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作者：王汝梅 　　第一讲 ︽金瓶梅︾的读法 　　《金瓶梅》读法新编（1） 　　1.在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章法结构、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驳斥“****”论，开创了《金瓶梅》评论的新阶段。张竹坡的小说评点，是小说理论的宝藏。张竹坡写有《金瓶梅读法》一百零八条，是他评点《金瓶梅》的纲领，是他研究鉴赏《金瓶梅》的结晶。《读法》论述了《金瓶梅》创作动因、主旨、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归纳写作方法、阅读注意事项，是一篇有层次的“金瓶梅论”。关于怎样阅读、鉴赏《金瓶梅》，张竹坡在《读法》中提到的一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是有所启发，可资借鉴的。例如，张竹坡提醒读者把一百回当一回读，要一气看完，不可零星看，强调从形象整体上把握全书，贯通气脉。再如，他主张读《金瓶梅》，纯是读《史记》，也就是说把小说当历史来读，注重其社会意义与笔法（当然，张竹坡把生活事实与艺术真实区分得很清楚）。他认为“读《金瓶》者多，不善读《金瓶》亦多”。所以，他急于评点，向读者请教，亦即提出怎样读《金瓶梅》的意见。张竹坡在《读法》中反对妇女读《金瓶梅》，这是一种歧视妇女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小说评点，是我国古代小说评论的特殊方式，像是读者的阅读感受表述，生动的接受记录。古人的评点是一笔珍贵小说评论遗产，在历史上影响到对小说的理解，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鉴赏《金瓶梅》会有新的欣赏角度和接受角度，我们从作品中总结出的东西会更丰富。张竹坡的《读法》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笔者借鉴张竹坡的《读法》，表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可谓《金瓶梅读法新编》，以求教于广大读者。2.读《金瓶梅》不可以快读、粗读、略读、选读，要读五遍。以一百回当做一回读。离形得似，遗貌取神，探得底里（神髓、真精神）。对全球化视野下晚明社会文化背景作基本了解。要有性观念的更新与性科学知识的储备。阴阳和合、节制欲望、精神肉体并重，是中国古代 　　性文化的主流。中国古代，不但有节制、自然、有益健康的性观念，更为宝贵的是肯定性的正面积极意义，推崇性、歌颂性，追求性行为达到艺术的境界。中国古代房中术（房室养生学）强调性知识的重要性、注重优生优育、讲究交合方法同享快乐，总结论述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方法。还要了解现代西方性学研究成果。现代性学是从性心理学和性医学拓展开的一门跨研究领域的学科。这些领域包括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和医学。西方性学专家从自己专攻的领域，以自己学科的独特方法在性学领域探索，写出了各具特色的性学著作，提出了不同的性学理论观点。英国埃利斯著的《性心理学》（1933年），就是一部全面生动的性心理学教科书。他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全面考察人类的性问题，指出在性的方面符合自然的健康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进步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我们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融贯他全身素质的一部分。1939年至1941年，潘光旦先生译注的埃利斯《性心理学》在中国出版。潘光旦写有10万字的注和附录，引述中国的文献（包括《金瓶梅》与明清艳情小说）与习俗中关于性的资料，意在与原著相印证。李银河指出：此书之注，可长期作为研究中国古代性心理及性文化者获取灵感的宝库。（见《西方性学名著提要》32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从性心理、性文化的角度认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笔者认为，《金瓶梅》把性放在人类生存的基础位置，毫无讳饰地加以描写，是作者的独特贡献，是全书艺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阅读《金瓶梅》还要弄清三系类版本的区别与嬗变。要知道《金瓶梅》有哪些未解之谜。《金瓶梅》是 　　********。成人的小说成人读，少年不宜。3.破除误读三论：一曰“****”论，说《金瓶梅》“亵渎女人，糟蹋妇女”；二曰“自然主义倾向”，作者是客观主义，没有爱憎，没有光明与理想；三曰“封建主义文化”论，认为《金瓶梅》与《红楼梦》分明存在“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文化之区别”。还要消除三重阅读障碍：一是把道德理性主义绝对化；二是把古代性文化视为“淫秽”的非科学观点；三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深入人心的伟大身影的遮蔽。（其实，《金瓶梅》比《三国》、《水浒》更伟大、更前卫、更丰富、更复杂、更创新。）4.在贬损肉体、摧残人性、禁欲主义的时代，作者从人本位思想出发，以“童心说”、自然人性论为思想基础，把性放在了人类生存的基础位置，大胆地肯定肉体，显示情欲的自然性、合理性。性在《金瓶梅》中，是人际关系的焦点，是社会关系的纽带，把性与权力、金钱、行为、制度、生活方式联系描写，通过西门庆之欲、西门庆之悲哀，引发人们思考生存与情欲这一普遍的人性问题。西门庆由纵欲而走向毁灭，以此惩戒人，使人生畏惧心，从而启迪人追求“乐而有节”的律动。西门庆与女性的性行为，不单是技巧、肉欲，也有爱与性的结合，对性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生育）的观念有突破。性与爱二者有区别有联系，有性无爱（与林太太）、有爱有性（与李瓶儿）、有爱无性（与吴月娘）。性追求新鲜、变化，拒绝单调、死板、重复。灵与肉、欲与情、心理与生理的多重形态，多重比重，在《金瓶梅》中写得千差万别，多姿多采。西门庆与潘金莲做爱，做得自然而然，与生活场景、心态、关系紧密相连，不是硬添加上去的，是生活中的生动内容，是人物形象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门庆与女性做爱之前有顺心快乐之事发生，是快乐的延伸。作者表现对人性本体的忧虑，表现对时代苦难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绝望情绪，否定现实，散布悲观主义。但是，他渴望人性的美好，又不知道怎样才能美好。《金瓶梅》中的两性关系不是和谐与平等的，以写实见长的《金瓶梅》不可能写出这种理想化的性爱。性爱生活的更新、美化，是未来社会的一项伟大工程。从现代的观点审视，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多纯感官的再现，情的升华不够，较浓重地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的性情趣、性观念。从性文化角度，把《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作为研究 　　资料，《金瓶梅》可谓是一部性文化的宝典。《金瓶梅》作者是一位写实能手，是一位语言大师，又是一位性学大师。5.《金瓶梅》有三新：对女性美的新发现，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金瓶梅》开拓了新的题材，以西门庆家庭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及市井日常生活，由一家而写及天下国家。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等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更着力塑造了成体系的交织着错综复杂关系的妇女形象（具有各自的个性美的女性典型），不要说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孟玉楼、孙雪娥、吴月娘等主要人物，就是一个小丫鬟，如秋菊、玉箫、小玉等也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绝不单一、扁平，而是立体、鲜活、生动、多面，呼之欲出。女性成为《金瓶梅》艺术世界的中心。潘金莲的形象为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金瓶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立传的。金、瓶、梅三形象，分别具有不同的个性美，共同具有叛逆性。她们性格多面、复杂，精神苦闷压抑，人生道路曲折。三女性形象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富、更加成功，更具有社会意义。作者对女性人性有很深的探索与体验。在作者笔下，三女性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活力、有性力。她们叛逆封建伦理道德，不满男性中心社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争生存、求性爱，不逆来顺受，不安于现状，反叛三从四德。作者通过三女性形象，质疑理性，关注身体，批判了“女性性力弱”、“女子无才便是德”、“淑女人格”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传统审美意识。 　　《金瓶梅》读法新编（2） 　　以市井平凡人物为主要角色，贴近现实日常生活。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的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金瓶梅》成为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里程碑。6.解读《金瓶梅》，重写中国小说艺术历史：《金瓶梅》是中国长篇写实小说之祖，是具有近代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特点的开山力作。《金瓶梅》中有“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李长之《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继承与发展了《金瓶梅》的艺术经验，可以说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产生《红楼梦》。《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两种典范、两个高峰。《金瓶梅》与《红楼梦》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与写法。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美国学者海托华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艺术史的制高点，也是世界小说艺术史上的制高点。《金瓶梅》与《红楼梦》作品伟大，意蕴无穷，其蕴涵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营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认为肯定了《金瓶梅》的高度成就，就是贬低了《红楼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国小说艺术史的著作中，给《三国》、《水浒》列专章论述，而只给《金瓶梅》一小节的地位，不予充分肯定与评价，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史实际的。攀登两座高峰，俯瞰中国小说发展的全貌全景，重写中国小说艺术史，这是二十一世纪应完成的艰巨任务。7.毛泽东对《红楼梦》给予很高评价，引以为民族的骄傲。他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同时认真研究了文学巨著《金瓶梅》。他特别注意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揭露封建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转引自逄先知《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金瓶梅》写商业活动，反映经济领域的矛盾，是《红楼梦》中没有或少有的。 　　已有学者注意从货币文化视角解读《金瓶梅》，作者描写能挣能花的商人形象，表现出钱是活的，在交换流通中增值的货币观，完成了由农耕文化货币观向商业文化货币观的转变。由以德礼为中心的重义轻利，转向以“金钱崇拜”为中心的重利轻义，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化精神。有了求新寻变的精神，促使作者在表现形式上走向平俗化与个体自由化。叙述视角由群体转向个体，由编故事转向写人性，显示个性。（许建平《金瓶梅中货币观念与审美价值的逻辑走向》，见《金瓶梅研究》第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从经济学视角解读，西门庆之死，反映了在晚明封建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结局。晚明的商业资本无法担负起发展经济、改变社会的历史重任，只能与腐朽的封建体制一同腐烂，而不可能进入近代社会。产生《金瓶梅》的晚明社会，已有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未产生与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未发展成现代资本主义。李卓吾的叛逆思想，也只是封建社会体制内的异己思想，并不否定封建主义制度。《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是如此。十六世纪与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早期启蒙思想，也是体制内的异己思想，本质上与西方启蒙思想有所不同。封建社会体制内部开始分化，还未形成体制外的异己思想与异己力量。兰陵笑笑生、曹雪芹以及他们塑造的西门庆、贾宝玉都是封建社会的叛逆，封建正统的反叛者，还不能称作是新生力量。8.《金瓶梅》作者探索人性，悲悯人性爱的丧失、人性的沦丧，面对现世的恶，悲悯、哀愁，甚至绝望。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创立了“意淫”这种理念，以个体自然本性为依据，超越伦常之情，不致受现世恶的损害，试图解决兰陵笑笑生困惑的问题。“意淫”这一理念，在思想史、情爱史、性文化史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是一种浪漫理想，乌托邦式的桃花源以大观园形式复现。从“意淫”的描写看，《红楼梦》是诗意小说，表现了作者的庄禅情怀，“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里的“情”与“淫”都不是男女情爱之情色。9.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在儒家、佛家那里被割裂开来，只承认男人是人，不承认女人是人。只承认社会关系，不承认或轻视自然属性。《金瓶梅》作者大胆地有突破地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性行为与性心理，而且把写性与人物性格刻画联系，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与探索人性联系，正视被否定被掩盖的性，睁眼写现实，写人的自然情欲。作者也有性观念的落后方面，“女色杀人”、“女人祸水”的封建观念时有流露。如说“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散布性恐惧，主观上想以此惩戒人。10.《红楼梦》写少年男女之痴情，以情为尚。《金瓶梅》写成人男女之情欲，以欲为中心。《红楼梦》中成年男性形象比较单一、不复杂，没层次感。如：贾琏、薛蟠、贾瑞、贾珍等。《金瓶梅》中的成人男女，不单一，复杂多面，有层次感，对成人的性感受、体验，开掘、探索得较深。11.在给研究生讲《中国小说史专题》时有几句开场白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传统文化史上，《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两座高峰，是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巨著，是古代作家智慧之高度集中与结晶。两部巨著是明代与清代的百科全书，与《周易》、《庄子》、《老子》、《论语》、《文心雕龙》、《黄帝内经》、李白诗集、杜甫诗集等同是重要经典。每位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大学本科生，每位文化人都应该阅读、鉴赏与研究，走进经典名著《红楼梦》与《金瓶梅》的艺术世界，读懂读透，可以从中学写作方法，从中了解传统文化，从中感受古代人的情爱人性，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以有助于自己的文化素养，有助于当今的文化建设。研究了解《金瓶梅》、《红楼梦》何以在十六世纪、十八世纪诞生，总结历史经验，以有助于呼唤新世纪《红楼梦》的诞生。12.《金瓶梅》虽然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但却是一部非常难读的作品。它意象复杂，意蕴丰富，充满矛盾：袭旧与创新、方生与方死、卓见与谬误、伟大与渺小、进取与绝望、叛逆与回归、冷与热、表与里、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憎、灵与肉交织在一起，所以至今我们还没有深入探得它的奥秘。有人说萧伯纳的作品是个伟大的惊叹号，易卜生的作品是个伟大的问号，曹雪芹的作品是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伟大的删节号。我们可以说，兰陵笑笑生的作品是上百个问号组成的伟大问号。作者之谜、成书之谜、政治背景之谜、评点刊印者之谜，一个个问号等待我们索解回答，等待我们探测其中的奥秘。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解析（1） 　　在清康熙年间，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总结《金瓶梅》写实成就、章法结构、塑造人物的艺术方法，驳斥“****”论，开创了《金瓶梅》评论的新阶段。张竹坡的小说评点，是小说理论的宝藏。张竹坡的《金瓶梅读法》共一百零八条，是《金瓶梅》评点的纲领，是张竹坡研究鉴赏《金瓶梅》成果的结晶。把评点者的感受、分析、理论观点，以序文、读法、回前评语、眉批、夹批等文字，具体地生动地记录下来，和小说原文一同刊印，造成一种复合型的文本。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古代文人的小说评点是一笔珍贵小说评论遗产。在历史上影响到对小说的理解，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我们今天的读者阅读鉴赏古典原著《金瓶梅》会有新的欣赏角度和接受视野，我们从作品中总结出的理论、感受会更丰富。张竹坡的《读法》为我所用，推陈出新，用旧材料引发出新的东西。既借鉴《读法》，又要超越《读法》。第一，张竹坡以叛逆精神、青年才气评价被禁毁之书《金瓶梅》，认为《金瓶梅》作者是大手笔，《金瓶梅》是一部史公文字，是作者发愤之作。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写《金瓶梅读法》时，年仅二十六岁。少年气盛写评点，打破传统偏见，极具眼力地指出：“《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的者。”（读法一百零四）在《读法》三十四、七十七中评《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是龙门再世”，《金瓶梅》有愤懑，是一部愤书。张竹坡继承和运用发愤而作、不愤不作的进步文学思想来评价《金瓶梅》，他具体感受到了书中充满的愤懑气象，感受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他认为“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必大不得于时势”，“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读法三十六）。《金瓶梅》第七十回《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回评说：“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 　　第二，评论全书章法结构，概括为：两对章法，参伍错综：张竹坡在《读法》第八条中说：“《金瓶》一百回，到底俱是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后两事，中用一语过节：又有前后两事，暗中一笋过下，如第一回，用玄坛的虎是也。又有两事两段写者，写了前一事半段，即写后一事半段，再前半段，再完后半段者。有二事参伍错综写者，有夹入他事写者。总之，以目中二事为条干，逐回细玩即知。”张竹坡对《金瓶梅》的章法结构总体上概括为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他以《金瓶梅》崇祯本为底本，将其一百回目录简化为《第一奇书目》，每目四字概括两件事，合百回目计二百件事。如：一回热结冷遇；二回勾情说技；三回受贿私挑……在整理校注《金瓶梅》张评本时，笔者把《第一奇书目》视为张评本总评中的一篇，而不宜略去。据各回结构层次，张竹坡又进一步概括为四种结构方法：前后两事，用一语过节；前后两事，暗中一笋过下；两事交错叙述；两事参伍错综叙述，中间夹入他事。张竹坡虽然未进一步在理论上说明，但可以启发我们认识到《金瓶梅》不是单线组合，一叙到底的叙述结构，而是纵横交织，参伍错综的结构特点。每回两事，各回之间又是均衡、对称的。一百回共成一传，千百人总合一传：张竹坡对《金瓶梅》结构特点，在《读法》三十四中有概括评述：“《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金瓶梅》的这种结构特点，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三国演义》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来安排小说结构的。 　　小说叙述魏、蜀、吴三国兴亡史，三者之间矛盾构成三条主要线索。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总结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合一篇，分则文短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三国演义》把本纪、世家、列传熔为一炉，结构为一个艺术整体。《水浒传》结构采取单线结构法，用列传形式来叙述主要人物被逼上梁山的经过。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三国演义》、《水浒传》都保留有传统史传叙事结构的影响。而《金瓶梅》则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面貌，纵横交错，是千百人总合一传的网状结构。既不同于《三国演义》的三线结构，也不同于《水浒传》的单线列传结构。《金瓶梅》艺术结构经验和张竹坡对它的总结，为《红楼梦》的结构创新开辟了道路。曲笔、逆笔，曲得无迹，逆得不觉：张竹坡在《读法》十三中说：“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六回金莲才热，即借嘲骂处插入玉楼；借问伯爵连日那里，即插入桂姐；借盖卷棚即插入敬济；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儿；借翡翠轩插入瓶儿生子；借梵僧药，插入瓶儿受病；借碧霞宫插入普净；借上坟插入李衙内；借拿皮袄插入玳安、小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数也。我执笔时，亦必想用曲笔、逆笔，但不能如他曲得无迹，逆得不觉耳。此所以妙也。”这里说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头绪繁多，不可能像写史书那样一件件地写，写完一事另起一事。张竹坡所举十几个情节头绪的提出，不是正面地、直接地、单独地提出，而是在叙述一正在展开的情节中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插入。这被张竹坡总结为曲笔、逆笔，与安根伏线、顺势带出意思相近。张竹坡在《金瓶梅》第一回评语中就曾探讨作者在千头万绪的复杂关系中如何说起如何叙述，他说：“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关于月娘、金莲、瓶儿的情节是正面直叙。桂姐、玳安、子虚等则是曲笔、逆笔，并非另取锅灶，重新下米。故作消闲之笔：在《读法》四十四中说：“《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 　　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请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加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故作消闲之笔”与“偷闲笔法”不同。偷闲笔法，如武松提出，只在伯爵说话时提到，武松身份在一闲话中描出，只是轻笔点染，不致喧宾夺主。而故作消闲之笔，如娶玉楼、嫁大姐、玉箫受约等都是极重要事件，但却在小说韵律节奏流动中，以极轻松、消闲的笔墨插入，使小说情节节奏避免平铺直叙，而是跌荡起伏，错落有致，这真正是大章法、大手笔。所以，张竹坡称赞《金瓶梅》作者为才富一石的大作家。犯笔而不犯：这本来是金圣叹总结《水浒》时提出的一种笔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读第五才子书法》）张竹坡继承金圣叹提出的“犯笔而不犯”的提法，用来总结《金瓶梅》时指出：“《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偏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解析（2） 　　（《读法》四十七）金圣叹所说犯笔而不犯，主要是就故事情节、事件来说的。而张竹坡主要指身份相类的人物，都是“淫妇”、都是媒婆、都是尼姑，却能塑造刻画出不同的性格，虽然相类相犯，却绝不相同。如果说这也是一种章法、文法、笔法，是就广义上来说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在塑造身份、阶层、地位、年龄相类相似，而又刻画出不同的性格，使之犯笔而不犯、同中而有异，在这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宝贵的艺术经验。今天，尤需加以系统地总结、整理，以求作为现在小说创作的借鉴。第三，研究人物关系网络，分析性格特点，提出作者用隐笔、正写、穿插等笔法塑造人物。张竹坡在《读法》五中指出：“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写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在人物网络关系中，视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而穿插描写。张竹坡还指出，《金瓶梅》正写金莲、瓶儿。《读法》十六指出：“《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只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而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金瓶梅》重点塑造了四个女性形象，金莲处于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正面写，重笔写。虽也正写瓶儿，但在瓶儿与金莲争宠的矛盾冲突中，金莲处于主动进攻地位，瓶儿处处被动。正写潘金莲妒瓶儿害官哥，而瓶儿却往往不觉察不警惕，泰然处之，在不写之处显示出瓶儿宽厚憨直。张竹坡很准确地把握了主要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塑造她们形象时的笔法特点。以金莲为女性形象体系中心，张竹坡进一步指出，写蕙莲的作用在于恶金莲危瓶儿。张竹坡指出：“书内必写蕙莲，所以深金莲之恶于无尽也，所以为后文妒瓶儿时，小试其道之端也。何则？蕙莲才蒙爱，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唤猫，金莲睃见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异教西门早娶瓶儿，愿权在一块住也。蕙莲跪求，使尔舒心，且许多牢笼关锁，何异瓶儿来时，乘醉说一跳板走的话也。两舌雪娥，使激蕙莲，何异对月娘说瓶儿是非之处也。卒之来旺几死而未死，蕙莲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莲为之也。作者特特于瓶儿进门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儿也。而瓶儿不悟，且亲密之，宜乎其祸不旋踵，后车终覆也。此深著金莲之恶。吾故曰，其小试行道之端，盖作者为不知远害者写一样子。若只随手看去，便说西门庆又刮上一家人媳妇子矣。”（《读法》二十）蕙莲在《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即自缢身亡，蕙莲自杀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也包含对自我失误的忏悔。蕙莲的悲剧，揭示了人性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蕙莲形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及其独特社会意义。张竹坡则从人物形象关系角度，认识其艺术功能在于穿插、陪衬，在于预示，在于表现生活的复杂。在作者的设置中，蕙莲是瓶儿的前车之鉴，是为揭示潘金莲嫉妒、西门庆纵欲而设置。所以，张竹坡在第二十六回评语中再次指出：“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莲等是也。本意只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便间架不宽广，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蕙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而，蕙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张竹坡以金莲形象为中心，处处从全书架构、人物形象整体结构出发来分析人物之间关系、人物形象在全局中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张竹坡《金瓶梅》人物形象论中的一大特点。张竹坡认为《金瓶梅》隐笔写月娘（见《读法》二十五）、特用意写春梅（见（读法》十七）、王六儿是借色求财等分析，均极有参考价值。第四，错乱年表，故为参差。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传记有血缘联系，史传崇实观影响了文人的小说观，往往把小说当史传对待，认识不清小说的文学特性。金圣叹冲破了史传崇实观的束缚，把小说与历史的区别分为“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不同。张竹坡对小说的文学特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写《金瓶梅》比写《史记》难；他指出要把《金瓶梅》作为文学来读，不要当做事实来看。他更进一步认识到《金瓶梅》在时间安排上的虚拟性、参差性，是文学虚构艺术世界中的年表，而不能按现实生活，像史传作品那样死板。他在《读法》三十七论述道：《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时日也。开口云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庆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 　　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日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挨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帐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也。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按时间先后叙述是线性时间。小说要给读者以立体感，作者必须错乱其年谱，采用夹叙，如他在《读法》四十四中所云（见前）。张竹坡关于小说叙述时间的虚拟性、参差性的分析，较富有理论价值。第五，要善读《金瓶梅》，而不要误读《金瓶梅》。《金瓶梅》在传播过程中，有禁毁、有曲解、有误读。因为它有与天地相终始的强大艺术生命力，《金瓶梅》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早在清康熙年间，青年评论家张竹坡针对读者对《金瓶梅》的曲解、误读就提出要善于读《金瓶梅》的问题。他主要提出应注意的五点。要把一百回，放开眼光作一回读（见《读法》三十八），这实质上强调把《金瓶梅》作整体把握，把握其主导倾向，而不要零星看，局部看。要把《金瓶梅》当文章看当文学作品看，而不要当事实看（见《读法》四十）。有人说《金瓶梅》是西门家的记帐簿。张竹坡给予严厉批评，说这种人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张竹坡把生活事实与艺术真实加以理性的区分，他真正认识到了《金瓶梅》的文学性、真实性。关注作者如何讨得情理。在《读法》四十三中张竹坡说：“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第四十二回逞豪华门前放烟火《金瓶梅》崇祯本插图亦只是情理二字。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解析（3） 　　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个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欣赏重于考证。阅读《金瓶梅》，是一种文学欣赏，不要对作者是谁等暂时不易弄清的问题做烦琐考证。在《读法》三十六中，张竹坡说：“作小说者，概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金瓶梅》虽有淫话秽语，但不是****。写淫话、秽语的目的，在于揭露与批判。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独罪财色，将色之罪隶属于财的罪恶之下，着意突出财的罪恶。作品揭露了不义之财对朝廷、官府、人性的腐蚀作用。蔡京受贿，便委任西门庆为提刑官。蔡状元受贿，便先批盐引给西门庆，使其垄断盐的经营。钱老爹受贿，便允许西门庆偷税漏税。潘金莲嫌贫爱富，虐待亲娘。王六儿以色求财，与西门庆长期奸宿。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把潘金莲放在人物形象体系的中心位置，分析其他人物与潘之关系，以及作者为塑造潘金莲而采用的种种笔法，是极为可取的。但是，离开艺术分析，从伦理道德角度，张竹坡只看到潘金莲之淫、狠、贪，是有片面性的。他没有认识到作者塑造潘金莲这一形象的开拓意义。作者从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联系上描写潘金莲，表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自我生命的觉醒。潘金莲对封建伦理纲常是淫荡的反叛、畸型的亵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的反作用。她是个害人者，又是个受害者，而主导的方面是被侮辱被损害者。潘金莲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剧命运。《金瓶梅》塑造的潘金莲形象有开拓意义，在历史上有冲击反叛亵渎封建伦理的进步作用。也要看到这一形象表现的纵欲、反理想、反理性，完全无视道德规范的局限性。潘金莲形象涉及到婚姻、性爱问题。在封建时代，女人被奴役被压迫，在男性中心的文化环境中，女人是男人淫欲的工具，谈不上平等和互爱。《金瓶梅》作者暴露人的阴暗面、人性的弱点，表现对人性本体的忧虑，表现对时代苦难的体验和对社会的绝望情绪，否定现实，散布对晚明社会的悲观主义。他不知道人类怎样美好，看不见未来。 　　以科学的态度、健康的心理、高尚的目的来了解研究性爱文化，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金瓶梅》给我们认识、了解古代市民性生活提供了形象资料。我们研究它、分析它，又要超越它。在性爱生活上，坚持美的追求，达到美的境界，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潘金莲形象是女性的过去。我们今天的姐妹们，要建设与创造新的生活，我们有美好的明天。018 　　第二讲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世情小说 　　第一奇书《金瓶梅》“奇”在何处 　　《金瓶梅》产生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比《红楼梦》早二百年，与明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四大奇书。因为这部书中的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主要人物，书名就叫《金瓶梅》，又称《金瓶梅传》。因西门庆是书中的更重要的人物，又称《西门传》。小说中着笔描写人的自然情欲，《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又称此书《淫史》（相当于今天说的情爱史）。有人采取索隐的思维方式，把“金瓶梅”说成是金瓶内插一朵梅花，隐寓生殖器崇拜的含义，这就不一定有什么道理了。这些名称、这种隐寓，说明接受者在开动脑筋，努力探索、理解这部奇书的主旨与创作用心。《金瓶梅》有两系类三种主要版本。明万历年间刊本《金瓶梅词话》，简称万历本或词话本。明崇祯年间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绣像本或崇祯本。清康熙年间，小说理论家张竹坡评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张评本是以崇祯本为底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点），据明刊词话本整理。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等校点），据清刊张评本整理。 　　读这两种校点本，就可以了解到《金瓶梅》的真面貌及其伟大的写实成就。港澳地区流行的《真本金瓶梅》是据民国初年改写本印刷的。早在三十年代，郑振铎在肯定《金瓶梅》是“伟大的写实小说”之后说：“好在我们如果除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谈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齐鲁书社出的两种校点本，实现了郑振铎的“希望”。至于近期出现的《金瓶梅传奇》、《金瓶梅故事》之类，则距《金瓶梅》的本来面貌较远，是不足取的。《金瓶梅》本来就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更不用今人改写成《白话金瓶梅》了。我们应做研究、理解、借鉴、超越古人的工作，不必去做荼毒古代名著的事情。话说远了，还是谈“奇”在何处。《金瓶梅》产生之初，震撼了明末文坛，因为它开拓了新的题材，拓展了审美领域，塑造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形象。明代作家袁宏道说它“云霞满纸”。谢肇淛称赞《金瓶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冯梦龙称赞《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开始称它是一部奇书，并把它与另三部长篇“赏称宇内四大奇书”。