他们感到遗憾，尽管这种遗憾已经被很多人重复过了。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追赶信息技术的召唤的时候，看到他们温柔听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阳光灿烂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野蛮小孩子，谁享受着更幸福的生活，谁也无法说清。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可憎的训导主任，他喜欢在上课的时间，通过各个教室的后门窗户观察学生的动向，心怀期待地寻找沉浸在金庸小说或者窃窃私语的快乐中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当我们无法拒绝小说或者同桌女生轻言细语的诱惑时，就必须同时提防讲台上的老师，还有后门的那双神出鬼没的眼睛。后来，有勇敢的同学把窗户用报纸封上，那一天大家过得很舒服。报纸不断被老师勒令撕掉，但是不断又被人贴上，老师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们发现训导主任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抓住吃零食的可怜鬼。原来，后门的窗户下有个小洞，训导主任的一只眼睛可以顺畅地观察我们。一天课上到一半，训导主任不顾尊严地冲进来大吼道：“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红又肿，因为疼痛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个小孔上抹了大剂量效果显著的清凉油。从此，没有人再从后面监视我们了，到现在我还在感激那位机智勇敢的同学。 我估计训导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创的同时意识到两个问题：其一，从背后监视学生是不得人心的；其二，不要把人逼急了。还有一点，他可能至今还意识不到：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尽管最后一点，当时的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是我朴素地知道我不喜欢被人从背后盯着，即使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当时的年纪小，没有能力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社会高度来看，但当我在世纪末的阳光下看到《1984》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这种监视对于人类精神会带来多大的戕害。好在，我们那时候，训导主任还没有“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器，他的那双肉眼还是可以被我们的聪明才智弄肿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一两年，北京有十几所中学在教室后方墙壁上安装了监视器。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查看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上课状况。报道说，一开始，学生不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且学生上课的听讲专心多了，没人再搞小动作了。一位律师同志说，教室和商场一样是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很合理；一位家长同志说，只要孩子可以专心学习了，装就装呗；一位校长同志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不是为了监视学生。更可气的是一位和我当年一样大的高中生说，从此大家不传条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状况是根本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进步，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技术压迫得精神萎缩。《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的隐私权，即使你跟一个姑娘亲热一下，都很困难不被发现。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奥威尔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校长老师们现在以“学习”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的隐私。他们搞了几十年教育，却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管那些孩子成绩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起码我们的学校都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园。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那些老师家长们怎么不好好想想，当你总是意识到自己活在别人眼皮底下，还会正常思考问题吗?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越没有自我空间，人就越虚伪越残暴。如果一个民族的花朵们都在这种阴影里成长，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可以想见了。还有那个可笑的律师，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本身就滑稽之极，商场的监视器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的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形的生命是应该被爱与美引导的，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的。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驯化，没有了我们当年的抗争的自觉性，况且，在面对校长40万元的高科技武器时，抗争也是无力的，再说清凉油已经不常见了。最近北京还流行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show)，讲的是金·凯利从出生起就被5000架摄像机监视起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他的生活吸引了无数观众，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当他最终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观察时，最终还是摆脱了监视，即使这个游戏的导演诱惑他回到那架摄像机下，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这些可以当黑客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头砸烂监视器，即使让你考上哈佛，这种对于生命尊严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www、xiaoshuotxt.com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二部分 ～小＜说t xt＋＋天＞堂 阳光打在我床上，睁开经过充足睡眠而兴奋的双眼透过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我看到了淡蓝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愿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让自己习惯赖床，尽管课已经开始了，那个满头黑发的教授已经带领我的同学穿越爱因斯坦扭曲的时空观，去体会相对论的玄妙了。 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翻开《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满脸懒散的年轻人。他把赖床变成了艺术，他认为以他十几年学习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益处就是“迟起”，因为“惟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成了一座快乐的皇宫”。他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该艺术，即使毫无睡意，也要坚持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迟起对于人生帮助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对于现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说服力，以致不得不压抑住上课的心，继续无所事事地躺着。 只活到27岁的梁遇春一点也不像流星划过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缓柔和极其惹人亲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见穿着长袍的梁遇春在沙滩上缓慢地踱着方步，一脸快乐的流浪汉的闲情。他推开一间教室的大门，在鸦雀无声中，背着教授的白眼和同学的惊异，溜达到最后一排，翻开《伊利亚随笔》，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 林语堂曾经说老北大的风格是类似牛津式的散漫的，在这种宽松自由中，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不遗余力的实行者。闲散从来都是智慧的温床，法国谚语说“闲暇生艺术”，或许法国的艺术的确是在那些遍撒街头的咖啡馆孕育出来的。汪曾祺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建国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时在大学里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图书馆，率性自我。因为明确而功利的目标，他们放纵自己的心灵四处游荡。 多年后，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着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20年代的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90年代的我，却总是想说“我的师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书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着莫大的快乐。 这个不用功的师兄，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坚信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人生服务的，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于是，他让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长，让自己的性情尽兴发展。所以，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阳光，他放弃了对于具体成就的追逐。天赋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册子，这肯定要被李敖斥责为“懒到家了”。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听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人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吃惊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 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这种北大情结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夸张地以为，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因为他的影响，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去影响这个国家。因此，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夏日的夜晚，我向室友表达我对于社会的义愤，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我也从那时起，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务虚”的，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束缚也是最少的。 孔庆东出身底层，并且屡遭挫折，我有些奇怪，一个读书读到博士并且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还和别人分享一间宿舍。但是，在这种环境中，他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他始终旺盛的生命力。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力消解那些不幸，他对于生命中的趣味性有一种迷恋性的尊重。他总是告诉我要在最痛苦的生活里寻找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他的经典陈述：“啥都是个乐子。”他的宿舍门口贴着歪歪扭扭的剪报，比如一张陈冲的肖像旁是烟台苹果的商标“******出口”。他那时候常常给我讲他的大学生活中荒诞而可爱的一面，《47楼207》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通过他的叙述，对于张扬的个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情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始终刻意地放纵自己的意志。孔本人喜欢说：“80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这让我对于80年代产生了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当然，现在的我常常觉得，他的玩笑过多消解了他的文章的力量，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吧。 在那个夏天过后，孔庆东完成了他的学生历程，变成了一位讲师，也离开四院的那间破落的宿舍。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是因为成熟的缘故，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无限怀念。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 一 午夜的时候，我和室友从那家小小的有点肮脏的叫“未名”的餐馆里出来，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谈了什么，这一切都无法留下印象。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想像力就匮乏得让人痛苦，那几份不上15块的菜被点了又点，那几种牌子的啤酒，被不厌其烦地灌来饮去，那几个身材不错的姑娘的名字，被廉价酒水淹得花容失色…… 像往常一样，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让自己的肉体暴露在午夜时的北京西郊的污浊空气里，而灵魂呢?我们知道它藏在一个我们知道的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必须加倍保护它，我们本能地知道，它是我们区别于大街上那些为了名利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惟一标志。 在一个拐角处，有一滩水，那是白天的雨的杰作。这时候，我们感觉到小腹的压迫感，公共厕所离我们还遥远。于是，四个人并排站在那片在午夜中黑黢黢的浅薄的水面前。水与水撞击的声音在安静的午夜并不难听，它激起了我们畅快的欢笑，这欢笑里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快乐，它不搀杂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身后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应该是一个异性。可是，我们没有被侮辱的感觉，四个人的心里都在进行一场莫名其妙的躁动，可是谁也没说。我们向前走，那个身影也在往前走，我们几乎同时回头去看那个模糊的样子，有点欣喜，有点倒胃口。一个把头发故意弄成鸡窝的女子，有着过于稚气的脸孔，尽管上面有着花花绿绿的颜色，那浓重的眼影即使在如此暗淡的月光下依旧刺眼。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激起了一个动词——期待。 我们开始放肆地言笑，我们本能地意识到她的两个可能的角色——离家出走的少女或者其他。当我们走过马路时，她在马路一边徘徊，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我们。我们看着她进入对面的牛肉面馆，然后又看着她出来。然后开始过马路，向我们走来。这时候，四个人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有人开始问“谁上”，有人说愿意提供床位，有人看着她发愣。午夜时的心情总是很好，太阳还没有照亮我们的心房，夜晚掩饰住了青春的好奇和欲望。 在她离我们五米的时候，我们也接近了北大的南门，门口的羊肉串的摊位开始收摊了。我对着那个异性喊道：“嘿，你干吗呢?”声音透出控制不住的老练。回答当然让我们吃惊：“我没有钱吃饭。”接下来怎么办，我摸到兜里还有20块钱，那是我们后半周的饭费。但我还是给了她10块钱，并指明她吃一碗牛肉面。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觉得自己高尚，只是想起了小时候做好事时爱说的一句话：“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她就走了，留下一声谢谢，声音比起她的脸动人多了。然后，我们走进校园，没有人说话了。 二 我喜欢在午夜的时候在大街上跑步，不是因为有人说，我像一台吸尘器，无私地回收废气，而是因为我喜欢路灯的黄光下的大街，没什么人，偶尔有车。我这时候觉得自由。当我快跑到南门附近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昨晚的故事，我的心猛然剧烈跳动起来了。我在这方面的想像力总是惊人地丰富，经常给自己一个惊奇。 结果，她竟然站在那里，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穿着一件长长的大衣，脸部比昨天看起来清晰，不好看也不难看，不过真年轻。我干什么了，我跑过她时，竟然没有想到停下来，只是冲着她一个短暂的微笑，说了声你好，好象偶然撞见我班上的同学。她显然愣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她的笑容，很单纯，很短暂。 在剩下来的时间里，我还是被后悔裹紧。我想自己为什么不跟她聊聊，可能会是一个凄婉的故事，我至少想到了10个版本，然后我甚至想到了，我带着她躲避追杀的场面——她应该是个误人歧途的小孩子。故事里有了太多的惊险，奇妙的是我可能带着她在未名湖急奔，后面是几十个拿着菜刀的阿飞，最后我带着她跳湖了，可惜湖水太浅了，不足以淹没我们。当然，场景里会有一些可能的爱情，当然还有性。我想到了我的那张有点零乱的床，还想到了我床上的那些没洗的内裤和袜子，在那里发生故事有点煞风景。 我的确有点后悔，我对自己说，下次碰见她，我一定要和她说话，不管发生什么危险，我要知道她的故事。我知道，一个人因为危险而拒绝未知的历险，是衰老的表现，我害怕自己衰老。 三 我几乎是满怀期待地在那个时间跑到那个地点，我甚至想好了应该问哪几个问题，甚至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钱都给她，可能够她买一张回到家乡的火车票，用我们班女生可以买半价票的学生证。可是她不在，这真让人扫兴，我觉得浪费了我的精力，更浪费了纯真的好意，重要的是，它不能让我确信自己依旧敢于冒险，敢于随随便便地进入别人的故事。 我会记住她的，如果有一天我碰到她，尽管我不喜欢她的脸，也不喜欢她的身材，但是，我会告诉她，你知道吗，我本来可以进入你的生活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她。 太阳不明不暗地悬在天上，她暗淡无光的脸甚至允许我们直接注视。地面上是肮脏的雪，校园内年轻的男女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而伤神，他们甚至没有精力来糟蹋一下这地面上的雪。整个校园的环境是晦暗的，天的颜色总是土黄色的，典型的北京雪天的讨厌颜色。 那个冬天，宿舍里总是潮潮的，让人觉得不舒服。