张竹坡继承了冯梦龙的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把它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在古代人的文艺术语中，奇与正、华与实是相对而言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屈原的作品“酌奇而不失其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是肯定《离骚》对《诗经》的继承与革新。说《金瓶梅》“奇”，不是离奇古怪之义，而是说它在小说史上具有创新、开拓的意义。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共一百回，约九十万字，写了七百多个人物，形象生动完整的人物也有三十多个。小说开头几回，借《水浒传》中武松杀潘金莲一段故事作引子，展开故事情节，表面是宋代的故事，实际上写明代的生活。《金瓶梅》成功地塑造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应伯爵等典型形象。西门庆一生，由破落到暴发到升官。他奸占潘金莲，并吞了寡妇孟玉楼的财产，骗娶了李瓶儿。勾结官府，强取豪夺。西门庆与朝臣杨戬的党羽陈洪结亲。杨戬、陈洪被参问罪后，又拉上太师蔡京的关系，攀附上更为强硬的靠山，升官当上理刑副千户。西门庆除行贿受贿外，还放高利贷，开典当铺、绸缎铺、绒线铺，向官府制取盐引，贩盐谋利。西门庆是一个具有复杂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富商、官吏的形象。潘金莲是裁缝潘裁的女儿，很小就被卖到王招宣府当奴婢，后又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做妾。在张大户家被赶出后，嫁与武大为妻。后被西门庆勾引霸占为妾，开始走上堕落道路。潘金莲是个受害者又是个害人者，是没落的封建制度的产儿。《金瓶梅》着力描写了西门庆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但这种描写不是孤立的。它不但直接描写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而且把西门之家和官府、朝廷的上下勾结连缀描写，暴露了明代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金瓶梅》作者的观察力、感受力是第一流的。作者打破了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种黑白两色观察角度，能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小说表层上描绘丑、描写情欲，却反映了深层的变态的爱、变态的心理、扭曲的性格，从而创造了艺术美。 　　小说写人物，写性格的复杂性、多样性，而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小说以市井人物为主要角色，不再是帝王将相、神魔、英雄传奇。作家的新观察、新发现、新创造，使《金瓶梅》在小说史上具有了开拓、创新意义，使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进一步发展，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金瓶梅》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给《红楼梦》的创作，积累了艺术经验，开辟了道路。《红楼梦》发展了《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把古典小说推上现实主义高峰。《金瓶梅》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两种典范、两个高峰。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红楼梦》出来，中国小说的写法就变了。有人认为，这句话拿来评《金瓶梅》，其实更合适。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与世界小说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金瓶梅》与《肉蒲团》等艳情小说比较（1） 　　《金瓶梅》、《肉蒲团》这两部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都描写了性行为、性心理、性关系，并因此而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兴趣，也引起明清封建统者对它们的禁毁。两部小说写性爱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作者的性观念性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点。性文学指以直接描写性爱、性行为、性心理、性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学作品。限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在中国对这类文学作品的研究还很不够。初步考察，从南朝乐府民歌开始出现对性爱的肉体行为的描写。进入唐代，性观念开放，出现了典型的性文学作品。其一为张文成著骈文传奇小说《游仙窟》。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自叙旅途中在一处神仙窟中的艳遇。描写“下官”与十娘交流感情之后，渐入佳境，他们在夜深更久，情急意密之时，共效云雨之欢。“两唇对口，一臂枕头，拍搦奶房间，摩挲髀《金瓶梅全图》（曹涵美画）第一集之二十三①唐时流传日本，在本土失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李盛铎抄写带回国内。日本《万叶集》编辑者大伴家持（717-785）在他的《赠板上大娘歌》中，多次引用《游仙窟》文句。前于此，山上忆良《沉疴自哀文》并引《游仙窟》，此文为山上末年之作，正当唐开元二十一年。说明，唐开元年间，张文成尚在世之时，《游仙窟》即已传至日本。 　　子上，一啮一快意，一勒一伤心。鼻里酸痹，心中结缭；少时眼花耳热，脉胀筋舒。始知难逢难见，可贵可重。”所写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没有“贞操”、“负心薄幸”、“始乱终弃”这类观念的重压，只是自然地凭感情的自由表达、抒发、交流。性爱是美好、欢乐的，而不是罪恶的，也不是耻辱的。其二，是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性行为。阐发了作者的性理论，还传播了性知识。到明清时期，性文学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这类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艳情小说，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素娥篇》、《弁而钗》、《肉蒲团》、《姑妄言》等为最有代表性。《如意君传》描写平民薛敖曹与国君武则天之间的性关系，性超越了等级伦常、以性事“内助于唐”，把性推崇到至高无尚地位，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把性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描写，给《金瓶梅》以影响。《痴婆子传》产生在明代万历年间，正逢《金瓶梅词话》传抄刊刻年代。《痴婆子传》对少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的描写，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纯真合理性。做父母者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而不能回避、堵塞与压抑。痴婆上官阿娜被嫁进封建世家，被迫陷入性迷狂。阿娜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样，在封建社会男权制困境中，人性被扭曲。《素娥篇》刊印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到天启二年（1622）这十年间，大约在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印前后。首有方壶仙客序，谓作者为邺华生。《素娥篇》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被称为金赛研究所的镇山宝。全书图文并茂，有图四十七幅，首两幅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表现阴阳和合，男女互补。《素娥篇》四十三幅性行为图，不是某种性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性美的礼赞。《弁而钗》是一篇男同性恋的赞歌。产生在明崇祯年间，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叙写李又仙救父卖身到男同性恋妓院，被燕龟鞭打后接客。后遇侠义之士把李又仙救出。李又仙为报答搭救之恩，男扮女装保孤抚孤，以母亲身份抚养一孤儿。小说写易装、易性，批判了异性恋霸权、冲击了性身分的两分模式。 　　《姑妄言》二十四卷，三韩曹去晶编撰。书成于清代雍正八年（1730），在《金瓶梅》、《续金瓶梅》、《肉蒲团》之后，《红楼梦》之前。初步考证，曹去晶为辽东人，幼年曾住南京。故事以明崇祯朝为背景，写社会世情，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写到各阶层人物。作者立意在劝人向善，表现善恶贞淫各有报应的思想，性描写文字较多，每回都有性描写，所写者有一女多男、一男多女及乱伦，男女同性恋、人兽杂交（人与驴、人与狗、人与猴）、****猝死等。写采战法则有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写春宫图册的催情作用。写春药揭被香（塞入女阴户）、金枪不倒紫金丹。性具缅铃、白绫带子及角先生。写缅铃比《金瓶梅》更具体、明确，自云南、贵州得到，带到南京，“侯捷的大管家私下孝敬了姑老爷两个缅铃。一个有黄豆大，是用手攥着的。一个有榛子大，有鼻如钮，是妇人炉中用的”。这种用法为其他艳情小说未叙写过，可供研究缅铃的参考。《姑妄言》为明清性小说集大成之作。《姑妄言》原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为莫斯科列宁图书馆）。1966年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发现。在明清性小说中，《肉蒲团》最为流行。《肉蒲团》一名《觉后禅》，坊本改题《耶蒲缘》、《野叟奇语》、《钟情录》、《循环报》、《巧姻缘》，六卷二十回。题署：情痴反正道人编次，情死还魂社友批评。首有西陵如如居士序。清人刘廷玑、近人鲁迅、孙楷第都认为《肉蒲团》是李渔的作品。从《肉蒲团》构思奇异、语言清新流畅，善用①引自《姑妄言》第十一回。②见刘廷玑《在园杂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金瓶梅全图》（曹涵美画）第一集之二十二偶句与譬喻的特点看，与李渔其他小说风格相一致。《肉蒲团》第一回“止淫风借淫事说法，谈色事就色欲开端”作为引子，阐发了作者的情欲观。他说：“照拘儒说来，妇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之尸。照达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这件东西，只怕头发还早白几年，寿算还略少几岁。”他把适度的性行为比喻为人参附子，“只宜长服不宜多服，只可当药不可当饭”。据这种有益健康的观点，作者应当是既反对纵欲，又反对禁欲的。然而小说展开的情节，描写的形象，与这种见解是相矛盾的。书生未央生有才有貌，要做天下第一才子，娶天下第一位佳人。经媒人介绍招赘在铁扉道人家为婿，其妻玉香受父亲的道学思想束缚，不懂得性事。未央生用春宫画册启发玉香潜在的情欲，方达到夫妻的和谐。后来，未央生觉得玉香还算不上天下第一位佳人，于是以游学为名外出访女色，在张仙庙中造一本《广收春色》册子，记下庙内拜求子息的美艳少妇，分特等、上等、中等。册子上有银红（瑞珠）、藕色佳人（瑞玉）、玄色美人（花晨）等。在未访求这几位佳人之时，未央生结识了赛昆仑这一侠客。赛昆仑嘲笑未央生阳物太小，虽有才貌，是中看不中用的。未央生拜求术士，用狗肾补人肾，使微阳变成巨物。未央生在赛昆仑帮助下，结识了卖丝商人权老实的妻子艳芳，与艳芳先淫后出走。在艳芳怀孕后，未央生又与隔壁住的香云发生性关系。香云并把未央生介绍与其两个妹子瑞珠、瑞玉和姑姑花晨，共享“三分一统”、“共体联形”之乐。权老实发现妻子艳芳与未央生发生关系，被迫把妻子卖予未央生。权老实要以冤报冤，到铁扉道人家当佣工，与未央生妻子玉香发生关系，并私奔离开家乡，玉香被卖到京城仙娘妓院为娼，并从鸨子处学得三招绝技，成了名震京师的****。 　　《金瓶梅》与《肉蒲团》等艳情小说比较（2） 　　未央生一心要嫖名妓，到京城仙娘妓院，玉香发现他是自己的丈夫，躲避起来，悔愧自杀。未央生在和尚孤峰大师教诲下后悔莫及，把自己阳物割掉，出家做了和尚。未央生在作者笔下宝贵自身的才貌，又不肯为官为优。他追逐女色，既有满足感官放纵的一面，也有对女性的爱怜。艳芳、香云、玉香、瑞珠、瑞玉等女性形象，虽只满足于私通，缺少情爱的升华，但她们不求权势、不慕钱财，只求男人有才有貌有力，显示了对封建贞节观、禁欲主义的反叛。《肉蒲团》离开社会背景，孤立地写性行为，没能像《金瓶梅》那样触及广阔的生活领域，把对性欲的表现融进广大的世界中，不免显得单薄、肤浅。作者为了肯定男女感官快乐的自然性、合理性，过多地叙写性知识、性技能，束缚了作家真正的艺术想象力。作者在描写性行为时重肉体本能，重感官而不重精神、心灵。作者在情欲上走向两个极端：纵欲与禁欲。《金瓶梅》作者有“女人祸水”、女色杀人的思想。词话本第一回引词：“请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金瓶梅》张竹坡评本第一回“色箴”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这都表现了作者与改写者封建主义男权制的情欲观。相比较而言，《肉蒲团》作者也有生命意识与享乐意识之间的矛盾困惑，但比《金瓶梅》作者开明，在性行为描写时，笔调轻松、享乐主义是突出的。《金瓶梅》作者的性恐惧心理更为明显。与《肉蒲团》等其他明清艳情小说相比，《金瓶梅》有更高出更积极的方面，值得注意。《金瓶梅》作者以长篇小说形式最早着笔写人的自然情欲，对被掩盖被忽视的方面加以正视，给予直接的表现，这是作者的开拓与创造。《金瓶梅》产生在明末，重视描写世态炎凉，把性描写与西门庆家庭生活、广阔的市民社会相联系。说明性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文化的。人的自然情欲、直接的自然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分开。《肉蒲团》产生在清初，并未能继承发展《金瓶梅》的积极成分。《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李渔在《肉蒲团》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梅》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梅》等列，表现了李渔的肤浅与局限。《金瓶梅》作者塑造了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潘金莲形象。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聪明、美丽。她狂热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的遏制，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潘金莲的行为在客观上体现出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她以极端的形式反叛、冲击男权制、封建纲常伦理。她是一个被污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是男权制封建社会毁灭了她。潘金莲形象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肉蒲团》等艳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金瓶梅》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伟大写实小说，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新阶段，开拓了新的题材，拓展了审美领域。《金瓶梅》是一部世情小说，这是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给《金瓶梅》的正确定位。因《金瓶梅》中有极具价值的性行为描写，在我们研究古代性小说时，应予以关注与参照。①《肉蒲团》大致成书于1671-1677年。情痴反正道人与批评者情死还魂社友当为同一人，都是李渔的化名。第二十四回评云：“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完全是作者的口吻。参见沈新林《〈肉蒲团〉作者考索》，《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3-4期。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1） 　　《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影响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以《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素娥篇》、《春梦琐言》最著名。这些作品，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思想统治下，在明清两代一直遭受禁毁厄运。受封建统治者与观念陈旧狭隘读者的双重压制，几乎被毁灭。作为文化遗产中被禁毁而又幸存下来的作品，以孤本、抄本传世，显得更加珍贵。这些作品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形象资料。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以健康的心态、宽容的胸怀，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给予重新审视，可以认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这些作品在文言小说史、艺术史及性文化史上均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如意君传》在嘉靖年间已流传，叙写武则天与男宠薛敖曹之间的性关系，详细描写武则天宫廷内的性生活。武氏已七十高龄，①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提到《如意君传》。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引清·黄之隽《唐（）堂集》言及明嘉靖已丑（1529）进士黄训《读书一得》中有《读〈如意君传〉》一文。《读书一得》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如意君传》早于《金瓶梅词话》，在嘉靖年间已流传。日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刊印的《则天皇后如意君传》，正文前题《阃娱情传》卷首题“吴门徐昌龄著”，应是据明代刊本翻印的。《金瓶梅全图》（曹涵美画）第一集之二十八 　　性事不得满意，宦官牛晋卿向武氏荐伟岸雄健男子薛敖曹。敖曹被召入宫，极力满足武氏的要求，与其逞欲淫乐。小说着重描写他们性事的和谐愉悦。武氏对敖曹说：“卿甚如我意，当加卿号如意君也。”武氏亦因此改元如意。薛敖曹陪伴武氏，顺从武氏，但内心有顾虑有痛苦，终于主动离开宫廷。武氏想再召敖曹入宫，敖曹乘千里马逃去民间。对《如意君传》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作者推崇性事，让国君与平民交，性超越了等级伦常。薛敖曹提供武氏以性快乐，想以真情感动她，使其回心转意，恢复李唐王位，维护正统。写薛敖曹“内助于唐”，以性事助唐治国，把性事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客观上批判了禁欲主义。第二，从两性关系角度看，武氏是主宰者，薛敖曹是被动者，让男人做附庸，改变了男尊女卑、男动女静、地为天用的正统意识。第三，薛敖曹在服务于武氏时，是民与君交，怀有恐惧、痛苦。薛敖曹逃出宫廷，流落民间，最后皈依了道家哲学，无欲而安。由崇性纵欲又走向禁欲。第四，《如意君传》产生在《金瓶梅》之前，在以上各方面都对《金瓶梅》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意君传》把性写得既快乐又痛苦，把性与政治、国事联系，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写性。人的性行为具有社会、文化的属性，人的自然属性、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不可能与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分开。《如意君传》把人的性行为联系社会性描写，写得复杂多面。《金瓶梅》能把性与西门庆家庭、晚明社会联系起来描写，应该说《如意君传》已给提供了先例，开辟了道路。晚明万历至崇祯是小说高度繁荣发展时期，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多数学者认为《金瓶梅词话》产生在嘉靖 　　①《东西晋演义》雉衡山人序谓《痴婆子传》“当与《三国演义》并传，非若《水浒传》之指摘朝纲，《金瓶梅》之借事含讽，《痴婆子》之痴里撒奸也。”雉衡山人为杨尔曾号，是万历年间活跃于杭州的编书刻书家。《东西晋演义》今传有刊于万历四十年（1612）周氏大业堂本。可知《痴婆子传》之作当早于万历四十年。末至万历初，《痴婆子传》即产生在万历年间，正逢小说繁荣期，也正逢巨著《金瓶梅词话》传抄刊刻年代。《痴婆子传》当早于万历四十年（1612） 　　。小说开头称有筇客者访问一位发白齿落而丰韵犹存的七十老媪，媪即将一生的性经历性生活的不幸遭遇作了痛苦的回忆，进行了详细地述说。老媪上官阿娜从少女怀春到出嫁封建世家栾家为妻，先被奴仆大徒、伯克奢奸，后又被公公栾翁奸，被寺僧如海及其师奸污。阿娜在男权社会的困境中，成为性榨取的对象，被劫被挟被胁迫。《痴婆子传》塑造的痴婆阿娜是一位被污辱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小说也描写了阿娜对费生、盈郎的偷情。本能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实现，不得已作性压抑的变态宣泄，也是向男权社会的一种报复。小说作者怀着愤慨之情写阿娜的体验与感受，叙述中充满了一个女人用一生苦难沉积成的愤怒与仇恨。《痴婆子传》对少女怀春的心理作了细致而真实地描写，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自然性、纯真合理性。小说的描写启示做父母者：对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的欲望只能引导，不能回避、堵塞与压抑。阿娜年少之时，喜读《诗经》，父母废淫风不使诵读。阿娜只好偷读。但对于情诗所写男女相悦之词，仍觉不可理解，只好向北邻少妇请教。少妇先向阿娜解说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同。但阿娜对男女为什么相悦仍感不解。少妇进一步解释说明男女交接的自然性。阿娜受这种思想的启蒙而产生了与表弟慧敏偷尝禁果的欲念。这种萌动是自然的纯真的。阿娜进入封建家庭之后，在越轨纵欲的环境中，被迫陷入性迷狂，实际上成为了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娼妓。最后，阿娜与塾师谷德音产生了爱情，赤诚相爱。真正的爱情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谷德音被鞭打，阿娜被赶出栾家。小说最后写道：“上官氏历十二夫而终以谷德音败事，盖以情有独钟，故遭众忌。”封建家庭中允许越轨纵欲，而不容阿娜的真正爱情。阿娜形象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一样，在封建社会残酷禁欲——越轨纵欲的困境中，人性被扭曲。两部作品写出了自在状态存在的真实的女人。今天的读者觉得她们并不可爱，但作者对她们悲剧命运的真实描写，足可令人震撼。在艺术上，《痴婆子传》是有独创性的。它在语言风格上文约事丰、言近旨远、蕴藉含蓄，极富有传统史传作品的美学风貌。最具有独 　　创性的是女性视角、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叙述倒装手法，这三者结合，在古典小说中是一种创造，特别值得我们加以珍视与研究。陈平原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指出：“作为故事的记录者与新世界的观察者而出现的‘我’，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并不罕见。中国古代小说缺的是由‘我’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及其魅力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他还指出，中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叙事方法，并把倒装叙述手法，“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西洋小说手法”。由此可见，《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成就，超前地具有了现代小说艺术的特点，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痴婆子传》作者为何人，尚不得而知，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待考证。作者对女性心理的细致刻画、对性欲求的深层探索，可与《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相比肩。《素娥篇》当刊印在万历四十年（1612）至天启二年（1622）这十年间，大约在现存《金瓶梅词话》刊印的前后 　　。首有方壶仙客序，谓作者为邺华生。《素娥篇》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被称为金赛研究所的镇山宝。由于不易读到，读者对此书面貌模糊。全书不是图文各半，也不是以图为主，而是以文为主，图文并茂。图四十七幅，首两幅与末两幅为故事开头结尾情节的绘形。中间四十三幅为两性行为艺术化的绘形。图前有标题、叙述行为环境与行为特点的文字，并有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交流，然后是一首词。正文文字九十九页（此一页为线装书刊本的半叶）近万言，是一篇较长的传奇小说。①《素娥篇》首叶版心下方署刻工黄一楷。黄一楷为安徽徽州歙县虬村刻工名族黄氏第二十七代，生于万历八年（1580），卒于天启二年（1622），享年四十三岁。有学者认为，一楷刻《素娥篇》风格较成熟，当于万历四十年以后，其时，一楷已过三十岁。 　　明代艳情传奇小说（2） 　　《素娥篇》叙写武则天侄儿武三思和侍女素娥之间的性爱故事。武三思“从行诸姬，次第进御，云雨巫山，兴浓辄极。当时所幸，数人最著：桃姬善词；小桃歌之；桂娥喜吹；佛奴庶几；兰姬善弈，弈称国敌；宝儿握搠，亚斗其侧；紫云草书，雅亦善酒；云英善舞，巧笑倩口。余皆灼灼，有名莫传。”作此铺垫之后，叙写素娥道：“素娥虽未幸，实其行中第一，然质居人先，选居人后，群姬妒欲抑而掩之，竟难得近三思身。”然后叙写素娥抑郁心情，作《春风荡》、《长门嘲》诗以自荐。素娥终得近三思而受宠。以下叙写二人“皆遇景生情，遇情生势”。实际上借武三思与素娥代表男与女、阴与阳，把两性行为艺术化。《素娥篇》四十三幅行为图，不同于《花营锦阵》等春宫图。它不是某种性行为技巧的图解，而是性美观念的形象化、艺术化，有几幅图绘双人优美舞姿的定格、天人合一阴阳和合哲思的形象化，有着丰富的文化蕴涵。如第十九《日月合璧》意境为日月合璧，妙夺天象，是一幅优美的双人舞蹈图。与之相配的《长相思》词为：“日东升，月东升，乌兔分司昼夜明，原来不并行。天无情，却有情，合璧潜通日月精，趣处妙难评。”可以说是对性美的礼赞。第十八《囫囵太极》绘“太和元气”、“阴阳交泰”。第四十一《碧玉连环》其意境与《花营锦阵》之《解连环》不同。《花》图绘侧卧交接姿势。而《素》图绘二人坐立拥抱亲密无间，而不重实用技巧。《素娥篇》故事结尾时，狄仁杰突然出场，要求会见素娥。素娥不敢相见，自称是花月之妖。与狄仁杰会见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后来武三思亦退居该山，二人得道成仙。《素娥篇》以散文、诗词、绘画结合，形象地展示了作者的性美而不是性恶的新观念，并企图告诉人们：性的满足是一种艺术的感觉，和音乐、绘画、诗词是相通的。 　　《春梦琐言》刊于崇祯年间，篇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祯丁丑春二月援笔于胥江客舍”。沃焦山人待考。现存日本传抄本。沃焦山人序谓：“盖世有张文成者，所著《游仙窟》，其书极淫亵之事，亦往往有诗，其词尤陋寝不足见。至写媾和之态，不过脉张气怒，顷刻数接之数字，顿觉无味。”这种褒己贬人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春梦琐言》正是模仿《游仙窟》而作。小说叙写书生韩仲琏游山水时步入一洞，出洞见一庭院，由两丫环引见主人李姐、棠娘。仲琏夜宿不能寐。李姐、棠娘秉灯而入，乃交欢。山鹃叫过屋顶，仲琏警觉，已失两女所在，凭石而坐，置素李、海棠两树间。两女为树精。仲琏怅然题诗而还。情节、人物设置颇类《游仙窟》。《游仙窟》产生于唐开元年间。在唐代文士笔下，性爱不是罪恶的而是欢快的美好的。所写“下官”与十娘的性爱是一种幻境中的婚外恋，没有拘束，不以婚姻为目的，只是自然的任凭感情自由抒发，这是只有在比较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中才有的心境。《春梦琐言》也反映晚明士人在幻境中的婚外恋，视性美而不是恶。这可以看做晚明士人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向唐人开放思想的回归。不单是文学形态上的模仿问题，这说明晚明士人向往唐人创造的《游仙窟》那样的文化氛围。《春梦琐言》开头交代仲琏对女子“无一所勾引”，“及岁二十有五，未践烟花之衢”。想说明他的童贞身分，这正反映了晚明士人伦理道德的观念更重。“万事人间总如此，天台那用悔归来”的浅淡，不如《游仙窟》中“下官”那样淳厚、情深。《游》与《春》都是写远游客来到神仙洞，吸引了洞中的女子，由初步的交流而生情，由情而性。性后仓促离别，未再发展性之后情的升华。在情的浓度深度上不如现代小说《廊桥遗梦》。中国明代的艳情小说往往过分地注重肉体感受、注重房中术的运用、注重奇异的假想。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已显示出它们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从总体评价上来说，其历史价值可从三方面来看。第一，《如意君传》等艳情传奇名篇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明代某阶层①《春梦琐言》，今存日本传抄本，五十年代高罗佩据日本抄本排印二百部，分赠世界各地汉学图书馆。沃焦山人序谓：“或曰：是记嘉靖朝南宁侯妻之弟，私丁陵园事，内监胡永禧所作也，未知果然乎否?”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246页著录：《春梦琐言》胡永僖（禧）撰，即据沃焦山人序。有学者认为，《春梦琐言》有些句子，与明末文言小说不同，“露域外汉文之若干特色”。②李剑国撰《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册）137页谓：“然神仙窟宅徒具其名、一似平康里巷，十娘五嫂全无仙气，迹近娼门。” 　　的性行为、性心理与性观念，给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性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的文献资料。《如意君传》写到“民间私情有于白肉中烧香疤者以为美谈”，具体写武氏、敖曹仿民间习俗，提供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古代人虐恋行为。第二，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独特创造，成为明代文言小说史不可或缺的环节。《痴婆子传》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方式与倒装叙事手法，如果没有这一特例，人们还会误认为倒装叙述是“西洋小说手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①徐朔方：《关于〈素娥篇〉》（《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4期），章培恒：《如意君传》提要（见《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黄霖：《痴婆子传》提要（同上）；萧相恺：《稗海访书录·痴婆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星琦：《〈痴婆子传〉发覆》（《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1期）等论著，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作了独到的科学研究，笔者从中获益良多，谨致谢忱。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第三讲 ︽金瓶梅︾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 　　《金瓶梅》为潘金莲等立传的开拓意义（1） 　　《金瓶梅》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开拓意义 　　《金瓶梅》原稿书名《金瓶梅传》，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廿公的《跋》中都是称为《金瓶梅传》的，是在三位女性人物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此书本是以西门庆为主人公，而作者却用三位女性的名字标书名，这说明作者十分重视他塑造的这三个人物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而李瓶儿又是潘金莲争宠争地位的对手。庞春梅是潘金莲的知音。潘金莲成为《金瓶梅》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明万历刊本书名中“词话”二字是刻书人加上去的。我们应该恢复书名的本来面貌，叫做《金瓶梅传》，作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书名不标为《西门庆传》，而标《金瓶梅传》，这与作者受《如意君传》的影响、启示有关。《如意君传》本来是以则天皇帝武媚娘为主人公，但没标为《武媚娘传》，而标《如意君传》。小说写武氏对如意君薛敖曹的性欲需求。敖曹平民出身，小心翼翼顺从武氏、陪伴武氏，精神上有苦闷。敖曹与武氏之间的性关系和金瓶梅三人与西门庆之间的性关系相类似。作为艺术典型，金、瓶、梅三人性格复杂、精神苦闷，道路 　　曲折，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成功，亦具有开拓意义。读者对潘金莲形象的接受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主要有三种不同评价。第一种意见，说潘金莲是天下第一淫妇（其实，她不如《如意君传》中的武氏更淫）、坏女人。认为她性格的核心是淫荡、嫉妒、狠毒。“潘金莲谋害人命，作恶多端，身首分离，剖腹剜心，死有余辜”。第二种意见，说潘金莲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是个害人者（鸩杀亲夫武大郎、帮助西门庆设拖刀之计逐走来旺害死宋蕙莲、吓死官哥打击李瓶儿、打骂秋菊）又是个受害者，被卖当丫环为张大户收用，被迫嫁给武大精神上极度苦闷，被西门庆引诱上钩终身为妾（等同于女仆役），受到西门庆剪头发、打皮鞭的摧残羞辱。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是罪恶的封建社会的产儿，又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毁灭了她。第三种意见，在看到她淫荡、嫉妒、狠毒的性格之外，在淫荡的表象之下，她体现出某种少见、女性的主动追求与抗争。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她狂热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遏制。贞操观念、纲常伦理，在潘金莲意识中完全冲破，是淫荡的反叛、畸型的亵渎。她“有欲”“无德”。作者从自然本性而非道德角度描写女性世界，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显示了新因素的萌动聚积。有学者更明确说：潘金莲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她的产生不可能过早，必有待商品经济的发展。潘金莲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是灌注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有人提出反对以封建观念评论潘金莲的行为处境，认为武大是封建势力的替死鬼，武松是封建伦理的卫道士，对武松杀潘金莲、武大被鸩的实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在川剧《潘金莲》演出 　　之后，更形成重新评价潘金莲的一个热点，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潘金莲形象的文章。有的评论者指出：潘金莲人物形象表现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她作为淫妇所蕴含的道德沦丧。有人更进一步从美学角度，认为“丑”女潘金莲形象作为反理想的丑艺术对道德全面轰击与对传统“美”肆意破坏，在美学领域功不可没。对我们读者来说，以上三种意见都可供参考。三种意见各有道理也各有偏执。笔者在文章中曾发表过第二种意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论、妇女观进一步分析潘金莲形象，既应肯定作者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亵渎反抗封建伦理，揭露封建主义的虚伪与罪恶），又要进行阶级分析，看到作者塑造这一形象表现的纵欲、反理想、反理性、无视道德规范的局限性。作者多层面多层次地刻画潘金莲的性格，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这在艺术史上是一个突破。二百年后，曹雪芹塑造王熙凤时，充分注意借鉴了潘金莲形象的艺术经验。潘金莲是在西门府妻妾争宠的矛盾中表演她的淫欲、嫉妒、狠毒的。她也想争地位，对吴月娘先拉拢后打击，不满于吴月娘的正妻地位。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失掉了依靠，即刻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府，寄居王婆家，被武松杀死。她贪求财物，向西门庆要服装、首饰、床帐。她聪明、有心机、善言辞、多手段。王熙凤也具有以上这些性格，由于典型环境不同，王熙凤的权势欲更突出，显示出贵族妇女的派头。潘金莲则显示出小市民习气，权势欲不强。明清文人有一种意见，认为潘金莲即潘六儿，六、陆同音，作者写潘金莲影 　　射了明嘉靖时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佞臣陆炳。这种看法仅供考察作者创作政治背景的参考。李瓶儿是西门庆第六房宠妾，是潘金莲嫉妒的主要对象。张竹坡《第一奇书》六十五回评语说：“如耍狮子必抛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蕙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毬、之的也。”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说，没有李瓶儿，就没有潘金莲。作者是在与瓶儿对立争宠的斗争中为潘金莲立传的。当然，李瓶儿形象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金瓶梅》崇祯本评语很准确地指出李瓶儿的性格特点：愚、浅、醇厚、情深。瓶儿在作者笔下，有和潘金莲一样强烈的情欲，按着传统道德观念衡量，她也有淫荡的行为，是不贞洁的女人。