可是，每天早晨我依旧坚持睡到11点钟，然后穿上厚而笨拙的大衣。我本能地到楼下去找肖，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干什么，但我却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在肖的那间如此肮脏的宿舍里，李或早或晚地也会出现。大三这一年，我们三个都休学了，就在期末考试前夕。休学的原因相同——厌倦了。也就是说，在经过两年的大学科班训练之后，我们突然为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困惑。夹杂在好学上进的同学之中，我们却感到一种没有目标的茫然感。已经上了两年的发条，该让它松下来了。我们像逃兵一样费尽心机地为自己组织理由，来说服父母与校方同意让我们成为这个盛产精英分子的大学里的无所事事者。如果用更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行为，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存在产生了置疑，想通过自由来重新考察生命的意义。 于是在同学们正在为抢占自习教室，或者诚惶诚恐地向老师套题时，我们同时成为这忙碌校园中的旁观者。或者说，我们同时被这个紧张的校园抛弃了。我们三个常常在吃午饭的时间，意味深长地从28楼走出来。楼门口此时拥挤了一批面有菜色的男生，端着大小不一，或肮脏或洁净的饭盆，他们胜利地从学一、从农园、从学五打饭回来。 我们会用力地踩几下雪地，然后呆呆地看一会天空。李会说，来支烟吧。于是，肖拿出两块钱一包的花园牌香烟，我们坐在冰冷的自行车后座上，点上一支烟。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让我们感觉到一点暖意和一丝被燃烧的快感。我们的脸暴露在冬日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朝气。肖的土黄色的大衣和环境和谐地搭配在一起，把他整个人都映衬得没有生命力。而李照旧是那件充满性格却难看至极的军用棉袄。我们边抽烟，边望着身边来来往往的人群，竟生出一股得意感。做一个旁观者，至少可以暂时性向下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并带着怜悯的意味。烟灭了，我们决定去喝粥。那时候，博食商店还没有建起来，在北大书店旁，是一个木制的临时性的小房子，一对夫妇在里面卖绿豆粥与茶鸡蛋。一条狭长的桌子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喝粥的人坐在两旁，将整个屋子弄得拥挤而温暖。我们喜欢那个空间，所有来这里的同学看起来就像一家人，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吃同样的饭，只是他们好像不和我抱着类似的想法。每次，当我努力试图用一副亲人的神态去和一个外表美丽但不知是否精神空虚的姑娘搭讪的时候，她们总是表现出陌生人般的不信任，这让我伤心。 每当自己的胃因为充实而舒畅时，我们就要抽烟。我们习惯坐在路边的自行车后座上，再次让花园牌香烟燃烧起来。我们的位置处于29楼与31楼的交界处，这是两座女生楼。边抽烟边观察，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良好消化事物的方式了。那些被厚厚的衣物裹起来的女生们笨拙地在雪地上行走着，冬天让人变得丑陋，她们的青春，她们的风情，她们的欲望都被迫隐藏起来。但这似乎不耽误我们的快乐，这种快乐几乎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想想吧，我们几乎拥有了一年完全自由的时间，我们几乎让自己在寒冷的空气里漂浮了起来。在这样的心情下，一切都是美的。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在结了冰的未名湖上踢了一场球，我摔倒了13次，是肖帮我数的。然后，我们一起跟着一个穿着裙子的高挑姑娘穿过了图书城，那裙子在这样的天气里实在是太迷人。我们还一起游荡在各个酒吧里，但是没有钱买酒，只能三个人喝一杯可乐。我们总希望能够刚好发现三个姑娘，她们应该挺美丽，也应该无所事事，即使精神上空虚点也无妨。那一年的春节，我们果然找到了三个孤独的姑娘一起度过，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点也不刺激，现实与梦想的差距果然遥远……再后来，春天来了，冬天走了。而我们的心情也走了，我们之间甚至也疏远了。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怀念那个时段…… 我碰到了李，接着是肖，我们该有半年没见面了吧，而距离那年冬天已经整整22个月了。我们似乎已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了，拼命地甚至不安地寻找着打破尴尬的废话。“我怀念大三的冬天，老下雪，老喝粥的那次。”我最后有气无力地说。这句话肯定是让他们感动了，他们都意味深长地看着远方。李说“这么早就怀念了”。 那一年冬天的生活一点都不充实，只是无聊的感觉竟是如此让人怀念。 董桥曾提到过一则有趣的故事。剑桥大学曾修缮一所新厕所，按照大学的学生传统，这所新厕所肯定将要受到那些年轻绅士的灵感污染的。所以聪明的学监索性把厕所的墙壁设计成黑板的样式，旁边放上粉笔，随时涂鸦，并随时可以擦去。这个学监简直就是大禹的传人，知道对于有些“洪水”只能采取疏导，而不是硬堵的方式。一般认为，厕所涂鸦缺乏艺术文化气质，主要源于地点与人物不恰当。剑桥是个极好的场所，光名字就已经堆满了书卷气，而涂鸦者又都是拜伦、牛顿的师弟们，再加上他们都年轻，这种组合实在让厕所徒壁生辉。 北大的厕所文化水平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北大的卫生环境糟糕，而文化都是被舒适滋养出来的。王小波把布鲁塞尔的公共厕所称作“文化的园地”，除了因为这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中心，更重要的是那里的收费标准是一美元。这肯定是一个极舒服的场所。一美元的心痛再加上舒适的无所事事，思想与文化肯定会蓬勃而出。北大的卫生场所秉承中国的一贯缺点，无法提供给使用者以从容感。环境的不佳，让这些豪情与才情都过剩的年轻家伙们没有心情孕育出崇高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一般来讲，宿舍楼内的卫生环境最差，也因此这里的图画与文字都流露出一种形而下的趋势。一看笔记，就知道实在是穷极无聊，才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厚颜无耻地写了出来。这里的记录充分体现了青春期的抑郁症状和渴望肆无忌惮地急切心情。字迹潦草慌乱，欠磨炼。28楼最有文化意味的一则笔记有这样一句话：“同学们应该牢记这两点：读圣经和保持大便通畅。”这句话让那个狭小的环境陡升入一个至高境界，我当时深为此公的绝妙想法而折服。后来读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才知道，这是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话。这位同学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应该把《圣经》改为《论语》，似乎更有中国特色。 老图书馆的卫生间曾经让我感动，那里曾经上演了有关北大未来出路的讨论。浅绿色的门上被密密麻麻地书写了若干争辩意见，句句呕心沥血。先是一组有关北大与清华比较的讨论文字，明显分为正反两方。先是蓝黑钢笔书写的一段对于北大正在衰落的忧虑感，感慨清华正在成为中国第一高校的事实。接着，一组黑色圆珠笔对此观点进行驳斥，声言北大如何如何领先，当时的激愤之情，可以想见。一行文字摞着一行，当然到最后，争辩改为谩骂，北大方声言要把清华改为北大工学院，而反方则要北大人认清自己的位置。文字笔记似有七八种之多，中英文夹杂。当然由于情况特殊，环境所限，争辩双方未能做到有礼有节，但是参赛队员对于北大的爱惜之情都是溢于言表的。新图书馆的卫生间修缮得明亮宽敞得多，同学似乎不再好意思往上写点什么了，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北大学生越来越缺乏激情了。 当年，因为读了张中行先生的《红楼点滴》，才抱了非北大不上的决心。似乎那些看似琐碎的吃住行，才真正传神地反映出北大所特有的魅力。张中行没有写过红楼的厕所文化，民国时肯定缺乏这种条件。可惜，《北大往事》里的那些家伙也没有提及。国外的社会学者在研究校园文化时，厕所文化绝对是重要一章。而一位牛津的教授只研究牛津教堂彩色玻璃的变迁就可以出一本专著，这的确可以显现出牛津的傲然气派。当北大有一天可以把厕所文学弄成一本研究专著时，彼时的北大也一定进人了世界一流。 对于拖鞋的无比热爱是我迷恋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一双一点也不娇嫩的脚暴露在北京恶劣而肮脏的环境之中。余华在《活着》的序言里说，那个夏天，他把一条毛巾搭在腰上，当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时，毛巾就会叭嗒叭嗒地打在他的屁股上。我对这段话喜欢不已，我想那个20岁的余华一定感受到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的让人陶醉的自由精神。我没有让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我不太喜欢那些农田里的肥料味道。我喜欢穿着脱鞋进入教室，踏人食堂，游弋在未名湖边。我喜欢那种厚底的拖鞋，它让我的脚跟很舒服，同时由于重量原因，它可以与地板发生更强烈的撞击声响。这种声响比起单薄的毛巾来，显得雄浑有力，余华肯定会自叹弗如。 于是，我常年累月地以这种姿态在校园内行走着，乐此不疲地倾听着这种声音。我的脚趾自由自在地舒展着自己。对于拖鞋的普遍钟情是大学内的一种情结。在夏日的中午，食堂刚刚开门的时候，在通往每一个食堂的路上，各种花色与尺寸的拖鞋混杂在一起，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节奏发出不同质地的声响，不悦耳动听，但是却亲切得要命。置身其中，我总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我属于这里。在敏感的人的心中，一丝气息、一种声音或者仅仅是一种味道，会把他的灵魂拽入另一个空间。而每当我在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备感疲倦时，一旦跨人校园最让我感到亲切的就是这拖鞋的声音。 对于这点，在各所大学校园内都有着我的同好。我清晰地记忆着，在一个夏天，我漫无目的地在广州街头游荡，炎热与喧闹让我疲倦不堪。很偶然，我撞人暨南大学的校园。这是一座一点也不美丽的学校，正在施工的工地给校园带来飞扬的尘土。但是，迎面走来两个拿着破烂饭盒的学生，肥大的t恤衫上面甚至沾染了油渍，两双色彩暗淡的拖鞋在水泥路面上有节奏地蹭着。这一刻让我激动无比，我就像一个久在旅途的流浪者猛然回到家乡。 细微的物品往往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那位文学批评家，翻阅了汗牛充栋的材料，最终证明“香烟”是现代文明的最主要标志，因为这个小小的可以燃烧的东西，反映了人类由古典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焦虑症状。因为烟草的最初来源是美洲，那位雄心勃勃的意大利骗子哥伦布告诉自以为是的欧洲人，乘着船一直向西走，那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世界原来如此广袤，欧洲人生出了一种迷惘之情，同时他们惊喜地发现随船带回来的可以嚼的苦涩的烟草可以暂时抑制迷惘的悲观。于是这短短不过10公分的香烟，蕴藏了近代文明史。 我无法考证拖鞋的历史，但我本能地意识到，拖鞋所蕴涵的气质与大学本身的精神有某种相通之处。拖鞋只适合两个场所——浴室与校园。·浴室是人类可以最本质地暴露自己的场所，在这里你无需掩饰，赤条条地面对世界，它也让你感受到一种没有束缚的放松。那么大学校园呢?这里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无限自由，而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当然带来了肉体上的放松。热爱自由的希腊学者的装束是肥大的长袍，而这种装束在最初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同样盛行。在这些古老大学的历史上，学生都曾经是一个无比放肆的团体。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肆无忌惮地诋毁宗教传统，更会在私人作风上酗酒并狂热地迷恋女人。 这种混乱的方式当然无法被我们接受，但是我们至少明确一点，大学需要更广阔的自由空间。既然西装与皮鞋已经与严密的行政体制联系起来，那么拖鞋有理由与自由的空气联系起来。一个习惯穿着拖鞋，在安静的校园内行走的人，是无法不思考的，而且思考的会是那些缺乏功利色彩的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位苏格拉底不就是在希腊的街头闲逛时思考哲学问题的吗? 愚蠢的人无法理解拖鞋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更不会欣赏那种动人的声响。学校里的“着装整齐”意味着什么，各种场所对于拖鞋的封杀意味着什么?大学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机构，这里的人也不需要为一个统一的目标而努力。一些教育者在感慨拖鞋学士的邋遢与不合规范。北大的一位学生穿着拖鞋就去应聘，满脸的散漫不经。这则故事在成为每年的毕业分配会上的经典反面教材，校方强调毕业生应该如何包装自己。然而我却感谢这位可爱的师兄，他出色地继承了北大的藐视社会规范的自由传统。 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偌大的校园同样是着装一丝不苟，看不到各种颜色的拖鞋在以各种不同节奏拍打地板，这才是一种悲哀。 1961年初，海明威在接受了电休克疗法之后，加速了《流动的圣节》的写作。这位身体随时处于崩溃状态的老人心中似乎已经明了：这次，他陷入了比“桑地亚哥”更艰难的困境，疾病与衰老这条大鱼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噬他的生命力。 海明威选择的搏斗方式是对于青春的回忆。对于这个即将死去的老人来讲，还有什么比1921—1926年的巴黎生活更让人怀念的呢?当那个22岁的年轻美国记者兼作家踏上巴黎的时候，尽管他迷惘、贫困、默默无闻，但只要年轻，这一切算得了什么?年轻让他的食欲很好，因为常常陷入饥饿，所以才品尝到冰凉的啤酒、油煎土豆和又粗又大的法兰克福红肠的绝妙味道；因为年轻，所以性欲很强，所以在傍晚“我们读读书，然后上床做爱”；因为年轻，他那么渴望得到成功，所以，他在一间不保暖的旅馆里这样为自己打气：“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需写出一句真实的句子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午后的阳光越过我肩头照进来，我在笔记簿上写着。侍者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等咖啡凉了，我喝下半杯，放在桌上，继续写着……以后有的是日子，可以每天写一点。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我无法想像60岁的海明威在做出这样的回忆时怀着怎样一种复杂情感。他在巴黎寻找他的文学理想，与形形******的人相逢交谈争吵，像《太阳照常升起》里人物一样在苦艾酒的滋润中成长，为了不起的菲尔茨杰拉德解除性苦闷，还有被一位斯泰因称作“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一切在40年后回忆起来充满兴奋与忧伤：“巴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而我们很年轻，这里什么都不简单，甚至贫穷、意外所得的钱财、月光、是与非以及那在月光下睡在你身边的人的呼吸，都不简单。” 像海明威所有的作品一样，《流动的圣节》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报复。传记作家肯尼斯s．林恩对此这样评述道：“他似乎又一次击败了他的无能和愤怒，用写作的魔法驱逐了它们，用对街道、咖啡馆、佳肴、美酒、朋友和妻子的回忆来治好了病。长时间的工作使得1921年至1926年的巴黎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过去的他。” 这段评价暗示了《流动的圣节》的真正动人之处。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巴黎，而是海明威留在巴黎的青春。我接着读到1964年《先驱论坛报》对于《流动的圣节》的专栏评论：“然而尽管他一一列举了佳肴、美酒、巴黎的街道……甚至在描写中弥漫着一种极其幽默的气息，可里面还是一种混沌与死亡即将逼近的格调。” 这句话终于揭示了《流动的圣节》的内核——面对死亡时，对于灿烂生命的渴求。巴黎与青春本身相比于这种渴求已经黯然失色。这本书打动我们的，是一种充满惋惜与向往来回望生命的态度。在缓慢的叙述节奏中，海明威鼓足了最后的勇气，参与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他必须用他尚能清晰活动的大脑和仍然灵活的手来抢救他不断流逝的生命。他把每一个青春时的细节都铺展开，希冀它们能滋润已经干涸的身体与灵魂。 我在阅读这本书时，时常会猜想海明威自杀时的情景。在那只12毫米的双管英式猎枪抵住他的嘴时，他眼前闪过的是20年代的巴黎吗?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衰老吧，那个年轻的美国作家会觉得明天是永远过不完的……青春对于那时候的海明威来说，不过是个习惯式的语态，他可以放肆地挥霍他的时间、才华与精液，还有刻薄…… 这一切对于那个写作《流动的圣节》的已经衰弱之至的顽强老人来讲，具有怎样的诱惑。也只有此时的海明威才能赋予在巴黎的青春以永恒的生命力，没有苍老、衰弱相映衬的青春是缺乏真正触动心灵的力量的。 1918年，19岁的海明威在米兰说：“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灰时死去，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死去，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 40年后，海明威对他的朋友这样讲：“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62岁的海明威就带着这个流动的圣节离开了人世。在开枪的刹那间，这个老人的脸上该洋溢着怎样的幸福与欣慰：他又看到了那个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那时的生命是如此的灿烂光明…… 溶解在香水里的惊心动魄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在一篇对话里提到，音乐向我们揭示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经历过的个人往事，促使我们悲叹我们没有遭遇过的不幸和没有犯下的过错。在这位天才诗人看来，每一个跳动的乐符背后，可能都蕴涵了无限丰富的情感与事件。 对于小说《香水》的阅读，让我体验到王尔德式的情感，只不过，在这里每一滴香水取代了每一个乐符。在北京有点平庸的春天，这本混合了欲望、罪恶、腐臭当然还有香味的小说，破除了现实与历史、真实与魔幻之间的界限。这是一次惊险而怪异的阅读旅程，我利用鼻子而非通常的眼睛完成了整个过程。小说散发出的诡异味道有效地把我拖人了另一个空间，在这里，我嗅到了18世纪巴黎的味道，少女身上的醇香，罪恶与美丽的完美结合，还有掩藏于每个人体内、随时等待爆发的欲望…… 对于主人公巴蒂斯特·格雷诺耶来讲，这个世界不过是各种气味的混合，而他那灵敏得不可思议的鼻子正是这个王国的主宰者。在现实世界里，他的生活不堪如一只扁虱；而在气味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贵族。他反抗世界的惟一方式就是对各种气味的占有。 一次偶然，格雷诺耶痴迷上了美丽少女的体香，而永久地占有这种香气的惟一方式，是利用精绝的香水制造技术，将少女的气息牢牢地束缚住。在一座小城里，一连25个美丽的少女，被突然用棍棒打击而死。当全城人都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恐慌时，香水奇才格雷诺耶不慌不忙地把那可能迅速消失的少女的香气收集起来，制作成香水。他丝毫没有罪恶感，他只知道他需要她们的香气。这些刚刚开放的少女所散发出的卓绝味道，伴随着死亡的到来达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作为阅读者，在一连串谋杀间隙，我在与小城居民陷入同样的恐惧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强烈的矛盾之中。我在感到恶心与唾弃之余，竟然对于下一桩谋杀，怀有了某种异样的期盼。我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默许着格雷诺耶的做法，因为他正在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他在制造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香气与美丽……而这种美丽与香气在暴力与恐惧的映衬下，具有惊人的感染力。美丽与邪恶的共生这已经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永恒的主题。罗伊f．鲍迈斯特尔对此分析道：“邪恶的一个根源就是人类对于理想的不断追逐。当人们坚信他们站在正义一方，而致力于改善世界时，他们经常理所应当地运用强硬的手段来对付反对势力。” 对于很多唯美主义者来讲，美丽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绝对前提。所以，对于美的理想绝对追逐，就常常转换成一种暴力。对于格雷诺耶来讲，他追逐着这世界至高的香气，因此他获得了藐视生命的特权。如果你耐心地回望整个人类历史的话，你肯定会发现那么多格雷诺耶充斥其中——比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目的是为了更干净的人种……《香水》中描述的不过是将这些情境极端化…… 格雷诺耶在谋杀掉第25个少女之后，终于被抓获了。在即将行刑的时刻，这本诡异的小说终于迎来了它惊心动魄的高潮。当充满仇恨的群众围绕在刑场之时，格雷诺耶悄悄地释放出了他制造的致命的香气。书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描述：“聚集起来的一万名男女老幼，像被情人的魅力征服的小姑娘那么柔弱。一种强烈爱慕的、温存的、完全幼稚可笑的爱恋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喜欢他。”接下来的场景是：香气把刑场变成盛大的狂欢，男人与女人在香气的诱惑下，突然放弃了所有的道德观念，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刑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纵欲场所…… 而我们的受刑人格雷诺耶带着嘲弄式的笑容站在一旁，他是这场戏剧的导演。他终于依靠香味，成功地控制了人群……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打量这个怪异的情节，我们会发现，在广场上放纵不过是人的欲望的一次爆发罢了。这些欲望曾经被文明的教养深深地覆盖起来，而香水仅仅充当了诱发这些欲望的诱发剂。 这是一部令人有点恶心的小说，它让我陷入了某种异样。当我的肉体行走在21世纪的北京街头时，我的头脑却停留在18世纪的巴黎。作者帕·聚斯金德说，那时候的巴黎是个充满臭气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叫格雷诺耶的虚构人物，制造除了震慑人心的香水，在每一滴香水后面可能都隐藏着一个美丽少女的生命，隐藏着一种奇异的味道。 这也是一部有关欲望的小说，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下去，香水不过是人类潜藏欲望的一种诱发剂。我们使用香水，要么是为了掩藏欲望，要么是为了诱惑欲望。那个格雷诺耶则是利用香水完成他报复整个世界的欲望。我相信，作者想借助这本小说重复弗洛伊德的结论：人们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文明的束缚，相比于这些被掩藏的欲望，人类的文明是何等脆弱。， 这个故事有效地挑逗了我的热情。在北京肮脏的地铁里，在人群拥挤的西单街头，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豪华商场的香水柜台前与散发着浓郁气息的party里，那个若有若无的格雷诺耶不断地催促着我。他希望我能够攫取那些美丽与香气，希望我发现在每个女人所散发出香气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我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欲望之中，我沉湎于其中，痛苦并快乐着。 我想我迷上了香水的气息，但是，我却缺乏格雷诺耶的能力。况且这是乏味的现实空间。在空气污浊的写字楼里，我偶然会想起那个生活在16世纪的意大利人毛里蒂乌斯·弗朗吉帕尼，是这个天才偶然发现：香料可以溶解在酒精里。通过把嗅粉同酒精混合，并因而使其香味转到挥发性液体中的方法，使香味从物质中脱离出来，变得生气勃勃。正如帕·聚德斯在《香水》中说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完全可以同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比如文字与几何学相比。” 这句话在充满丑陋与震惊的全文中，充当了最美妙的音符。在我充满激情地向读者描述了香水中蕴涵的欲望与罪恶后，我想我还应该再次强调香水蕴涵的一个关键点——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一种最简洁手段。如果说阅读是通过文字，把我们拽人另个空间的话，香水则是通过他的气息让我们获得同样的效果。我是如此着迷于如下一段描述，它阐明了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香水获得的最佳享受： 香水店老板巴尔迪尼在第一次闻到格雷诺耶配置的香水时，他看见自己“躺在一个有黑色卷发的妇女怀里，看到窗台上玫瑰花丛的侧影，一阵夜风吹过窗台；他听到被驱散的鸟儿歌唱，听到远处码头上一家小酒馆传来的音乐；他听到紧贴着耳朵的窃窃私语，他听到‘我爱你’，发觉自己由于幸福而毛发直竖，就在现在，在现在这一刻”。 1950年夏天，克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与******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克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250尺的纸卷上，克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楣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 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克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巅峰。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差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狄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狄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狄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狄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狄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克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克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狄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真的很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于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而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最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30年前那一代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共通的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狄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在路上，除了要蔑视外界给你设定的规范外，还必须勇敢地挣脱出内心世界的软弱与安逸。当我和朋友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书中的章节时，却谁也没有勇气真正体验在路上的感受。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妨碍了我们对于自由、对于生命的极端享受。我们驯化的教育背景，我们生命意志的软弱已经注定了，我们只能在对“在路上”的憧憬中度过青春时光。 放纵的确需要勇气。或许偶尔我们可以在梦中看到自己，在一辆超过100英里的车上，与一个面部模糊的姑娘疯狂做爱，直到第二天需要洗床单为止……当然，我希望在梦醒之后，扪心自问：“我到底需要什么?” 在新书《无知者无畏》的招贴画上，王朔被尴尬地悬挂在那里，除了那张著名的表明不屑的脸以外，他的整个身躯被简化成了一件单薄的t恤衫。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尽管王朔在其中仍然表现出了令伪善的中国人汗颜的勇敢，但这勇敢却被太多的嘲讽与不恭稀释了。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常常面有难色，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已经不能再接受那种姿态了。这一点给我带来的冲击远远盖过了王朔给我带来的失望。 那种姿态曾经那么打动过我。高中时，我们最热爱的活动之一就是模仿《顽主》里的场景。比如，耳朵眼胡同，比如“哥们就爱俗的”……快乐而且过瘾，这是王朔曾经给我的主要印象，他对年少的我是如此亲切。所以，当1995年，那场著名的“人文精神”讨论时，我模糊不清却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王朔这一边，我粗暴地认为那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一种故作清高。尽管，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王朔的任何一部小说。我本能喜欢的，是他的诚实。 5年时间里，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间给我带来的最大改变是，我开始觉得快乐和过瘾并非是生命的关键。生命中应该有一条更为宽广与缓慢的河流，它的源头联结着历史的深处，缓缓地穿越我的一生，并流向下一个年代。这条河流中蕴集着的是人类一些永恒的情感。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讲，这条河流曾经被污染过，它曾经被一种虚假的情感所充斥着。而王朔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勇敢地指出了这种污染。很可惜，他的方法在杀伤力极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副作用。 我成长的历史，也正是不断地发现这种副作用的历史。我越来越无法容忍王朔语气中的嘲讽与故作的不正经。当越来越多的人以一种王朔用腻的腔调来呼吁王朔不要假正经时，我希望王朔正经起来。不管是《我看金庸》还是《我看王朔》，王朔的真诚与严肃，都被过于玩世的语言所削弱。而当我目睹了参与这场混战的人群的素质之低时，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嘲讽，而是深沉的建设了。 至少，我想先建设自己。从1995年到今天，我的身体膨胀了10公分，也因此，我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我体内精神资源的稀缺，体内那条河流的狭窄。所以，我开始阅读一直忽略的古典作品。那些严肃而深沉的文字与情感在我23岁这一年，突然变得亲切无比。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如此广阔的境界，它们没有给我带来笑声，却不断地让我投入到一种心灵的激情之中……《无知者无畏》让我清晰地感受到，我欣赏趣味的逆转。两种说法可以解释我的现状，一种是，我在变得保守，变得自以为是的崇高；另一种说法是，我正在度过青春的浮躁期，我达到了一种更高的情感层次。我选择了后者，尽管这要冒被别人嘲笑的危险。 w w w/xiao shu otx t.com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三部分-1 （小／说／t／xt｜天｜堂） “忧愁的态度不能算是优雅；你需要的是一种厌倦的神情。若是你发愁，那是因为你有欠缺，在某些事情上失败了。这是表现自己的低下。反过来如果仅是厌倦，低下的却是徒然讨你欢心的那个人了。”在《红与黑》中，柯哈莎夫王子这样教导失恋的家庭教师于连。 于是，于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游戏，他通过追逐恋人的朋友来刺激其恋人，以达到最终的效果。这一段喜剧残酷的描写迷住了我。“厌倦的神情”，我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对这种表情的猜想。当这个叫于连的年轻人，走进充满嘈杂的贵族沙龙时，他脸上该是一副什么样子，那里面有自尊，有不屑，有自卑，还有永远无法消失的羞涩与虚荣。这副面孔曾经安在卢梭的身上，依靠这种充满矛盾与高傲的表情，卢梭征服了宫廷的贵妇们。于连则彻底打败了自以为是的德拉木尔小姐。 我曾经坚信厌倦充满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是一种贵族式的情绪。因为，只有你有能力睥睨一切时，你才具有厌倦的能力。所以，拜伦比于连更早地打动过我。这个旷世奇才在《唐璜》中，让自己以怎样的一种厌倦形象出现的。年轻的我，曾经为他如此轻易又如此众多的征服女人，而心潮澎湃。是厌倦使拜伦获得了这样的能力。 然而，不管是于连还是拜伦，他们却似乎没有通过这种征服获得过幸福。于连迅速厌倦了贵小姐；而拜伦拥有过无数女人，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爱情，他似乎必须通过不断地给予肉体以刺激，才能勉强说服自己生存下去。比起拜伦，于连与卢梭仅仅是浅层的厌倦者，他们只是用冷酷来掩藏自己的怯懦，用厌倦来隐瞒自己的欲望……而拜伦的深层厌倦，则似乎只有通过死亡来治疗，因为这个天才根本无法容忍自己仅仅作为一个人而存在。 对于厌倦的迷恋在我21岁那年，达到了顶峰。我幻想自己从宿舍楼上，笔直地跃起，并以美妙的姿势在空中划一道圆满的弧线，因为死亡可能比仅仅作为一个学生活着更惊心动魄。这种想法，在两年后的今天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我不知该为自己悲哀还是庆幸。我想说服自己，那是青春虚幻症的典型代表，对于自己无法拥有的品质，具有无限的憧憬，或者更直接地说，那叫幼稚；但我同时又无法避免地责备自己，我已经失去了追求更高峰的生活品质的愿望，我越来越容易对生活表现得满足，我的精神正在变得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容易满足现状……或许这种内心的争执，意味着我依然在成长，依然厌倦着。 郁达夫在他13岁那年，考取了杭州的学堂，因此他要离开小镇那个刚刚开始熟悉的漂亮姑娘了。多情甚至滥情的郁达夫经历了沉沦的青年之后，开始了对于少年的回忆。《水样的春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文字之一，那种单纯而洁净的少年情怀，搀杂了明显的羞涩和恰到好处的忧伤。 比起少年维特的矫情，这个东方少年更舒畅地进入了我的心灵。阅读这篇文字时，我14岁，似乎也正处于类似的情感中。我找来杭州的地图，我看着那条弯曲的富春江如何蜿蜒地流过那个叫富阳的小城。我拼命地将自己的身份转化成那个羞涩的13岁少年，在北京凛冽并搀杂着大量黄沙的春风里，我幻想着自己流淌在缓慢的富春江水里，也幻想着那个赵姓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还固执地认为，那个女孩脸上一定点缀着浅浅的雀斑。尽管整篇文章的叙述是那么缓慢，它在结尾处还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 在临走前的晚上，喝了少量酒的郁达夫走进了姑娘的家，正好家里没人。蜡烛在这时灭了，只有月光溜进了屋内。少年趁着酒神对于他的挑逗，大胆地握住了姑娘纤弱的手。经过犹豫或者说象征性的拒绝后，少女的手安静地躺在少年的手中。 这两只手的纠缠，也纠缠了我的心。这个简单的动作，蕴涵了怎样的惊心动魄。在三个少年人心中同样激起了一场巨大风暴。两个当事人被一种极度的喜悦与刺激所左右着，而作为阅读者的我，似乎同样参与了这场重大的阴谋，当然，在阅读的紧张之时，我还感到了一种莫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少年。 在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了水样的春愁。我被一种紧张与忧伤包围着。我时刻在期待着，出现那只让我盈握的小手，在偶尔晴朗的月空下，想像着那个细微却惊险的动作。今天看来，这个动作已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我的整个成长被蒙上了现实的羞涩与内心世界渴望激情的双重幕布。 距离郁达夫的春愁将近一个世纪了。那种纯净的情感，被今天的现实映衬得更加可贵。这是一个少年们拒绝含蓄的时代，同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早已不满足仅仅是拉一下手，更不会理解那个简单的动作蕴涵着怎样地惊险与快乐。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无限地怀念那忧伤与羞涩，它是我们心灵依旧敏感而非麻木的标志。 你们还会读书吗?这是上一代对我们的忧虑。比起印刷媒体，我们读的更多的是电视与计算机的显示屏。我们阅读的更多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所谓泛着油墨香的书籍不感兴趣，甚至觉得那有点脏。梭罗希望我们把清晨的时光献给《伊利亚特》，献给《圣经》。可是每天早晨，我们在努力睁开双眼之后，是打开电脑，去“新浪网”上看一看今天的新闻。这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信息会伴随着早餐的结束而被消化掉。但是，我们似乎又不能放弃这种徒劳的努力，因为阅读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我们确立自己存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方式，我们怕睁眼醒来突然已被这个发疯了前进的世界遗忘。 阅读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还无法确定它的优劣。印刷品的文字出现速率，铅字对于我们的眼睛与大脑的刺激程度，都证明了它是一种适合思考的，它给予大脑以足够的从容去解构它。电子媒体似乎颠覆了这一切，跳跃的文字，不断出现的画面，它在抑制我们的思考机制吗?一个有关电视的实验，让我们这些被电视哺育大的人忧虑。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讲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的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克卢格曼早在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而电视是与我们的右脑交流，而左脑通常是负责理智的部分，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电视使我们肤浅，为了迎合我们短暂的注意力，电视节目必须抛弃深度。一位评论家傲慢的结论无疑正戳中了我们的痛处：“电视正在向我们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有文化修养的精神气质发起挑战，并代之以自身触觉的和集体的口语状态。它威胁到了我们通过读写获得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主权。” 阅读是高贵的，这已经是上千年的传统了。在中世纪，高高的城墙将教土的生活与民众区分开，那些高贵的教士知道如何阅读，如何直接与上帝的训诫沟通。阅读的能力象征着权利。很难说，谷登堡的发明打破了这一切。经过谷登堡印刷术印刷出漂亮整洁的《圣经》，打破了教会对于上帝的专一的诠解权。它或许还直接促进了中世纪的结束。但是阅读的高贵性和会阅读者自以为是的特权却保留了下来。无疑这种自以为是的特权传统是重要的，它保持了我们历史中最精华的东西得以流传下来。 如今，电视正对这种传统进行一场几乎是颠覆性的嘲讽，并且大获成功。电视是一种口语化的，是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也是更琐碎的。我们靠着“还珠格格”这样的东西成长，这是一个快乐却令人忧虑的成长过程。而接着呢，计算机将培养我们新的阅读习惯。这是世界上空前强大的图书馆，你可以找到各种五花八门的资料。它们参差不齐，同时你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鉴别它。比我们更小的孩子将依靠这些庞杂的资料成长。据说，计算机是对电视的一次逆反，计算机是互动的，它不像电视一样单向的流通信息，它可以让使用者有所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互联网上的阅读是传统意义上阅读的一次真正革命，它融人了参与性。但这一切变化的前提依旧是，我们正从占支配地位的识字文化返回到口语文化。而传播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则更加推断，在未来的电子社会中，对于由口语控制的信息体系来说，无知将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因为无知者更具有可塑性，他们不受过去的规范来限制，所以他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新技术。 我们习惯上的阅读可能即将被唾弃。尽管，我们可能依旧在昏黄的灯光下，懒懒地躺在床上，拿着一本印刷精美的书籍，去享受印刷文字的快乐。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这幅动人的图景可能即将像那些已经消失的古董一样让我们留恋。而我们的那些孩子们呢?我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地去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读一读古典名著? “但是，我喜欢不舒适的生活。我要上帝，我需要诗歌，我需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变老、变丑，甚至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我要犯罪，我要痛苦、忧虑……” 发出这声音的是伯纳德·马克斯，一个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却不知满足的人。