因为作者具体真实地刻画了她痴爱、情深的性格，虽淫但不是淫妇，虽有缺陷但不丑恶不引人憎嫌。作者塑造李瓶儿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冲破传统道德观念上不如潘金莲形象来得猛烈、彻底，但在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上，在改变人物性格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单一化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李瓶儿先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梁中书是东京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时李瓶儿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少女时代的。梁中书家遇难，梁中书与夫人逃生。李瓶儿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嫁给花太监的侄儿花子虚为妻。花太监有病，告老还家，回到清河县。花太监死后，一份家财都给了李瓶儿与花子虚。在花家，李瓶儿曾是花太监的玩物，花子虚对她没有真情。花家与西门庆隔墙而居，花子虚是西门庆会中的十弟兄之一。李瓶儿托请西门庆帮助教育花子虚。西门庆表面热情答允，背后让浮浪子弟勾引花子虚 　　更加沉醉在妓院。在对花子虚失望之际，李瓶儿背着花子虚与西门庆通奸。在花子虚、西门庆对比中，她的心倒向了西门庆。自此以后，她一个心眼只在西门庆身上。自此以后李瓶儿完全信任西门庆。花子虚因被告独占家财，被抓去东京。李瓶儿托西门庆打通关节解救花子虚。 　　《金瓶梅》为潘金莲等立传的开拓意义（2） 　　李瓶儿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寻人情用。西门庆道：“只消一半足矣，何消用得许多！”妇人道：“多的大官人收去。奴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信着他，往后过不出好日子来。眼见得三拳敌不得四手，到明日，没的把这些东西儿吃人暗算明夺了去，坑闪得奴三不归。”许多细软金银宝物抬到西门府，送到月娘房中。西门庆得了一大笔钱财。自此以后，李瓶儿再也离不开西门庆。她受过花太监的玩弄、花子虚的冷淡、蒋竹山的委琐无能，遇到西门庆，得到了情欲的满足。在她嫁到西门府，受了西门庆皮鞭抽打后曾说：“他（按指蒋竹山）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是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听了这番话，西门庆转变了不满李瓶儿的感情，立即欢喜无尽。这是李瓶儿受宠爱的开始。她对西门庆确实有一种痴情。西门庆打骂惩罚，李瓶儿也未动摇。李瓶儿出钱给西门庆，买了花子虚的宅院。花子虚吃一场官司，失去了大部家财，受到李瓶儿的痛骂，花子虚受气得病而死。瓶儿丧服未满就到西门府拜吴月娘、孟玉楼，一心要嫁给西门庆为妾。西门庆也满口答应。正在此时，西门庆的四门亲家杨戬受到弹劾，牵连到西门庆。这时顾不得迎娶瓶儿，使瓶儿受到冷落，得了“鬼交”重病，被蒋竹山救治，招赘蒋竹山来家。当西门庆政治危机解除后，派棍徒打骂蒋竹山，砸他的生药铺。李瓶儿趁此把蒋竹山赶走，嫁到西门府，做了第六房宠妾。瓶儿进入西门府，改变了生活环境后表现得温柔善良。在李瓶儿未生官哥前，潘金莲与她之间矛盾还不尖锐。在生官哥以后，李瓶儿加倍受到宠爱。这时，潘金莲向瓶儿步步进攻，诬陷、讥讽、孤立瓶儿，设法害死官哥。瓶儿只想得到情欲满足，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满足现状，安分守己，对潘金莲也不加反击。在官哥死后，因气恼与不正常的性生活，瓶儿患下淋不止之症。作者写瓶儿临死之前对人生的留恋，对别人的关心，挂念西门庆、叮嘱吴月娘、对冯妈妈、众丫环一一留赠物品、留赠遗言。使读者感受到瓶儿的善良美好、作者对她的怜悯同情赞扬。李瓶儿一死，“西门庆也不顾什么身底下有血渍，两只手捧着他香腮亲着。……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后又“在前厅手拍着胸膛，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声都哭哑了”。（六十二回）有一种看法认为：李瓶儿的痴爱使西门庆之恶为之震撼。西门庆对潘金莲是肉的方面的欲求，对李瓶儿把欲求上升为灵的欲求。对李瓶儿形象的接受理解是有差异的。有人认为李瓶儿勾引西门庆，与之通奸，“杨花水性，引狼入室，在这方面，李瓶儿比潘金莲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一个淫妇。”关于李瓶儿性格的前后变化，在前，对花子虚、蒋竹山表现狠毒、泼辣；在后，对西门庆表现痴爱、善良。一种意见认为性格先后矛盾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李瓶儿进入西门府之前后，其性格的变化既非突然，也不悖于事理，符合特定环境规定的特殊心理。还有，对于西门庆与李瓶儿之间情爱的实质，应该怎样分析评价？请在阅读、研讨中进一步思考。庞春梅与潘金莲、李瓶儿不同，她身为婢女，却被作者将其与潘、李并列而立传，可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重视。在人物性格结构关系上、在完成作者创作宗旨、在组成全书有机结构上，庞春梅都占有极重要地位。 　　庞春梅是潘金莲的知音、帮凶，也可以说是第二个潘金莲。潘金莲虽然聪明，有心机，但狠毒，进西门府后变得没有真情，只是一味争宠，变换手段打击别人，谋害对手，连对自己的生母潘姥姥都缺少爱心。在《金瓶梅》世界里，只有一个人和她有友谊，有真情，这个人物就是春梅。她本来是吴月娘的丫头，进潘金莲房以后被西门庆收用，金莲抬举她，逐渐加深了对潘的理解与同情。两个女性都出身微贱，同命相怜。潘姥姥向春梅诉说对女儿的不满：“俺那冤家，没人心，没仁义！”春梅解释说：“他争强，不服弱，比不同的六娘钱自有。”西门庆死后，吴月娘让薛嫂把春梅领走，净身出户。这时，潘金莲难过得流了泪。潘金莲死后，春梅去上坟哀悼她哭道：“好物难全，红罗尺短。”春梅为维护潘金莲，常常毒打小丫头秋菊，并曾斥骂孙雪娥，挑拨西门庆打她。跟潘金莲一起欺负比她地位更低下的婢妾，她又成了潘氏的帮凶。春梅在前八十二回未被重点描写。在和孙雪娥吵闹、斥骂乐工李铭、泼口大骂申二姐等情节中，显见她性格自傲，西门庆的收用、潘五娘的支持，使她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大丫头。她并不安于做奴婢的命运。吴神仙相面时赞她：“必得贵夫而生子，……必戴珠冠，……”吴月娘不相信，认为“有珠冠也轮不到她”。而春梅却说：“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到后二十回，春梅果然上升为守备夫人，成为后二十回中的主要人物。春梅游旧家池馆，重返西门府第，目睹西门府第衰败凄凉。春梅并未从破败中警醒，她仍在步西门的后尘，学金莲的行为，走纵欲的道路，与陈敬济通奸。生骨蒸痨病后，仍与男仆通奸，死在周义身上。西门庆死后有张二官、陈敬济之流；潘金莲死后，有春梅之流。欲海沉沉，难以自拔，难以醒悟，难以超脱。作者对人生情欲有极深的感喟，有极深的体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云：“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我们现在的读者也有同意这一观点的，“这三个淫妇均以奸淫而死，表达了戒淫的主题思想。”所谓戒淫，可能仅仅是作者主观思想中的一种成分，而绝不是全部。更何况，《金瓶梅》一书的完整形象，远远的要大于作者的思想观念。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1） 　　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得名的三女性中的两位，也是作者用墨最多的两位女性，即张竹坡之所谓“正写”。她们在名分上有着“大抵皆同”（张竹坡语）的经历。李瓶儿曾是梁中书的妾，做过花子虚的妻，与蒋竹山也有过两个月名不符实的夫妻生活；潘金莲虽未当过谁人的妾，但在王招宣、张大户家做使女时，有过与主子通奸的历史，后来被迫嫁给卖炊饼的武植，也还有着正室的名分。特别相同的是，潘李成为西门庆妾的过程：私通（都与西门庆）—— — 杀夫（潘毒死武植、李气死花子虚）— —— 插曲（潘的插曲是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李瓶儿的插曲是陈洪遭贬，陈敬济回来避难）—— 一顶轿子抬过西门府。“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相同的外在经历，并不能导致相同的外在行为。在西门府的前花园中，潘李二人的表演截然相反，在她们的行为中体现的完全是相背的人格系统。有人说：潘金莲、李瓶儿是《金瓶梅》中两个悲剧人物（孟超《〈金瓶梅〉人论》），也许他看到的仅是二人命运上的共通之处。但著有《〈金瓶梅〉的艺术》的孙述宇先生却认为，潘金莲典型地犯了佛家“贪嗔痴”三毒中的“嗔恶”之毒，李瓶儿则是陷入三毒中的“痴爱”一毒（对“痴”，孙先生有别解），显明地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但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对二人的相同的外在经历和不相同的外在行为的辨别上，我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检讨出被作者隐去（或者说舍去）的潜藏在人物外在行为后面的人格心理因素，找出造成两种人格系统的心理动机及其形成原由。促成我对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探讨的契机有两个。一个是孙述宇先生的一句话：“潘金莲写得非常生动有力——也许是全书中最生动有力的一个，然而我们有时也会嫌她稍欠真实感。”用我们正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去衡量，潘金莲对性的追求，对秋菊的虐待该都属“稍欠真实感”（注意，不是不真实）之列，属超常（不正常）行为，这些与宋蕙莲的行为显然不同，所以我觉得孙述宇先生接下去的解释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便想：在潘金莲这异常行为背后是否有一些异常的心理因素？那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又是怎样形成的？另外一个契机则是对有争议的李瓶儿的思考。一些研究者认为，进入西门府前后有两个李瓶儿，虽名相同，其实不一样，甚至认为作者不懂人物塑造。但当我仔细读完李瓶儿的文字以后，我得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李瓶儿只有一个，而且作者不但懂得人物塑造，且最了解李瓶儿的心事。我在李瓶儿进入西门府前后的变化中找到了心理依据，其外在行为的前后相背不是作者为了行文的方便随意改动的，作者如此写是有他的心理依据的。关于人格，一般把它等同于个性或性格。但在心理学上，人格则引起激烈的争论，定义更是众说不一（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曾综述过五十个定义）。现代心理学基本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即人格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身心组织（《人格心理学》）。因此，对人格的形成能够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生理的，一是社会的，而生理的影响也包含了社会的内容。这样，“新弗洛伊德派”代表荷妮（霍尼Horney）便反对弗氏的“性”人格，认为“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人格是稳定的，但在强烈的外在刺激（“强烈”是针对个体身心组织的承受能力来说的，“外在刺激”包括对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刺激）影响下，个体人格会偏离原有轨迹，严重者会造成精神病，轻度的则会产生焦虑，引发“神经症”（又译“心理症”neurosls）。“心理症”患者与正常人在外表上没有明显区别，只因其受“心理）障碍”的影响，有些异常行为而已，其人格并未发生解体。通过对潘金莲那“稍欠真实感”的异常行为的考察和李瓶儿前后矛盾人格的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潘金莲是个典型的心理症患者，而李瓶儿则受着“道德性焦虑”（moral anxiety）的折磨，所以潘金莲偏执，李瓶儿郁悒。潘金莲的嫉妒，“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张竹坡评语）。在潘金莲健康的身心组织正常活动时，她的人格不会发生突变，是稳定的连续的，虽然也有些不检点的行为（倚门卖俏），但那也属正常的生理需求，并未在心理上产生危机。即使嫁给武大，也没有造成强烈的刺激（潘金莲的心理承受力），虽然没人时爱唱个《山坡羊》（“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表达自己对其婚姻的痛恨，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点儿闲愁，“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还没有达到影响其正常人格的程度。但有两次事件对她影响最大，一件是武松对她的拒绝，一件是西门庆娶孟玉楼对她的抛闪。研究《金瓶梅》的人，至今还没有谁认为潘金莲对谁有过爱意。但我想，也许她有过一次（仅一次）爱的冲动，即对武松的冲动。当潘金莲第一次看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时，她认为，唯有他才是她心慕已久的“男儿汉”，唯有他才配抱她的“羊脂玉体”。不可否认，潘的冲动中确实有性的成分，但这毫不影响我认为她对武松有爱意。要知道爱情本身就含有很多的性的因素，否则，作为唯物论者的我们就无法解释“一见钟情”（尽管有些人不承认它，但它仍然在为人间抛洒爱的种子）这种现象。仔细回味一下，我们会从潘金莲对武松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视点上看出一些差别，看武松：“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看西门庆：“那人生得风流浮浪，语言甜净”。对前者，潘金莲心向往之，是健康的；对后者，潘金莲表现出的“留恋”，只可谓性的诱惑。想武松时，“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潘金莲想嫁给他；想西门庆时，“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对性对象的猜测。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解释清张竹坡的疑问—— “不然金莲十二分聪明人，岂不知防患乎？”（武松欲娶回潘金莲时）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西门庆能占有她肉体，为何占不住她的心？（潘金莲背着他与琴童、陈敬济私通。）然而，随着武松的拒绝，潘金莲仅有的一点儿爱的梦想破灭了，她的性自尊受到现实强烈的刺激，一变而扭曲为极端的性自负。潘金莲在与武大郎的比并中，形成的盲目的性自尊——自比鸾凤、灵芝，在具有“现实原则”象征意味的武松的严格“纠察”下，遭到毁灭性失败，只好退回潜意识。压抑、扭曲的生理上的性自尊转而充实了她原本对自己姿色和小脚的自负心理，使她健康平衡的人格发生倾斜，使支配其行为的多种心理动机（阿尔波特“动机的种类是多样的，我们极难找出它们的公分母”《人格心理学》）被其极端的性自负（精神专注于此）所代替。因此，潘金莲对着武松喊道：“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情的寄托落空，性的欲求同时受到创伤性抑制。她的生活从那时开始发生巨变；性的需求已不再停留于卖弄姿色上，更进而成为她“生活的习惯”，她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需求活动中，为了满足她的性欲，她可以毒死武大，吓死官哥儿，逼死宋蕙莲。西门庆的出现，可以说为她打开了追求性满足的大门，然而“说娶孟玉楼”更强烈地刺激了她的自卑心理。她虽然有姿色，但出身低贱，更没有钱财，只凭姿色是笼不住西门庆的。在这点上，她甚至比不上脸上有麻点但有钱的寡妇孟玉楼。所以她害怕提到有关钱物和地位，对此也特别敏感。第七十八回，潘金莲过生日，潘姥姥好心，买点儿东西来看她，她却因为一分轿子钱跟潘姥姥闹起来，“你没轿子钱，谁叫你来？恁出丑陌刂划的，叫人家小看。”还说，“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2） 　　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屄声颡气。”她没钱，即使别人不说她，她也觉得有人在笑她。在精神上她很自卑，这一点在七十九回表现得更突出。“月娘道：‘王三官儿娘，你还骂他老淫妇，他说你从小儿在他家使唤来。’那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把脸掣耳朵带脖子都红了，便骂道：‘汗邪了老淫妇……’”潘金莲绝不愿承认自己曾是人家的使女，所以她一听这话便歇斯底里（属胆汁型，是神经症外倾的特征发作），大骂林太太。这些都是社会地位对潘金莲的影响，直接原因就是“说娶孟玉楼”时对她的刺激。她嫉妒那些地位和财物方面优于她的人，特别是在这些因素同时对她性的追求造成威胁时，她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下去。李瓶儿有钱并得了西门庆的宠，她就琢磨占李瓶儿的便宜；李瓶儿皮肤白嫩欢了西门庆的心，她便搽白身体投西门庆的好；李瓶儿生了官哥儿，既得了西门庆的宠，又有了近乎主家婆的地位，潘金莲就一面挑拨吴月娘对李不满，一面想办法惊死官哥儿。郑爱月儿拉拢了西门庆，潘金莲就掀她的裙子，评说她的脚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导致的性自负和心理自卑构成潘金莲的神经症人格，其心理是变态的。对性的无限追求给她的生活伏下危机，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没有达到，或遭受点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无法调节抵消，或尅迎儿，或殴秋菊，两般发泄都不行时，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叹。然而，当她得意时便忘乎所以，甚至闹到吴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终于不为吴月娘所容，以二十两银子卖出。张竹坡说：“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虑（moral anxiety）来分析李瓶儿的人格心理，正是基于这段话。此处“孽”字显然是罪恶的意思。查《词源》“孽”本没有罪恶之意，只是后人把佛教讲的“业障”误为“****”，才有了“业”与“孽”的相通。“佛教称过去所做恶事造成的不良后果为业障”（即****）。查《现代汉语词典》，“业障：佛教徒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张竹坡看到的虽然只是李瓶儿做了恶事，但联想到他认为“瓶儿是痴人”，我们就会明白，同样害死亲夫，为何不称潘金莲为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称 “金莲不是人”）。 　　在张竹坡看来：作孽，对潘金莲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看到潘金莲作孽时，已是神经症患者），但对“痴人”李瓶儿则不然，此孽将影响她的后半生，所以他满怀同情的口吻说出本段开头那段话。我说李瓶儿有“道德性焦虑”，就是指她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气死花子虚——在道德上不自知地进行自我谴责。李瓶儿“痴爱”西门庆，在这点上我同意孙述宇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在明代社会中出现西门庆（尽管书中称宋代，实际写的明代）这样的能人，不仅应在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受到重视，在人性发展史上也应该浓浓地抹上一笔。“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西门庆的职业虽然是理刑副千户，但就上提之“职业”的真正含义而言，西门庆是个商人，他不仅能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甚至能从婚姻中赚钱，作为商人西门庆是成功的。西门庆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说，他能从一介白衣升为理刑副千户，谁不佩服（尽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问题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能从西门庆身上看到什么浪漫情调，他同女人的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门庆是成功的。从以上的分析看，不论哪方面，西门庆都是当时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却是代表先进的）。李瓶儿在社会地位上，比西门庆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钱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托和生理的满足。而西门庆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生命力，不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所以她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为了嫁给西门庆，李瓶儿气死花子虚。但不论她的动机多么合理（爱西门庆，恨花子虚）多么没奈何（那个社会只有夫休妇，没有妇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却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儿的潜意识，一旦受到外在条件的激活，它便会表现出来。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催西门庆早些把她娶过去，“‘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得你。’说着，眼泪纷纷的落将下来。”“‘奴情愿伏侍你，铺床叠被’说着泪如雨下。”每次李瓶儿谈到要嫁过去时都哭一番，为什么呢？张竹坡说：“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写瓶儿心悔也。”“乃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我认为，李瓶儿幡然有悔，但不是为“货落人手”而悔，乃是为作“孽”而悔。气死花子虚这一恶事，在李瓶儿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形成****（业障），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惩罚她，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性焦虑最后会扩展到对死亡的害怕及对死后惩罚的预见。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李瓶儿总觉得欠花子虚什么（她怕他讨还），是财？还是命？她潜意识中的焦虑终于在梦中暴露出来，她有些后悔，“孽机发，动悔念矣”。（张竹坡语）她渴望宽恕她甚至想通过自己的牺牲（抛却西门庆）跟花子虚去，以偿还她的孽债，摆脱焦虑，“花子虚抱着官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此梦两人没有吵闹，在李瓶儿潜意识中，这样做或许能缓和冲突──内心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但她还是眷恋着西门庆，不忍遽去，所以，以后的梦中，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直到她死。潜意识中的自责自怨，在行为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征，即“自苦”“拖延”。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无策，只是“两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不敢言”。也许她把实情说与西门庆，事情能好些，但她还是“昼夜抱孩子，眼泪不干地只是哭”。别人给她拿主意，她倒说：“随他罢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在这堂皇的理由背面，实际上隐藏着“自苦”的动机，她“暗气暗恼”的理由只有一个，既不是她没有与潘金莲竞争的实力（她有钱，有儿子，还有西门庆的宠爱），也不是她天性懦弱（她敢骂花子虚，骂花子虚赶走蒋竹山），而是潜意识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她的“拖延”，即对潘金莲进攻的容让：潘金莲举惊官哥，她忍了；潘金莲打秋菊惊官哥儿，她忍了；潘金莲打狗惊官哥儿，她忍了；直到雪狮子一扑，吓死官哥儿，她也忍了。为什么呢？荷妮说：“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而使自己将极多的痛苦加诸于自己身上”，“这是使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自我挣扎》）。张竹坡说：“见瓶儿之不能防微杜渐也。”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3） 　　在李瓶儿的潜意识中，她企望以“拖延”造成更强烈的“自苦行为”，从而抵消她的罪恶感，获得新的人格平衡。失去官哥儿是她“自苦”的顶点，但事情的发展对她越发严峻，她不但无法摆脱焦虑，甚至自责的程度越来越强。李瓶儿的“道德性焦虑”人格，产生的是“自苦”行为，表现的是忧郁的神情，与以前处于主妇地位，支配别人时的人格当然不同。以前的李瓶儿心理健康，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她能放得开，泼辣得来。《金瓶梅》这部小说是真实反映明代后期病态的社会现状和带有当时病态风气的文学作品，一些人物，一些事件的写法，难免不带有变态的成分，运用现代心理学思想来研究它，或许是一条能打通现代人与古人心灵的途径。（与王志强合作）①头脑：碴口，由头儿。②和（huó活）娘收了：与娘搅在一起被收用（性占有）了。③俏一帮儿：俏，“凑”的方音写法。俏一帮儿，凑合一伙。④粉头：****的别称。⑤俺每：同“俺们”。三《潘金莲激打孙雪娥》赏析《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节选）话说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镇日夜不得个宁静。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那个春梅，又不是十分耐烦的。一日，金莲为些零碎事情，不凑巧骂了春梅几句。春梅没处出气，走往后边厨房下去，捶枱拍盘，闷狠狠的模样。那孙雪娥看不过，假意戏他道：“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春梅正在闷时，听了几句，不一时暴跳起来：“那个歪斯缠我哄汉子！”雪娥见他性不顺，只做不开口。春梅便使性，做几步走到前边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五一十，又添些话头道：“我和娘收了，俏一帮儿哄汉子。”挑拨与金莲知道。金莲满肚子不快活，只因送吴月娘出去送殡，起身早些，也有些身子倦，睡了一觉，走到亭子上。只见孟玉楼摇飐的走来，笑嘻嘻道：“姐姐如何闷闷的不言语？”金莲道：“不要说起，今早倦倒了不得。三姐，你在那里去来？”玉楼道：“才到后面厨房里走了一下。”金莲道：“他与你说些什么来？”玉楼道：“姐姐没言语。”金莲虽故口里说着，终久怀记在心，与雪娥结仇，不在话下。两个做了一回针指，只见春梅抱着汤瓶，秋菊拿了两盏茶来。吃毕茶，两个放桌儿，摆下棋子盘儿下棋。正下在热闹处，忽见看园门小厮琴童走来报道：“爹来了。”慌的两个妇人收棋子不迭。西门庆恰进门槛，看见二人家常都戴着银丝髻，露着四鬓，耳边青宝石坠子，白纱衫儿，银红比甲，挑线裙子，双弯尖红鸳瘦小鞋，一个个粉妆玉琢，不觉满面堆笑，戏道：“好似一对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潘金莲说道：“俺每才不是粉头，你家正有粉头在后边哩！”那玉楼抽身就往后走，被西门庆一手扯住，说道：“你往那里去？我来了，你脱身去了。实说，我不在家，你两个在这里做甚么？”金莲道：“俺两个闷的慌，在这里下了两盘棋子。 　　时没做贼，谁知道你就来了。”一面替他接了衣服，说道：“你今日送殡来家早。”西门庆道：“今日斋堂里都是内相、同官 ，一来天气暄热，我不耐烦，先来家。”玉楼问道：“他大娘怎的还不来家？”西门庆道：“他的轿子也待进城，我使回两个小厮接去了。”一面脱了衣服坐下，因问：“你两个下棋，赌些什么？”金莲道：“俺两个自恁下一盘耍子，平白赌什么！”西门庆道：“等我和你们下一盘，那个输了，拿出一两银子做东道。”金莲道：“俺每并没银子。”西门庆道：“你没银子，拿簪子问我手里当，也是一般。”于是摆下棋子，三人下了一盘，潘金莲输了。西门庆才数子儿，被妇人把棋子扑撒乱了，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掐花儿。西门庆寻到那里，说道：“好小油嘴儿，你输了棋子，却躲在这里。”那妇人见西门庆来，昵笑不止，说道：“怪行货子，孟三输了，你不敢禁他，却来缠我！”将手中花撮成瓣儿，洒西门庆一身。西门庆走向前，双关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戏谑做一处。不防玉楼走到跟前叫道：“六姐，他大娘来家了，咱后边去来！”这妇人方才撇了西门庆，说道：“哥儿，我回来和你答话。”同玉楼到后边，与月娘道了万福。月娘问：“你每笑甚么？”玉楼道：“六姐今日和他爹下棋，输了一两银子，到明日整治东道，请姐姐耍子。”月娘笑了。金莲当下在月娘面前，只打了个照面儿，就走来前边陪伴西门庆。分付春梅房中薰下香，预备澡盆浴汤，准备晚间两个效鱼水之欢。看官听说，家中虽是吴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门走动。出入银钱，都在唱的李娇儿手里。孙双关抱住，按在湖山畔，戏谑做一处。①时没做贼：此时没做偷偷摸摸的事。②内相、同官：内相即太监。同官指同在一处任职的官。③小油嘴儿：此处为昵称。 　　雪娥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吃饭，造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那房里丫头自往厨下拿去。此事不说。当晚西门庆在金莲房中吃了回酒，洗毕澡，两人歇了。次日，也是合当有事，西门庆许了金莲，要往庙上替他买珠子，要穿箍儿戴。早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银丝鲊汤。才起身，使春梅往厨下说去。那春梅只顾不动身。金莲道：“你休使他。有人说我纵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儿哄汉子。百般指猪骂狗，欺负俺娘儿们。你又使他后边做甚么去！”西门庆便问：“是谁说此话欺负他？你对我说。”妇人道：“说怎的，盆罐都有耳朵。你只不叫他后边去，另使秋菊去便了。”这西门庆遂叫过秋菊，分付他往厨下对雪娥说去。约有两顿饭时，妇人已是把桌儿放了，白不见拿来，急的西门庆只是暴跳。妇人见秋菊不来，使春梅：“你去后边瞧瞧。那奴才只顾生根长苗，不见来。”春梅有几分不顺，使性子走到厨下，只见秋菊正在那里等着哩，便骂道：“贼饧奴！娘要卸你那腿哩！说你怎的就不去了哩。爹紧等着，吃了饼要往庙上去，急的爹在前边暴跳，叫我采了你去哩！”这孙雪娥不听便罢，听了心中大怒，骂道：“怪小淫妇儿，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预备下熬的粥儿，又不吃，忽剌八新梁兴出来，要烙饼做汤！那个是肚里蛔虫？”春梅不忿他骂，说道：“没的扯淡，主子不使了①银丝鲊汤：以银鱼鲊做的汤。鲊，经腌、糟过的鱼类食品。②白：竟，表示意外。③贼饧（xíng形）奴：饧，面发酵谓之饧，引申为性动情发。此骂秋菊为发情的奴才、浪奴才。④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比喻指令来得急，措手不及。回族人马姓居多，回族人有固定时间做礼拜，时辰一到，其他事情都要停下来。⑤忽剌八新梁兴：“忽剌八”，突然的意思，蒙古语译词。“新梁兴”，新产生（的念头）。一只手拧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边来。《金瓶梅全图·九十二》（曹涵美画）来问你，那个好问你要？有没，俺们到前边自说的一声儿，有那些声气的！”一只手拧着秋菊的耳朵，一直往前边来。雪娥道：“主子、奴才常远似这等硬气，有时道着！”春梅道：“中，有时道使时道，没的把俺娘儿两个别变了罢！”于是气狠狠走来。妇人见他脸气的黄黄，拉着秋菊进门，便问：“怎的来了？”春梅道：“你问他。我去时还在厨房里雌着，等他慢条丝礼儿才和面儿。我自不是，说了一句：‘爹在前边等着，娘说你怎的就不去了，使我来叫你来了。’倒被小院儿里的，千奴才，万奴才，骂了我恁一顿。说爹马回子拜节，来到的就是。只相那个调唆了爹一般，预备下粥儿不吃，平白新生发起要饼和汤。只顾在厨房里骂人，不肯做哩。”妇人在旁便道：“我说别要使他去，人自恁和他合气说俺娘儿两个拦你在这屋里。只当吃人骂将来。”这西门庆听了，心中大怒。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骂道：“贼歪剌骨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他？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那雪娥被西门庆踢骂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刚走出厨房门外，雪娥对着大家人来昭妻一丈青说道：“你看我今日晦气，早是你在旁听，我又没曾说什么。他走将来凶神也一般，大喓小喝，把丫头采的去了，反对主子面前轻事重报，惹的走来平白把恁一场儿。我洗着眼儿看着主子、奴才，长远恁硬气着，只休要错了脚儿！”不想被西门庆听见了，复回来，又打了几拳，骂道：“贼奴才淫妇！你还说不欺负他，亲耳朵听见你还骂他！”打的雪娥疼痛难忍，西门庆便往前边去了。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4） 　　那雪娥气的在厨房里两泪悲啼，放声大哭。吴月娘正在上房，才起来梳头，因问小玉：“厨房里乱的些甚么？”小玉回道：“爹要饼，吃了往庙上去，说姑娘骂五娘房里春梅来，被爹听见了，在厨房里踢了姑娘几脚，哭起来。”月娘道：“也没见，他要饼吃，连忙做了与他去就罢了，平白又骂他房里丫头怎的！”于是使小玉走到厨房，撺掇雪娥和家人媳妇连忙攒造汤水，打发西门庆吃了，骑马，小厮跟随，往庙上去不题。这雪娥气愤不过，走到月娘房里，正告诉月娘此事。不防金莲蓦然走来，立于窗下潜听。见雪娥在屋里，对月娘、李娇儿说他怎的拦汉子，背地无所不为，“娘，你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①时道：时运。②别变：打发、处治。③雌着：呆着。④小院儿：指孙雪娥的住处，以“小院儿里的”鄙称雪娥。⑤合气：斗气；为意气相争。⑥拦：把持、独占的意思。⑦歪剌骨：指行为不正派的女人。 　　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①，人干不出，他干出来。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如今把俺们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汉子乌眼鸡一般，见了俺们便不待见。”月娘道：“也没见你，他前边使了丫头要饼，你好好打发与他去便了，平白又骂他怎的？”雪娥道：“我骂他秃也瞎也来？那顷②没曾在灶上把刀背打他？娘尚且不言语。可可今日轮他手里，便骄贵的这等的了！”正说着，只见小玉走到，说：“五娘在外边。”少顷，金莲进房，望着雪娥说道：“比对我当初摆死亲夫，你就不消叫汉子娶我来家，省的我拦着他，撑了你的窝儿。论起春梅，又不是我房里丫头，你气不愤，还教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的你和他合气，把我扯在里头。那个好意死了汉子嫁人？如今也不难的勾当，等他来家，与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月娘道：“我也不晓的你们底事，你每大家省言一句儿便了。”孙雪娥道：“娘，你看他嘴似淮洪③也一般，随问谁也辩他不过！他又在汉子根前戳舌儿①茧儿：行为。多指隐秘不可告人的事情。②那顷：那时。③淮洪：淮河决堤的洪水。比喻说话汹汹不已。④戳舌儿：搬弄是非，说人坏话。 　　转过眼就不认了。依你说起来，除了娘，把俺们都撵了，只留着你罢！”那吴月娘坐着，由着他那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只不言语。后来见骂起来，雪娥道：“你骂我奴才，你便是真奴才。”险些儿不曾打起来。月娘看不上，使小玉把雪娥拉往后边去。这潘金莲一直归到前边，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到日西时分，西门庆庙上来，袖着四两珠子，进入房中。一见便问：“怎的来？”妇人放声号哭起来，问西门庆要休书。如此这般告诉一遍，“我当初又不曾图你钱财，自恁跟了你来。如何今日交人这等欺负！千也说我摆杀汉子，万也说我摆杀汉子。拾了本有，吊了本无①，没丫头便罢了，如何要人房里丫头伏侍，吃人指骂？我一个还多着影儿哩！”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三尸神②暴跳，五陵气③冲天，一阵风走到后边，采过雪娥头发来，尽力拿短棍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向前拉住了手，说道：“没的大家省事些儿罢了，好交你主子惹气。”西门庆便道：“好贼剌骨！我亲自听见你在厨房里骂，你还搅缠别人，我不把你下截打下来也不算！”看官听说：不争今日打了孙雪娥，管教潘金莲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有诗为证：金莲恃宠仗夫君，倒使孙娥忌怨深。自古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生尘。《潘金莲激打孙雪娥》选自《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此段为全书写西门庆家庭内部妻妾之间争宠的第一个波浪。西门庆一妻五妾：吴月①拾了本有，吊了本无：拾到了就算有，掉了就算没有。比喻有没有都无所谓。②三尸神：道教谓人体内驻于人头、人腹、人足内的神，使人多欲，易怒好杀。③五陵气：本指富豪气概，此处以五陵气指怒气。五陵：西汉皇陵：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的合称。 　　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此时，潘金莲争宠地位的主要对手李瓶儿还没有娶进家门。在李瓶儿之前，金莲是最受宠爱的妾。她出身贫寒之家，是潘裁的女儿，没有财富，优势在貌美、聪慧、有才艺（擅弹琵琶，会百家歌曲）。她以姿色与性为武器笼络西门庆，得到极度的宠爱，与西门庆“淫欲之事，无日无之”。吴月娘惊叹潘金莲的美貌：“小厮每来家，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生的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隐含了月娘的妒意。金莲虽不满月娘的正妻地位，因刚进西门庆家，只好尊重拜见与拉拢。李娇儿风月不及金莲，孟玉楼较为超脱又是金莲的同盟。第四妾孙雪娥为房里丫鬟出身，她在厨房里做仆妇的头，尽管地位等同奴婢，但缺乏自知之明，成为嫉妒金莲，与金莲争宠的头一个对手。本回即为两人正面冲突之重要篇章。金莲丫鬟春梅挨了金莲的骂，走往厨房孙雪娥那里出气，却遭孙雪娥戏弄，便回到金莲处挑拨金莲与雪娥的关系。这就埋下了金莲激打孙雪娥的祸根。接写金莲、孟玉楼与西门庆下棋，写金莲在西门庆面前撒娇，显示金莲的倍受宠爱。同时，又交代了孙雪娥虽为第四房妾，实为奴婢的处境地位。雪娥戏弄春梅、金莲撒娇、雪娥地位低下受冷落，这一点为“激打”作了铺垫。下文即展开“激打”场面的描写。潘金莲激打孙雪娥，分三层递进发展。第一层，西门庆外出为给潘金莲买首饰，等吃荷花饼，使春梅告知厨房，潘因雪娥认为金莲、春梅合伙哄汉子，不让春梅去，只好让小丫头秋菊去。这里，读者可感受到金莲、春梅、雪娥各自的心态与她们之间的潜在冲突。第二层，西门庆等吃荷花饼，见秋菊不回来，不能不使春梅去，春梅与雪娥之间展开正面交锋，各不相让。写得宠的大丫头春梅（暗写金莲得宠），与失宠的妾妇雪娥之间冲突。第三层，春梅回来向亲主子西门庆、潘金莲告说雪娥在厨房骂人，西门庆一怒之下，走到厨房，打骂孙雪娥。