在这个世界里，福特的《我的生活和事业》取代了圣经，孩子的儿歌是“福特开着小汽车，世界变得多美好”，这个世界推崇的是“共有、划一、安定”，一切犯罪都彻底从这里消失，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类是通过无性繁殖的。一个叫“中央伦敦孵育暨制约中心”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人口，他制造着肩负不同任务的人种，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和艾普西龙，他们的智力水平逐级下降，如艾普西龙，他是作为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和制造的，几乎不需要智力，而中心可以这个需求使他的智力程度保持低水平。 由于这个世界是被技术严密设计的，这里的人从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他们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从不会有自发的情感 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营造的《美丽的新世界》，这个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尽管有个崇拜科学的爷爷托马斯·赫胥黎，但显然他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科技崇拜症”抱有明显地不信任感，他似乎同样鄙夷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莫尔的《乌托邦》。于是在1932年，他催生出了这样一个将高度发达的科技与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这一年，福特的t型车已经在世界广为流传，而他发明的装配线正在不停歇地上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斯大林正在把那些与他理念不同的人驱赶到古拉格群岛，有理由相信，技术至上主义与专制主义正在世界肆无忌惮地展开…… 于是秉承着英国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38岁的赫胥黎以他特有的尖刻词语，冷漠地猜想了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然后，借助这个叫伯纳德·马克斯贝塔人种，锐利地撕破了技术时代表面的美丽面纱。故事从参观伦敦中心区繁殖和分类场开始，而这个马克斯先生是由于无形繁殖的流程中的一个不幸的疏忽造成的——他在胎儿期间酒精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于是这位先生显然与幸福的时代不合拍，他甚至用老掉牙的方式爱上了一位莲娜·克罗尼的阿尔法女人，并放弃了“新世界”中流行的性爱游戏规则，而想与她成为那种早已消失的“恋人”。于是，他带着她乘火箭去了新墨西哥的原始保护区。生活在原始保护区的“野人”看起来很痛苦，生活的环境肮脏，女人要忍受分娩的痛苦，他们会得病，会变老，会有让人讨厌的争斗……但是，这一切却让骨子流着酒精的马克斯激动不已，于是他喊出了开头的话。 故事的结局让人悲哀，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元首害怕“野人”来破坏他们统一的思想。像后来的乔治·奥威尔一样，赫胥黎对于未来世界是悲观的。只不过奥威尔对于世界的恐惧语言更多地是针对极权主义，而赫胥黎则是技术。这种对于技术的恐慌让人想起了施宾格勒在《西方地没落》里对于技术的描述：“技术是像我父上帝一样永恒和不可变化的，它像上帝之子一样拯救人类，它像圣灵一样照耀着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信服，是因为它能迅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快乐，汽车、电话、计算机，而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整天祈祷是为了缥缈地来生的幸福。技术是一个功利化的见效快的上帝，并且毫不拒绝地让我们纵欲。于是最终，我们必然被技术本身所异化，让自己丢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就像《美丽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美丽的新世界，美丽得不适合居住。几十年来，没有谁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对技术进行质疑，于是在克隆羊出现时，这本书被广泛地引用着。我们有理由感谢赫胥黎先生的想像力与阴冷的文风，尽管他营造的世界有点滑稽，离我们依旧遥远，但是，他却以他对于“人”的关注来不断提醒我们，技术给我们带来偏差的可能。 我在快速地翻阅本雅明的文集时，歌德的一句话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跳跃出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我。这个德国老人说道：“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语境，但语言的动人正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静谧的激情”，这个短语完美地解释了我心中一直以来隐隐刺痛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少年来讲，不管是“静谧”还是“激情”都是被遗忘的词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比起每一代中国青年，我们都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视野。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任何我们渴望的东西，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青春在一个没有禁区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铺面而来的丰富，也一下子让我们年轻的灵魂不知所措。 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我们的周围是如此喧嚣，我们的偶像是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惊世富豪们，而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让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不管这种吵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到安全。因为没有静谧，我们必然也就失去了获得激情的环境。激情是以全部身心的力量，选择狭窄的突破点，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带有了太多的接触点，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的可能。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我们快乐，却不幸福。幸福需要的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它让你如此地专注你的兴趣，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于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最终沦为了浮士德。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却惟独没有了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却没有脊梁来支撑。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威廉·冯·洪堡 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牛津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些穿着长袍、喜欢夸夸其谈同时又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了，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举止让人看不惯外，这些人确确实实抢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那些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 终于，因为一个女人，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剑桥。 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政权、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领情，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学袍(grown)与市镇(town)之争，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1381年，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带着武器，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剑桥的详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 后来几百年间，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自己的法规。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人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但进人大学，眼界变得豁然开朗，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的世纪的移动，13世纪的，14世纪的，15、16世纪的……” 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是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如同牛津、剑桥的血腥一样，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左右飘摇。1229年，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在巴黎主教的默许下，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当发现无效后，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投奔牛津大学。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有了这道训令，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于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大学拥有如此多的校办工厂。”这让我们的想到了《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这似乎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知道希腊可以变成罗马，却不知道我们的大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学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大学和办工厂或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是不知魂归何处。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讯上，各位学者正在讨论中国大学应该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企业结合。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大学在社会中充当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害。”因为“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地(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竺校长说话的背景是1936年至1946间，浙江大学处于流亡状态中，而浙大则由文理、农、工三个学院16个系，增至七个学院27个系，在校师生由512名升到2172名。在四处漂泊之中，浙江大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与此同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在不断地轰炸中，于昆明破旧的校园中继续顽强地学习。在这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后来的1／2的学部委员，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一批学术大师。1986年在几年《西南联大50周年文集》中，联大校友都对于那八年艰苦环境中仍旧屹立不倒的精神进行品味。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在抗战期间的确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它对应中国大学的品质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到今天，西南联大精神依然是当代学者无法挥去的某种情结。学者谢泳在文章《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中认为，抗战后的国人普遍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了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张申府教授在1946曾写道：“这几年来(抗战)，国人中表现得比较规矩、最公正、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任之恭也同样回忆道：“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今天的大学呢?他们总是在抱怨经济的压力过大，所以不得不放弃理想。但是，相比于联大的困境，今天又算得了什么。从本质上讲，是因为今天的大学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他们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对于社会缺少明显的责任感。在中国大学的主办者还有教职员看来，大学不是这个社会的灯塔，而更像一个工厂或者其他的办事机构，只不过产出的一个个会工作的人罢了。 三 1992年，对于中国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除了它在政台与经济上的巨大变化外，对于高等教育，它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年，北大的南墙拆除了。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大学的标志已经向社会完全展开了。北大的负责人对争论的解释是：“我们不争论，先干了再说。”这句话令人辛酸，一所具有标志意义的大学，在做出如此重大的举措时，却说不争论。大学是一种历史的延伸，它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核心，在她发生巨大的方向未知的转变时，竟然用这种论调。 中国的大学纷纷把注意力放在最热门的专业，而对于那些基础、见效缓慢的系科则失去了耐心。把市场机制照搬引入大学是愚蠢的，就如经济学与管理学在目前是可以给学生带来财富，所以就受到欢迎，但是不能为此就降低文史哲这样令门科目的重要性。国外的大学处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之中，但是他们对自身的作用则往往有着更成熟的看法。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说：“学生对于教学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但这是更大的使命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还在于保存和阐述文化。我们要将伟大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讲授的那些学科与方法也许目前并不需要，或者表面看来与当前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干，然而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思想和目前流行的思想之间，往往没有多少关系。在哈沸大学，即使没有学生选学拉丁语，我们也有责任使该系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失去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就等于又回到欧洲中世纪去了。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只跟着变化的市场转的商业性企业。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很糟糕的，而对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更糟糕了。”西方的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学袍与市镇之争，在中国似乎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几百年，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府坚持着对于世俗社会的抵抗。但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在南巡带来的一片春风中，毫不犹豫地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出去了，因为北大忘记了自己并非是一个创造利润的机构，也不是一个面向市场的集体，它推崇的应该是精神的建设与守候。 始终没有形成独立校格的中国大学，在面对90年代的经济诱惑时，纷纷放弃本来就缺少的贵族气息，他们迅速调整自我适应市场。房地产、金融、股票、管理、财经、计算机成了一所大学最炽手可热的专业，它们占据了大学中主要的经费。 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校长在与北京教育界的闲聊中，自嘲教育界之于政府，好比******之于嫖客，因为人家出钱，所以你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梅校长实在是不知足，那时的大学的尖锐和自主性令多少今天的学者感慨。1992年，除了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迎来了一场暴风雨的洗刷，这其中搀杂了巨大的污泥。相比于梅校长的某种屈辱感，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则带着明显的快感。 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打扫这个日益发达的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尽管大学与社会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是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会。”在这次会上，与中国大学有着相似的背景的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的发言则说：“过去几十年台湾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相对于这些大学忧虑，中国的大学校长则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科技大学校务主任汤洪高说，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王金华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在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合集上，相比较于西方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对我们的大学理想有了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学毫无原则地适应社会。