春梅的言行表现出她的傲气与得宠。“使性子走到厨下”，骂秋菊是“贼饧奴”，甚至向雪娥骂说“没的扯毯淡”。西门庆向孙雪娥骂道：“贼歪剌骨！我使他来要饼，你如何骂他？你骂他奴才，你如何不溺胞尿，把你自家照照！”这既写出了西门庆对春梅宠爱（暗写宠爱金莲），又写出西门庆只把雪娥看成奴婢。雪娥的言行则表现出她缺少自知之明，而不甘受屈辱，渴望要抗争的心态。实际上，春梅与雪娥都是西门庆家中的仆妇，然而，在封建时代一夫多妻制之下，她们之间却缺少相互的同情怜悯，显示出《金瓶梅》世界的灰暗、冷漠与妇女们的悲惨处境。此时的金莲被宠爱，遭嫉妒，处于得意得势的情态。等到西门庆娶进李瓶儿，因李瓶儿不但貌美，有财富、有子嗣，又是贵族出身，性格温柔，受宠远远超过金莲。这时的金莲处处主动，害死李瓶儿生的官哥，嫉妒死李瓶儿。还与宋蕙莲、如意儿等人争宠。《金瓶梅》作者多层次全方位地描写了多妻制家庭中女性的生存情态，塑造了成体系的女性形象，而潘金莲始终处于中心位置，成为《金瓶梅》女性世界的第一号人物。可以说，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兰陵笑笑生关注女性，观察了解女性，也感受研究女性，努力去理解女性，在描写她们被扭曲的人性之时，他也很细微地展现了女性身上的美和这种美的被毁灭。作者以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创造性地塑造了潘金莲等成功的艺术典型，实现了小说艺术的重大突破，建造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李瓶儿对性爱的追求（1） 　　《金瓶梅》为中国第一****这一论断似乎已被推翻，可书中的妇女，尽管遭遇不幸，结局悲惨，读者也为她们献上自己的同情，但是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冠以一个“淫”字，而《金瓶梅》书因之而得名的三个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更被认为是典型的“淫妇”。认为潘金莲是“淫妇”，我还可以同意，但把李瓶儿也列入“淫妇”类，我却不敢苟同。李瓶儿并不像潘金莲那样淫欲膨胀，行为放荡，从主子到奴才，甚至女婿，她都淫过。而李瓶儿与西门庆之通奸是因为她的丈夫花子虚是个不知理家，只会在外撒漫使钱，花天酒地的浪荡子，使瓶儿枯守空房，相比之下，瓶儿当然喜欢西门庆，这个集官、商、霸一体的人物，同时他又在性爱上使瓶儿得到满足，嫁到西门庆家后，李瓶儿是很安分的，再没有与其他人通奸。这说明李瓶儿与西门庆通奸，并不是她行为放荡，而是真情的一种具体表现。有人把李瓶儿与潘金莲同归一类：“奸情杀夫。”这样认为对瓶儿未免不公。武大是潘金莲亲手用药毒死，而花子虚是由于“房族中告家财”被县里做公的拿去了，而李瓶儿的反映是“罗衫不整，粉面慵妆……脸吓得蜡渣也似黄，跪着西门庆，再三哀告道：‘……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捉起罢。……’说毕，放声大哭。……（又）往房中开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由此看出，子虚受难，瓶儿尽力搭救，如何有谋害之心呢？至于她多拿了许多细软金银宝物与西门庆倒是实情。因为求人尚需拿钱财打点，何况她与西门庆有私情，就更不惜多拿财宝给他，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于西门庆上下打点，“于是把花子虚一下也没打，……放出花子虚来家”，这难道能说不是瓶儿的功劳吗？如果瓶儿不跪求西门庆帮忙，像西门庆这样狠毒的人，对人家的老婆又早有觊觎之心，他怎愿意放出花子虚，巴不得借此机会把他打死，岂不免了他许多麻烦？省得像毒死武大那样费许多周折，瓶儿岂不唾手可得？所以救出花子虚，全在瓶儿。而瓶儿对子虚之不满在他被放回家后表现得很强烈。子虚查算西门庆使用银两的下落，被瓶儿骂了四五日，又暗告西门庆不给子虚找回的银子，子虚连气带病，不久便死了。瓶儿没过子虚五七，就过来给潘金莲拜生日，可见是一心想着西门庆，对子虚的死已全然不放在心上，而子虚的死亦不能说与瓶儿的态度没有一点关系，瓶儿与西门庆有私情也不假，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背上谋害亲夫的罪名。瓶儿对其第三个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也给人凶悍的感觉。由于西门庆因京案连累，未能如期办理与瓶儿的婚事，瓶儿思念成疾，蒋竹山治好了瓶儿的病，被招赘成亲，开了个药铺。西门庆听说后设计打了蒋竹山，瓶儿恼竹山之无能，将他赶出，又思嫁西门庆。瓶儿对子虚、竹山两个人的态度同样是凶悍的，主要是由于他们都不能在情欲上满足瓶儿。子虚是个浪荡子，只知宿娼嫖妓，让瓶儿枯守空房，瓶儿的性爱要求得不到满足，心灵、肉体上都感到寂寞而空虚，尤其是遇见西门庆后，西门庆给了她情欲上的满足，于是她更加厌恶子虚，对他“骂了四五日”，是对其不能满足她性爱要求的一种怨恨心理的发泄。对竹山亦是如此。蒋竹山是在瓶儿思念西门庆成疾时出现的，他治好了瓶儿的病，也补了西门庆的缺，可他同样满足不了瓶儿的情欲要求，气得瓶儿骂他一顿，心中渐生厌恶。而蒋竹山在为人方面也显得很委琐，最初他对瓶儿是跪下求亲，被打之后，又跪求瓶儿给他拿三十两银子以了结官司，这不能不使瓶儿从各个方面都看不起他，最后把他撵出去，而一心只想西门庆。所以说瓶儿对他们两人的凶悍，是由于她的情欲追求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造成的。 　　与花子虚、蒋竹山相比，西门庆显然是瓶儿理想中的人。李瓶儿曾对西门庆说过：“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瓶儿对西门庆的思慕、想念，和一心只想嫁西门庆，表现了她的性欲追求。李瓶儿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小姐，最初是与大名府梁中书为妾，后又被花太监之侄子虚娶为正室，接着是招赘蒋竹山。瓶儿在梁中书家虽为妾，但梁中书可比西门庆这个清河县的提刑官大得多，嫁给子虚和竹山都是为妻，而到西门庆家只是做第六房小妾。瓶儿并不像潘金莲那样出身小户人家，只能做丫头（连妾也做不成），又为武大妻，她嫁给西门庆虽为第五房小妾，可地位仍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瓶儿这种妾──妻——妻──妾地位的变化，不是提高（甚至下降），但仍使李瓶儿思嫁西门庆，说明她嫁给西门庆不是求得地位的改变。瓶儿嫁给西门庆也不是求钱财。瓶儿出身贵族，钱财在她并不是稀奇之物，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李逵大闹大名府时，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的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为花子虚妻时，花太监又把钱财交与她保管。瓶儿是带着大量的钱财嫁到西门庆家中来的。她不仅有色，而且还有财。可见，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不是求地位，也不是求钱财，只是求得性欲上的满足。瓶儿在许嫁西门庆之后，西门庆又因京案连累，暂把婚事搁放在一边，瓶儿因思念西门庆过度而成疾。可见，瓶儿对于情欲的追求是多么强烈，而西门庆又给了她多大的满足。瓶儿想得心迷了，精神恍惚，产生了变态心理，每夜梦见西门庆与其彻夜欢娱，“自此梦境随邪，……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李瓶儿在情欲得不到满足时产生了心理变态，达到了痴迷、恍惚的程度，蒋竹山只是一时治好了她的病，真正能治好她的病的是西门庆，他才是“医奴的药”，使她得到满足，心理也趋于正常。这是她嫁给西门庆的重要原因。李瓶儿与西门庆不仅仅是性爱的追求，也有情爱的成分。她不像潘金莲那样淫欲恶溢，只想专房固宠，她对西门庆是温柔体贴，一心伏侍的。正因为这样，西门庆对她才比对其他妻妾多几分怜爱，在她死后抱着尸体大哭不止，这在西门庆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关于李瓶儿的性格，有人认为，她的前期性格，对花子虚和蒋竹山显得很凶悍，嫁到西门庆家则变得柔顺了，写她的柔顺是为了衬托潘金莲的凶恶，这样使瓶儿的性格前后不一致，是作者的败笔。这样认为有其片面性。瓶儿出身贵族家庭，最初又在梁中书这样的大户人家为妾，自然会养成一种温柔、小心的柔顺性格，书中借西门庆与吴月娘的对话交待出李瓶儿是“好个温克性儿”，但李瓶儿对花子虚和蒋竹山表现出的凶悍，可以说是她心理变态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这两个人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怨恨情绪的发泄，是她性格的另一面。她刚到西门庆家，西门庆因恼她嫁了蒋竹山，一连三夜不到她房里来，她上了吊，被救下来后，又被西门庆打了鞭子，西门庆问她：“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她道：“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这等为人上之人，只是你每日吃用稀世之物，他在世上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什么来比你！莫要说他，就是花子虚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时，奴也不恁般贪你了。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这番话是瓶儿的心里话，她的确是喜欢西门庆，这件事也是瓶儿性格的转折点，在西门庆面前，她是弱者，西门庆是强者，她也就只有表现她做为弱者的柔顺，而在花子虚和蒋竹山面前，她是强者，他们是弱者，她随着怨恨的发泄，也就表现出强者的凶悍。另外瓶儿在西门庆家中的生活是满足的，她死时表现出对生活的无限留恋。她在喜欢的人身边，在满足的生活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柔顺的一面，是很自然的。人的性格不是单一的。做为典型人物的李瓶儿，其性格更是多侧面的，在不同的境遇中使其性格多方面发展是很正常的，或柔顺，或凶悍，这在她一生的性格发展中可以说是统一的，一致的。李瓶儿身上所反映出的对性欲的强烈要求，是一种对人性的追求。这与《金瓶梅》所产生的时代是密切相连的。《金瓶梅》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统治虽然仍相当稳固，但已开始动摇、瓦解。在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宋明理学虽然仍是处在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已受到左派王学的强大冲击。 　　李瓶儿对性爱的追求（2） 　　新一代的思想家们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他们只承认“天理”，不承认“人欲”，否认人的自然天性，对人的极大蔑视，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予以强烈抨击。李贽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认为“好货”、“好色”，都是人人应有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其他作家如汤显祖提出“主情说”、冯梦龙的“情真说”无一不是针对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要求文学要表现人的自然的本性，自然的欲望。另外，《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商品经济发展，金银财富大量积聚，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并且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们长期被封建社会压抑的生活欲望迸发出来，封建的伦理道德被置之于不顾，并且市民阶层的贞洁观念淡薄。所以，李瓶儿蔑视封建伦理道德，表现出妇女自我解放的要求。李瓶儿对性欲的追求，是一种要求个性解放，追求人性自由的合理、正当的要求，代表着时代的一种新思潮，和社会进步的新思潮，她对人性的追求，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李瓶儿的人性追求仍处在一种朦胧的、肤浅的、不自觉的状态中，不免要受时代和其地位的局限。李瓶儿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大胆地、赤裸裸地表现性爱。这固然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同时也不免有道德与人伦的丧失，李瓶儿作为社会的一员，受时代潮流的冲击，只能是随波逐流，而不可能站在比世人更高的层次。李瓶儿在封建社会中不仅作为人，而且更作为“女人”，所以，她的追求是受很大限制的，她不能像男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满足自己的情欲，她的命运是掌握在西门庆手中的，她的欲望能否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门庆，她要忍受西门庆的摧残和性欲得不到满足的痛苦。所以瓶儿固然有自己的追求，但她还是做为男人的附属物和社会的畸形儿而存在的，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牺牲品。 　　李瓶儿嫁到西门庆家开始了她久已向往的生活，也同时翻开了她悲剧命运的一页。瓶儿刚到西门庆家，就被西门庆来了个下马威，打了一顿鞭子，瓶儿情感西门庆后，西门庆对瓶儿和潘金莲同样宠爱，不偏不倚。瓶儿生下官哥儿后，西门庆对她的宠爱超过了潘金莲，大有专房专宠之势，潘金莲五惊官哥儿，最后终于用雪狮子猫吓死了官哥儿，瓶儿不久也因患血崩重症而亡，死时二十七岁。瓶儿的死，不仅仅反映了她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是一种时代造成的悲剧，瓶儿是时代的牺牲品。瓶儿的死，是由于妻妾争宠而导致的悲剧。它反映了封建婚姻、封建家庭制度的黑暗。瓶儿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封建制度已开始瓦解，被封建社会长期压抑的人已开始觉醒，人性开始复苏，李瓶儿做为人性的追求者，也开始了她的追求，但妇女的地位仍然是十分低下的，妻妾成群，一个男人占有无数个女人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社会现象。在这种黑暗的封建婚姻、封建家庭制度下，女人不被认为是独立的人而存在、而被承认，她们是做为玩物，做为附属品而存在的。而这种附属品的地位也不是能长期稳固的，于是在女人们之间，具体地说是在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争斗。而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潘金莲与李瓶儿之间。西门庆一共有六个妻妾：吴月娘（正妻）、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潘金莲性格泼辣、狠毒，一心想专房固宠，在李瓶儿未来之前，她在五妻妾中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可是李瓶儿来了之后，开始与她平分秋色，生了官哥儿之后，西门庆对瓶儿就大有专房专宠之势，于是潘金莲对李瓶儿展开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潘金莲打击李瓶儿的方法之一，就是挑拨吴月娘与李瓶儿的关系，孤立李瓶儿。第一次，第二十回，李瓶儿过门之后，吃会亲酒，潘金莲因曲子唱“永团圆，世世夫妻”，便对吴月娘说：“大姐姐，你听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该唱这一套，他做了一对鱼水团圆、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哪里？”月娘听了这两句，未免有几分恼在心头。接着又写：“自此西门庆在瓶儿房里歇了数夜。别人都罢了，只有潘金莲恼的要不的，背地唆调吴月娘，与瓶儿合气。对着李瓶儿，又说月娘容不得人。”第二次，第五十一回，潘金莲见西门庆与李瓶儿歇了，足恼了一夜没睡，怀恨在心，第二日对月娘说，李瓶儿说你“虔婆式，乔坐衙”，这话造得太毒，因为月娘一向以贞洁寡欲自居，骂她是淫妇老婆，她岂能容忍，气得月娘要找瓶儿对证。二次诬陷李瓶儿，是潘金莲打击李瓶儿的另一个重要手段。第三十一回，琴童故意藏壶，潘金莲当众说“琴童是他（李瓶儿）家人，放壶他屋里，想必要瞒昧这把壶的意思”。第四十三回，官哥儿玩丢了金镯子，潘金莲幸灾乐祸，并对吴月娘指控李瓶儿“瓮里走了鳖，左右是他家一窝子，再有谁进他屋里去”。但最后发现金镯子是李娇儿的丫头夏花偷去的。五惊官哥儿，最后训练雪狮子吓死官哥儿，是潘金莲害死李瓶儿的最阴险的手段。潘金莲自从听到李瓶儿怀孕，就是切齿痛恨的，官哥儿出生后就想方设法加害官哥儿。一惊官哥儿，第三十二回，做弥月时，潘金莲把官哥儿举得高高的，吓得孩子半夜发寒潮热起来，不吃奶，只是哭。二惊官哥儿，第四十一回，潘金莲打秋菊，把官哥儿吓醒了。三惊官哥儿，第四十八回，西门庆上坟祭祖，潘金莲抱着官哥儿与陈敬济嘻闹，吓得孩子回来后夜间只是惊哭，不肯吃奶。四惊官哥儿，第五十二回，金莲与敬济在花园调情，丢下官哥儿，孩子被一只大黑猫惊吓，不吃奶，只是哭。为官哥儿之死做一伏笔。五惊官哥儿，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打秋菊，又一次惊吓了官哥儿。第五十九回，潘金莲训练雪狮子猫，吓死官哥儿，在官哥儿死后，潘金莲还大骂李瓶儿，致使瓶儿气忧交加，得重症而死。而李瓶儿对潘金莲始终采取的是忍让的态度，但并没有感化潘金莲，最终还是被她害死。从表面上看，李瓶儿之死似乎完全是由于潘金莲个人的原因，是由于潘金莲的阴险狠毒和她自己的软弱忍让所造成。其实，这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潘金莲与李瓶儿同是遭遇不幸，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但潘金莲为什么会对李瓶儿如此狠毒呢？因为她们同是妾，要想使自己能生存下去，达到固宠的目的，就必须战胜对方，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李瓶儿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她们的争斗正是由封建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造成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必然结果，所以从表面上看，李瓶儿是潘金莲的牺牲品，实质上，她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李瓶儿还是封建子嗣观的牺牲品，瓶儿因其宠，又因其亡。 　　李瓶儿对性爱的追求（3） 　　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悲哀。封建社会中母以子贵的现象并不少见。西门庆做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暴发户，钱财已经足够多了，但这个富豪之家却人丁不旺，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却偏偏不拥有一个儿子。李瓶儿以其美貌并钱财早已赢得了西 　　门庆的宠爱，但在她生了官哥儿之后，西门庆就把其他妻妾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宠她，大有专房专宠之势。把官哥儿与乔大户之女定亲时，瓶儿俨然与月娘平起平坐了，这使要尖、凶狠的潘金莲如何能容忍得下。潘金莲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一切机会加害官哥儿，她五惊官哥儿，最后想出最毒的一招，训练雪狮子猫，用红绢裹着肉投给它吃，久之，猫养成了见到红色的物件就扑过去挝而食之的习惯。一日，官哥儿穿上红缎衫，在炕上玩耍，雪狮子只当是平时喂它的肉食，猛扑上去，抓破了身子，吓得孩子惊风抽搐而死。孩子一死，李瓶儿又怎么能活下去呢？她又伤心，又生气，不久得重症也死了。封建的伦理观、传宗接代的思想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不然，潘金莲是与瓶儿争宠，她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甚至害死李瓶儿本人，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加害官哥儿呢？因为瓶儿之专宠是母以子贵，孩子一死，西门庆对瓶儿之宠就会少了一半，瓶儿对潘金莲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了。另外，孩子是李瓶儿的心肝，孩子一死，瓶儿也会伤心而死，这岂不是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吗？瓶儿因官哥儿之生而得宠，又因其亡而亡。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一半靠丈夫宠爱，一半靠儿子支撑，没有了儿子的支撑，就没有了丈夫的宠爱，瓶儿又怎能活下去呢？可见，是封建的子嗣观害了瓶儿。从瓶儿身上反映了明代的宗教思想，儒、释、道教都吸收了因果报应说。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瓶儿以孽死。”这说明瓶儿之死体现了作者因果报应的思想。作者对李瓶儿虽有许多同情，但认为她的死是作恶的应得。李瓶儿为花子虚妻时，就与西门庆通奸，一心思嫁西门庆，子虚得病，她不给好好治，使子虚病死。作者认为，这是瓶儿犯下的罪孽，以后应受到报应。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认为：“官哥儿，非西门之子也，亦非子虚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则谁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观其写狮子街，靠乔皇亲花园，夜夜有狐狸，托名与瓶儿交，而竹山云‘夜与鬼交’则知其为鬼胎也。观后文官哥临死，瓶儿梦子虚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即子虚之灵爽无疑，则其为鬼胎益信矣。……是子虚之孽，乘乔皇亲园鬼魅之因，已胎于内。而必待算至瓶儿进门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为孽也。不然岂知如是之巧哉？盖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儿，隔三日方入瓶儿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岂非一日不多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官哥儿死后，瓶儿又梦见花子虚来缠她。西门庆在瓶儿生病时请了潘道士来，借潘道士之口说出瓶儿是“为宿世冤恩诉于 　　阴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李瓶儿死后，西门庆梦见瓶儿托梦于他，“我被那厮（花子虚）告了一状，把我监在狱中”。子虚幻化成官哥儿来折磨瓶儿，官哥儿经常生病，最后死去，使李瓶儿伤心而死，官哥儿死后，子虚之魂又把瓶儿缠死。作者认为瓶儿是因为作恶得到报应而死，体现了作者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反映了明代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及当时宗教在市民阶层中盛行的情况，反映了市民心理及市民生活的另一面。瓶儿之死，与作者这种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密切相连。李瓶儿的名字被放在《金瓶梅》书名中，可见其在书中地位的重要了，其名字“瓶儿”有其特殊寓意。张竹坡云：“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枯在即。”所以说瓶儿之生死喻示了西门庆家庭的兴衰。瓶儿初嫁到西门庆家时，西门庆刚刚脱祸，西门一家开始有新的转机，家道呈兴起、上升之势。瓶儿生子与西门庆加官几乎是同时、双喜临门，西门之家道由此而大盛。官哥满月，西门庆大摆宴席，盛况之空前，是西门家热极之时。瓶儿死时，丧礼办得很宏大，但表面虽热闹，实际已暗藏冷局，所谓物极必反，从此西门家道日渐衰落。由此，瓶儿在书中地位可明见矣。（与姜学君合作） 　　吴月娘惨淡经营的一生 　　《金瓶梅》一出，意见纷争便起。谁解其中味？许多人想成为笑笑生的知己，但是否真有一个，并不能确定，对于一部伟大作品来说，这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正因为其伟大，它便有了永久的意义，各个不同时代各个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观照他自己的思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金瓶梅》中考察一下它关于人生问题的见解也就没什么不合适。兰陵笑笑生对于人情世态体察是极其深切的，眼光是非常高远的。在这第一奇书中，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特别是中国女性的人生进行了比较高的意义上的思考。对中国女性的人生的思考包含在《金瓶梅》中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地位的女性形象上，最为集中的思想则体现在几个主要女性身上：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吴月娘。潘金莲的一生是荡妇与尤物的一生。她的出身与经历极尽悲惨。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幼遭凌辱，此后又在男权的漩涡之中几经辗转流离，始终改变不了一个特殊娼妓与玩物的本质。她只能用风情、用心计争取其向往的一切，这养成了她极其淫荡、极其无耻、极其残忍的个性。环境与经历与其个性合流把她造成了一个破坏体，她破坏了社会固有秩序、破坏了正常的人际，也最终破坏了她自己。李瓶儿则更多地体现出爱情在功利社会中的遭遇。西门庆与其妻妾之间除了淫欲和欺哄之外还多少有些相知相爱成分的只有李瓶儿。但这仅有的爱情在功利的世界之中又染上了过多的败坏之气。西门庆不过是李瓶儿太过于有限的视界之内的强者，为此引起了她义无反顾的爱慕；西门庆毫无疑问对李瓶儿的家产有着更大兴趣。李瓶儿尸骨未寒，西门庆就与如意儿淫乱，这恰表明了仅有的爱情也是极其有限的。春梅的一生正表明了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物随着男人的沉浮而沉浮——女性命运的无常。她本是吴月娘手下一个十六两银子买来的普通小丫头，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派给了潘金莲受到了西门庆的青睐，从此倍受宠爱。西门庆死后，由于协同潘金莲与陈敬济通奸被卖了出去，又是偶然的机遇做了守备太太，从此又大出风头，享尽荣华，最后竟淫暴而死。而吴月娘则是为婚姻、为家庭乃至为超婚姻、超家庭的一生。在她的形象上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气象。如果说，金、瓶、梅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极尽描写，体现作者人生观的话，那么在吴月娘的身上则加上了作者许多的理想成分。前三个人的孽死表明了作者的否定态度，也表明了那些女性在社会生存中的实际命运。吴月娘的寿终正寝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此种人生的肯定，也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生存与发展所能容许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看出，吴月娘形象的内涵要复杂丰富得多。她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生存类型，也是作者理想某些部分的寄托。吴月娘出身于一个下级官僚家庭，正常地成长、接受了正常的观念。但因为进了一个完全非观念的家庭，命运中便出现了许多微妙与复杂之处。她不能令西门庆满意。 　　这在吴月娘没有正式出场之前在西门庆的口中就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受正统观念教育、不仅关心淫欲、而且关心家庭伦常的女性与一个淫棍当然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里，吴月娘把自己的大部分交给了婚姻、交给了家庭。这表现在她的克己与避嫌上。她并不像当时社会许多家庭的正妻是因为人老珠黄受到冷落，她与其他妻妾一样正当青春年少。她不是没有欲望，也不是没有能力更多地占住丈夫，但她多次把西门庆赶到其他妻妾房中，不与人争风吃醋。她对于家庭人际的当然与已然了然于心，为了维护家庭的运转做出了让步。凭着她正妻的主子地位，妻妾与奴才们许多纠葛她本有干涉的权力，但她因为知晓内中利害大多远而避之。维护之间她不仅成了一个维护者，也成了某种程度的旁观者，她的木讷和念经不单是她作为维护者理家才能的缺欠，也是作为旁观者感受着大家庭不可避免地由盛及衰的无力。但是，在这样的隐忍生活中她还是培养了独立支撑的能力。西门庆死后，妻妾、奴才与帮闲无论当初是得宠还是受压，此时都各怀私利作鸟兽散了，西门家能够继续支撑下来，也就缘于她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的惨淡经营的才能。当然，吴月娘性格中不只是这单一的方面，她是复杂的，她的克己不单是给人让位，也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敬。西门总是敬她三分，在这份敬中也得到了部分回报。在一味的让、忍中，她并非不藏私心，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她更懂得如何在这复杂的家庭中谋私和确保自己的地位。为了生孩子，她背地里与王、薛二姑子做交易，可谓用心良苦。在为李瓶儿之事与西门庆造成嫌怨之后，她用祷告换回西门庆的理解也是绝妙的一场。事后快嘴的潘金莲骂她虚伪、对神佛祷告为何用高声？一语道破天机。在吴月娘的形象中，作者的寄寓也是很明显的。好人好报的观念在许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梵僧给西门庆春药，他最先在吴月娘处用；吴月娘吃了保胎药，西门庆恰巧来到房中，而在潘金莲吃药时却出了差错。这样的细节不一而足，这可以说是作者在其作品中对他塑造的唯一一个还算是“好人”的形象有意给予的报偿。这细节之中表达了作者的愿望，有些地方反而使人物显得虚伪。但虚伪也罢，加在吴月娘身上也并不失真，这恰好也表明了处于吴月娘地位的女性为人的辛酸与苦楚。可以这样说，《金瓶梅》对于金、瓶、梅的成功塑造表明了作者对于女性生活的深切体察，对吴月娘形象的成功塑造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整个社会透彻的认识。作者站到了宗教的高度，用菩萨心肠来看整个社会与人生，悲悯之心顿生。在这样的高度俯看社会人生，当然的第一感慨就是无常。在无常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西门庆、金、瓶、梅之流极尽享乐，自以为可以终生享乐，却不想最终暴死，人亡而家破。在吴月娘身上，作者指出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生出路。吴月娘对淫僧念经而修有所成，她实际上遵循着自己的宗教，守住了自己的心神，克己而与人为善，终能在无常的社会中得到幸免。作者在吴月娘身上的思考是悲观的，这可以从吴月娘由家庭、婚姻而走向神佛的道路中看出。西门庆死后，吴月娘把孤儿和几个寡妇抛在家中，不顾路途遥远到泰山去还愿是脱离家庭的行为。这种明显有悖常理的行为恰表明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悲观与逃离。百回大书写出了一个社会的无可救药，宗教成了维持一种真意人生的唯一出路。社会与人生充满罪孽，又极其无常。无论是来兴儿的劫财、陈敬济的无赖、殷天锡、王英的见色起淫，这都是吴月娘个人力量无法与之对抗的，而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只不过是得益于她平日的修行而终获一救。西门庆撒手而去，孝哥儿又终被度化，这都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吴月娘脱离了一种类似罪孽人生的纠缠，修成了世俗界的正果。（与李伟娟合作） 　　秋菊，玉箫、小玉简论（1） 　　秋菊是潘金莲房里上灶、干粗活的丫头，是西门庆娶进潘金莲时，吴月娘用六两银子买来的。在西门庆家所有的婢仆用人之中，秋菊的遭遇是最苦的，过的是人下人、奴下奴的生活。西门家败落后，她被吴月娘以五两银子卖掉。秋菊和春梅都是潘金莲房里的丫头，但其性格、地位和待遇却大不一样。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妇人打的是她”。对秋菊来说，挨打受骂已是家常便饭。而且，不管有没有理由，不管是非曲直，潘金莲都任意拿她泄愤出气。不仅主子打她，就连同样是丫头的春梅也经常打她，而且常常怂恿主子打她，嫌潘金莲打得不狠，像“逗猴似的”，主张叫个小厮狠狠地打她才“惧怕些”。秋菊的受虐待，自然是潘金莲的狠毒所致，但从秋菊这方面看，她也有其不讨主子喜欢之处。所谓“为人浊蠢，不任事体”，正概括了秋菊在主子眼中的形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表现了秋菊与众不同的值得同情或肯定的性格特征。小说第二十八回的红绣鞋风波集中生动地刻画了秋菊的性格。妇人约饭时起来，换睡鞋，寻昨日脚上穿的那一双红鞋，左来右去少一只，问春梅。春梅说：“昨日我和爹扶着娘进来，秋菊抱娘的铺盖来。”妇人叫了秋菊来问。秋菊道：“我昨日没见娘穿着鞋进来。”妇人道：“你看胡说！我没穿鞋进来，莫不我精着脚进来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里没有？”妇人骂道：“贼奴才，还装憨儿！无故只在这屋里，你替我老实寻是的。”这秋菊三间屋里，床上床下，到处寻了一遍，那里讨那只鞋来。妇人道：“端的我这屋里有鬼，摄了我这只鞋去了。连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见了，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做甚么？”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记落在花园里，没曾穿进来。”妇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没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这贼奴才，往花园里寻去。寻出来便罢。若寻不出我的鞋来，教她院子里顶 　　着石头跪着。”这春梅真个押着她，花园到处，并葡萄架根前，寻了一遍儿，那里得来，再有一只也没了……春梅骂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儿，没的说了！王妈妈卖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么人偷了娘的这只鞋去了？我没曾见娘穿进屋里去，敢是你昨日开花园门，放了那个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哕了去……一面押她到屋里，回妇人说没有鞋。妇人叫采出她院子里跪着。秋菊把脸哭丧下水来说：“等我再往花园里寻一遍，寻不着随娘打吧。”秋菊又到花园山子底下的雪洞里去寻，结果在书箱里翻出了西门庆姘妇宋惠莲的一双同样的红绣鞋。潘金莲看了一回，说道：“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与我跪着去”，春梅拿一块大石头顶在她头上。从以上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秋菊地位最低下，生活最悲惨。鞋本来不是她弄丢的，可是潘金莲主仆二人一口咬定是她，而且不容分说，对她滥施淫威，骂她、唾她、“押”着她、打她，让她顶着石头跪着。书中多处描写秋菊挨耳光、挨板子、挨鞭子、挨指甲掐、顶石头下跪，被打得“皮开肉绽”、“脸被掐得稀烂”、“杀猪也似叫”。这哪里是人的生活，简直连牛马也不如！第二，秋菊不像其他丫头那样精灵机敏，她不会献媚取宠，不会说话，不会看主子脸色行事，是个憨直蠢拙的姑娘。在丢鞋风波中，她坚持说潘金莲从花园回屋没有穿鞋，使潘金莲十分难堪；在找到丢失的一只鞋后她问：“怎么跑出娘的三只鞋来？”更惹得潘金莲大怒，说秋菊有意骂她是“三只脚的蟾”。特别是秋菊竟把潘金 　　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金瓶梅全图·二百八十三》（曹涵美画） 　　莲恨之入骨的宋惠莲的鞋说成“娘的鞋”，更使潘金莲大为光火。这都表明秋菊的“浊蠢，不任事体”。她天真幼稚，不懂得事情的复杂和人事关系的微妙难测。她发现潘金莲与陈敬济私通后，告诉小玉，而不知道小玉和春梅好，春梅又和潘金莲一条藤，结果遭到一顿毒打。更有甚者，她第二次发现潘陈私通后又告诉小玉，蠢笨懵懂一至于此！第三，她倔强执着，敢于直言，敢于抗争，锲而不舍。在凶悍蛮横的潘金莲面前敢于直言抗争，虽然屡遭毒打也决不屈服。这种倔强执着的性格在告发潘金莲与陈敬济私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接连几次告发都没有成功，自己吃了皮肉之苦，又陷于极端的孤立。她两面不是人：潘金莲恨她，吴月娘误解她，骂她是“贼葬弄主子的奴才”，同为婢女的春梅和小玉甘心为虎作伥，站在潘金莲一边。可是秋菊不服气，她不能容忍潘金莲“暗里养女婿”却在人前“假撇清”装正人君子，她要扯掉她的画皮。她也不相信潘金莲的丑行会永远掩盖下去。最后的一次揭发终于让吴月娘看到了潘金莲和陈敬济私通的真凭实据。这也成了潘金莲被卖出西门家的直接原因。秋菊的反抗是自发的，她对自己地位和命运的意识是朦胧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赞美她的反抗精神。在西门庆家中的众多婢仆中，多的是对主子的恭顺和谄媚，而绝少与主子作对敢于触其逆鳞的人。对潘金莲的淫乱行为，春梅与之沆瀣一气自不必说，就连小玉也极力掩饰，甚至把秋菊告诉她的话向潘金莲告密。两相比较，可以说，春梅小玉者统是奴才，而秋菊是奴隶。奴才安于自己的命运，奴隶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玉箫是吴月娘房里的丫头。我们从西门庆挑选她学弹唱，应伯爵夸她长得“水葱儿的一般”，可以看出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姑娘。她在西门家中的地位，比起被西门庆收用并宠爱的春梅来自然不如，但和一般的丫头仆人相比，她是相当得意的。西门庆家每逢节日、盛典，妻妾聚会、出游，玉箫必伴左右，虽然不过是侍从，但也不是每个丫头都能得到的待遇。她意识到她的优越地位，有时也摆些上等奴才的架子，该她干的事她推给别人，主子怪罪下来，别人挨打，她却无事。我们从别的下人对她的恭维也可以看出她在西门庆家的地位和分量。元宵之夜，西门庆伙计贲四的妻子贲四娘子“平昔知道春梅、玉箫、迎春、兰香四个，是西门庆贴身答应得宠的姐儿”，故把她们请去赴宴。到了贲四家，贲四娘子见了，如同天上落下来的一般，迎接进里间屋里。顶槅上点着绣球纱灯，一张桌上整齐肴菜，春盛堆满满的。赶着 　　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箫是三姑，兰香是四姑，都见过礼。又请过韩回子娘子来相陪。（第四十六回）从贲娘子请客的动机、刻意的准备以及异乎寻常的迎接和款待可以看出，这四人不是一般的丫头，而是在主子面前能说上话，能施加一定影响的丫头。不然这个小家小户是不会这样肯出血的。看来，与奴下奴的秋菊相比，玉箫可以说是“奴上奴”了。玉箫得到主子的优遇，是由于她对主子的忠实和卖力。这种忠实有时达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她为讨好主子，多次为西门庆与女仆宋惠莲通奸望风。宋惠莲是西门庆男仆来旺的妻子，因为有些姿色，被西门庆看上，两人多次通奸，每次都是玉箫牵线望风。西门庆为了霸占宋惠莲，设毒计陷害来旺。他设计了一个夜间捉贼的圈套，来旺不知是计，出来捉贼，“只见玉箫在厅堂台上站立，大叫：‘一个贼往花园中去了！’来旺径往花园中赶去”，却被一伙人拿住。西门庆买通衙门，把来旺打得半死，递解原籍。在这个陷害事件中，玉箫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看得出，这个圈套她是清楚的，又亲自把来旺引进圈套，她是无论如何不能辞其咎的。更可恶的是，西门庆陷害来旺，宋惠莲自缢被救活后，她不仅没有自悔自愧，反而继续为虎作伥，劝宋惠莲就范：“宋大姐，你是个聪明的，赶早恁妙龄之时，一朵花初开，主子爱你，也是缘法相投。你如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他去也是去了，你恁烦恼不打紧，一时哭的有好歹，却不亏负了你的性命。常言道：‘我做了一日和尚撞了一日钟’，往后贞节轮不到你头上了。”宋惠莲虽然由于爱慕虚荣和金钱而失身于西门庆，可她毕竟忘不了与来旺的夫妻感情，更憎恨西门庆的毒辣。她当面怒骂西门庆“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她虽然曾有过服侍西门庆的意愿，但她无法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便毅然决然地以死来抗争。表现出宋惠莲是个有人情味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女人。与她相比，玉箫的灵魂是龌龊的。 　　秋菊，玉箫、小玉简论（2） 　　她劝惠莲投向西门庆怀抱的那套滥调，是她灵魂的大暴露，“守着主子强如守着奴才”，这就是她的价值标准。她劝惠莲忘掉地位低贱的丈夫，去做西门庆的玩物，她已经成了恶霸西门庆的代言人。显示出她忠顺奴才的面目。奴才把忠于主子作为自己的天职，他需要揣摩主子的心思，做主子“肚子里的蛔虫”，玉箫也具有这种本事。她看出主子吴月娘对西门庆纳李瓶儿为第六房妾深为不满，看出李瓶儿进西门庆家以后受到排斥，因此在李瓶儿拜见西门庆众妻时，迎合主子心意，对李瓶儿尽情奚落： 　　先是玉箫问道：“六娘，你家老公公当初在皇城内那衙门来？”李瓶儿道：“先在惜薪司掌厂，御前班值，后升广南镇守。”玉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的好柴。”……玉箫又道：“你老人家乡里妈妈拜千佛，昨日磕头磕够了。”一个区区丫头，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嘲弄西门庆宠妾，无疑是有主子为她撑腰壮胆，也看出她为讨主子欢心而极尽献媚取宠之能事。玉箫是吴月娘的忠仆，但是这种****是有条件的，是不牢固的。当她与男仆书童私通之事被潘金莲发现，并逼她充当吴月娘的内奸时，她便廉价地把****卖给了潘金莲。那玉箫跟到房中，打旋磨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万休对爹说。”金莲便问：“贼狗囚，你和我实说，这奴才从前已往偷了几遭，一字休瞒我便罢。”那玉箫便把和他偷的缘由说了一遍。金莲道：“既要我饶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箫道：“娘饶了我，随问几件事，我也依娘。”金莲道：“一件，你娘房里但凡大小事儿，就来告我说。你不说，我打听出，定不饶你。第二件，我但问你要什么，你就捎出来与我。第三件，你娘向来没有身孕，如今他怎么便有了？”玉箫道：“不瞒五娘说，俺娘如此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药，便有了。”自此以后，吴月娘房中的大小事，特别是与潘金莲有关的事便源源不断地传到潘金莲耳朵里。潘金莲又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自然少不得与吴月娘吵嚷，有时竟吵得天翻地覆。玉箫在西门庆家错综复杂的人物矛盾中扮演的种种不光彩角色，有她作为奴仆的不得已之处，我们应当看到这一点；但是她灵魂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是不能原谅的，应当鄙弃的。西门庆死后，蔡京大管家翟谦听说西门庆家有四个弹唱的出色女子，要买来伏侍老太太，玉箫“情愿要去”，吴月娘便差来保送她与迎春去了东京。这“情愿”二字是耐人寻味的。是表明她忏悔过去，意欲摆脱内心矛盾和痛苦呢，还是要攀高枝儿，到东京蔡太师府上做高等奴才呢？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小玉是吴月娘房里的丫头，是月娘用五两银子买来的。西门庆家道败落以后，妾婢奴仆卖的卖，逃的逃，走的走。小玉被吴月娘配给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安，一直跟着吴月娘到最终。小玉在西门庆家中的地位不如玉箫，加之玉箫有时在她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所以两人也不时有些口角。元宵之夜玉箫等几个有头有脸的丫头被贲四娘当贵客请去赴宴，又正赶上吴月娘差小厮找玉箫取皮袄，玉 　　箫不回去，数次打发小厮让小玉找皮袄，小玉很不满意，骂玉箫“钉在人家不来，只教使我”。事后她仍然愤愤不平：“……姐姐们都吃勾来了吧，一个也不曾见长出块儿来？”玉箫被骂得脸绯红，便道：“怪小淫妇儿，如何狗抓了脸似的？人家不请你，怎么和俺每使性儿？”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妇请！”两人的一场唇枪舌剑，反映出奴仆之间地位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出小玉的泼辣、好胜、口齿伶俐的性格特征。这和秋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秋菊讷口少言，性格朴拙；小玉性格外向，敢说敢做，没有顾忌。小说第八十八回写五台山云游和尚到西门庆门前化缘，吴月娘让小玉取出平时做的僧帽僧鞋和钱米布施给和尚。这小玉故作娇态，高声叫道：“那变驴的和尚，还不过来！俺奶奶布施与你这许多东西，还不磕头哩！”月娘便骂道：“怪堕业的小臭肉儿，一个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没紧，恁谤他怎的，不当家化化的。你这小淫妇儿，到明日不知堕多少罪业！”小玉笑道：“奶奶，这贼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双贼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双手接了鞋帽钱米，打问讯说道：“多谢施主老菩萨，布施布施。”小玉道：“这秃厮好无礼！这些人站着，只打两个问讯儿，就不与我打一个儿？”月娘道：“小肉儿，还凭说白道黑。他一个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这个问讯。”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爷儿子，谁是佛爷女儿？”月娘道：“相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儿。”小玉道：“譬若说，相薛姑子、王姑子、大师父，都是佛爷女儿，谁是佛爷女婿？”月娘忍不住笑骂道：“这贼小淫妇儿，学的油嘴滑舌，见见就说下道儿去了！”小玉道：“奶奶只骂我，本等这秃和尚，贼眉竖眼的只看我。”孟玉楼道：“他看你，想必认得的，要度脱你去。”小玉道：“他要度我，我就去。”说着，众妇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这个小淫妇儿，专一毁僧谤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顶着三尊佛，扬长去了。小玉道：“奶奶还嗔我骂他，你看这贼秃，临去，还看了我一眼才去了。”对化缘和尚这番无情的揶揄，表明小玉对僧尼是极为憎恶的，这在禅寺遍地、僧尼横流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反潮流的意识。特别是在笃信佛法的主人吴月娘面前敢于这样毁僧谤佛，无所忌惮，这在西门家的奴仆中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玉身上与众不同的独立的、自主的精神，而较少俯首贴耳的驯顺。这一性格特征，在吴月娘卖遣潘金莲和庞春梅事件中也可见一斑。月娘打发春梅、潘金莲，作为丫头的小玉，本来没有插嘴的份儿，但是小玉敢于和吴月娘唱反调，提出 　　自己的主张，月娘吩咐小玉，叫她看看春梅，只许“罄身出去”，不许带走衣裳。这绝情的决定，连平时很有主意的潘金莲也没了主意，可小玉没听月娘的，反而替春梅包了些衣服首饰走，并把自己的两根簪子送给春梅。对潘金莲，吴月娘吩咐，只给她个箱子，不许坐轿子走。小玉找理由反对：“俺奶奶气头上便是这等说。到临歧，少不得雇顶轿儿，不然，街坊人家看着，抛头露面的，不乞人笑话！”这主意简直是为吴月娘着想的，月娘没法不依，结果还是照小玉说的办了。小玉送走金莲，并赠两根金簪。这不仅表现了小玉遇事有主见，敢作敢为，而且也表现了她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心。她是月娘的丫头，并且一直跟着月娘，她的命运是握在月娘手里的，为自己考虑，她只能唯命是从，不能得罪月娘。可是她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她的哲学是：“谁人保得常无事！虾蟆、促织儿，都是一锹土上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把同情给与了同她一样身份的下人和从主子位上跌落下来的人。因为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下人这一“类”，命运也不会比他们好。但是既然人人迟早都是“一锹土上人”，又何必为了荣利而孜孜以求呢！这样的淡泊和通达，在奴仆中也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作为丫头，小玉有奴才庸俗的一面。顺随主子心意行事，取悦主子。在李瓶儿被娶进西门府时，受到西门庆众妻妾的排斥和冷遇，小玉也凑热闹奚落李瓶儿：“去年城外落乡许多里长老人好不寻你。教你往东京去。”李瓶儿不懂，问道：“他寻我怎的？”小玉笑道：“他说你老人家会告的好水灾。”小玉又说道：“朝廷昨日差了四个夜不收，请你老人家往口外和番，端的有这话么？”李瓶儿道：“我不知道。”小玉笑道：“说你老人家会叫的好达达。”用双关隐语把李瓶儿刚嫁进门 　　被西门庆鞭打后服软告饶的情节当众抖落出来。如果说小玉奚落李瓶儿，只是表明她依附一个主子而排斥另一个主子的话，那么她对秋菊的态度则十足地暴露了她奴性的一面。秋菊在潘金莲的虐待下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她恨潘金莲，她向潘金莲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揭发她同小厮和陈经济的私通。秋菊是把小玉当成自己的姐妹才告诉她潘金莲的丑闻的，可是小玉却无情地站在了潘金莲一边，甚至出卖秋菊。秋菊第一次把潘陈私通的事告诉小玉时，小玉因为和春梅好，告诉了春梅，春梅告诉潘金莲，使秋菊挨了三十大棍。秋菊第二次告诉小玉，小玉却骂她“张眼露睛的奴才，又来葬送主子”。而且事后把秋菊的话全都告诉潘金莲，并提醒说：“你老人家只放在心里，大人不见小人过，只提防着这奴才就是了。”小玉不仅出卖了秋菊，竟然忘记了自己的丫头身份，张口闭口骂秋菊是“奴才”，她自己俨然成了主子的一员。这恰恰暴露了她自己奴性的一面。（与仲怀民合作）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1） 　　《金瓶梅》的作者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写出了人物性格内部复杂图景，在典型塑造上表现出由类型化向性格化转变的新趋向，把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兰陵笑笑生以如椽之笔重点描绘了众多女性形象，宋惠莲仅是其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但是，她却同样是一位具有复杂性格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值得读者注目与研究。宋惠莲从出场到受辱上吊自杀，按小说文本的展示，仅仅半年时光。从第二十二回起到第二十六回止，仅有五回文字描绘到她的行为与性格。她就像一颗流星，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来时带着那么多的渴望、幻梦与希冀，去时又带着那么多的辛酸、悲愤与失望。作品设置使她来去匆匆，但她却留下了震惊人心的余响。 　　宋惠莲在“金瓶梅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兰陵笑笑生创写《金瓶梅》，建构“金瓶梅世界”，其目的在于表现那个时代人的基本生存形态，并借此来揭示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寄托自我的社会思考。兰陵笑笑生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为基点，选择了表现赤裸裸的真实这一艺术之路，重在塑造人物形象，重在表现人生的真实，为此，他设置建构了完备的人物形象体系，按照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与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样，“金瓶梅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关系中生存。诸人物的现实行为组合成为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人物于其中按自己的欲求而行动，人物间对立抗衡，又危机相依。宋惠莲是在“金瓶梅世界”这一复杂人物关系氛围中设置塑造的。宋惠莲进入西门庆家之时，西门府的基本格局已得到确立，各种较量已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达成一定的平衡。而姿色超群，“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的宋惠莲，一旦进入这个世界，即会对其中的人物构成威胁。 　　事实上，她着实亦是一个“危险分子”：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和他人分宠；向西门庆探询他人的秘密，直接威胁他人的地位；收主人的钱物，恃宠放娇，摇摆人前，了无顾忌。这样，时间不长，即开罪于上下，以至于在“来旺案件”中多有所难，最后绝望自杀。宋惠莲是“金瓶梅世界”中第一个自杀身死的女性，为争宠而被潘金莲设计害死。兰陵笑笑生设置这一具有独异性的人物形象是有其独特的艺术思考的。从生存形态与特定时代的现实社会关系而言，宋惠莲这一仆妇形象的设置，有利于表现世俗家庭生活形态。从文本形象体系建构方面来看，仆妇形象这一社会角色设置，使仆妇参于诸人物关系，有利于人物形象塑造。从情节开展来说，对仆妇的生存激情、欲望及其现实外化的表现，有利于情节的丰富。从文本意识结构展示而言，对仆妇于人物关系网络中现实行为的表现，有利于小说意识结构的多方面开掘。由于宋惠莲的出现，增添了“金瓶梅世界”的新矛盾，激化了现实的矛盾，又预示了矛盾的发展趋向。兰陵笑笑生的原意也许是想把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当作一个过场性、过渡性、陪衬式的人物。但由于这一人物形象在“金瓶梅世界”中的特殊位置与她有声有色的表演，而获得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在宋惠莲故事中，兰陵笑笑生真实地表现了人的生存形态及阶级压迫的现实。宋惠莲作为一个过场性人物，使小说得以表现更广阔的世俗生活场景：荡秋千、烧猪头肉、仆妇间的争吵。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其艺术功能在于穿插，在于预示，在于表现生活的复杂。在宋惠莲故事中，李瓶儿始终未发一言，而惠莲云：“只当中了人的拖刀之计”，却与瓶儿见官哥被惊吓时所言一样。在作者的设置中，惠莲是瓶儿的前车之鉴。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人们普遍认为是作者为写西门庆的纵欲，潘金莲的嫉妒、狠毒、机谋而设置的。这是就惠莲作为一个陪衬人物而言的。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二十六回回前评语中说：“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惠莲等是也。本意止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妒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使间架不宽敞，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惠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而惠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竹坡从创作论角度论述了惠莲这一女性形象的类型品格。总之，宋惠莲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及其故事的展示是有独特意义的。说明“金瓶梅世界”是一个惨无人道、人欲横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所需要的不是贞节、德行，而需要的却是权谋、无耻、狠毒。缺乏狠毒的宋惠莲以及其后的李瓶儿之死，在这样的世界中是必然的。在这里，作者批判的矛头是明显地指向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 　　宋惠莲的性格构成正确理解和把握宋惠莲的性格构成，对于理解与认识“金瓶梅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即是一个现实存在，环境制约影响着个体，个体又以自身的行为反过来影响环境。在文学创作中，人物并不是作家笔下的玩偶，人物作为现实个体，其一出现并开始与他人之间进行心灵的交流、碰撞，开始与他人之间发生现实的行为关系，人物就由此而获得了自我性格发展的基点，获得了自我性格演变的逻辑，获得了自我的生命。这就是环境与人物、人物性格演变的辩证法。兰陵笑笑生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文本设置上，他给予宋惠莲以一个过场性、陪衬式人物的地位，以致于使宋惠莲的现实行为、性格展示在文本中相应地仅占很小的篇幅。但兰陵笑笑生毕竟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仍让宋惠莲在靡乱阴暗、卑劣庸俗的“金瓶梅世界”中走完了一段她理应走完的人生之路，从而使她的性格亦由此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和表现。她的特异的生，出人意料的死，皆能引起人们的沉思，引起人们对她的性格之谜加以探讨的兴趣。宋惠莲步入了西门家庭，成了“金瓶梅世界”的一分子。现实的诱惑与刺激膨胀了她的欲望和渴求，自我的人生境况又使惠莲自惭形秽，但同时又认为自己的姿色并不逊色于西门诸妻妾，一旦有头面衣物打扮，自己亦能与她们相较。然而自己毕竟是奴仆之妻，地位、经济方面均不能与主子妻妾相较。这样，惠莲心灵之中自然会存有一种自卑之感。在这里，社会风气、心理定势便在宋惠莲身上起了作用。在蔡通判家里其就曾与大妇作弊偷人，嫁于蒋聪又通奸于来旺，光野汉子就有一拿小米儿。社会上的淫靡之风、享乐意识对她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她于自己的浮浪行为中亦尝到了一定的甜头。在宋惠莲的意识中，有色，能与主人私通，即能获得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这样，她一方面承受着西门庆的纵欲，另一方面又向西门庆索要银两物件，打扮自己。可以说，宋惠莲这一人物身上充溢着一种浓厚的享乐色彩。然而，她又毕竟在“来旺案件”后满怀着绝望之情走上了生命的绝境。纵欲享乐与自缢死亡这是生命的两极，是生存的两端，在表面上相矛盾，不相容的背后却又是潜隐着性格和意识发展的必然性。宋惠莲最后选择了死是合于她的性格发展逻辑的。在“来旺案件”之前，文本主要展示与表现的是宋惠莲性格构成中的虚荣享乐、轻浮淫荡、佻达浅露、鲁莽乏智、缺乏身份感而又自信争强的性格特征，当然在她的诸种行为中又包含着那么多的自羞与自卑。宋惠莲的确是轻浮淫荡的。在蔡通判家与大妇作弊偷人，嫁给蒋聪后又通奸于来旺，而嫁于来旺进入西门庆家庭生活圈以后，她虽然是一个被动者，但却是一勾引即上，为的是一匹翠蓝兼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为的是“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这里不仅表现了她的轻浮淫荡，也同时表现了她的虚荣、追求享乐的性格特征，“惠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与他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家带着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应该指出的是，宋惠莲与西门庆私通的目的就是为钱财，“为叨贴计耳”(《第一奇书金瓶梅》二十六回回前评)。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2） 　　而求钱财的目的即在于为了满足自我的虚荣和享乐，所以小说每次写到宋惠莲与西门庆鬼混时，都写及她向西门庆索要财物。宋惠莲与西门庆通奸后，以为自己攀上了高枝儿，所以其轻佻浅露、鲁莽乏智、缺乏身份感而又自信争强的性格特征便逐渐地显露出来。如第二十三回写她烧完猪头肉后与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做一处吃酒”；在西门庆诸妻妾掷骰儿赌玩时指招漫说，而被孟玉楼抢白一顿：“你这媳妇子，俺们在这里掷骰儿，插嘴插舌，有你什么说处?”而最能体现她浅露乏智而又自信争强的是在藏春坞中与西门庆鬼混时，说了潘金莲的许多坏话，被潘全部听到，当时就气得潘金莲“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从此埋下了金莲欲设谋加害于她的祸根。如上的性格特点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步展示而深化，“因和西门庆勾搭上了，越发在人前花哨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全无忌惮”；“自此以来，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裁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分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儿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紬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与她的”。至此我们看到宋惠莲只是一路张致，全不晓自己背后所隐藏着的危险，自己反而离开自己的身份地位愈走愈远了。紧接着就是在元宵节发生的事：在西门庆家宴上，潘金莲借西门庆让其递一巡酒之机，暗中与陈敬济调情，不防为宋惠莲窥见。这时，宋惠莲“口中不言，心下自忖：‘寻常在俺们面前，到且是精细撇清，谁想暗地里却和小伙子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绽，到明日再搜求我，自有话说!’”在宋惠莲元宵节随众人走百病儿时，对理解她的性格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一路上与陈敬济嘲戏，并且两人都有意了；二是她怕地上有泥，套着潘金莲的鞋穿。至此，宋惠莲由于自己的虚荣争强而又乏智，缺乏身份感而造成了自己行为上的处处不检点，从而带来了自己与潘金莲之间的对立，形成了自己和女主子之间的矛盾。作品对她的性格的展示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她与女主人们性格、力量和行为上的对比，作品还直接写到她与下层奴仆婢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宋惠莲与平安、玳安、画童之间的打牙犯嘴仅仅表现了她恃宠放娇的意识与行为特点，那么宋惠莲与惠祥之间的矛盾与争执，实是全面而深刻地暴露了她性格上的弱点：不智、缺乏身份感，表现在行为上便是因恃宠，一心向上爬而目空一切，因而开罪了上下左右，惠祥说她“你把娘们还不放到心上，何况以下的人”。的确是对宋惠莲的概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作品的确是把宋惠莲当作一个淫妇荡妇来刻画，来塑造的。但作者并未把她概念化，简单化，而是多方面地来展示她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特点，从而使她和潘金莲这样的淫妇荡妇区别开来。在“来旺案件”以前作品展示了宋惠莲行为和意识上的两点特异之处，一是“脸红”，二是与西门庆私通上的“偷”。在这一阶段中，我们起码见到她二次“脸红”：一次是第一次与西门庆偷情被潘金莲看到时；一次是遭到孟玉楼抢白时。作品在这一阶段展示宋惠莲与西门庆私通，这种“偷”与潘金莲的“私偷”琴童不一样：宋惠莲“说着，一溜烟走了”；“婆娘见无人，急伶俐两三步就扌义出来”；“见无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的确是一片偷色。作品之所以这样写重点在于表现宋惠莲性格中的自卑与自羞。 　　作品的这样处理，一方面使宋惠莲的性格丰富化了，另一方面也为宋惠莲性格的进一步发展作了良好而充分的铺垫。在“来旺案件”中作品着力表现她的轻佻浅露、鲁莽乏智而又天真、有情义、有良知的性格特点。在这里，宋惠莲的性格发展，是合于现实生活的逻辑与人物性格的逻辑的。所谓“来旺案件”，是由以下一些基本环节构成的：雪娥告密、来旺打媳、来旺醉骂、来兴暗告、惹恼金莲、金莲进谗、惠莲遮掩、来旺得差、来兴再告、金莲再劝、西门变卦、来旺再怒、西门设计、来旺中计、来旺被监、计骗惠莲、情动西门、惠莲露言、金莲忿气、递解原籍、宋盼夫归、钺安泄秘、惠莲自杀、侥幸得救。这就是“来旺案件”始末。此事在“金瓶梅世界”中发生，与“生子加官”、“送葬瓶儿”等事相较本属小事，但在作者写来却又是那样曲折有致，波澜起伏，掀动了西门庆一家上下，惊动了官府。这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小人伎俩，也充满了欺骗、阴险与血泪。也正是在这一事件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不同性格个性的人都借此表演了一番：金莲的狠毒、机智、权谋；玉楼的滑脱乖巧；月娘的主妇身份，上下关心；雪娥的自甘轻贱、直率好斗；诸仆妇的幸灾乐祸；西门庆为色所迷而表现出的游移不定，了无主意。应该说，这一切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当然，于其中最令我们关注的是宋惠莲的性格展示及行为表现。在整个“来旺案件”中我们看到，自始至终是两个女人在争取西门庆以使他顺从自己的意志。只不过宋惠莲处处以情、以色来动西门，无心计，不自知。所以西门庆对她的顺从总是暂时的，对事件发展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劝说，不仅动之以威，动之以情，而且晓之以理，道之以礼，利弊进退似乎皆为西门着想，机心、权谋、狡诈处处可见。所以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顺从总是对事件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也正是潘金莲的意志决定并推动“来旺案件”的进程。通读小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展示，人们不得不赞叹潘金莲的机智与权谋，甚至她的狠毒，潘金莲可谓是争宠斗艳的高手和强者。但是宋惠莲却始终处于弱者、被动者、失败者的境地。应该说作者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宋惠莲及“来旺案件”放到各种复杂关系中，按人物性格逻辑和世俗生活的逻辑来进行艺术处理的。对西门庆，宋惠莲以情色动之，但与潘金莲相较，在西门庆心目中，宋惠莲的地位明显比不过潘金莲。惠莲只不过是一个与西门有性关系的仆妇而已，并且有来自来旺的杀身危险和来自诸妻妾的讪笑讽刺，这是西门庆不能不考虑的。而宋惠莲又的确在行为和意识上存有着“意欲两头兼顾”的意向：既要维持自己与西门庆的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又不能由此而威胁到来旺的利益、生命安全，以求得到自我心理的平衡。在这里，宋惠莲的确是天真、浅薄、乏智、缺乏身份感，她竟然看不到这种兼顾只是一种幻梦。实际上，她已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威胁：来旺的顽劣不恭，不甘心受辱；金莲的妒恨与奸谋；雪娥和惠莲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此时的宋惠莲已陷入两难境地之中，对此，她无力自拔。宋惠莲还鲜明地表现出泼辣直率的性格特点。她从一开始就敢于对西门庆进行讽刺挖苦，如在藏春坞雪洞中的一幕。最后，她见西门庆屡次失信于己，她敢于公开指斥西门庆，揭露他刽子手行径。这种泼辣直率的性格，的确给宋惠莲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对潘金莲，宋惠莲虽然知道她对于自己的观感和态度，也知道在地位诸方面不能与其相较量，所以在表面上处处顺从潘金莲。但宋惠莲并不真正了解潘金莲的性格，也不了解潘金莲有私党、有探子，上下消息灵通。又由于惠莲性格中本来就存有着的轻佻浅露、鲁莽乏智的特点，所以在行为上处处乏机心，处处有失误：一当西门庆许愿，说出于己有利的话时，宋惠莲“到后边对众丫环媳妇词色之间未免轻露”。宋惠莲一味恃宠放娇，人多议于此，故而树敌太多。在整个“来旺案件”中，宋惠莲扮演了来旺的“保护神”的角色。对来旺有情义、有良知，这是宋惠莲在“来旺案件”这一新的规定情境中所显露出来的新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特征使宋惠莲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使她与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如意儿等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莲鸩夫使武大身死；瓶儿气夫使子虚身死；王六儿养汉赚财，与道国沆瀣一气，毫无廉耻；如意儿茎露独尝忘夫求欢。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其他的互不相同的特点：宋惠莲有情义、有良知，但其无智、缺乏身份感；潘金莲机智，善权谋，富心机，懂遮掩；李瓶儿淳厚、温柔，但一副呆相，心机少，不识善恶，不分敌友；而王六儿、如意儿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懂得在何种程度上于西门庆身上得到自己的利益。所以，她们虽然同为淫妇，但她们的性格及其表现其实是不同的，这就是张竹坡所说的“犯而不犯”。宋惠莲对危难中的来旺表现出有情义，一直在为他遮掩、辩护，为他而向西门庆求情，为来旺的含怨递解原籍而感到由衷的悲哀。递解了来旺，宋惠莲悲愤自杀，但侥幸得救，潘金莲毒心不甘，她巧使调拔离间计，孙雪娥怒打宋惠莲，她在绝望悲愤中自杀了。从而演出“金瓶梅世界”中最为悲惨的一幕!因自己与西门庆通奸才陷来旺于危难，这一点是宋惠莲能够意识到的。世俗的道德观所谓的良知使她为此而陷入到精神的困境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宋惠莲通过西门庆的失信已意识到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更通过他人如潘金莲、孙雪娥、惠祥等的态度与行为已意识到自己现实的生存困境，她已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即使完全忘却来旺，全身心投入西门庆的怀抱，做所谓的第七房妻，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况且她性格和意识中的良知又使她不会忘却对来旺所存有着的负疚感与两人间实存的情义。这一切都强化了宋惠莲对生存的困惑、迷茫、悲愤、矛盾与哀愁，这一切沉积于她的心灵中，沸腾着，翻滚着，积蓄着暴发的力量。她在毫无精神慰藉、依托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这种精神与生存的双重压力，她深深地绝望了，她不得不、也只能走向生命的尽头。宋惠莲以自己的死向卑污的“金瓶梅世界”发出了悲愤的控诉!宋惠莲死了，性格从而得到了最后的完成，可以说，她的性格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复合体。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3） 　　宋惠莲形象的悲剧意义 　　宋惠莲复杂而矛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是自杀而死的，但她不是为来旺而死，更不是为西门庆而死，而是为自我而死!虽说她为西门庆的失信而感到失望，为来旺的受害而感到悲哀，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宋惠莲感到了自我生存的一种深深的绝望。她清醒地认识到在“金瓶梅世界”中本来就没有自我生存的余地；她感到在这个卑污的世界里自己了无寄托，从而感到一种对生存的由衷的厌倦；她看清了西门庆、潘金莲们的嘴脸，感到了孙雪娥、惠祥们的压力，她最后所考虑的仅是自我解脱。这里有反抗，这种反抗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她的自杀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这里面也有忏悔，对自我的失误所做的忏悔。正是这一切，使她的自杀足以震动人心。宋惠莲形象有特具的悲剧意义。从悲剧生成原因来说，惠莲的悲剧是一种性格悲剧、社会悲剧。而从惠莲艺术形象的审美品格及读者鉴赏意向而言，惠莲的悲剧同时也是一种悲愤悲剧。作品通过对宋惠莲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展示，揭露了“金瓶梅世界”之卑污黑暗的一个侧面，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在情欲膨胀的境遇中是怎样导致一个人的毁灭的。正是这种表现与揭示，使《金瓶梅》强化了社会价值与意义。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人性的沉沦的一份形象的材料。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污浊强化了惠莲性格中的弱点，使她一步步地走上沉沦，走向毁灭。惠莲悲剧不仅是性格悲剧，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悲剧。惠莲在未曾步入社会之前是纯洁善良的，必然有对于生活的种种幻梦，有着以美貌自恃的虚荣。但她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也许除了美貌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自恃的东西了。生活的遭际更增添了她人生的灰色：被卖、通奸、丧夫、改嫁。她的青春、美貌与充满心灵的渴望成为她唯一可凭的资本。她还要生存于这个世界以得到一丝享乐、一丝满足。她的性格已成为复杂的结合体：自卑而又虚荣，仁爱而又放荡，自私而又向善。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于她一身。也许淳厚而平凡的环境会使她平静而安适地度过一生。但她所处的世界，却又是那样污浊。在那个肉欲、物质欲泛滥的世界，人们皆以自我的满足作为行为杠杆。惠莲由于轻狂，处处显示自己，得罪了上下关键人物而成为众矢之的，这就加深了她生存的艰难。惠莲带着自己的悲愤，在无人理解的情况下，走向毁灭。她成为那个时代的可悲、可叹、可怜的祭品。惠莲的悲剧是一幕悲愤悲剧。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为卑琐的欲望所笼罩，游离于社会的崇高和正义之外。她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她的个体目的性与社会进步群体目的性缺乏联系。但在惠莲的意识和行为中毕竟存有善的因子，她为自己的情义和良知付出过代价，曾向恶势力的代表提出过抗议。人们在鉴赏惠莲的悲剧时能够引起悲愤、怜悯和恐惧的情绪，并会产生一种内省之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惠莲的悲剧称为悲愤悲剧。惠莲性格的轻浮淫荡、乏智浅薄、行为卑琐，使她与读者在心理上拉开了距离，从而冲淡了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又因为惠莲的确在“来旺案件”中表现得有良知、有情义，又敢于直斥西门庆，这样，惠莲的惨痛结局又能引起读者的悲戚。读者一方面惋惜惠莲自杀的结局，认为她即使有诸多行为上的过失与性格上的弱点，也不该遭到如此惨痛结局。另一方面，对扼杀惠莲的潘金莲、西门庆们产生愤恨之情。这就是我们称惠莲悲剧为悲愤悲剧的原因。惠莲在走向毁灭之途时，是“来旺案件”促使她清醒。她感到一种自我生存的屈辱、悲哀与绝望，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层女性自我生存地位与命运的认知上的觉悟。这是兰陵笑笑生现实主义创作功力所在，是他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发现，这对于理解那个时代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与杨春忠合撰） 　　西门庆之死解读（1） 　　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的小说人物，是商场上的强者、官场上的贪吏、情场上的豪杰。但是，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他三十三岁，适逢事业高峰青春少壮之年暴亡，死得突然。就西门庆之死，有多义性，因而有多种解说。其一，作者的寓意，想通过西门庆贪欲而亡，说明“女色杀人”，以慈悲哀怜之情怀，劝戒世人节制情欲。其二，读者评论家把西门庆作为文学形象看，虽死犹生，其名字可与日月同不朽，以至在现当代，西门庆之知名度，达到家喻户晓，成年人无人不知，甚至于还要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物形象。其三，从经济史角度解读。西门庆的暴亡，是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写照。其四，明中后期的皇帝，多因纵欲而早亡。正德帝武宗朱厚照，年三十一岁，咯血而死。所以有学者认为西门庆形象影射明武宗。西门庆死后，热结的十兄弟们悼念西门大哥，请水秀才代写一篇祭文。祭文是一篇男根文化的戏谑之文，把西门庆当作了性的化身、性的符号，是“坚刚”的，在“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就是一个坚硬的大阴茎。西门庆死的同一时间，正妻吴月娘生下孝哥。好友应伯爵来吊丧，要拜见吴月娘，才知道“同日添了个娃儿”，感到“愕然”。崇祯本评语说：“愕然是主何意？读者且细推详。”西门庆死了，其生命在延续，托生为孝哥。结局让孝哥被普静和尚幻化，孝哥是西门庆的化身。做了和尚，走向禁欲之路。这是中国古代性小说的一种模式。在《肉蒲团》中，未央生在情场有类似西门庆的经历，最后听从孤峰和尚的劝戒，自阉，出家当了和尚，也是走上禁欲之路。作者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是，对掌握了性科学知识的当代人，是没有说服力，产生不了畏惧心的。只要身体健康，精力允许，三十岁左右的男性，与妻子性伴侣做爱的频率，可以三两天一次，也可以每天一次，因每个人的性天赋不同，差异是会很大的。兰陵笑笑生是个古典性学大师，他非常懂得性有益健康、可益寿延年，而且可以益精补脑（阴茎是独特的神经热区，来自阴茎的信息量非常强大，暂时左右人的大脑，能增加大脑处理刺激的 　　能力）、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七损八益、施而不泄。西门庆暴死在女人身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编的寓言故事，对擅长写实的作者来说，这故事却不具有写实性。西门庆形象可与日月同不朽，是清光绪年间赵文龙的解读。他在第七十九回评语中说：“《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作者借用《水浒传》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对《水浒传》有批判与发展。在《水浒传》中武松为主，西门庆、潘金莲为宾，是为衬托英雄武松除霸与守兄弟之伦理而存在。在实际生活中，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并不一定很容易除掉。为了表现武松的勇武正义，还是理想化地让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水浒传》没有着笔表现西门庆的性格，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成为百回长篇的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退居次要地位。《金瓶梅》不再是传奇英雄武松们的世界。而是来自明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追求情欲财色的西门庆、潘金莲们的世界。西门庆形象集富商、官吏、情场能手于一身，而主要身份是商人。作者把商人作为长篇的主角，又把其思想性格写得复杂多面，这是作者的开拓。西门庆形象出现在十六世纪，贾宝玉典型产生在十八世纪，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西门庆典型形象，是作者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伟大贡献。明清小说家有很强的史传意识，他们的小说观念与今天不同，他们写小说的宗旨目的，与今天也不同。他们视小说为稗官野史，为国史之辅，以之翼圣，以之赞经，甚至可以医王活国，即用小说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一般性的宗旨则是劝善惩恶。