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枯萎，即使在我们大声疾呼“素质教育”，大叫如何进行创造性人才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依旧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人的发展，所谓素质教育创造性的培育，不过是把这些年轻人看作一样可以更快产出经济效益的工具。我们的教育家在不断呼唤，我们应该培养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有创造性，他可以让自己的财富到达一千亿以上。在这些人所看中的不过比尔·盖茨这样的金钱标志符号。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就在我们的大学还未意识到大学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的培养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人力资本论”又把学生打人工具行列。在这个时代，知识经济成为教育界最时髦的口号，而科教兴国再次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是为具体事物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学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1959年，发表了有关理论的第一篇论文《人力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论文与讲演中，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强调，传统的经济理论仅仅包含了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视人的能力，经济增长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在这个倾向于数字结论的经济学家眼力，人力与物力是平行关系，他在论文中写道：“(教育)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个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类似于普通耐用消费晶的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生产物资。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显然教育对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后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强调，原因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中越来越大的比重。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估计，大学四年的投资，按一名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工龄来看，每年可得到大约13％的利益。这一估计与马克卢普的看法遥相呼应：“大学毕业生同高中毕业生相比有更大的赚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迅速被异化成一个争取未来利益的场所，教育中关于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这也衍生出一个学历社会，专业证书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几乎进入一种盲从阶段。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72年著文认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人们发现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保护他们目前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提高，别人会提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么。教育成为一种好投资……是因为如果别人受到教育，而他们没有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收入。实际上，教育成为保护人们‘市场分额’的一项必要的保护性开支。”丹尼尔·贝尔等“后工业社会”的鼓吹者一样，他们都把大学视作科技的产生地，经济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学等研究机构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社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大学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发明。而关于人的位置，这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似乎缺乏关注。大学似乎是在训练一种人力，而不是人格。但是这种教育迅速暴露了他的致命弱点——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视，人文学科在大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84年，31位美国知名学者组成美国高校人文科学学习状况调查小组，经过几个月努力，完成《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关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的报告》，报告认为：“人文学科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探索的途径，把严肃的真理，合理的判断和有意义的思想传达出来。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及其他世界的人们是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的。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某些文化为什么繁荣，某些文化为什么衰落。”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也认为，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学生只是为了今后的职业的需求而上大学，课程过分专业化，低估了人文科学对于培养人的道德创造力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作用。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在对1967年后20年中的教育反思，认识到这20年来的“教育荒废”。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从而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后却变得更加沉沦。而耸人听闻的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中竟然有相当部分是日本各大学的尖子学生，他们接受奥姆真理教的影响，成为野心家与阴谋家，并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人。 真正的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对于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尽管这种理想在现代社会被不断扭曲，大学越来越被看作职业训练场所，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对于人类抱有深切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来讲，大学必须保持“对人的培养”这一根本性原则。如费希特所说的：“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此时被前所未有地进行扩充，它的任务是“科教兴国”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历史告诉我们，当教育过于执着地为别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务时，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教育对于刺激经济的作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发挥长远的作用，而非短期内的效益。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杜时忠在考察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力时发现有关“人力资本”的学说至少存在三个主要缺陷： 一、教育投资论把国民仅仅看作生产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从根本上是非人性的。 二、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制度的目标限定在为经济增长服务上，把重点放在职业培训上，这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一方面，在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技术革新的条件下，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人力需要不可能。第二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要求学校培养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却造成其中大量的学非所用，以致造成一个学历社会。 三、教育投资论鼓励人们，要想取得高收入，就要求高学历，结果带来没有任何好处的学历膨胀社会。 于是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大学生，在没有理想的牵引下，他们似乎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这位伟大的人物说道：“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应以培养学生这种不懈地对于生命本质的追求为自己的责任。这种精神的培养关乎到生命的全过程。人不仅仅是动物，生命从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这中间他们有幸走过一段光明的称作人的道路，因此，他们应该在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义，寻到灵魂。而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 哲学家周国平曾说：“我喜欢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幻想家总是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这种幻想观念其实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 我想起了哈佛校长陆登庭在北大讲演时所说的一句话，它激起了长久的掌声：“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仅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它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欣赏艺术，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用其他方法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作为个人和我们社区的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看，这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纽曼 www.xiaoshuotxt。com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三部分-2 小＿说t-x-t＿天/堂 一 13世纪，当一群年轻的僧侣集中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聪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传授学习神学知识的方式却造就了大学的最初形态，它是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里最伟大的遗产。美国的《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在这9个世纪里，尽管大学的模式不断变迁：从最初的意大利的博罗纳大学创立，12世纪的巴黎大学的兴起，到14世纪的牛津、剑桥的古典主义模式，或洪堡19世纪在柏林大学的改革，再或20世纪，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类主要精神资源传递与创造者。在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大学的理想》中，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是一个培养性格知识完美的绅士的地方；在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实践中，大学是发现创造现代科学、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地方；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亨利·约翰那里，大学是一个聚集了热情的年轻人，对世界进行讨论的地方；在20世纪初美国人佛莱斯纳的《大学》中，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表征，是批判的把持一些永久性的观念的地方．……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它可以表现在：1．对于伟大的文明的传统的继承；2．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3．对于个人品质的完善。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也由于这种理想的支持，从中世纪起，大学就具备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独立风格，它试图用精神气质来引导社会。 二 灰尘下的历史是如此地光芒四射，这让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当大学理念已经引导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大学却依旧没有成型。中国的大学除了在研究教学实力上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学并非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场所。因为，我们的大学普遍缺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经过摧残人性的高考试题，你侥幸得到了那张视为生命目标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半价的火车票把你带进了大学校园；四年之后，你离开了这里，在这段最为青春的岁月里，你得到了什么?150个学分，摩擦臀部的板凳，陈旧的教材，一个还算漂亮的女朋友，没完没了的自习，刚好可以去美国的gre分数，计算机或者律师证书，当然还有一张证明你在这里生活过四年的学位证书，它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 这一切让人沮丧，但确实是一个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它无法激发起青年的热情。你可以试着去和一个所谓的大学生交谈，在经过最初的自我介绍之后，你很可能会陷入某种僵局。你不知道该和他谈些什么，社会，思想或者文化，这些主题似乎都离他们很远。除了一些他们天天打交道的专业课程上的术语与实用技能上，他们所知甚少。大学像一个巨大的专门知识工厂，在一条巨大的流水线上，年轻的心被整齐地打造好，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中的某一项工作。即使当整个教育界在高呼，素质教育，或者培养综合人才，大学依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游荡。他们必须在这里毫无拘束地观察世界，并赋予他们一种内在的崇高精神，让他们可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大学自身必须具备独立精神，特别的魅力。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价值》中有极好的论述：“大学虽然不能给你这个或那个实用技能，但它会为你的全部智能提供比技能更重要的因素。它们教诲你，使你变得知书达礼；它们成为你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这句话用来解释上大学的目的再合适不过了。“大学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西方人文主义的这种教育观点在中国有了极其有趣的阐释：中学是“死哭(shcool)”，而大学则是“由你玩世界(university)”。这种插科打诨或许正暗示了大学的目的：更广阔地观察这个世界，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思考。这一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激动人心写道的：“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 三 1916年，当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大学是用来追求高深学问的所在，而非为了做官”，并提出兼容并包的原则时，北大被注入一个全新的灵魂。在接下来几年中，这种灵魂使北大成为整个新风的开创者，使北大在动荡之中，却始终是常为新的，常与黑暗的势力做斗争，甚至还可以骄傲地宣称脱离当时腐败的政府……而当清华校长梅贻琦上任时，清华还是一所二流大学，正是梅校长所提出的理论：1．培养健全人才，而非专门人才；2．教授治校；3．学术自由，使清华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清华一时成为新学风的中心。而北大清华在这段时间内的学术成果与人才培养更是惊人，大学的教授与学生成为社会光明的象征。在回忆当时北大清华的文章中，学生更是普遍把大学视作他们生命的重生，因为这里的思想让他们激动，这里成为他们永恒的精神故乡。 学者杨东平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与30年代的清华最接近现代的大学模式。因为他们灌输的是理想与精神气质，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职业技能。因此，大学应独立于政治，更不能屈服于社会，因为这两者，都会毫不留情地剥掉学院理想主义，把大学变为培养工具人才的场所。很可惜，我们的大学都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缺乏独立的精神，中国大学在这几十年间的学术成就与人才培养都显现出惊人地可怜。北大南墙的推倒，清华开办驾驶学校，这两所曾经最具特色的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传输给它的学生以伟大的传统，或者开创精神，因为喧嚣的校园已经不再孕育这种理想主义气质了。 四 1915年2月20，留学美国的胡适在因为看到美国著名大学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在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暝目矣……”第二天，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乃可耻尔……” 谁能说胡适的感慨已经过时，而在这个人类的精神愈见混乱迷惘的时代，大学更是应该成为社会精神资源的中心。但是，大学决不是一间工厂，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计划或者什么指标使中国大学取得真正进步。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常识：大学是什么?我们如何遵照它的客观需要?