兰陵笑笑生绝不是闲暇无事而著书，而是发愤著书，有为著书，藏大悲愤于心，“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因此，前人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作者必遭司马迁之厄而著书。今天的读者面对《金瓶梅》也在发问：作者在当时有奇耻大辱？还是受到致命的迫害？还是血淋淋的现实触动了他？探寻作者的遭际、了解作者著书的直接政治目的，这可能是我们揭示奥秘，接受西门庆形象的一把钥匙。西门庆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试看明代人的感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 　　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为什么欣欣子在序文开头已指明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在结尾再次说明此点，唯恐读者不解其中味，不理解作者著书之目的。为什么在再次点明作者著书有特指的目的之时，提出“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显然，暗示作者经凶祸、蒙耻辱的经历。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鉅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此话除说明书作于嘉靖（明世宗）时外，又说明作者直斥时事，有针对性的具体创作目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在以下的跋文中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称赞小说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谢肇淛不会把《金瓶梅》看做金吾戚里门客的实录，但“托之西门庆”，即是说西门庆典型有生活原型为依据。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作者沉冤，与欣欣子所云“经凶祸”、“蒙耻辱”是相一致的。以上四位明代文人提供了我们研究《金瓶梅》小说创作素材、作者生活经历遭际、西门庆形象的原型的重要线索。已故学者王萤撰文提出，作者为嘉靖年间主战派功臣夏言、曾铣被杀而鸣冤。作者兰陵笑笑生出于伟大的同情心、正义 　　文龙批评《金瓶梅》手迹 　　感，将曾铣被杀之冤写入《金瓶梅》，书中蔡京、蔡攸父子暗指严嵩、严世蕃父子。论者自称，循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金瓶梅》中的许多奥秘。当然，在未弄清楚西门庆生活原型之时，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现代文艺理论对西门庆典型进行艺术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取材于嘉靖朝现实生活的小说，在考察清楚人物典型的生活原型，作者的生活经历遭际之后，再进行艺术分析，则不会有雾中看花、水中观月之感。这是研究的难题。《金瓶梅》是写西门庆的家史，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立足于一家，写及朝廷写及社会。西门庆一生以生子加官为分界，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城镇小商小市民，没有文化教养，没有读过书，出身小商家庭。有了钱财，买通官府，拜当朝太师蔡京为干爹，得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从此之后，与朝廷大臣，巡按知府各方面官员交往甚密，而且变得文雅起来。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西门庆为了和蔡御史拉关系，早一个月支取三万盐引，叫董娇儿、韩金钏两个****服侍蔡老爹。唱毕，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设下酒席完备。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手下管待酒饭，与了二两赏钱，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与西门庆作辞，谢了又谢。西门庆又道：“学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处，学生这里书去，千万留神一二，足仞不浅。”蔡御史道：“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说毕，二人同上马，左右跟随。这时的西门庆，已不同于在王婆茶局里定十件挨光计的浮浪子弟西门庆，而是结交达官、周旋于勋戚大臣之间，特别在情欲上，有一妻五妾，肆意淫人妻子，梳笼****李桂姐，霸占郑爱月。有人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西门庆活动的社会背景，也不是一个小城所能容纳的。西门庆形象有封建统治者即当时帝王的影子。或可能作者在这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寓意。 　　西门庆之死解读（2） 　　有人说作者也是一个西门庆。赵文龙在《第一奇书》五十一回评中说：“独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经过，言之断不能亲切如此。若谓想当然耳，恐终日沉思，亦思不到如此细腻也。是作者亦西门庆也，阅而以为然者，亦西门庆也。”这是说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进行塑造人物的。在赵文龙之前，张竹坡就曾指出：“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金瓶梅读法五十九》）这是就塑造西门庆等人物形象的生活基础而说的。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我们接受理解西门庆这一典型是有启发的。但是，有学者提出笑笑生即西门庆，认为“《金瓶梅》是记载了笑笑生大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出生在临清的笑笑生曾在北京做官”（池本义男《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作者对西门庆是持批判揭露的态度，对西门庆的罪恶行为，作者是极为愤慨的。西门庆不可能是作者的自传。只能说西门庆形象包含有作者的阅历，有作者的寄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在不考虑西门庆形象塑造的直接政治目的，不考虑作者的寄托的情况下，以现代文艺理论为参照系，对西门庆艺术典型进行分析研究，学者们的见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悲剧典型。西门庆的商业活动中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甚至说西门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封建商人说”与上述观点相对立，认为西门庆是封建商人，他的商业是封建专制主义保护下的商业，不具备新兴资产阶级商业的性质。《金瓶梅》虽然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却并没有表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论者认为《金瓶梅》主要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的活动和他们的历史命运；表现封建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风尚与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表现这些变化对以土地权力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社会风气的动摇（罗德荣《论西门庆》）。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西门庆形象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西门庆的商业经营模式上，更多的带有封建商业经济特点，但其部分商业利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曹炳建《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有学者从西门庆这一商人的属性，明代民间商业资本的性质与恶劣环境来分析西门庆之死，是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西门庆的纵欲到最后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朽，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李双华《西门庆：专制体制下商业资本的缩影》）。明代中晚期， 　　虽然有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不可能成长为大树，也就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从经济史的角度解读西门庆形象，可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认识明中后期的社会特点与经济生活状况。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具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西门庆到底是新兴商人还是封建商人？这是关系到《金瓶梅》思想性质，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的大问题。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岁月里，认真研读文学巨著《金瓶梅》。他特别注意作者对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描写。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许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引自逄先知《记毛泽东读中国史书》，见《光明日报》1986年9月7日）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同样，《金瓶梅》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了解历史这一点上，两书是互补的。《金瓶梅》塑造了不朽的文学典型西门庆，主要写市民阶层的生活，侧重在下层；《红楼梦》塑造了亘古未有的典型贾宝玉，主要写贵族生活，侧重在上层。《金瓶梅》写了主人公西门庆的大量商业活动，这是《红楼梦》所没有的。《金瓶梅》描写金钱商业、经济；《红楼梦》描写政治、礼仪。《金瓶梅》重摹写生活，是写实的；《红楼梦》重表现情感，是写意的。《金瓶梅》是生活小说、市井小说；《红楼梦》是诗意小说。《金瓶梅》是下里巴人。《红楼梦》是阳春白雪。对西门庆这一典型，从艺术上分析其性格的复杂，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开拓意义，这种研究是必要的。探讨作者塑造西门庆的寓意，从经济角度研究西门庆，帮助我们了解封建社会，了解历史，了解《金瓶梅》这部书的价值，是更为必要的，通过西门庆典型的研究，可望使《金瓶梅》研究出现新的突破。 　　第四讲 还原文本，回归经典，走近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三种版本系统（1） 　　《金瓶梅》刊印本共有三种系统，实现了由原创稿本到文本与评点的结合，艰难地传播，通过读者而存在，生命不息，魅力无穷。《金瓶梅》先有抄本流传，在北京、麻城、诸城、金坛、苏州等地传抄。约经二三十年的传抄后始有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简称词话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简称崇祯本或绣像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简称张评本)为明清时期的三种版本系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金瓶梅》版本的研究，对张竹坡与《金瓶梅》张评本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丰富、产生的影响更大，所以先谈谈张评本系统。 　　张评本系统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是他的号。他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评点刊刻《金瓶梅》①。竹坡把《金瓶梅》称为《第一奇书》，表明他肯定《金瓶梅》的历史地位，是继承了冯梦龙等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竹坡评语包括总评《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论》《冷热金针》《读法》《凡例》《趣谈》等、回前评、眉批夹批约十万余言。他以自己创作一部世情小说的严肃认真态度来评点，肯定《金瓶梅》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是一部太史公文字，而不是****。他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特点，形成自成体系的《金瓶梅》艺术论，把古代“金学”推上一个新阶段。张竹坡生活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约与曹寅同时。这时，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作家还没有降生。但是，张评本《金瓶梅》已在艺术经验、小说理论方面为《红楼梦》奠定了基础。兰陵笑笑生、张竹坡都是曹雪芹艺术革新的先驱。张竹坡与《金瓶梅》如同金圣叹与《水浒传》，脂砚斋与《石头记》，在历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张竹坡是清代初期肯定评①参见吴敢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价《金瓶梅》、广泛传播《金瓶梅》、有叛逆思想，高举进步文化艺术旗帜的年轻批评家。由于《张氏族谱》在徐州铜山县汉王乡发现，对张竹坡家世生平、评点刊印《金瓶梅》的壮举、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等的研究，在历史新时期取得了很大收获。彻底纠正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怀疑论，破除了把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看成除“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一句还可取，其余都是些冬烘先生八股调，全不足取”的说法。 　　从而促使研究者把张竹坡列专章论述载入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小说史的专著，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张竹坡评点本是以崇祯年间刊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底本，是批评家积极参与小说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的成果，将文本的潜在效能结构与批评家评点结构结合，使《金瓶梅》文本得到新的实现，在有清一代以至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张评康熙本今存三种版式：1扉页牌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卷首谢颐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扉页上端无题。框内右上方：“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有模刻崇祯本图二百幅，另装二册。书口为“第一奇书”，无鱼尾。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正文第一回前有《竹坡闲话》等总评文字（缺《第一奇书非****论》《凡例》）。每回前有回评。回评刊回目前另排叶码。正文回目另叶刻印。回前评与正文不相连接，有的回评末有“终”字或“尾”字，表明回评完。这样刻印易装订不带回前评语的本子。六函共三十六册。刻印精良。日本鸟居久靖氏谓“此书居于第一奇书中的善本”(《金瓶梅版本考》)。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有此种版本一部。 　　2“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与上书同板，不带回前评语。只是在装订时未装入各回的回前评语。首都图书馆藏有此种版本。3“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行款、版式、书名页、牌记与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大致相同，粗看容易判定为同板，但是细致考察，可发现扉页相异之处。此版本为皇族世家藏书，卷首盖有恭亲王藏书章。在总评《寓意说》“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其有极，悲哉，悲哉!”之后多出二百二十七字：作者之意，曲如文螺，细如头发，不谓后古有一竹坡为之细细点出，作者于九泉下当滴泪以谢竹坡。竹坡又当酹酒以白天下锦绣才子，如我所说，岂非使作者之意，彰明较著也乎。竹坡彭城人，十五而孤，于今十载，流离风尘，诸苦备历，游倦归来。向日所为密迩知交，今日皆成陌路。细思床头金尽之语。忽忽不乐，偶睹金瓶起首云，亲朋白眼，面目含酸，便是凌云志气，分外消磨，不禁为之泪落如豆。乃拍案曰：有是哉，冷热真假，不我欺也，乃发心于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其中颇多草草。然予亦信其眼照古人用意处，为传其金针大意云尔。缘作寓意说，以弁于前。笔者按：至今所见张评本早期刻本、翻刻本均无此段文字。此段文字，已排印于《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校注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公诸于今世读者。据此段文字，可以确定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具体时间：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月初七（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三月廿七日告成，约经三个月时间。秦中觉天者谢颐序题署《第一奇书序》为“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月中旬，大约在评点接近完稿时写序。据此，对《仲兄竹坡传》中所说“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则不能解释为十几天或三月中旬前后，“旬有余日”，夸饰言时间短，是约略言之。此段文字中言“十五而孤”，指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十一月十一日，其父张志羽卒，竹坡年十五岁。此有《张氏族谱》张志羽小传、《仲兄竹坡传》（“十五赴棘围，点额而回，旋丁父艰，哀毁致病”）与之相印证。说明此段文字涉及竹坡行事皆为实录。此一版本藏大连图书馆。 　　《金瓶梅》三种版本系统（2） 　　大连图藏本与吉林大学图藏本相比勘，有多出的夹批、眉批。正文文字相异处，大连图藏本同崇祯本，而吉大藏本则与崇祯本相异。说明大连图藏本正文更接近崇祯本。大连图藏本刻印在前，吉大藏本是据大连图藏本加工修饰而成。大连图藏本正文多用俗别字、异体字。吉大藏本与之相比，俗别字、异体字少，刻印更为精良。根据对大连图藏本、吉大图藏本比勘研究初步判断：大连图藏本为张竹坡于1695年刊刻的初刻本。当时生活贫困，处境艰难，于三个月匆忙评点完稿，在金陵刊印发售“日之所入，仅足以共挥霍”（《仲兄竹坡传》），“我为刻书累”（竹坡《幽梦影》评语），不久，“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罄身北上”（《仲兄竹坡传》）。三年后的1698年病死在钜鹿客舍。张竹坡评点时，对小说正文除回避清讳，改“胡僧”为“梵僧”，改“虏患”为“边患”，改“匈奴”为“阴山”，改“狁”为“太原”，改“夷狄”为“蛀虫”，改“伐辽”为“伐东”等外，一般对正文文字未作改动。吉林大学图藏本为据张评初本复刻，行款、版式、书名页、序与初刻本相同。但对评语有文字加工与删减，对小说正文文字上有改动。此复刻本的加工与刊刻主持者是谁?经考证，初步判定为张竹坡的弟弟张道渊。张道渊是竹坡评点刊刻《金瓶梅》的知情者、支持者，在竹坡死后，又是张评本的修订复刻者，也应是竹坡手稿的存藏者。道渊在竹坡死后，继承竹坡之遗志，复刻修订张评本，在《金瓶梅》的整理传播上做出了重要贡献。道渊在《仲兄竹坡传》中肯定评点《金瓶梅》是可以流传后世的“著书立说”，“有不死者在”，可以千古不朽。此评，道渊可与其仲兄竹坡共享。 　　以张评本前述有回前评语本与无回前评语本为祖本翻刻，产生出两种系列的翻刻本：有回前评语本影松轩本、四大奇书第四种本、本衙藏板本、玩花书屋藏板本、崇经堂板本等。无回前评语本在兹堂本、无牌记本（扉页框内左下无“在兹堂”三字，有漶漫痕迹，其余各款同在兹堂本）、皋鹤草堂梓行本等。满文译本《金瓶梅》，据张评本译小说正文。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户曹郎中和素译（据昭琏《啸亭续录》，一说徐蝶园译，见《批本随园诗话》）。四十卷一百回。无插图，序与正文每页均为九行，竖刻，从左至右读。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本一部，精抄残存五回本一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一部。满文本序汉译，见《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①参见拙文《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3期。 　　崇祯本系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二十卷一百回（与词话本分十卷不同）。卷首有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无欣欣子序，也无廿公跋（原刊本无，翻刻本有）。有插图二百幅，题刻工姓名：刘应祖、刘启先、黄子立、黄汝耀等。这些刻工活跃在崇祯年间，是新安（今安徽歙县）木刻名手。这种刻本避崇祯帝朱由检讳。据以上两点和崇祯本版式字体风格，一般认为这种本子评刻在崇祯年间，简称崇祯本（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祯本系的版本在内）。现今存世的十几种崇祯本系的本子类别不同。从版式上可分两类。以北京大学图藏本为代表是一类，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东吴弄珠序四叶，扉页失去，无欣欣子序、廿公跋。回前诗词前有“诗曰”或“词曰”。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上海图藏甲乙两种、天津图藏本、残存四十七回本等，依版式特征，与北大藏本相近。另一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扉页题《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无欣欣子序，有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回首诗词前多无“诗曰”或“词曰”二字。首都图书馆藏本、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依版式特征与内阁本相近或相同。眉批刻印行款不同。北大藏本、上图甲本眉批四字一行为主，也有少量二字一行的。上图乙本、天津图藏本眉批二字一行为多。内阁本眉批三字一行。首图本无眉批。有夹批。王孝慈旧藏本为学界所特别关注。原藏插图二册二百幅。1933年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词话本中有附图，即据王氏藏本影印。第一回第二幅图“武二郎冷遇亲哥嫂”栏内右侧题署“新安刘应祖镌”六字，为现存其他崇祯本图所无。图精致，署刻工姓名多。第一回回目“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现存多数本子与之相同。只有上图乙、天津图藏本作“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据插图与回目，此本可能是崇祯本的原刊本。北大藏本以原刊本为底本翻印，为现存较完整的崇祯本，图与正文刊印精良，眉批夹批比其他崇祯本多，眉批与正文句对应，无错位乱置之处。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词话本（十卷）刊刻在前，崇祯本（二十卷本）在后，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二者是母子关系。魏子云（见《金瓶梅的幽隐探照》，台湾学生出局1988年10月初版38页）、黄霖（见《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关系》）①等持此意见。笔者亦持此说（见《金瓶梅探索》，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51-56页）。另一种看法认为二者是平行关系，认为两种本，从两个不同的底本而来。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②中说明了这种看法。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也持二者为平行无直接关系说。崇祯本版刻上保留的词话本的遗迹很多，足以说明崇祯本与词话本的亲缘关系。平行无直接关系说似不能成立。 　　词话本系统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有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最早刻本。吴晓铃《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论著中均持这种观点。词话本刊本今存四种：国内存一种，日本存三种。国内存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二回缺二叶，日人长泽规矩也认为是词话本原版。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第五回末叶有十一行与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不同。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有八行用《水浒传》文字刻印配补。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词话本残存二十三回（实存七个整回和十六个残回）。对这四种现存词话本，学者多认为为同版。崇祯（1628-1644）刻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大藏本）康熙乙亥（1695）《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康熙戊子（1708）满文译本《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本、大连图藏、吉林大学图藏）有回前评语本：影松轩本、四大奇书第四种本、本衙藏版本、玩花书屋藏版本、崇经堂版本无回前评语本：在兹堂本、无牌记本、皋鹤草堂梓行本天图本上图乙本周越然藏本《新镌绣像原本金瓶梅》天理本上图甲本内阁本东洋文化所本首图藏本吴晓铃藏抄本《金瓶梅》《新镌绣像原本金瓶梅》《绣刻八才子词话》（傅惜华旧藏）万历丁巳（1617）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北图购藏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残）①1931年在山西介休县发现，后入藏北平图书馆，由古佚小说刊行会据以影印104部。此词话本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②参见吴敢《金瓶梅版本拾遗》，《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卷1期。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1） 　　《金瓶梅》这部伟大的写实小说，意蕴深厚，意象复杂，它的艺术奥秘有待进一步探索。近年来，专家学者在作者问题、成书问题、政治背景、地理环境、版本评点、美学价值、语言系统等方面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新材料的缺乏，又由于研究者视角的不同，加之问题的复杂，在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改写者究竟是谁?就是“金学”中有分歧意见的疑难问题之一。1985年，有学者曾提出“李渔评改《金瓶梅》”之说，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笔者在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的工作中，曾思考过这一问题，搜集、分析了有关的材料。笔者认为此一说不能成立。现述拙见，与提出、赞同这一说的同志，进行商榷。 　　现存的《金瓶梅》版本分《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两系三类。关于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崇祯本在后，词话本在前，崇祯本以现存词话本为底本改写加评点，它们之间是父子关系。第二种意见认为崇祯本与现存词话本是兄弟关系，它们还应有共同的祖本。第三种意见认为崇祯本在前，现存词话本在后。它们还应有共同的祖本。就版本特征来看，崇祯本与词话本在文字上有不同。崇祯本有评语与插图二百幅，词话本没有。崇祯本与以崇祯本为底本而刊印的张竹坡评本，在明末及有清一代影响很大，翻刻本较多，这两种本子促进了《金瓶梅》的传播。但是，崇祯本的评点者与改写者没有留下姓名，读者不知道评点者与改写者究竟是谁。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李渔是崇祯本“评改”者之说。其根据有这样几点：1首都图书馆藏《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有一百零一幅插图，在第一百零一幅图像背面有两首词，后署“回道人题”。认为回道人是李渔的化名，还说李渔《十二楼·归正楼》第四回用了“回道人评”。 　　2署湖上笠翁李渔题的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序》中论《金瓶梅》“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与崇祯本第九十回眉批所云合拍。 　　3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金瓶梅》在兹堂刊本扉页右上署“李笠翁先生著”。“在署名‘李笠翁先生著’的《合锦回文传》里也有回道人的题赞”（笔者按：实际情况是题署“笠翁先生原本，铁华山人重辑”）。由以上所据作出判断：“李渔不仅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书的写定者，同时也是作评者。笔者的考证，与上述结论不同。回道人不是李渔的化名，而是吕洞宾诡称的别名。李渔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后改字笠翁，别署随庵主人、觉道人、觉世稗官、笠道人、伊园主人、湖上笠翁、新亭樵客，族中后人尊称“佳九公”、人称“李十郎”。就已知李渔著作和编纂的书，从未见有署回道人者。吕洞宾，五代北宋初年人（或谓唐人，生于唐贞元十四年），名岩、字洞宾，别号纯阳，关中京兆人（或传为河中永乐人）。吕洞宾善写诗，民间流传他的诗歌，多达一百多篇。《全唐诗》收吕洞宾诗四卷。他本为隐士，死后被附会为举世闻名的神仙和道士。明末邓志谟据吕洞宾的传说写神怪小说《吕祖飞剑记》十三回，其中多次写到吕洞宾诡称回道人，如第六回写道：“一日，纯阳子又向长沙府，诡为一个回道人。”“回道人者，以回字抽出小口，乃吕字，此是吕神仙也。”首都图书馆藏《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插图第一百零一幅后回道人题词漫患不清：贪贵□□□□□□□醉后恋欢情年不□□□□□□□□那里生万□□□□□□须知先世种来因速觉□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回道人题①《合锦回文传》，清嘉庆三年刊本，道光六年重印本，图像九页九幅，前图后文，九位题赞者中，未见回道人题赞。②见：《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页；《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上编，台湾天一出版社版10页，同意回道人是李渔笔名之一；《闲话金瓶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91页，赞同李渔评改说；《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9卷第3页，认为回道人是李渔别号。③见李裕民《吕洞宾考辩——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查《全唐诗》第八百五十九卷，收吕洞宾《渔父词》十八首，其十六、十七两首为：作甚物疾瞥地贪贵贪荣逐利名，万劫千生得个人，追游醉后恋欢情。须知先世种来因；年不永，代君惊，速觉悟，出迷津，一报身终那里生。莫使轮回受苦辛。首图藏本刊印者在翻刻崇祯本时，把原刊本二百幅插图减为每回刊用一幅，应为一百幅（均采用每回的第一幅图），第一百回第一幅为“韩爱姐路遇二捣鬼”（笔者按：图极粗劣，左上方漏刻篱笆门），这样不能表明全书的结局。所以，刊印者又刊印了第一百回的第二幅图“普静师幻度孝哥儿”（按：书口无此标题），并在背面刻印吕洞宾词二首，取其报应轮回的思想，以便与《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思想相呼应。李渔是一位通俗文化大师，他特别重视小说戏曲创作，不以稗官为末技，在小说戏曲创作与理论上有卓越的成就。他有渊博的知识，广泛的生活情趣。他不可能把吕洞宾的词作为自己的作品题写在《金瓶梅》刊本上，更不会以吕洞宾的别号作为自己的署名。而且，李渔特别熟悉吕洞宾的神怪故事，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有两处直接引述过。《十二楼·归正楼》第四回叙一盗贼儿改邪归正后出家为归正道人，为造殿堂，费用无所出，遂设诡计劝募，令其徒弟乔扮为神仙吕洞宾到仕宦之家化缘。仕宦向富商说他见到的情景：“他头一日来拜，说是天上的真人，小价不信，说他言语怪诞，不肯代传。 　　他就在大门之上写了四个字，云：‘回道人拜’。……小价等他去后，将一盆热水洗刷大门，谁想费尽气力，只是刷不去，方才说与下官知道。下官不信，及至看到他洗刷，果如是言。只得唤个木匠叫他用推刨刨去一层，也是如此；刨去两层也是如此。把两扇大门都刨穿了，那几个字迹依然还在。下官心上才有一二分信他。晓得‘回道人’三字，是吕纯阳的别号……”此处化用吕洞宾赴青城山鹤会的故事，吕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取刀削之，深透木背。杜浚在《连城璧》评语中说李渔的小说“更妙在忽而说神忽而说鬼，看到后来，依旧说的是人，并不曾说神说鬼，幻而能真”。李渔化用这一故事时，对“取刀削之，深透木背”的现象作了现实的解释：“原来门上所题之字，是龟溺写得。龟尿入木，直钻到底，随你水洗刀削，再弄他不去。”《十二楼》中未见“回道人评”字样，只有《归正楼》中的“回道人拜”。《十二楼》评者为杜浚，而非李渔化名回道人自评。李渔的《肉蒲团》第三回《道学翁错配风流婿，端庄女情移轻薄郎》也出现过“回道人题”。小说此回叙写未央生经媒人介绍，想娶铁扉道人之女玉香为妻，但不知玉香姿容怎样，其父又不允许相见，只好祈求神仙。小说写道：未央生斋戒沐浴，把请仙的朋友延至家中焚香稽首，低声祝道：“弟子不为别事，止因铁扉道人之女名唤玉香，闻得他姿容绝世，要娶为妻，但属耳闻，未曾目击。所以请问大仙，果姿容绝世，弟子就与他联姻，稍有不然，即行谢绝。望大仙明白指示，勿为模糊之言，使弟子参详不出。”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2） 　　祝完，又拜四拜，起来，扶住仙栾，听其挥写。果然写出一首诗道：红粉丛中第一人，不须疑鬼复疑神已愁艳冶将淫诲，邪正关头好问津右其一未央生见了这一首，心上思量道，这等看来，姿色是好的了。只后一句，明白说他冶容淫诲，难道这女子已被人破了瓜不成？诗后既有“其一”二字，毕竟还有一首，且看后作如何?只见仙栾停了一会，又写出四句道：妇女贞淫挽不差，但须男子善齐家闭门不使青蝇入，何处飞来玉上瑕 　　①美国韩南著《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认为李渔《归正楼》可能是长篇小说《肉蒲团》的原型。 　　右其二回道人题未央生见了“回道人”三字，知是吕纯阳的别号，心上大喜道，此公于酒色二字极是在行，他说好毕竟是好的了。后面一首是冰我心中之疑，不过要我堤防的意思。李渔在小说中引进吕洞宾，并引录其诗作，明确标写“回道人题”。李渔不可能用“回道人”作为自己的别号，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此，首图藏本《金瓶梅》第一百零一幅后的回道人题词，不能作为李渔是评点者和改写者的根据。《李渔全集》第十二卷《点校说明》说：“李渔确实用过回道人的化名”，也是根据首图藏本第一百零一幅图像后题署。基于上述材料，这一立论同样不能成立。《点校说明》很谨慎地说：“仅于首图本见有回道人题诗来说明李渔是崇祯本改定者的理由尚嫌不足。”这说明点校者对“李渔评改《金瓶梅》”之说，持有保留意见，不因崇祯本《金瓶梅》辑入《李渔全集》而附和呐喊未作定论的判断，这种科学态度是值得称赞的。 　　二 　　李渔《三国演义序》，今存两篇：清康熙醉畊堂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李序；清两衡堂刊本《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李序。两篇在内容上有同有异。两篇序文有真伪问题，需加辨析。我们曾把两衡堂刊本李渔序辑入《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看来，两衡堂本李序中关于《金瓶梅》的一段评论不足为据，更不能据以说明李渔是《金瓶梅》评改者。对两篇序文加以比较分析之后，笔者认为醉畊堂本李序是真的，两衡堂本李序虽有原李序中的一些文句，但已被篡改，是一篇真假掺半的序文。 　　醉畊堂本毛评《三国演义》成书在李渔生前。序署“康熙岁次己未十有二月，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时在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同年，李渔还写有《芥子园画传序》，署“时有康熙十有八年岁次己未年夏后三日，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园”；有《千古奇闻序》，署“康熙己未仲冬朔湖上笠翁题于吴山之层园”。以上三篇序均题署有年月。写此三篇序的翌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李渔病逝，从为毛评本作序到逝世仅一个月时间，他没能看到为之写序的毛评本出版。而两衡堂本的成书与刊刻均在李渔逝世之后，序署“湖上笠翁李渔题于吴山之层园”，刊印者有意删去原序文所署的年月。据陈翔华先生考证，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康熙初年评改《三国演义》。李渔为毛评本《三国演义》作序时，毛宗岗四十八岁，此本由醉畊堂刊刻，书名《四大奇书第一种》，为今存最早之毛评刻本。 　　李渔在序中给毛评很高评价：“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并说明自己曾有志于评《三国》，因应酬日烦，因多出游少暇，又因病，“其志”“未果”。两衡堂刊本无回评，有眉批。