或许首先，我们必须帮助它重新获得独立的精神风貌，使理想重新成为大学的核心，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场所，激发年轻人动感的灵魂。 培养我们的俱乐部精神 一 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讲演中曾说，哈佛让人骄傲的是它给它的学生灌输了一种俱乐部精神……在真实的哈佛中，俱乐部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把自己划分到不同的组织中，按照一位美国作家的说法是：“这里有运动员的哈佛；有眼睛盯着研究生院的学者的哈佛；有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后来在华尔街销售债券的人的哈佛；有来自豪门大户、条件优越的年轻人的哈佛……还有反叛者的哈佛。”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仍旧会有很多的胡闹的行为，但同志间的相互促进，无疑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迅速摆脱幼稚的言行，更重要的是哈佛通过这种努力，让这些热情的年轻人具有某种高尚的理想，并让这种理想伴随他一生。 詹姆斯的骄傲是有道理的，这位哈佛的精神导师之一从来都是期望哈佛的学生像一个成年人那样成熟地思考，并且热烈地探讨问题。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土”的地方，成熟的心智与激情的思考相结合是理想的大学。这也是一所大学最激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对这个世界有着热切地渴望精神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毫无成见地对明天的社会进行构想，并激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实际困难的困扰，不用被世俗的意见所左右，大学是一块丰饶的实验田，学生在这里培育明天的希望。 哈佛历史上最伟大的校长c．w．埃利奥特认为，应该把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视作成熟的人。因此，他极度推崇学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发展，“使每个人按自己的所好去思索和行动”。为了这种目标，这位校长知道应该给他的学生创造最大的时间上与活动空间上的自由。因此他创立了划时代的“选课制”，所有的课程都是平等的，开放的，而学分又规定得非常之少，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同时，他让各年纪学生都混住在校园内，以便自由交流。对于优秀的哈佛学生来讲，这种制度无疑“是一个良好的空气调节阀”，鼓励智慧以最佳的状态释放。 为此，大学本身也要习惯被那些学生攻击。1902级的学生约翰·里德曾写道：“人们在谈论世界，谈论大胆新奇的设想，谈论离经叛道的思想；异端邪说一直是哈佛的一种精神。”在被1906级学生李普曼誉为“有点像活着的上帝”的埃利奥特眼中，哈佛的教育目的是探索实验和自由思想。而威廉·詹姆斯干脆说：“这些不服管的学生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于是，我们看到哈佛这样的大学内，学生社团是以一种怎样成熟而卓越的形态而存在。辩论社是哈佛最受推崇的社团之一，因为哈佛深信一个适合辩论的人说明他的头脑敏捷；而哈佛《深红》日报，几乎是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学生刊物，世界各大报欲想了解高等教育的动态，往往喜欢引用《深红》。该杂志一年年地在哈佛传承下去，如果你想进入核心的编辑层次，除了天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打人这个集体。而对于报纸，参与者无一不全身心投入，因为《深红》的编辑离校后往往直奔《纽约时报》这样的权威新闻机构。一位《华尔街日报》的前任总编辑回忆道，他在哈佛《深红》的经历是，第一年是三点一线，睡觉、上课、《深红》，以后的两年就是睡觉、《深红》。 哈佛的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曾经这样评论它：“《深红》是本科生出版的一份日报，它的影响相当大，国内外报刊常把它用作了解学校的主要新闻来源……它吸引了一批出色的学生，办报成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主要活动，他们花在办报上的时间比用在课堂或其他娱乐方面的还要多……在我当院长的11年内，它的专栏文章难得说我几句好话，他们几乎反对我的一切行动……” 在《李普曼传》中，作家罗纳德·斯蒂尔描述了李普曼在这所学校的俱乐部中的成长。1906年，这位后来空前卓越的专栏作家进人了哈佛大学，他和一些朋友做诗写剧本，办政治刊物，并且常常辩论到深夜。他们围坐在壁炉旁，诵诗饮酒，议论教授，探讨生活的意义。李普曼曾经给女朋友的信中写道：“这简直是一个狂热的时刻，每天我们探讨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艺术理论、叔本华等等直至清晨……” 尽管在当时社会主义被视作社会异端，但在1908年，李普曼与他的同学组建了“社会主义俱乐部”，煞有介事地宣称要“考虑所有旨在根本重建社会的改良方案”。除了讨论，他们向校方提出挑战，要求学校停止剥削校工，他们甚至还越出校方，为市政府拟定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这些青年显然被自己的热忱与抱负所激动，李普曼在校刊上撰文说：“如果有人在凌晨一时鸟瞰坎布里奇，发现五、六群情绪激动的哈佛学生在街头巷尾大喊大叫的话，那么就应该告诉他，那天晚上社会主义俱乐部开会了。” 中国人似乎总是误解，以为哈佛闻名的是他的工商管理学院，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产生了多少位富豪多少位美国总统上。其实，真正的哈佛的精神是体现在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俱乐部精神中，体现在年轻的李普曼们所进行的勇敢的尝试上，是那些叛逆却并不幼稚的学生身上。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哈佛的领先地位，或许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这些成功人士。美国的另一所名校伯克利也同样因为鼓励学生的思考行动精神而著名。在整个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这里是全世界学生的圣地，尽管盛大的学生运动带来的危害性值得商榷。但是，无疑伯克利的无数学生组织是处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掀起这场行动的。李远哲教授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伯克利。在80年代中的一次伯克利大学开学典礼上，代表教授讲话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谈到伯克利大学的校园精神时，一再地推崇伯克利大学学生敢于提出与当代不同意见的话。李远哲为此感慨，一个教授赞誉学生勇于站在社会前端，这在中国是不可见的。 二 1917年的沙滩红楼，几位北大学生极其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讨论时局。在他们的教授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感召下，这几个青年决定利用所学做一点事情，也参与到这场启蒙运动之中。其中傅斯年提到，何不办一本杂志?他觉得“学生应该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有趣味的，有意与自动生活的……”随后，他们找到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并最终得到肯定：“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接着校方拨款2000元用于《新潮》杂志的创办，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巨款，而李大钊则专门从图书馆中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新潮》的编辑部。而《新潮》杂志果然不负众望，它实行三条原则——创新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个性相当鲜明。而由于主办者学生比教授更加年轻气盛，在一般民众看来，《新潮》似乎比《新青年》更加猛烈，引起青年更多的共鸣。而《新潮》第一期就重印三次，销量达到一万两千册，之后也经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后来，陈小峰甚至靠着卖过期的《新潮》杂志，创办了影响一时的北新书店。而胡适在多年之后甚至认为，《新潮》对于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无出其右。而《新潮》杂志的成员几乎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水、何思源、俞平伯、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 除了新潮社外，此时的北大还有“演讲团”、“剧社”、“新闻学会”等学生团体，他们在整个五四启蒙的过程中，将学生式的热情与学院的思考带向民间。胡适在五四运动过后，也希望学生社团可以更加完善，他提出了“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服务社会的生活”，希望学生以更好的组织性凝聚在一起，探讨学问，并尽可能地教育民众。蔡元培时代的北大的光辉，除去那些动人的“兼容并包”的传说外，这些有热情有理性的学生社团也是重要表现之一。只有在真正的试图健全的培养学生的大学之中，学生团体才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但是，很可惜，中国动荡的时局，无法让大学保持延续性，而学生社团即使曾经如此辉煌，也终究是昙花一现。我们所羡慕的哈佛的俱乐部精神，正是在哈佛大学300年不间断的历史，始终维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两点保持了大学精神的延续性，也保证了教育理想的延续。 三 中国的大学教育在这个注重知识创造效益的时代，重又回到大众的焦点。211工程更是雄心勃勃地把北大、清华推人世界一流名校的行列。即使，我们不比较有关学术论文、科研成功、基础建设、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样的硬性指标，仅仅把目光投向学生生活，就会发现其中的差距是多么地遥远。 北大、清华在这一年的七月举办了划艇赛，这是牛津与剑桥的传统比赛项目。这个富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比赛，暗示了中国大学急于进入世界行列的心态。或许，再一年，这两校会举办橄榄球比赛，这样就可以离哈佛与耶鲁更亲近些。如果这项比赛能够进行下去，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事，因为体育生活本应是大学中重要的组成。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与世界名校在校园生活上的真正差异，是我们缺少让学生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不能给他们的思想以探讨和实践的机会。只有思想，才是一所大学的社团中最宝贵的东西，尽管他可能无法吸引很多的人，但是它必须在那里存在着。 北大的山鹰社的登山水平无疑在世界大学的范围内都是傲人的，清华的音乐团体的成绩同样令人瞩目，这两所学校甚至还慷慨地请进了国家级运动员。但是，这种活动的喧嚣无法掩饰住大学的苍白，缺乏思想的学生活动，让大学校园缺乏灵魂。 由于没有灵魂的指引，中国的大学社团呈现出极度幼稚化的倾向。在中国各个大学中，最出名的团体是“爱心社”，这个社团的队伍极其庞大，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在冬天里扫雪，在黑板上贴上一张宣传画“请帮老师擦黑板”，或在楼道里摆上一瓶公用的墨水瓶……诸如此类的小儿科行为却成为学校表彰的对象。我并非反对他们的存在，只是怀疑这样的行为，如何成为大学的主流，大学不是幼儿园。而其他的学生组织更是缺乏组织性，他们并非聚集同志，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校园的社团的组织者，甚至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按照一位同学的说话“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好找工作，好人党。”在每年毕业生的自我推荐表上，的确有相当人堂而皇之地写上某社团负责人，尽管他可能什么也没做。 而被视作官方组织的学生会成了校园内最大的摆设。根据西方大学的演进历史，学生会的存在是为了在教师与校方之间，争取学生的权益，它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但是，显然中国大学的学生会普遍是学校的附庸，他们无条件地传达校方的意见。在某大学进行的一次学生调查表明，八成以上的学生对学生会感到陌生。在某著名大学内，尽管每届的学生会竞选，都在校园内大张旗鼓，也尽管传说每位候选人的拉票费用过万。但是，显然的喧闹与学生无关。不管哪一位上台，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搪塞学生的需求，千方百计为校方辩解。而在某些严肃的学生眼中“碰上好学生会成员，不过是放一放电影，培养大家放松心情的享乐主义机构”。至于学生刊物，在大学内是普遍缺席的。学生会的刊物几乎无法猝读，大多数是政策上的解释，除了枯燥不算，更经常大言不惭地颠倒黑白。而至于一些学生自己的刊物，则往往只能局限在风花雪月的地步，再好一点的，顶多是学术上的同行交流。至于能够震动学生心灵，具有思想上洗涤感的东西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的大学是无法容忍一份《深红》存在的，而即使昙花一现的一些东西，也会因为缺乏严格的组织习惯，而无法继续。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纪念百年校庆的文章中甚至说，现在的北大把一些敢于独立思考的学生视作不安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表达思想的刊物的生存当然很成问题。 龙应台称台湾的大学生是幼稚园级别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大学又何尝不是呢?同样经过了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教科书”的中学年代，而大学又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考与实际的行动。青年李普曼等在当年哈佛的举动，对于中国学生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中国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心灵萎缩。于是，这代中国大学生呈现出极其可怕的一面。一方面因为缺少思考能力，思想与行动上显现出幼稚化倾向；另一方面由于消费主义的冲击，大学又不能给予心灵上的引导，学生变得极其世俗化。这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混合，他们无法拥有健康的未来——除了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是缺乏理想主义气息。而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受教育者对未来有着美好的理想，并有能力去实现它。我们的校园显然没有给他们这些机会。 威廉·詹姆斯在《真实的哈佛》中说：“(我们来到哈佛)是因为她的课程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是因为她哺育了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命力的理想，并给这些理想的价值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大学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威廉·詹姆斯的哈佛式的俱乐部精神?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4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于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95，并被扯进了一场似乎无法结束的反垄断官司；而一家叫网景的公司创造了股票市场奇迹，那个有着娃娃脸的叫马克·安德森的年轻人，当天就成为了亿万富翁，“．com"狂飙运动开始了；七大工业国还在这一年通过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协议，决定共同促进“信息社会”的早日来临……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场，戴安娜随风逝去，连《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都大获成功…… 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预示着的社会变革，张朝阳、丁磊神话还要过几年才出现。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么早就回忆了’’的80年代校园。高中时看到的《女大学生宿舍》奠定了幻想的基础，这部蹩脚与幼稚的电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担当社会责任’’的激情，它部分准确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内四处洋溢的求知与变革热情。一位83级的学生孔庆东用他的亲身体验将我的幻想推向极致。在他如金庸笔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园成了一个奇情的江湖。形形******的年轻人充斥其中，不断涌入的新思潮搅拌在一起：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诗歌中的现代派、艺术上的实验行为，还有荷尔蒙刺激下的青春式自命不凡毫无顾忌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青春绽放的年代，生命中的狂喜被眼花缭乱的变幻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他们在热爱顾城与北岛不久，就迅速宣称打倒他们；他们刚刚读了20页的《存在与虚无》，就又要排队去购买尼采；中央美院的孩子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热情，开着大轿车来到北大食堂前，把一桶桶涂料往身上倒……诗歌与哲学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就像86级学生李方回忆的，他流浪到内蒙古大学，饥饿逼迫他踹开一间宿舍的门，然后大声嚷道，我是北京来的诗人，我要吃肉，然后他就被热情招待。北大的三角地经常会贴着“以论文会友”的广告，据说它像几百年前的“比武招亲”一样受欢迎……1998年出版的《北大往事》将这种神话导向巅峰。多年以后，那些当初的年轻人满怀喜悦与忧伤地将自己的少年意气与琐碎倾倒出来，结果那些忧郁的碎片再次让他们陶醉之后，也征服了我这样的后来者。 回到1997年秋天的那本《读书》，李皖在粗糙的纸面上继续以高晓松为例探寻着"60年代人气质”。许晖最初提出了这一命题，这个浸透忧伤的年轻人固执地认为，出生于60年代人是过渡的一代，他们赶上了一个激荡时代的尾巴。前一代有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后一代即70年代人则毫无历史负担。漫游的气质，这是李皖认定的60年代人主要的共通点，他们的童年是在没人管的田野中的闲荡；而他们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中度过的，彼时的校园才子、才女如云，好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而毕业后他们遭遇了社会巨变，经济与技术变革否定了闲荡的气质，让他们无所适从…… 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浪漫气质的时代进入校园的。在我热烈地猜想着80年代校园时，李皖告诉我高晓松的音乐令我沉醉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另一方面它是豪情灼人的。啊，我几乎要惊呼起来了，这已经精确地道明了贯穿于80年代的校园与60年代年轻人间的气质。 无疑，我在第三段手舞足蹈描述的是80年代校园中豪情壮志的一面，它属于80年代前半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几十年的压抑情绪是在那短短几年中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的，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鼓舞着人们投身于新时代。对于此时进入大学的青年来说，他们是中国最受瞩目的群体，在集体抒情中度过的童年更让他们赋予自我一种惊人的使命感。他们愿意认为自己身处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之中，此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精神的延续。 