大部分眉批是在毛氏回评与眉批基础上抄录、改写而成。肯定成书于醉畊堂本之后。李渔终其一生，不管创作或立论，都坚决主张自成一家之言，不拾名流一唾，不效美妇一颦，主张独创有我。他自己决不会把他的晚辈毛宗岗评过的书加以抄录、改写作为自己“评阅”的成果。因此，两衡堂本是否经过李渔评阅，其中的部分评语是否出自李渔之手，很值得怀疑。此书评语为书商假托李渔评的可能性大，而且把李渔序文进行了低水平的篡改。2郾醉畊堂本李渔序与两衡堂本李渔序相比较，有真假、高低、前后之不同。前序结构严谨，句句珠玑，语句流畅。开头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没有后序中“余亦喜其赏称”文句，未涉及对《水浒》、《西游》、《金瓶梅》三书的评论。后序加进了对三书评论的文字。前序引出“奇”字，引出《三国》，奇莫奇于《三国》，极自然顺畅。后序否定《水浒》，贬低《西游》，评《金瓶梅》“差足淡人情欲”，不符合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对《水浒》的肯定评价，也不符合他自己阐明的情欲论。对《三国》评论时，妄改前序“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为：“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显得不通。原序文核心一段，论三国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演三国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然后紧扣这两句展开论述，贯穿“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的论点，这是李渔“有奇事方有奇文”文学观点的体现。由事奇文奇又说到书评，引出《三国》毛评。最后点明“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3郾两衡堂本李序删去了原序文评毛氏评语的一段文字，删去了“六种人读之六快”的一段文字，把“第一奇书”改称为“第一才子书”，把原序“前后梁”误作“前后汉”，最后声称“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 　　①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僭为之序矣”，“余兹阅评是传”，“是为序”，似乎说以前写有一篇毛评本序，今为“余兹阅评”的本子再写一序。然而两序框架、部分语句相同，而又有删改、添加的文句，移毛评本序为“余兹阅评”本子的序，露出了篡改、假托的痕迹。两衡堂本李序中评《金瓶梅》说：“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为原序所无，不能看做李渔对《金瓶梅》评论文字。这段评论不但不能说与崇祯本评语合拍，而且与崇祯本评语肯定《金瓶梅》为世情书，非****，评人物“情深”、“韵趣动人”，赞扬作者为“写生手”云相去甚远。不能成为“李渔评改《金瓶梅》”之根据。至于说，认为崇祯本第三十八回有一条眉批是李渔“声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予书”是由于未作校勘而产生的误解。所引眉批刊刻有误：“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然而，北大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此眉批均作：“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予书”显系误刻或误引，“予尝”为正。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3） 　　张竹坡评《金瓶梅》康熙年间原刊本扉页框内右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后来出现很多种翻刻本，其中有一种扉页上端题：“康熙乙亥年”，框内右上方：“李笠翁先生著”，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在兹堂”，这种本子无回前评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时李渔已去世十五年。翻刻张评本，书贾慕其盛名，伪托“李笠翁先生著”。查阅全部张竹坡评语，未有一处提到《金瓶梅》与李渔有关，原刊本明确标明“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没有任何伪托。张竹坡主张不要无根据地去猜测作者姓名，他在《读法》第三十六则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现存《金瓶梅词话》为十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①见《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85页。 　　为二十卷。崇祯本在刊印之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十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谢肇淛看到的这种抄本应是崇祯本前身，说明崇祯本改写评点在词话本刊刻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就进行了。崇祯本至晚在崇祯初年即刊印。刊印于崇祯元年（1628）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提到“不习《金瓶梅》之闺情”，崇祯二年（1629）编纂的《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崇祯五年（1632）刊本《龙阳逸史》首有月光型园图，刻工为洪国良，他也是《金瓶梅》崇祯本图像刻工之一以上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崇祯初年已刊印流传。此时李渔十八岁左右，可能在如皋或兰溪，尚未开始其创作生涯，尚不具备评改《金瓶梅》的环境与条件，甚至尚没有读《金瓶梅词话》。但是，或问：李渔和《金瓶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关系。1郾他在醉畊堂本《三国演义》序中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目，并说“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肯定《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的同类称奇并列地位，正式确立四大奇书之说，在李卓吾宇宙五大部文章说之后，确定了明代四部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了《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的价值，这是冲破稗官小道的传统偏见，给通俗小说以应有地位的有划时期意义的论点。这一见解永存不朽，能经受住历史的长期检验。在他的这一思想导引下，由其婿沈因伯主持刊印了《四大奇书第一种》，开创了四部名著合目刊刻的新阶段，给中国长篇小说史树立了一块伟大的里程碑。黄摩西（署名蛮）《小说小话》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北京大学藏有《四大奇书第一种》，芥子园刊本，现存第十七至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有芥子园刊本，百回。《金瓶梅》、《西游记》也应有芥子园刊本，今未见。因李渔在为毛评《三国演义》写序的第二年初逝世，其他三种刊印应在他逝世之后，李渔未能参予其事。 　　2《肉蒲团》有评语李渔在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了《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自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①崇祯本插图王孝慈本，北大藏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四、八十二各回署刻工洪国良。②从评语内容、语气看为作者自评。第二十回评语谓“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是属夫子自道。 　　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乎。”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等列今天看，李渔没有能发展继承《金瓶梅》的积极方面。《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3由《水浒》到《金瓶梅》，从禁欲走向纵欲，而李渔的《肉蒲团》则从纵欲走向禁欲，让未央生最后醒悟，割掉阳物，出家做了和尚。两位作家在同一个怪圈里循环徘徊。他们都有地为天用、采阴补阳的男性中心思想。到了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才升华一步，提高一格，对《金瓶梅》开拓的审美领域、展示的人体生命文化加以完善、发展。《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两座高峰，而《肉蒲团》不过是两座峰巅之间的小丘。但是，《金瓶梅》、《肉蒲团》都是下里巴人。李渔自谓“巴人下里是其本色”李渔在小说戏曲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很遗憾，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总结、评价《金瓶梅》的理论遗产。对李渔称“奇”的《金瓶梅》的奇特之处给予科学地分析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新时代学人的肩上。①淮阴、绛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两人皆佐汉高祖刘邦，累立军功，为一时名将。《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李渔在自己作品中多次引用此典故。《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予知此言为绛灌而发，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鸡》：“鸡亦有功之物，而不讳其死者，以功较牛犬为稍杀……然较鹅鸭二物，则淮阴羞伍绛、灌矣。”《笠翁文集卷一·蟹赋）：“及食所谓居蟹右者，悉淮阴之绛灌，求为侪伍而不屑者也。”②见《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 　　第五讲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作者之谜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此书作者富于开拓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是曹雪芹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小说艺术革新家。此书指斥时事，暴露明代后期的黑暗现实，刻画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被称为四大奇书之最。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隐去真实姓名。作者到底是谁，三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里介绍诸说，以供参考。1.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在《金瓶梅》传抄阶段，屠本畯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觞政》跋语）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为完好。”（《金瓶梅跋》）似乎暗示《金瓶梅》抄本或稿本与王世贞有密切关系。之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述《金瓶梅》一书时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清康熙初年，宋起凤在《稗说》卷三直接提出《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二十二年后，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魏子云《论〈金瓶梅〉这部书——导读》云，“确切指出作者为王世贞（凤洲）”，“当为谢颐序”，这一看法是不确切的，早于谢颐的宋起凤已明确指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朱星仍持王世贞说。（见《金瓶梅考证》）2.李开先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著《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脚注中最先提出。吴晓铃《大陆外的〈金瓶梅〉热》中说：“我个人认为是李开先（1501—1568），见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册三、章七、节三。”1980年，徐朔方有论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4年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把写定者是李开先，修正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日本学者日下翠赞同李开先说。（见《〈金瓶梅〉作者考》） 　　3.卢楠说。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这一记载，不知是据文献或据传闻，译序者未加说明。王汝梅在《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考察了卢楠的生平著述，卢楠与王世贞、李开先的关系，认为卢楠堪称为李开先的崇信者，王世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素材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4.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前后）之说。明末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据道光抄本）5.贾三近（1534—1592）说。张远芬在《金瓶梅作者新证》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之说。又有论者举出理由论证贾三近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6.屠隆说。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主张作者为屠隆。魏子云从《金瓶梅》成书“两阶段”说角度，认为屠隆可能是袁中郎所见抄本《金瓶梅》作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作者。7.汤显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提出。8.李卓吾说。《真本金瓶梅》有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或云李卓吾所作。”魏子云说：“我怀疑，李卓吾也许是《金瓶梅》初稿撰述人吧？”（《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9.沈德符说。魏子云提出“《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也可能是沈德符的父亲所作”，又云：《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参与改写的作者，看来仍以沈德符为首脑人物”。10.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在英文节译本《金瓶梅》导言中提出徐渭为作者的候选人。朱星指出将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是由于不了解《万历野获编》中所云“徐文贞”乃是徐阶的谥号而造成。此外还有袁宏道兄弟、陶望龄、冯惟敏、冯梦龙、丁惟宁、李先芳、谢榛、田艺衡、贾梦龙、书会才人等说。从现有探讨作者之谜的论文看，有几点渐趋一致或为多数学者主张： 　　作家个人创作，或一人创作为主另有友人参助（另有世代积累说或集体创作说）； 　　作者生活在鲁南苏北方言区或熟悉此地方言； 　　创作时期在嘉靖万历间； 　　作者是大手笔； 　　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最近有友人书信云：“我对《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持乐观态度”。经过学术界同仁们从各个不同方面研究考证，会进一步促进对此书创作主体的认识，作者的真姓名真面貌将会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满文译本（1） 　　《金瓶梅序》和作者卢柟说 　　在明末清初，《金瓶梅》几种版本的七篇序跋中，满文本《金瓶梅序》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提出了两个值得重视的看法：1、《金瓶梅》是四大奇书的佼佼者，写普通的人物，写丑恶的生活，起惩戒的作用。2、《金瓶梅》作者卢柟说。此序文为《金瓶梅》研究史、古代小说批评史上的一篇珍贵满文文献。（一）《金瓶梅》满文本译刻年代与译者《金瓶梅》满文译本，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序刻，四十卷一百回。卷首译序署：康熙四十七年五月榖旦序，不署序作者姓名。满文本无插图，序与正文每页均为九行，竖刻，从左至右读，满文本甚罕见，已知国内现存完整的四十卷本两部，残本三部。精抄本一部。残存五回：第十七卷第四十八回“弄私情戏赠一枝桃，走捷径探归七件事”，第四十九回“请巡按屈体求荣，遇梵僧现身施药”；第二十卷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两番庆寿旦，苗员外一语送歌童”，第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峙节得钞仿（傲）妻儿”，第五十七回“缘薄募千斤喜舍，雕栏戏一笑回嗔”（抄本为译稿本或据刻本传抄，待考）。日本天理图书馆藏《金瓶梅》满文本，四十卷，八十册，内补写十三册（见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1981年10月1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也藏 　　满文本《金瓶梅》译序 　　有满文《金瓶梅》。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在注重保存满族语言、习俗的同时，很注意吸取先进文化、文学。很多满族文人以开明的态度，如饥似渴地汲取汉族文化，成为精通满汉语文的臣僚，注意翻译汉文书籍。小说的翻译有顺治七年刊刻《三国演义》满汉合璧本，满文译者为达海、范文程等（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水浒传》、《西游记》也刊刻了满文译本（陈汝衡《说苑珍闻》引《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卷下“清文书目”）。不言而喻，流传很广，为许多文人重视、模仿的《金瓶梅》，必然要引起满族文臣的重视与兴趣。清宗室昭《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有户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解字句，咸中綮肯，人皆争诵焉。”据此，《金瓶梅》满文本译者为和素。和素，字存斋，满洲镶黄旗人，累官内阁侍读学士。《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十五载：“《琴谱合璧》十八卷，和素撰，取明杨抡《太古遗音》，译以国书，使明人旧籍转赖此帙以永传，是亦操缦家待创之制，为古所未有者矣。”《金瓶梅》满文本译者又有徐元梦说（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引《批本随园诗话》）。徐元梦，字善长，一字蝶园，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累官礼部侍郎、太子少保。中年后精研学理，历事三朝，在官六十余年，以直言下狱者再。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进士（见钱仪《碑集传》卷二十二）。到《金瓶梅》满文本序刻的康熙四十七年，徐元梦已是垂暮之年，恐无力译此巨著。其精研理学的兴趣，与译序《金瓶梅》的作为、赞赏《金瓶梅》的观点也不符合。《金瓶梅》满文译本序刻，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一大壮举，是清代前期，满族统治者重视汲取汉族文化，确认通俗小说的价值，实行汲取先进文化政策的结果，而决不是满汉文人和素的“游戏”之作。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对下层禁“淫词小说”的圣训；在上层翻译刊刻《金瓶梅》这样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不可能不得到官方的批准与支持。钝宧《小三吾亭随笔》云：“往年于厂肆见有《金瓶梅》，全用满文，惟人名则旁注汉字。后为日本人以四十金购去。贾人谓是内府刻本。……此或当时游戏出之，未必奉敕也。”（《国粹学报》第七年第七十五期，1911年）钝宧“游戏”之见，不足取，所记日人购去的满文本，不知是否为泽田瑞穗氏《要览》著录之天理图书馆藏本？（二）和素的《金瓶梅》评论明末清初，有十几种批评文字，对《金瓶梅》各自从不同角度作了肯定评价。较早的东吴弄珠客序（1617）、谢肇淛《金瓶梅跋》。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传叙》（楚黄张无咎述，约1620年），则更把四部长篇进行比较研究，把《金瓶梅》与《水浒》视为一类，而《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清初，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推《水浒》、《西游》、《金瓶梅》为三大奇书，并称《金瓶梅》为“言情之书”。李渔《三国志演义序》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是。”把《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并举为四大奇书。这一观点，为清初文人所接受。宋起凤《稗说》把《金瓶梅》推为“晚代第一种文字”。这种观点发展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则直接把《金瓶梅》定名为《第一奇书》，肯定《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给这部巨著以更高的历史地位。和素在张评本刊刻十二年后，以张竹坡评本为底本，删去评语，译成满文。他在满文《金瓶梅序》中，继承、吸收了前辈文人对《金瓶梅》的批评成果，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并认为《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优人、和尚、道士、姑子、拉麻、命相士等，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奇书中之佼佼者。他把前人“另辟幽蹊”的评论具体化了。古代小说批评到明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李贽提出童心说，为小说创作开辟了道路，同时他又提出宇宙五大部文章之说（汉有司马子长《史记》、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苏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浒传》、明有李献吉集）。清初金圣叹又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他们都是把小说提到和正宗文学《史记》、杜诗同等地位。冯梦龙、张竹坡、和素则更进了一步，以独立的小说观念看待小说。冯梦龙《古今小说序》把小说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确立了独立的小说史观念。他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发展到《三国志演义》、《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张竹坡与和素就是继承冯梦龙的小说史观与四大奇书之说，把《金瓶梅》提高到小说史的最高地位的。和素在翻译《金瓶梅》的同时，研阅了不少汉文古代小说，他对古代小说在内容上给了概括说明：“扬善惩恶，以结祸福；或娱心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褒正疾邪，以断忠奸。虽属稗官，然无不备善。”关于《金瓶梅》，他提出的“凡一百回为一百戒”的观点，是研阅全书后得出的。 　　满文译本（2） 　　（三）《金瓶梅》作者卢柟说《金瓶梅》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作家文人的赞赏。在明末，已知约有三十多位文士与此书传抄、写定、评点、刊刻、题序、批评等直接或间接有关。在清初约有十几位文士与此书评点、翻译、刊刻、评论有关。他们肯定此书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突出的艺术成就之外，探讨最热烈的是作者为谁这个问题。关于此书的作者，至今已有十几种说法（李贽、王世贞、李开先、卢柟、汤显祖、薛应旗、赵南星、冯惟敏、冯梦龙、沈德符、屠隆、贾三近等）。和素的满文《金瓶梅》提出的是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是据传闻，还是有文献依据，不得而知。卢柟，字少楩，一字次楩，又字子木，大名濬县人，太学生，有《蠛蠓集》，明末广五子之一。生卒年不详。据王世贞《卢柟传》、卢柟《蠛蠓集自序》、张佳胤《刻卢山人集序》，得知他嘉靖庚子年（1540）系狱，先于王世贞而卒，生活于嘉靖年间。卢柟得到谢榛（临清人）帮助，得以平反冤狱。与王世贞多有交往。《四部稿》中有诗《魏郡卢柟》、《寄卢次楩》、《卢山人少楩》；有文《卢次楩集序》、《卢柟传》；有书牍《寄卢次楩》二首。《魏郡卢柟》诗云：“卢生富结撰，扬马有遗则。及乎为诗歌，雅好在李白。春风扬波澜，浩渺靡所极。仰见朝霞媚，俯见水五色。蛾眉一成妒，雄飞其翮。朝奏狱中书，夕为坐上客。妻子不人，长歌下震泽。”王世贞说他“少负才，敏甚。读书，一再过，终身不忘”；“才高，好古文辞，不能而就绳墨”；“柟为人跅弛，不问治生产，时时从倡家游，大饮，饮醉辄弄酒骂坐”；“下笔数千言立就”；出狱家贫，乃为《九骚》。赵王览而奇其文。坐握麈尾，辨说挥霍数百千万言，风雨集而江波流也。鸣毫飒飒，倏忽而为辞”；“柟既以别世贞去，南游金陵，陆光祖为祠部郎。留月余。走越历吴，勿所遇。还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柟死时，世贞方坐家难”（《卢柟传》）。卢柟有《答王凤洲郎中书》、《与王凤洲郎中书》。卢柟出狱后曾寓居王世贞门下。他非常熟悉濬县、临清一带市井细民生活，有文才。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金瓶梅成书新探》）。1547年，卢柟出狱后，正寓居在世贞门下，其家乡大名（濬县），离临清码头不很远。卢柟熟悉这一带城镇生活，说这一带方言。李开先，章丘（今属山东）人，为嘉靖八子之一。卢柟约略长于王世贞，比谢榛小，与李开先同时。李开先因抨击朝政，得罪权相，被削职为民。卢柟与之有相类似的遭遇、处境，同情李开先，赞赏李开先的作品，是可以想见的。卢柟有《闻华从化诵李中麓乐府词有忆寄上四首》云“东望山东中麓山，赤诚霞送主人还”，“歌吟绿水胜秦声”。（李开先自称中麓子、中麓山人）据此可以说是李的崇信者。王世贞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年二十岁，1567年（隆庆元年）“有诏追复，起家补大名兵备”，时年四十岁，正值世贞中年（宋起凤云世贞“中年笔”，详见后文）。据谢肇淛《金瓶梅跋》说，《金瓶梅》抄本，参差散失，唯王世贞家藏，最为完好。这一完好的本子，有可能是卢柟在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说唱词话材料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以武松打虎寻兄作引子，以民间词话为素材，以宋之名写明之实，反映嘉靖时的社会现实，直斥时事。《四部稿》中有与《金瓶梅》有关的素材。《蠛蠓集》是据残版刊印的，大多收编了应酬之作。单从《蠛蠓集》看，还不能承受王世贞那样高度的文学评价。此集收有几首民谣，透露了卢柟爱好民间文艺的端倪。与卢柟说有密切关系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瞻。魏子云先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引录了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各种传说，但未引宋起凤之说。现全文引录如下：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俳戏媟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气，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变，当西曹至青州，机锋括利、立意千口，尚近刻画。迨秉郧节，则巉刻之迹尽去，惟气格体法尚矣。晚年家居，滥受羔雁墓祝觞之言，二氏杂进，虽耽白苏，实白苏弩末之技耳。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嗤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 　　①见《明史资料丛刊》，据谢国桢先生珍藏抄本刊印。②谢颐《第一奇书序》，非出竹坡手，疑为张潮托名而写。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有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①。宋起凤，字来仪，号弇山，又号觉庵、紫庭，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沧洲，后随父至京师。顺治六年，任山西灵丘县令，十六年，升广东罗定知州。晚年弃官，寓居富春江上。喜游历，以著述自娱。著述甚丰富。据民国《沧县志》载，共有七十余部。起凤在金陵交薛冈。薛冈《天爵堂文集》（天启四年序刻本）之《天爵堂笔余》卷二记述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年间，包岩叟赠寄给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起凤与薛冈都与《金瓶梅》流传、研究有密切关系，他们可能共同研究过《金瓶梅》。宋起凤对《金瓶梅》作了深入研究，对王世贞的文学道路、对其著作也作了研究。因此，他在《稗说》中提出的王世贞中年作《金瓶梅》之说，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其他各种关于王世贞作此书的传说。他不是记载一种传说，而是确指为王的中年笔，并提出陆炳为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与其他各说指严世蕃为原型不同。宋起凤以后，谢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为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所作序中，再次提出：“传闻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 　　②。可以看出，满文译本序作者并没有承受宋起凤与谢颐的看法，而是明确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卢柟。他们可以说是同代人，观点却如此相异。看来卢柟一说，和素是有所本的，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62 　　第六讲 ︽金瓶梅︾的疑难词语 　　《金瓶梅词话》疑难词语试释（1） 　　《金瓶梅词话》虽然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但是读懂读通并不容易。香港学者马力先生在评梅节点校本《金瓶梅词话》中说到：“大陆研究《金瓶梅》的学者王汝梅也承认《金瓶梅词话》有很多句子、词语尚读不懂、读不通。”（《明报月刊》1988年3月号）他引述的这句话是我本着实事求是精神说的。我深感读《金瓶梅》之难。概言之，读《金瓶梅》之难有三：（一）《金瓶梅词话》运用了大量方言词语。它的基础方言，或曰主导方言、母系方言是冀鲁豫交界地区的方言，又杂有吴语、晋语。汉语发展到近代汉语阶段，在商业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的社会背景下，临清运河码头这一方言区，以一种方言为主，又融入其他地区方言，是正常的现象，山东方言（冀鲁豫交界区）为《金瓶梅词话》的基础方言是铁一般的事实。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会的诸同志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解读了词话本中大量疑难词语、句子。在其他方言区的读者看来是不可解的语句，用鲁西方言逐一解通。并纠正了以往词话本校点中的失误。江浙文人（或书商）对词话本进行改写后，刊印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使词话本语言上变得较为精炼，把一些方言词语改为通语或删除，便于《金瓶梅》的流传与阅读，应该说是有功劳的；但是改写者不懂山东方言，把通顺的语句往往改得不可解不通顺，或者把山东方言词语改为了吴语词语，使词话本减弱了原有的语言风貌、泥土气息、鲁地市井韵味，这又是改写者的罪过。已出版的词话本的校点本，凡是据崇祯本校改的语句，大半是错误的，今天的读者，山东方言区之外的读者，不易读懂大量方言语句。（二）《金瓶梅词话》表面上写宋，骨子里写明，亦宋亦明。既有小说虚构人物，又有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中有宋代人又有明代人。职官称谓也是宋明交错。这就使得作品呈现扑朔迷离，又清晰又朦胧的外貌。如果不是具有较丰富的历史知识，也不易把其中的语句、事物逐一读通并读懂。（三）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有愤懑。他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如椽之笔写西门家传，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把西门庆家庭作为国家的缩影来写，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典型意义。这一作品的产生除了大的文化背景外，尚有具体的直接的政治背景，这一政治背景是直接触发作者创作这一部作品的动因。因为作者之谜，成书之谜尚未解开，对具体的创作过程、作者经历尚不能确指，也障碍着我们对全书的理解接受与对某些语句的读通弄懂。《金瓶梅》作者之谜、成书之谜、政治背景之谜，是一些大问号。一些疑难词语，是众多的小问号。为了读懂读通，为了深入研究，把微观与宏观联系、瓶内与瓶外结合，大问号小问号都需要逐一解决。本着这一目的，我与刘辉、张远芬二同志协助王利器先生，组织联络北京、长春、徐州等地同仁，集体合作编撰了一部《金瓶梅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遵照王先生意见，把暂时解释不清楚的词语汇集一起曰《待问篇》，有待于广大学者、读者去解决。《待问篇》仅汇录了部分疑难词语。在阅读《金瓶梅》、校点《金瓶梅》时，常常碰到这些“拦路虎”。同仁们也经常谈论到，互相启发，共同探索，力求弄懂。这种探求应该说是既难且巨的，是属于宏观控制下的微观研究，其成果又会给宏观研究以依据、以基础。对疑难词语的试释，参考和吸取了已有研究成果，在方法上试图把释词、校勘、辨析结合起来。有些词语孤立看并无疑难，但在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中出现异形异音或更换，便发生了疑问。如词话本四十八回中的“邸报”与崇祯本同回中的“底报”、张评本同回中的“底本”，有专家学者提出这种改换是否有政治讽喻用意的问题。因之，“邸报”也就成了疑难词语。《试释》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和专家批评。打閛閛：江浙市语，指同性恋淫娈童的行为。词话本第五十四回：“伯爵瞧着道：痴客劝主人，也罢，那贱小淫妇（按谑指玳安）惯打閛閛的，怎的把壶子都放在碗内了！看你一千年，我二爷也不撺掇你讨老婆哩。”五十四回为原本少五回中之一，沈德符指出为“陋儒补以入刻”，“时作吴语”。崇祯本五十四回与词话本五十四回情节文字相异，“打閛閛”一词未见。《石点头》卷十四《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苦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上唤做以阳物插入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打閛閛与打蓬蓬为同一词语。《张生煮海》第三折曰：“不如我收拾了这几件东西，一径回到寺里，寻那小行者打閛閛去也。”闯寡门：市语，花钱逛妓院未达到目的，逛妓院不肯花钱而未达到目的，在妓院中鬼混而未能嫖，对****不中意不肯嫖，都叫闯寡门。《金陵六院市语》：“闯寡门者，空谈而去。”词话本十一回：“孙天化，绰号孙寡咀，年纪五十余岁，专在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讨风流钱过日子。”《石点头》十：“若是嫖的，不消说要到此地，就是没有钱钞不去嫖的，也要到此闯寡门，吃空茶。”《连城壁》十：“****甚至有出了嫖钱，陪了东道，吕哉生托故推辞，不肯留宿，只闯得一次寡门，做了个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不知多少。”“吕哉生眼力最高，一百个之中，没有一两个中意，大率寡门闯得多，实事做得少。”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王利器等编《金瓶梅词典》对此词解释，均较片面，不确。词话本十一回此段交代西门庆结识十友做弟兄。崇祯本十一回删此段，“闯寡门”一词未见。卫主：明代军政建立卫所制度，各地卫所分属五军都督府管辖，本卫所规属的都督府长官即为卫主，明代不设太尉。北宋徽宗时，把太尉定位为武官阶的最高一级。崇祯本六十九回：“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都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卫主，词话本原作“旧主”，崇祯本、张评本改为“卫主”。“旧主”，老交情、主子之义，与前句“干爷”相衬，合于口语风格。改作“卫主”、把明官制与宋官制“太尉”混为一起，且与西门庆官阶不符。戴鸿森校点词话本、梅节校点词话本均据崇祯本改底本“旧主”为“卫主”，不妥。词话本校点仍应作“旧主”。 　　《金瓶梅词话》疑难词语试释（2） 　　柴炭、豆儿：指柴炭与米粮。词话本九十三回：“你拿去务要做上了小买卖，卖些柴炭、豆儿、瓜子儿，也过了日子，强似这等讨吃。”崇祯本、张评本文字同。戴校本、梅节校本标点为“卖些柴炭豆儿、瓜子儿，也过了日子，强似这等讨吃。”易误“柴炭豆儿”为一事物，“柴炭”后少一顿号。《崇祯遗录》（王世德著、全一卷）：“京师旧有佥商之例，凡供用库香蜡、惜薪司柴炭、御马仓草豆、兵部柴炭、光禄寺猪果、大通桥粮车，皆报富商户采办，办已给值，限满别佥，力不能者，日受鞭箠，负缧绁身死产绝后己。”柴炭、草豆分列。大扠步：即大踏步。踏，鲁西、鲁南读zha或cha，借字作“蹅”、“扠”。张评本九十九回：“这刘二哪里依听，大扠步撞入后边韩道国屋里，一手把门帘扯去半边，看见何官人正和王六儿并肩饮酒，心中大怒，便骂何官人……”词话本、崇祯本（北大本、内阁本、首图本、清抄本）均误刻（抄）作“大拔步”。戴校词话本、梅节校词话本相沿而误，未校。唯张评康熙原刊本作“大扠步”，是。说明张竹坡熟悉山东方言。词话本九回：“武二听了此言，方才放了手，大扠步云飞奔到狮子街来。”此处，崇本、张本与词话本同，均作“大扠步”。