我承认在最初的大学生活中，我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混为一谈。20岁的年纪，把叛逆与喧嚣视作青春的惟一亮色。我时常假想着20年代的北大。我不理解蔡元培与胡适为何反感学生罢课，我只是觉得那么多青年聚集在街上，群情振奋就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富戏剧感。所以，我喜欢80年代闹哄哄的校园生活。我清晰地记得我是如此着迷于北大的嘘声与大讲堂门口的拥挤与混乱。我将这两者都视作80年代校园精神的延续，并为它们的最终消失而惋惜不已。 90年代的校园是令人失望的。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标准化的应试教育让入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同质与乏味，我们生于70年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有那些集体忧伤与歌唱的兴趣，同时，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却没有机会真正成长起来，甚至滑向了极度自私的一面。小布尔乔亚情调成了我这样的年轻人最后的救命稻草。尽管．内心深处可能更加渴望波澜壮阔的场面，但是现实却最多让我选择琴弦与姑娘作为区分我与庸众的标志。高晓松的怀旧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学校园的风花雪月精妙地切人了我的内心，令我回避了洋溢在90年代的实利主义。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让自己堕入许晖、李皖、高晓松这些80年代学生营造的忧伤氛围中。我像他们一样喜欢回忆自己尚不丰富的人生，并以此为傲。但最终我发现自己实在无可追忆，这种追忆也很容易演变为自怜自艾。在离开学校之前，我开始阅读《伊甸园之门》与《流放者归来》。 前者是李皖所代表的80年代大学生的“圣经”。莫非他们在乱轰轰的60年代美国的记述中，看到了自己青春的时光?鲍勃·迪论是他们的崔健；艾伦·金斯堡是他们的北岛；美国青年热爱嬉皮士打扮，他们则穿起了牛仔裤、留起了披肩发；美国青年们在旧金山、在伍德斯托克上为生命自由与音乐而狂喜，他们则沉醉于罗大佑与齐秦，在大街上、在琴弦上寂寞成长；美国姑娘们习惯于用避孕药，而他们则开始翻阅琼瑶与《曼娜回忆录》；美国青年们人手一册马尔库塞与麦克卢汉，他们则言必称萨特与弗洛伊德；圆明园的画家村就是他们的格林威治村……这两个时代都蕴涵了青春的喧闹，但是60年代的美国更意味着“青年文化”的成熟，年轻人不再仅仅是成熟道路上的一个过程、一个亚文化群体，他们是独立社会组成。但是，80年代的中国青年却没有传达出这种声音，他们要么让自己依附于历史理想，要么陷入自我的狭隘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尚未有时间与条件构造出自己的知识结构，让激情变为思想，让情感富有韧性。 喧闹的60年代美国，实际上也在宣称自己文化的真正成熟。那个年代，欧洲国家已经不能再宣称美国毫无文化与艺术了。j．d．塞林格、凯鲁亚克、卡波特这样的小说家已经成为欧美批评界共同关注的对象，特里林、苏珊·桑塔格这样的批评家已成为公认的学术明星，而即使像安迪·沃霍那样的波普艺术家显然也已是新的时尚，更不用提好莱坞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了……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强势文化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经济能力。但我们同样无法忽略美国的文学艺术人士在其中的不懈努力。 我更觉得中国的80年代青年相似于1890年的美国。这是美国文化开始崛起的过程。在此之前，爱默森早在1850年起就不断呼吁“美国精神的觉醒”，美国人不能总是依靠阅读英国小说、在欧洲文化的压抑下成长。尽管有沃尔特·惠特曼、爱伦·坡、麦尔维尔的努力，但是美国文化依旧在沉睡着。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大规模引进欧洲文化标准的时期，比如亨利·詹姆斯，一代美国青年如德莱塞等也在不懈努力。此时的美国正在面临城市化的过程，“生活的全面商品化”是当时的趋势。当时的美国公众更喜欢赫斯特的煽情新闻而非文学艺术……我认为80年代的中国与之相似并非因为这些细节，而是80年代所蕴涵的强烈“过渡”色彩。生于60年代、成熟于80年代的那一代，他们的青年时期处在一个引入外来文化的最初阶段，他们惊喜于那些思想；却没有时间吸收。但正是这大量有待清理的思想，为后来发展提供了奠基，他们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 终于，我们来到了迈克尔·考利所描绘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我有限的阅读历史中，还有什么比《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更能表现一个年轻人的忧伤与快乐呢?在我寻找青春力量的过程中，这本书比起《北大往事》、《伊甸园之门》、还有那本最新出版的《“六十年代”气质》更为公正与积极地描述了青春的气质。 这群被格鲁特·斯泰因称作“迷惘的一代”的年轻人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在田野与大地成长，上大学时他们幼时的乡村童年开始消失；他们中有的热爱文学，于是住进了廉价的格林威治村，在那里编辑《扫帚》、《转盘》这样的小杂志；然后一次世界大战来了，他们被扔到了欧洲，在那里花着别的国家的钱，学会调情、酗酒与不负责任，看到了死亡随时与自己擦身而过……在去欧洲之前，他们看到30个美国知识分子写的《美国文明》，不断有人告诉他们，美国一无是处，是缺乏"50个最有才智的人”的英国。《美国文明》的主编哈罗德·斯特恩自问自答道，美国年轻人该怎么办?到欧洲去，到欧洲去。 战后，他们开始流放自己，巴黎，那里是文学与艺术的中心。他们拼命地学习福楼拜、学习普鲁斯特。他们有年轻的记者海明威、有忧伤的菲茨杰拉德、有激进的帕索斯、有喜欢热闹的迈克尔·考利，还有一大批有二三流才智但无比热情的美国青年，他们喝苦艾酒、在咖啡馆里争论，他们都努力地写作，努力地学习欧洲蕴涵的意境。 他们当然是一小部分，国内的青年们正在爵士乐中快乐无比，汽车是新的追逐对象，通讯领域正在发生由一家叫at&t公司领导的革命，广播、电影开始普及，那些不怎么样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广告撰稿人，无意中推动着新商业革命。然后，这些巴黎浪子们回国了。他们发现自己、自己的小说一下子变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青年精英们的最爱，爵士时代的伟大小说；谁不在学习《太阳照样升起》中男主人公坚硬、干脆的讲话方式；帕索斯更加雄心勃勃，他干脆开始记录起一个时代——《美国》三部曲；即使那个被海明威不屑的迈克尔·考利不也成为了《新共和》杂志的书评编辑了吗?他后来写作的《流放者的归来》，鼓舞了几代文学青年的成长。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在30岁左右就成了国际知名人士。1930年，美国人甚至第一次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里的表现不尽人意，他的年纪也大了一些，也尽管他的获奖更多是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谁又能否认，此时由“迷惘的一代”们创造的美国文化已经开始摆脱幼稚了呢?一方面，他们要感谢“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伟大号召，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感谢19世纪90年代那批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发现与接受，是因为他们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19世纪90年代那些作家代为受过了。那些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与青年，成为了海明威的垫脚石，前者比后者更加迷惘。 许晖讲的没有错，他们的确是过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六十年代”气质》中无处不在的忧伤与被牺牲感不断地强调着这一点。但谁又不身处过渡之中呢?而对于中国来讲，海明威那一代何时才会出现呢?从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间，那一代青年同样是过渡，在等待辉煌。 距离1997年的秋天已将近4年了。我对于80年代大学校园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j匕大往事》后开始褪色。所以，《“六十年代”气质》这样书令我感慨，却不再感动。我渴望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们，除了回忆与欷嘘之外，能让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设性的作品。他们像考利一样编辑过《我们》、《今天》等形形******的杂志，他们也在贫穷与喧嚣还有醉酒中庆祝自己的青春与写作，而现在我渴望看到他们的《太阳照样升起》与《流放者归来》。 这样的渴望显得残忍与粗暴。毕竟，他们缺乏时间与机遇。他们也没能“到欧洲去”、“到美国去”，去那些国家的中国青年更多学习的是技术而非写作。 对于沉浸于20年代美国情绪中的我来说，我很愿意把自己想像成迈克尔·考利。生于60年代的青年不喜欢技术与商业，认为它们毁灭了我们的心灵。但我更愿意将20年代美国作家的成功分给当时美国的技术与商业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声机与广播这样的发明让美国人生活得更富裕，资讯更发达，他们开始有时间与精力阅读了。像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为时尚，然后才成为经典的。 那么今天的我呢?一个生于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写到的，在我进人大学这一年，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从1995年到今天，技术革命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比起从前的政治更为巨大。当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校园之后，我必须承认，那些在新技术影响下、于1998年后入学的青年的确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也并非像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没有头脑、没有感情，新资讯革命让他们的知识层次更丰富，也更加独立、强调个人主义。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化现象，则让他们真的与巴黎、纽约生活在一起。他们或许快乐多于忧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说不忧伤就是缺乏人文关怀。 好了，我已经在青春的时空中穿梭了一个世纪了，并且不无自恋地让自己回到了1997年时，那个脸上长满粉刺的青年时代。我不断地提及历史，又不断地否认过去。我知道我无法看清楚未来，但是我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召唤的声音。这声音令我的情绪再次激昂，它提醒我不管是否身在何处，我都必须不懈地学习。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像1890年代那批美国青年那样最终被淹没，还是像菲茨杰拉德一样留下痕迹。但有一点很清楚，我必须不断地吸收世界上最杰出的思想文化，它比自我回忆更有建设性，即使是过渡的一代，我也希望这种过渡更加坚实。 wＷw．xiＡoshＵotxt.cＯm 未完待续 小-说-t-xt-天.堂 未完待续。。。 www.xiaoshuotxt.com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题记 小说txt天堂 于威：文明的孩子 文／于威（搜狐内容总编辑,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主编。） 对许知远而言，沉默犹如死亡。他执意要让自己在通向意义的途中成为一个英雄。像一个有很多但却不确定的理由而忿忿不平的孩子一样，他选择了挑衅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容易引人注目，但同时蕴藏着危险。在一个秩序已经由惯性确立、经验优先于智力的结构里，闯入者很难受到欢迎，更不要说赢得尊敬。然而这个年轻人在25岁的时候，却要在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里，复活已经沦为笑谈的理想主义。 许知远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经常引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要么毫无条件地喜欢；要么深深地厌恶。他常因天真而专横、因羞涩而无礼、因默默无闻而傲慢。他无法容忍社交性的谈话，如果谈话的主角不是他；他不能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总是一厢情愿地提出他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他最喜欢问别人对自己未来的想法，并常常为得不到清晰的答案而困惑。 过于早熟的智力与尚显青涩的心态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为许知远的文字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在不容置疑的气势中隐藏着克制，在行动者和旁观者之间，他自动选择了后者，这一点在他的第二本集子《纳斯达克的一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他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这本书中则洋溢着对青春肆无忌惮的迷恋与放纵。 当《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在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它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说不清出的情感，延续至今。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时代，如同今天的年轻人上网就能写博客一样，当时的年轻人只要有笔就会写诗。那时，问对方的问题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理想的年代很快就湮灭在商品经济的洪流里，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们也不得不潜伏在水底。直到有一天，朋友介绍我认识一个名叫许知远的年轻人。当我在办公楼一楼等他，而他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楼梯上跳了下来时，我几乎担心他要摔倒在地。学生模样的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的理想是什么？你们八十年代的人真的是那样有理想吗？在当时，这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开场白。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我们曾一起尝试用新的网络形式做严肃的内容，像《时代》周刊那样。亨利·鲁斯是我们的偶像，办公室里播放着大嗓门的摇滚歌星们的音乐，我们在一个像大学宿舍的办公室里愉快地忙碌。在那些日子的某一天，他突然拿给我一叠大学时期的手稿，告诉我，“如果写得不好，你就什么都不要说”。 这些手稿最终成为今天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主要文字。看过手稿，我告诉许知远，他是个天才。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非凡的人物。他身上拥有了这个时代已经非常罕见的特质。 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理想就是要为生活赋予意义并“依靠写作获得荣耀”。这样的理想在一个人们的心态普遍紧张、焦虑和急功近利的商业社会里，着实显得有些孩子气。 但，这是一个文明的孩子。他坚信，当生活中的所有目标都导向实用性时，这对能够创造生命和奇迹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人的伟大与尊严的背叛。他说：“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 事实上，对一部分人来说，许知远不能算是个有趣的人，他严肃得近于乏味。他曾在网站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却始终无法容忍上网聊天。如果你开的玩笑不够聪明，他脸上的表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无聊。他擅长运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时，他已经完成了若干次提纲挈领的总结。只有在谈到书籍和思想时，他才会焕发出出人意料的神采。听他讲话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疲倦，有太多你听都没听过的名字，太多你不了解的背景知识，好像他曾担任过图书馆的馆长。他的好奇心似乎是没有边界的，从亨利·鲁斯他们怎样在旧印刷厂里办《时代》，到搞清楚“ｃｏｏｌ”是怎么来的。他最喜欢挑起别人的雄心，不加区别地告诉所有的人“我们要做伟大的事”。他一点也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而且身边总是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 获得荣誉的热望始终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激烈地荡漾，这可能让他自己也让别人都不太舒服。康拉德曾经把创作比喻成“黑暗中的救援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创作者必定要成为英雄，因为他要把人们从容易消亡的日常活动中拯救出来，带他们进入光辉不灭的意识世界当中。但是，人类自来就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相信离我们的视线稍远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的信任感要远远大于看不见的精神。尤其在资讯前所未有地发达的今天，人们每天都会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得知数不清的事件及其结果，电视、报纸、网络为我们奉上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可笑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肉麻而又有趣的东西，作为谈资似乎已经足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其中意义的缺席。 新的《时代》周刊评选了去年的年度人物，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意外的结果——you。不是历史性的、创造了光辉业绩的、给世界带来震动的具体的个人，而是“你”——我们所有的人。网络的兴起、web2.0的出现、新的社交网络的构建，主流媒体被指责过时，人们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宣讲、说教，“我们”构筑了新的民主力量。 托马斯·卡莱尔曾说，历史是由少数伟大人物创造的。我们一直坚持精英阶层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在，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的《时代》开始置疑这个说法。《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再次出版，因为我们仍想知道，新的一代人——80后，90后，甚至更新的一代人，他们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的那代人不一样了，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们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变得不一样？喧嚣和狂欢终将过去，我们仍旧会回到对一些本质问题的追问。 www/xiaoshuotxt/c o m 吴晓波：那所叫“忧伤”的大学 小，说，t，xt，天，堂 文/吴晓波 （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出版《激荡三十年》、《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我不知道今日的中国还有没有“大学”。 我心中的“大学”是一个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全世界最乱的床铺，最低廉的酒吧，最喧嚣的澡堂，每扇窗户都有破裂的玻璃，每个床下都有半年没洗的球鞋和袜子，每块草地都有不小心遗失的安全套，每排书架都有被撕掉的书页，每个人都带着一付“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神情，这神情里有骄傲、有执拗、有稚嫩，更重要的，总是写满了莫名的忧伤。 这个地方每年如流水一样的冲进来一群人，又如流水一样的排出一些人，他们据说带走了知识和成熟，而把忧伤则遗落在了这里，它有时候是一则传说，有时候是一篇诗歌，有时候是会一篇文字。它们跟这里的每一颗树、每一座教室、每一张书桌、每一块海报橱窗一样，构成了“大学”真正的传统和魂灵。 1976年出生的许知远，在离开他的大学后的第二年，出版了这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现在它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大学生的忧伤读本。尽管匆忙的时光正在冲淡所有的记忆，然而，那份喃喃独语式的自怜、那种青春飞扬的顾盼却让所有正在“大学”里的人们，以及曾经有过那段忧伤日子的过来人怦然心动。当今中国的作家，很少有作品像本书这样的一直被人念念不忘，而且在六年后仍然能不用修改地重印，并受到欢迎。 就跟许知远给自己的定位一样，他不是一个虚构类作家，在他进入大学的时候，互联网的热浪刚刚席卷而来，而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最彷徨而失落的时代，如同他引用比尔·乔伊的那句话，“我们正走向一个死胡同，各种技术正在把人类逼向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同时又无比忧伤的商业大世纪，学习微电子专业的许知远显然没有沉浸在对新技术的膜拜中，也没有失陷于人文上的哀怨，他要穿行其间，要寻找到与这个时代不弃不离的思想方式。他在序言中说，我希望利用文字来表明一种生活态度，来阐述某种道理，甚至有点粗暴地规定某种道路。六年之后再读这段文字，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行走在这个目标里。 许知远在书里，写到了很多忧伤的年轻人，“我的朋友”胡适、“永远年轻气盛”的李敖、“懒散的师兄”梁遇春、“边省青年”于连、“在麦田守望”的霍尔顿、“行动者”海明威、“全欧洲最浪荡”的卡萨诺瓦，这是一些多么迷人的、曾经忧伤的年轻人，阅读着许知远对他们的描述，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重新抚摸到了那份曾经生动而致命的忧伤。 这是一个有着文字魔力的年轻人，在这本作品中他已经展现出了让人吃惊的知识广度和语言才华，它符合我对许知远的认知，自从四年前我们成为朋友之后，每次见面，总是有一本书或几本书隔在我们中间，而很多次的交谈也往往是以这样的开场白的开始的：最近在读什么书呢？ 书，书的作者，以及书所描述的人物和世界，帮助许知远踏上了一条思想探寻的道路。其实，《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年轻读者们，对他出版此书后的经历更为熟悉。他创办过一本只出版了几期的杂志，当过一家网站的内容总监，然后便进入了一家以“理性，建设性”为办报理念的财经周报《经济观察报》，他以27岁的年龄成为这家报社的主笔，在这个地方，他撰写出了大量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察作品，他飞赴欧美，拜访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报社总编，对全球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这是一些让年轻人都无比憧憬的经历。这个忧伤的年轻人，一直用一种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每一次动荡，在他的文字中很少看到欢呼，很少有冲动，他始终用一种克制的精神面对所有的新闻事件。现在，他又离开了那家让他成名的报社，成为了《东方企业家》的主笔、《生活》杂志的发行人、ft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这些众多的身份其实从来都指向一个精神的方向。在中国30岁以内的公众知识分子中，很少人有他这样丰富的际遇。 他的写作曾经被人病垢，但是更多的人则像中毒一样地迷恋他的那种叙述方式和观察姿态，事实上，许知远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一个重大的观点，就好象他在2001年出版的这本书里从来没有给出过任何青春答案一样，他总是提出一个命题，然后用自己的知识和表述方式将之迅速地复杂化和标杆化，这很像一个忙碌的游猎者，他总是能够发现一片陌生的森林，然后大声地把人们聚集在起来。 这两年的许知远正走在通往伟大作家的路上。他带着一个接一个的命题奔走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和乡村，我是如此欣喜地看到这一切，当他用脚一步步地走过汾阳、三峡、无锡那些街巷之后，他才算是接上了这个国家的地气。有一次我跟他聊起奈保尔――那个36岁才回到祖国印度，最终却以《印度三部曲》成为那个国家最称职的描述者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很亮，我似乎突然读到了他的梦想。 他的这本重版新书，我是在飞机上重新读完的。我发现，尽管自己离那个青葱的大学岁月已经是那么的遥远而又遥远，但我仍然能从许知远的迷人文字中读出当年曾经有过的那份淡淡而骚动的忧伤。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叫大学的地方，又嗅到了即将挥散殆尽的青春的气味。 www.xiaoshuotxt。com 覃里雯：拒绝离去的青春 ．小．说．．t．xt．天．堂． 文/覃里雯 （单向街图书馆创办人之一，《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高级记者，著有《冷酷的新闻纸》） 我得承认，重读这本书依然乐趣无穷，偶尔哈哈大笑——尤其是那些描写北大生活的段落，那些顽皮无赖的、怀着脆弱的骄傲和渴望的男孩子们几乎获得了文学中更长久的生命，可惜作者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耐心和同情，就匆匆奔向了更遥远的名字。5年过去了，名字，故事，这些抽象遥远的东西至今还能够激动得他夜不能寐，他对5年前的自己保持了令人感动的******。当他因为担心自己年华渐逝一事无成而睡不好觉的时候，你基本上可以想象他是在用这本书里当年发下的誓言在惩罚自己。 迄今为止，他始终不太喜欢承认，他在2001年首次出版的处女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其实是他卖得最好的一本书，也是最受年轻人喜爱的一本。这本书里，大学刚毕业的许知远表示了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所展示的机会的憧憬，和对大多数同龄人对新时代“使命”视而不见的不满。一个热爱知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社会发出抱怨是很常见的，他对自身弱点非常坦诚，虽然总是忍不住在自我批评之后辩解一番。然而，许知远在这本书里的抱怨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对更为高远的事物的强烈渴望，毫无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迂腐僵硬，对广泛的话题的敏感和轻灵的驾驭能力。 在这本不知天高地厚的书里，他宣布自己希望在年轻时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物。当时他选定的所有偶像，他的整个人生坐标系，都是由欧美世界的精英组成的——从学院知识分子到媒体名人到新经济领袖。现在，他的坐标系已经大为扩大了。当年坐标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成名的时候都很年轻。他这么诚实而夸张地宣扬自己的梦想——飞速进入社会核心，毫不掩饰的雄心，热情洋溢，雄辩，很显眼，所以老是招人骂，但更多招来的是同样野心勃勃的读者的认同和爱意。 在用英语采访的时候，许知远很喜欢用一个德语词“zeigeist”（时代精神），有时这让采访对象（大多数是对中国年轻一代所知甚少的美国名流）非常惊讶。然而许知远和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的最直接关系，就是他永远不能停止谈论这个词。 事实上，许知远大约是同时代人中较早开始认真考虑时代精神的人。当他梦想像美国评论家瓦尔特·李普曼那样影响时代精神的时候，他还是北大计算机系一名不成功的学生，对他是否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书的询问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势。在北大那个闹哄哄的，同时聚集了时代精英和平庸的自大狂的校园里，他开始了漫长、焦虑的青春期——到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他的朋友们总是为他的快速变化大吃一惊，他总是被指责为没心没肺。他跑得太快，拒绝为任何人、任何事停止或放缓自己的速度。听着cnn新闻看书和写作，朋友聚会闲聊使他厌烦，如果谈话进入无聊的阶段，他就立即开启手中的书（他总是随身携带好几本书），使旁人感到不安，但是他从不对这种微小的指责妥协。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爱的小无赖：“被子还叠吗？我看不用了，反正中午还要回来睡，人不能总是把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重复事件中，多不划算。年轻人，邋遢一点是个性，整日一尘不染的，跟个姑娘似的，多没味道。我看其他那几个小子也没叠，更不能突出自己了。牙还是要刷的，糟糕昨天又忘记买牙膏了，又得用小五的了，这家伙老使‘中华’，害得我也只能用‘中华’，凑合用吧，总比没有强。shit，今天的‘中华’也快没了，瞧它那干瘪的身材，我记得它昨天还挺丰满，曲线圆滑，怎么衰老得这么快，肯定是小六他们捷足先登了，这帮小子，下手快而狠……去对面借吧，是借，尽管从不还……”5年多之后的今天，这个当年挤别人牙膏的小伙子到处借给人钱，资助不太宽裕的文友弟兄，老是在朋友聚餐时抢着买单，好像犯了某种强迫症…… 在单向街书店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新书做签售时，多年来看着当年的顽皮少年长大的于威说：“昨天在单向街给老许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做活动，都嘻嘻哈哈的，好像这是一件很让人不好意思的事情。单向街的小朋友为老许设计了雅俗共赏的招贴，ＳＬＯＧＡＮ是‘和青春有关的日子’，看到时就说，哟，真煽，又是青春。”是的，拒绝青春的离去确实让人不好意思，但是谁说我们的青春已逝我们还是要跟他急。 隔了5年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充满了年轻人的形象，偶尔也有老人，不过那是“真煽”，比如说这一段：“62岁的海明威就带着这个流动的圣节离开了人世。在开枪的刹那间，这个老人的脸上该洋溢着怎样的幸福与欣慰：他又看到了那个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的青年时代，那时的生命是如此的灿烂光明……”这让我想起johnirving36岁时的成名作theworldaccordingtogarp。36岁的johnirving显然依然是个不太成熟的小伙子，在写完中年的故事高潮部分之后，他不知如何对付那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最后只好给每个人写上两段话，让所有人死掉——其中大部分是猝死或者横死，只有两个人活到晚年。青年之后的人生对于青年来说是非常不真实的，他们以为青春就是一切，以为一切都将在这个甜蜜的、光亮的、快速的飞旋中停止。这种对当下时光的无限信任带来的幸福感，我们在此后的人生中会经历得越来越少，而这本书就像琥珀一样把这种情感像昆虫一样保存下来。它就像一个浮士德式的祈祷：“你真美啊！请停留片刻。”正因为这个祈祷所具有的真诚力量，我相信这本书的生命会比青春本身长得多。 ww　w.xＩaoshuotxt.。com 李翔：阅读最好的时光 小%说^t*xt-天.堂! 文/李翔（传媒新锐，曾供职于《经济观察报》。） 许知远对自己的旧作再版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没有为自己的书写一篇长一点的序言。与此同时，他还在那篇几百字的序里为自己没有重读过自己的作品辩解，他说自己希望保持“曾经的热情、生硬与虚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删掉其中的一些篇章，它们过于幼稚——当然，这也可能是这本书的受欢迎之处。 他希望自己的这本书买的像周杰伦的唱片一样好。其实保证这本书的销量的最有效方法，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知远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尊重。这会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人人都想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如何度过他的青春，因为青春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最好的时光。 唯一的遗憾在于，他过早开始回忆，或者说，他过早的回忆被偶然的保存下来——可能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回忆。它不能成为经典之作，而仅仅是“热情、生硬与虚妄”。 许知远希望保持这本书的原貌，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保持了自己青春的原貌，不过，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回忆自己当下的处境时，为骄傲和虚荣心驱使，往往喜欢不当的夸大自己的情感。而像库切那样在崔崔老矣之时回忆自己的青春，那种真诚更让人动容。我推荐在青春期迷惘而不知所措的少年们去阅读库切的《男孩》和《青春》，尤其是《青春》。库切在里面描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迷惘和急欲攫取名声的冲动。 或者，可以读一读e.b.怀特的《非凡岁月》——我太喜欢怀特的散文了，以至于我认为有必要把它推荐给每一个需要优雅和幽默感的人。在《非凡岁月》中，这位写过《夏洛的网》和《精灵鼠小弟》的作家回忆了自己的“青春妄想和愚妄”。 我喜欢《非凡的岁月》中那位被解雇的怀特，“作为新闻记者，我实在无用”，“生活让我感到困惑。我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受门肯和刘易斯的影响，高傲地鄙薄商业和商人。”而觉有讽刺性的是，“当时，我很需要出入于俗人之中，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虽然我暗地里嫉妒他们的谋生能力”。然后在某一天带着四十美元、打字机和一本《法国抒情诗》登船踏上探险之旅，幻想着自己某天成为大作家——后来幻想成真了。除了幻想成真这一条，怀特回忆的那个年轻人一直活在过去和现在，甚至回活到未来。 再或者，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再或者，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这段最好的时光是不朽的，某些文字也是不朽的，因为人类的情感永不过时。 欢迎阅读最好的时光。 www.xiaoshuotＸt，coＭ 邹波：那些勇敢的年轻人 （小／说／t／xt｜天｜堂） 文/邹波（原《经济观察报》设计总监、作家，近著《书与画像——一部个人化的阅读史》。） 要勇于运用你的聪明才智 ——康德 与许知远截然不同的是，北大在我脑海里始终只有模糊的印象。 1997年深秋，我第一次去北大——当时我已从南方一个普通大学毕业，在机关工作一年后辞职——我有点矜持地走在北大校园里，小职员式的皮鞋擦着地上的落叶，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沙沙"声，校园很静。我真希望能碰见几个行吟诗人、校园歌手，可谁都没出现，倒是有些人在未名湖边读书，但远远看去很平庸。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站了一会，突然很思念我的父亲母亲，我开始不安地四处游荡起来，越来越饿，像个心不在焉的鬼影……后来我可能经过了燕园，在小路上差点给家属子弟的自行车撞倒，也许还在三角地布告栏撕过一个gre培训班的电话号码，最后赶在日落之前出了南门，离开。 傍晚没有一点风，我一头扎到附近的麦当劳里，扎回到自己的生活…… 三年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了许知远，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一篇接一篇地阅读许知远关于北大往事的文章——初读时，那些过于具体的细节、地点、符号、人名在我俩之间竟然造成巨大的心理隔膜，我的内心甚至涌现出某种不可名状的敌意，对那个陌生的人的陌生的青春记忆——显然，这个意志比我强悍得多的少年在大声地、甚至是霸道地宣告他漫长的青春期，宣告那些令他骄傲的迷惘生活，宣告那些溶解在未名湖里的惊心动魄……他语调出奇地亢奋和激动——这真令我吃惊！ 后来，我只在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里再次感受过这种语调。1804年，也是深秋的时候，青年哲学家面对柏林民众发表了题为“现时代的根本特点”的17次演讲，在同样的反理性时代，年轻人勇敢的舌头甚至比心灵的激情要更加敏锐、昂然有力，“用高傲的态度说出时代精神”（黑格尔）。 这里必须插叙一件小事:今年春天，我偶然读到李皖的《五月的鲜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五月的鲜花》帮我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在另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中发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所以一下子被《五月的鲜花》感动了……”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文章，或者说还有和你截然不同的灵魂——你无法像阅读《五月的鲜花》那样对它产生共鸣，无法被温柔地感动，因为你在其中看到的是自己不曾有过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你无法通过感动的方式接受这种文章，你的内心要么被震撼，要么一下被刺痛了。 这时候，我渐渐能分辨阅读许知远文章时产生的那种隔膜和敌意是什么了——生性沉默的我，本能地觉得这个截然不同的少年说得太多了，太饶舌了……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城市，我能从靠窗的座位看到不停东流的江水，闷热而潮湿的生活让我经常陷于迷思与幻想，夏天的瓢泼大雨掩盖、冲刷掉少年的低语，初恋的呢喃……粘稠的气候模糊了我对青春期的大部分记忆——这也许是个无聊的托词，但我无论如何记不清了，我的青春……我继续读着许知远的文章，他对北大生活越来越清晰而深刻的记忆、越来越激动地回忆令我越来越感觉不安，他在用他自己的生活、他理想化的青春生活搅乱我平庸的过去。慌乱之下，我笨拙地挖掘着有关北大的那些碎片一样的记忆，那天短暂的游历——可那只不过是北大普通的一天啊，未名湖像个无声的海，什么都不说，还有那些没有出现的诗人、歌手、好看的姑娘，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都让我沮丧。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感到沮丧：我似乎从未赶上过那些重要的成长事件，少年寻找灵魂、寻找艳遇的夜行、精神导游者神奇的出现、太阳下肆无忌惮的性幻想、纯真的诗会以及告别纯真的诗会…… 在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博尔赫斯曾经不动声色地说过一句话：“图书馆里的诸君，年少时谁不是浪迹天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选文似乎隐喻了这句话，也隐喻了许知远1998年—2000年的写作状态：他一面迷失在阅读中，一面盘桓在青春里；他要么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要么是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有时候把青春搬到图书馆里，有时候把图书馆搬到青春的流放地……在这简单的循环中，勇敢的少年正在在建造他青春的理想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这个名校毕业的家伙的敌意突然消失了，一点都没有了。那些具体的词语：“燕园”也好，“未名湖”也好，“孔庆东”也好，它们的具体意义突然消失了，对北大的清晰印象和地理符号上的熟悉也变得不再重要了。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善良和热情比他的张狂更加强烈——他一面写，一面在北方干燥的夏天里奔跑，告诉所有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北方的孩子们，南方的孩子们，清醒了的孩子们，沉睡着的孩子们，“看，我们的青春埋藏在哪里……” 康德在评价费希特这位学生的时候说：“他是一位为真理献身的人，在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语言的力量改善人们道德的天职时，他就不容反驳地说出一切事物的真理。”在年轻的时候说出“事物的真理”，这需要勇气——爱过，生活过，战斗过——那些勇敢的年轻人！ www-xiaoshuotx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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