邸报：我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和有关政治信息的文书抄本，又称“邸抄”、“朝报”、“杂报”、“京报”等，内容多为皇帝谕旨、臣僚奏章、宫廷动态以及有关的政治情报。词话本四十八回：“夏提刑道：‘今朝县中李大人到学生那里，如此这般，说大巡新近有参本上东京，长官与学生俱在参例。学生令人抄了个邸报在此，与长官看。’西门庆听了，大惊失色，急接过邸报来，灯下观看。”前一个“邸报”，崇祯本作“底本”，后一个“邸报”作“底报。”张评康熙本均作“底本”。崇祯本十七回：“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词话本、张评作“孔目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底”为“邸”的借字，音近义同。关于此处，魏子云先生认为有深意存焉。魏先生云：“但到了二十卷本，竟把‘邸报’二字改了。改为“底本”，改为‘底报’矣！读至此，能不令人疑而问之：‘为啥要改呢？’此一问题，稍谙明史者，必知万历间内阁的文书，较之前朝而‘邸报’四方者普遍，是以今日有《万历邸报》一书传世，明代其他各朝均无之（无邸报成书传世）。基乎此，我们当能知其改‘邸’为‘底’的因子矣！实无他，有恐‘投鼠忌器’也……总之，二十卷本的此一改写，决非手民之误，亦非抄者误书。深恐关系上政治讽喻吧！”（《金瓶梅的幽隐探照》，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10月初版104 　　魏先生忽略了一点：同一部崇祯本（二十卷本）的第十七回出现“邸报”一词，说明崇本并不避讳“邸报”，四十八回中出现的“底报”不是作者出于政治上考虑而有意作的改动。风流清子弟：子弟，在此指嫖客。《水浒传》第二回有“浮浪破落户子弟”，浮浪，是不务正业、帮闲混饭的意思。破落户指地痞流氓，“风流清”疑为“风流情”之误。词话本第四回：“若遇风流轻子弟，等闲战斗不开言。”崇本、张本作：“若遇风流轻俊子，等闲战斗不开言。”此为二首打油歌中的两句，两首打油歌，又见蒲松龄俚曲抄本《琴瑟乐》。词话本：“喜便吐舌开口笑，困便随力贴股眠。”崇本改作：“喜时吐舌开颜笑，困便随身贴股眠。”张本同。《琴瑟乐》引二打油歌文字同崇本。张评康熙本评刻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日本学者藤田佑贤介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俚曲抄本《琴瑟乐》为蒲松龄三十五岁作，即康熙十三年（甲寅、1670，参见盛伟《聊斋佚文辑注》）。此时张评本尚未刊行，《琴瑟乐》引两首打油歌据崇本引录，说明康熙初年，崇本尚较流行。邓浆砖：即澄浆砖，鲁南苏北方言，邓、澄同音，澄，有时又写作“登”。词话本六十一回：“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跐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那里寻去！”齐云：齐云社，园社的球会组织。元代陈元靓《事林广记》戊集卷二“园社摸场”条：“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球。”词话本十五回：“王孙争看，小栏下蹴鞠齐云；仕女相携，高楼上妖娆衒色。”崇祯本、张评本作“齐眉”，误“云”为“眉”。枣胡：枣核，核，鲁西南方言读hú。词话本六十七回：“我的儿，你肚子里枣胡解板儿，能有几句儿！”二十五回：“枣胡儿生的，也有个仁儿。”崇本、张本改“枣胡”为“枣核”。青刀马：市语，青年之****。《切口大词典·娼妓类》：“青马：青年之****也。”《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刀曰青子。”《江湖切要·娼优类》：“****：青马、青细。”词话本三十二回：“我实和你说，小淫妇儿，时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马过递了酒罢，我等不的了。”跑踍跳跃：咆哮跳跃。“跑踍跳跃”四字，刻写时，复词偏旁弄齐、“咆哮”因“跳跃”而刻成“跑踍”。词话本六十八回：“一面牵出大白马来，搭上替子，兜上嚼环、着马台，望上一骟、打了一鞭，那马跑踍跳跃，一直去了。”崇祯本据词话本刻为“跑踍跳跃”，张本同。词话本“骟”为“骗”的误刻。“搭上替子，兜上嚼环，着马台，望上一骟”十六字，崇本、张本删去。舀水：使瓢、勺、舀子等器具取水。词话本三十四回：“只见书童出来，与西门庆舀水洗手。”北图购藏词话本刻作“水”，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词话本刻作“水”。有同志认为鲁南把“舀水”说成“瓜水”，作者依方音造一“”字。非是。舀水是北方话，鲁南鲁西也说舀水，在水缸或锅底剩下水不多时，用勺子往外舀水时才说“刮水”。书童与西门庆舀水洗手，不是刮水。“刮”字在词话本中多次出现，如“刮刺”。“刮”为通用字，言“刮水”，不必另造一字。“”为“舀”的误刻。词话本校点、张评本校点均作“舀”，是。大小五分：五分，整数之半，对等之义。《易系辞》：“天数五、地数五。”大小五分即名分虽有大小，实亦各占五分。词话本九十一回：“你休赶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与你娘关系大小五分。”崇本、张本改为“大小之分”，不合口语；梅节校点词话本依崇本作“大小之分”，不妥。戴鸿森校点词话本作“大小五分”，是。门词：因沿门说唱得名。叶宪祖《鸾记》传奇第十五出白云：“（贴）……去唱门词去罢，做甚么诗！（中净）门词正是女眷报喜的……”《四部丛刊》景明刊本《酉阳杂俎》首赵琦美序云：“吴中廛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檐部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近人叶德均氏谓“门事”是“门词”的音误（见《宋元明讲唱文学》）。词话本二十一回：“怪应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骂出来的，可可儿的我唱门词儿来？”架儿、门头：架儿，妓院中向嫖客打秋风的人。门头，妓院中的侍役。词话本六十八回：“比及进院门，架儿、门头都躲过一边，只该日俳长两边站立，不敢跪接。”崇本改为“架儿们都躲过一边”，删“门头”。戴校词话本改“门头”为“行头”，误。梅节校词话本点为“比及进院门，架儿门头都躲过一边”，“架儿”与“门头”之间少一顿号。丁八：应为娼优生活中用语，本义指乐人，引申义隐喻分开。《新刻江湖切要·娼优类》：“乐人，丁八。”词话本六十八回：“那张懋德儿好的货，麻着七八个脸弹子，密缝两个眼，可不砢磣杀我罢了。只好樊家百家奴儿接他，一向董金儿也与他丁八了。”梦境随邪：词话第十七回：“冯妈妈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人来，影儿也没有。’妇人自此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此处写李瓶儿梦境随邪，即鬼交之病。《玉房秘诀》：“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 　　《金瓶梅词话》疑难词语试释（3） 　　与之交通知道其有胜于人，久处则迷惑，讳而隐之，不肯告人，自以为佳，故至独死而莫之知也。”这种性心理病症，使人神志恍惚。不思饮食，面貌憔悴。《金》书几次写到李瓶儿鬼交之病。乜斜：词话本第十四回：“月娘见他二人吃的饧成一块，言颇涉邪，有（炕）上下来，往那边房里吴大妗子坐去了，由着他三个陪着吃。到三更时分，李瓶儿星眼乜斜，身立不住，拉金莲往后边净手。”乜斜，在此指动情之态，眼眯成一缝而斜视。性欲发动之初，眼部肌肉紧张，专司上睫皮开启的肌肉收缩，眼珠显得特别大，流动有光芒，肌肉紧张过分之后，发生乜斜。梅节《金瓶梅词话辞典》解释“乜斜”有“呆痴、糊涂”义，不确。排笑：词话本第一回：“看了武松身材凛凛，相貌堂堂，身上恰似有千百斤气力，不然如何打得那大虫。心里寻思道：‘一母所生的兄弟，又这般长大，人物壮健。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据看武松又好气力，何不交他搬来我家住！谁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那妇人一面脸上排下笑来，问道……”这里写情性受压抑的潘金莲的性心理活动极自然、准确、真实。《水浒传》原本无此几句，这是《金瓶梅》作者手笔。壮健，指女性心目中男子之力。男爱女之美，女爱男之力，这是一般的性心理。今云“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子壮如山”，即此义也。排笑，解为陪下笑来，排出笑来，解欲的自然流露。崇祯本改“排下笑来”为“堆下笑来”，大异其趣，不及原作远甚。如意儿：词话本第三十回：“月娘见他生的干净，对西门庆说，兑了六两银子留下，起名如意儿，教他早晚看奶哥儿。”如意儿，原名章四儿，原是小人家媳妇儿。到西门庆家，如意儿做官哥的奶娘。在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与如意儿发生关系，潘金莲与之争宠。小说《如意君传》写武则天与薛敖曹的性关系，敖曹被封如意君。如意，本是晋代以后流行的一种饰物，是阳具的一个象征。旧时婚礼，男家向女家致送金属制的如意，取“一定如意”之义。作者给小说人物取名如意儿，含有性的寓意。胡铁：词话本三十二回：“（伯爵）被西门庆骂道：‘你这贱狗才，单管这闲事胡说！’伯爵道：‘胡铁？倒打把好刀儿哇。’”胡铁，故意打岔说出的词语。张鸿魁《金瓶梅方音特点》云：“铁、说，押韵同调。”《新刻江湖切要》云：“说合曰抹铁。”“说”与“铁”在市语中有关联。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同。打倘棍儿：词话本第十七回：“家中不算丫头，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紧打倘棍儿，稍不中意，就令媒人领出卖了。” 　　词话本十四回作“打俏棍儿”。崇祯本（北大本、内阁本）作“打倘棍儿”。梅节校点本作“打趟棍儿”。词话本第七十三回：“教一个人把他实辣辣打与他几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惧怕些。甚么斗猴儿似汤那几棍儿，他才不放心上。”此处又云“汤棍儿”。倘、汤，读tāng，轻轻的触碰。《西厢记》一之二《四边静》曲：“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勾汤他汤，到与人消灾障。”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解“汤，接触”。“打俏棍儿”，疑“俏”为“倘”之误刻。打倘棍儿，用棍儿轻轻的触碰，不是实辣辣狠打，略示打罚。172 　　第七讲 曹雪芹之前的明清作家评︽金瓶梅︾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1）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批评家作家对这部作品的评论，以脂砚斋评点《石头记》（即《红楼梦》）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二百年。脂砚斋之前的二百年，是把它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相比美，称它为四大奇书之最。脂砚斋之后的二百年，是把它与《红楼梦》作比较，因而有《红楼梦》是暗《金瓶梅》、脱胎于《金瓶梅》、继承发展《金瓶梅》之说。的确，曹雪芹的创作继承发展了《金瓶梅》开创的艺术革新成果，从而攀上了古典小说艺术的顶峰。在脂砚斋之前，二百年的《金瓶梅》批评，主要是围绕三个问题进行的：《金瓶梅》的特点、作用和地位；创作上的别开新路与人物塑造；作者的遭际。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金瓶梅》（明万历词话本、明崇祯绣像本、清康熙张评本），在明末清初得到众多文人学士的赞赏。在明代，以欣欣子、屠本畯、袁宏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沈德符为著名。在清初以宋起凤、李渔、张潮、张竹坡、和素为代表。到乾隆年间，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脂砚斋指出《石头记》创作“深得金瓶阃奥”，宣告了前二百年《金瓶梅》评论的终结。《金瓶梅》以恶霸、富商、官吏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为中心，上联朝廷、官府，下结盐监税使、大户豪绅、地痞恶棍，展开人物之间政治、经济、两性关系的描写，广泛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官场的黑暗、政治的腐朽、变态人物灵魂的丑恶。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活动在山寨、天宫或战场上，而是在家庭、在闺房、在筵宴、在店铺、在码头、在妓院。作者以清醒的目光，洞察市井生活，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直面惨淡的人生，加以如实的毫无讳饰的描绘。《金瓶梅》大约与李贽《童心说》，同在嘉靖、隆庆间产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说》主张去假存真，反对粉饰，反对虚假，反对“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总体形象、主导倾向与李贽的主张相同，都意味着对丧失了必然性、合理性的腐朽封建制度的亵渎和冲击，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市民阶层的心理情绪，是在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这一进步思潮下的产儿。对《金瓶梅》揭露现实、直斥时事的特点，评论家们是察觉到了的。但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面肯定这一内容特点。他们认为内容上“无关名理”（谢肇淛《金瓶梅跋》），“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无所有”（和素《金瓶梅序》）。“此书诲淫”（袁小修《游居柿录》），“不及水浒传”（谢肇淛《金瓶梅跋》），因为《水浒》可以冠“忠义”，而《金瓶梅》是亵渎和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又称赞作者为“慧人”，作品为“新奇”（袁小修《游居柿录》），积极搜求抄本，不惜重资购买，热心刊刻、评点，说明他们思想进步，眼光锐利。在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明代后期，小说已被提高到与“六经”、“语孟”、《孝经》同等地位的条件下，批评者虽然注意到书中有淫秽描写，内容上揭露现实，但并未随意否定或干脆置之不理。他们借用和发挥传统的诗教说，一致肯定《金瓶梅》的惩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主张乐而淫、哀而伤，对正宗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时有说这部百回小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袁宏道认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薛冈说此书“颇得劝惩之法”（《天爵堂笔余》）。东吴弄珠客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金瓶梅序》）。和素说“一百回为一百戒”（《金瓶梅序》）。张竹坡通过评点，想“洗淫乱，存孝悌”（《第一奇书》评语）。他们在艺术上赞赏的同时，从作用上这样肯定，帮助了这部巨著的刊印与流行。对《金瓶梅》地位、特点深入一步的研究，是从冯梦龙开始，到张竹坡、和素达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分析，先提出奇书这一概念，而后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书》之称，实际上肯定《金瓶梅》是长篇小说的极峰（在《红楼梦》之前）。题署张无咎述（可能是冯梦龙假托），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全传》叙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认为《西游》幻极，不逮《水浒》。《三国》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艺不能幻，而是势不得幻。指出《西游》、《三国》写神魔写历史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局限。他看来，只有《金瓶梅》之类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长。他把《金瓶梅》与《水浒》并举，认为“《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金瓶梅》不同于《西游》的幻极，又不同于《三国》的不足幻。奇，不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指通过艺术幻造艺术想象而创造出的虚实统一的艺术真实。《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大大促进了小说艺术思想的发展。李渔、张竹坡进一步总结《金瓶梅》等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经验，提出创作要以作家阅历为基础，“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又不要求事事亲身经历。李渔明确阐述了艺术幻造在小说戏曲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他说：“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张竹坡都阐述了幻而能真、幻中有真，真与幻、虚与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2） 　　另辟幽蹊，追魂取魄《金瓶梅》题材新颖，内容广泛真实，尤其是它依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描写日常市井生活，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着力为“众脚色摹神”，“各各皆到”，“特特相犯，各不相同”，把握“此一人的情理”（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写出“这一个”，在明代长篇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明末清初文人学士对此无不赞不绝口。谢肇淛《金瓶梅跋》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得月楼刊本《平妖传》叙，则把《金瓶梅》与其他三奇书比较后概言之“另辟幽蹊”，集中指明此书开创创作新路的特点。谢跋是抄本流传阶段《金瓶梅》批评文字的代表。这篇跋大约写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谢是从袁中郎、丘诸城借阅的抄本（从袁得十之三，从丘得十之五。袁中郎的不全抄本，抄自董其昌藏本。1607年，宏道曾向谢肇淛写信索还抄本）。屠本畯从王宇泰、王百谷那里也见到抄本二帙（见《觞政》跋语）。自1596年，袁宏道《与董思白》记载抄本之后，已知王世贞、徐文贞、王宇泰、王百谷、文吉士、丘诸城都藏有抄本。汤显祖、屠本畯、李日华、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马仲良都见过抄本。1596年后这十几年，抄本盛传，说明《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与重视，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它的创作方法，确实使明末作家耳目一新。清康熙年间，以宋起凤、张竹坡、和素为代表，进一步评论了《金瓶梅》的创新成就。宋起凤说：“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稗说》）张竹坡称赞作者是“才富一石”的伟大作家。他为“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书》评语），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他分析了作者从现实日常生活出发，在“危机相依”与“抗衡”的各种关系中，为众脚色摹神，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发展变化，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形象。他认为作者有一种“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第一奇书》评语）也即刻画性格、以形写神的高超艺术表现力。张竹坡在总结《金瓶梅》艺术经验基础上，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为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塑造出更新更复杂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论条件。满族文人和素，继承了谢肇淛、冯梦龙、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评述《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优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写的都是丑恶之事，没有一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书写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物、写丑恶生活这一显著特点。通过满文本序，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基本评价传播到满族文人、臣僚以至宫廷中去，进一步确定了第一奇书的地位，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和汉满文化交融，在小说批评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凤与薛冈可能共同研究过作者问题，他在《稗说》中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值得重视。宋起凤《稗说》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谢颐《第一奇书序》早二十多年。二、张竹坡较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不主张去猜测作者的真姓名。他认为作者经历了患难穷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有四五处提到与作者有关的问题：1.《竹坡闲话》、《寓意说》、《苦孝说》诸篇评论贯串了孝子作书的观点，但又未指出作者为谁，也没有暗示作者为王世贞的意思。他的“苦孝说”用意在于“洗淫乱，存孝悌”，类似金圣叹“削忠义，仍水浒”，是想给《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书》读法三十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既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主张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这一论点，与谢颐《第一奇书序》不同。谢序云：“传为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此说与宋起凤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4.第十七回回评云：“夫作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读法五十九条说：“《金瓶梅》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竹坡重视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究作者的阅历与愤怨，在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时，而不任意推测作者姓名与书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说作为艺术来研究，反对把作品内容人物当生活事实看，这在小说评论中，也是一个进步。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3） 　　三·和素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思考过作者问题，并掌握卢柟说这一信息。这一信息据传闻，还是据文献，值得探讨。是清初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与王世贞说、王世贞门人说同时流传。《金瓶梅》全书贯串着文人名士的情调，反映了明末文人以儒为主的三教思想，具有文人作者精心构思的美学结构，处处表现出文人观察、感受生活的眼光，而又袭用话本的套子，保留着民间文学质朴的语言风格。这正是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产儿。在明末，文人重视民间性情之声的民歌、词曲等，是一代风气。我国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俗到雅、从传奇到写实的发展过程。《金瓶梅》雅俗兼备，正是长篇小说从《水浒》之俗发展到《红楼梦》之雅的中间桥梁。总括二百年的《金瓶梅》评论，集中为一句话：《金瓶梅》新奇，是一部奇书。清初批评家认为“新”是天下事物之美称，新奇才能美。所谓奇，奇在以家庭为中心，写一家又及天下国家；奇在以日常市井生活、普通人物为对象，描写得如在目前，不觉得是操笔伸纸作出来的；奇在以写人物性格的复杂为重点，塑造出的典型性格，不是单一的、静止的、理念的,而是多重的、栩栩如生的;奇在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入世极深，愤怨极深，而又不局限于个人的阅历与怨愁。《金瓶梅》的这些艺术经验及评论家们对它的总结，在小说史、小说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在曹雪芹之前，明清评论家，在实际上已承认《金瓶梅》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革新家。 　　第八讲 ︽金瓶梅︾续书三种 　　《玉娇丽》之谜（1） 　　因为《金瓶梅》流传广，影响大，被称为“后金瓶梅”的《玉娇丽》也特别为人们注目。《玉娇丽》这部可与《金瓶梅》相比肩的长篇世情书，今已佚。只有关于这部小说流传的记载。《玉娇丽》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作者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其艺术成就如何？现在还能不能发现这部小说？是一些难解之谜。关于《玉娇丽》流传的记载，是探寻其踪迹的依据。谢肇淛写《金瓶梅跋》，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他看到的《金瓶梅》是“为卷二十”的不全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谢肇淛称赞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他在跋文最后提到《玉娇丽》：“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乘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从谢肇淛的这一记载可以明确：1.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仿作《玉娇丽》已产生，也应该是抄写流传。2.谢肇淛的记载语气非常明确，他见到了《玉娇丽》全本内容，对此书评价不高，其艺术成就赶不上《金瓶梅》3.“仿此者（指《金瓶梅》）有《玉娇丽》”，谢肇淛不认为《玉娇丽》作者就是《金瓶梅》作者，《玉娇丽》是学步《金瓶梅》的摹仿之作。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题张无咎作《平妖传》序两种。一为《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薄，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后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另一本为得月楼刻本《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后署楚黄张无咎述。袁中郎说《金瓶梅》、《玉娇丽》都出嘉靖大名士手，袁中郎并未见到《玉娇丽》，其说显系传闻，不可靠。沈德符读了《玉娇丽》首卷，指出暗寓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这一点极其重要，已引起学者的重视。苏兴先生在《〈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中，据此推论《玉娇丽》作者可能是李开先。张无咎把《玉娇丽》、《金瓶梅》并列论述，把《玉娇丽》看得与《金瓶梅》同样重要。有学者论证张无咎是冯梦龙的化名。冯梦龙对《玉娇丽》的评价，更值得引起重视。他是“四大奇书”之说的首创者。清康熙时，宋起凤《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条云：“闻弇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阮葵生《茶余客话》：“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清人宋起凤、阮葵生记载均系传闻。阮甚至把《玉娇李》当世所传之《后金瓶梅》，系指丁耀亢之《续金瓶梅》。《玉娇丽》可称之为“后金瓶梅”，但决不就是丁耀亢作《续金瓶梅》，丁作在顺治末年。《玉娇丽》产生在《金瓶梅》传抄时的隆、万年间，且在明末已散佚，清代没有人记载阅读过。把《玉娇丽（李）》误认为就是丁耀亢作《续金瓶梅》的传闻，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要览》著录：“绘图玉娇李，1927.1.东京支那文献刊行会刊，译文51章，原文12回。”据此，很容易使人认为《玉娇丽》流传到日本，在日本有刊本。在苏兴先生撰写《〈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时，笔者把这一情况提供给苏先生，苏先生即飞函日本学者日下翠女士，请帮助查阅。日下翠把五十多年前的旧版书《绘图玉娇李》从横滨的篠原书店购来寄给苏先生。苏先生接到此书后，当即拿给我看。结果，《绘图玉娇李》，竟是《续金瓶梅》的改写本《隔帘花影》的日本译本，署米田太郎译。米田氏序言说：称做《玉娇李》的，一般即指《隔帘花影》。日本学者受阮葵生等的传说影响，竟把《隔帘花影》当做《玉娇李》而加以译介。 　　苏兴先生的探求真理、核实材料的求实作风，帮助弄清了这一误解，解开了《玉娇李》尚存世之惑。苏兴先生写出《〈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前两部分，即给我拜读，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对苏先生广征博引、求实治学的精神，甚为钦佩。苏先生意图打开探求《金瓶梅》作者的一条新路：从《玉娇丽》研究入手，如果证实《玉娇丽》为李开先作，反证《金瓶梅》也为李开先作。苏文论证李开先辛丑被罢职，与夏言、严嵩相构有牵连。“兰陵”不作籍贯解释，荀卿废死兰陵，李开先有相似之遭际，故李开先化名兰陵笑笑生。这些论证，对探索《金瓶梅》作者极有启发。关于《玉娇丽》与丁耀亢《续金瓶梅》不是一书，前文已说明。但二者之间是否有一定关系呢？苏兴先生极重视这一问题。在《猜想与推衍》中说：“前边我推测的《玉娇丽》的主要内容，与丁耀亢的《续金瓶梅》有合有不合，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谈到持有《玉娇丽（李）》首卷的诸城丘志充（六区）的儿子‘丘石常和同县丁耀亢（1599－1669）至交友好，而今人皆以为《续金瓶梅》是丁耀亢所作。《玉娇丽》和《续金瓶梅》的关系，亦需重新探讨。’我体会马泰来‘需重新探讨’的意见，其暗中含意恐非认为《续金瓶梅》就是《玉娇丽》，而是意味着丁耀亢看到过丘家藏的《玉娇丽》抄本（不能说沈德符看到的丘志充藏的《玉娇丽》首卷，便证明丘藏只有首卷），以之为蓝本加上己意写成《续金瓶梅》。如果我对马泰来先生的寓意没有误解的话，我则认为丁耀亢修订《玉娇丽》而写成《续金瓶梅》可能是事实，从而由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可稍窥《玉娇丽》的内容。”我认为苏先生关于丁耀亢修订《玉娇丽》而写成《续金瓶梅》这一推论，是很难成立的。第一，丁耀亢写作《续金瓶梅》的背景、时间、地点、政治目的，已搞得比较清楚。写成在顺治十七年，赴惠安任途中滞留杭州之时，顺治十八年（1661）春，托友人在苏州刊行。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以金喻清，以写宋金战争影射清军入关屠城等暴行。丁耀亢作为明遗民，有强烈的拥明反清思想。这与《玉娇丽》以写金世宗影射明世宗，暗寓夏官、严嵩相构的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第二，丁耀亢在《续金瓶梅后集凡例》、正文第三十一回开头一段等处，多次提到《续金瓶梅》与《金瓶梅》之关系，称《金瓶梅》为前集，续作为后集。 　　《玉娇丽》之谜（2） 　　后集在背景、内容、艺术上虽与前集不同，但后集是紧接前集，以续作前集的面貌出现的。他在《凡例》中说：“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霜，存其意，不顾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错讹，观者略之。”这说明，丁耀亢尽管客居杭州，身边未携带前集,但极注意在情节、人物年龄上与前集衔接、照应。续书是直接承前集而写的。《凡例》又云：“前集止于西门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杨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杀周守备，而山东乱矣。此书直接大乱，为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案，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劝世苦心正在题外。”也是说明，续书一开始是直接前集，金兵入关，山东大乱。又如续书第三十一回开头一段解说潘金莲、春梅二人托生来世姻缘，又一次直接概述了前集情节：“那《金瓶梅》前集说的潘金莲和春梅葡萄架风流淫乐一段光景，看书的人到如今津津有味。说到金莲好色，把西门庆一夜弄死，不消几日与陈经济通奸，把西门庆的恩爱不知丢到那里去了。春梅和金莲与经济偷情，后来受了周守备专房之宠，生了儿子做了夫人，只为一点淫心，又认经济做了兄弟，纵欲而亡。两人公案甚明，争奈后人不看这后半截，反把前半乐事垂涎不尽。如不说明来生报应，这点淫心如何冰冷得！如今又要说起二人托生来世姻缘，有多少美处，有多少不美处，如不妆点的活现，人不肯看；如妆点的活现，使人动起火来，又说我续《金瓶梅》的依旧导欲宣淫，不是借世说法了。”续书就是接前集写人物的“来生报应”、“托生来世姻缘”。这些都与摹仿《金瓶梅》的《玉娇丽》无关。第三，《续金瓶梅》卷首几篇序文，以西湖钓史《续金瓶梅集序》最为重要，提出了很重要的小说理论。他肯定情在小说中的作用，肯定《金瓶梅》是“言情小说”，提出“情生则文附”、“情至则流”的观点，并总结出显与隐、放与止、夸与刺的艺术辨证关系，稗官野史足以翼圣赞经的社会作用，并指明作者写《续金瓶梅》，“以《金瓶梅》为注脚，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壶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因果禅宗，寓言亵昵。于是乎，谐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归之劝世。”这些都是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特点与宗旨，一丝一毫未涉及《玉娇丽》。西湖钓史在序文中谈到小说史，论到三大奇书，就是只字未提《玉娇丽》。如果丁耀亢依据《玉娇丽》，加以修订而写成《续金瓶梅》，西湖钓史不会不提到。 　　石玲据丁耀亢《访查伊璜于东山不遇》诗等资料，证出“西湖钓史书于东山云居”之东山云居为查继佐住所，西湖钓史为查继佐的别号（《〈续金瓶梅〉的作期及其他》）。查继佐（1601－1676），字伊璜，号东山，晚号钓史。因居杭州西湖附近，自号“湖上钓史”、“西湖钓史”，与丁耀亢早有交往。他为丁耀亢《续金瓶梅》写序在顺治十七年，正是丁耀亢赴惠安任途中滞留杭州写成续书之时。查继佐肯定小说，对小说有一定研究，他会关心丁耀亢的创作过程，创作意图的，对丁耀亢的续书是完全了解的。第四，《续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杂文性质的长篇小说，有大量的抽象议论。他像对待学术著作那样，把《续金瓶梅》借用书目列在卷前，共五十九目，包括经史子集，词曲小说，《艳异编》、《水浒传》、《西游记》、《平妖传》均列其中，如果丁耀亢写《续金瓶梅》借用了《玉娇丽》，也会列入借用书目。但借用书目中并未列有《玉娇丽》。序、凡例，正文六十四回中，也无一处提到《玉娇丽》。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想从《续金瓶梅》探求《玉娇丽》的内容，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应该相信谢肇淛所云，《玉娇丽》是摹仿《金瓶梅》的。因此，即使《玉娇丽》作者探求到，也未必能解决《金瓶梅》作者之谜。不知道《玉娇丽》是否尚存人间？何时何地能发现？谁能发现？不然，关于《玉娇丽》的作者、内容仍然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1） 　　《续金瓶梅》“以因果为正论，借《金瓶梅》为戏谈”，名义上曰续，实际上是“借潘金莲、春梅后身说法”，以《金瓶梅》为依托，丁耀亢写自己的作品。《续金瓶梅》与《金瓶梅》立意、背景、产生时代均不同，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金瓶梅》第一百回《韩爱姐湖州寻父普静师荐拔群冤》写普静师荐拔幽魂，解释宿冤，让众幽魂随方托化：西门庆往东京城内，托生富户沈通为次子沈钺，潘金莲往东京城内托生黎家为女，李瓶儿往东京城内托生袁指挥家为女，花子虚往东京郑千户家托生为男，春梅往东京孔家托生为女。《续金瓶梅》接前书写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物托生以后的故事。续作以宋王朝南渡后宋金战争为背景，以吴月娘、孝哥、玳安(前书中未死人物)，李银瓶、郑玉卿(李瓶儿、花子虚托生人物)，黎金桂、孔梅玉(潘金莲、春梅托生人物)三组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月娘、孝哥母子离散聚合为主要线索，中间交错叙述其他两组人物故事。在着笔描写、刻画虚构人物的同时，用约有十回篇幅穿插叙写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宋徽宗被俘途中听琵琶；张邦昌在东京称楚王，潜入宫闱，伏法被诛；宗泽单骑入山寨，招安王善；韩世忠、梁红玉大败金兀术；洪皓使金，被囚北国；秦桧勾结金人，通敌陷害岳飞。在各回文字中，作者用写史评的笔调写了大量议论文字。作者说：“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 　　(第一回)抽象议论与小说故事形象交叉。《续金瓶梅》以宋金战争为背景，用金兵影射八旗军，以清兵入关屠城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描写，披着写宋金战争的外衣，反映明末清初的战乱与人民苦难。有时有“蓝旗营”、“旗下”等旗兵建制，把金兵当成清兵来写。作者把叛将蒋竹山、张邦昌写得没有好下场，对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则热情歌颂，表现了作者拥明抗清的民族思想。作者对李师师、李银瓶、郑玉卿、黎金桂、孔梅玉等市民阶层人物的塑造，暴露这些人物在宋金战争这种非常环境下的私欲、丑态，给予鞭挞；对他们受金贵族蹂躏欺压，受坏人欺骗侮辱，表现了一定的同情。李师师，是宋徽宗宠妓。她拐骗银瓶（李瓶儿托生）当了****，以奉旨聘选为名。金兵入城，东京大乱之时，李师师借助降将郭药师的庇护，未被金兵劫虏。李师师搬到城外，盖造新房，大开妓院。徽宗被俘之后，李师师“故意捏怪妆妖，改了一身道妆，穿着白绫披风，豆黄绫裙儿，戴着翠云道冠儿，说是替道君穿孝”。她自号坚白子，誓终身不接客，实际以曾被宋徽宗包占过为荣耀，抬高自己的身价。蔡京的干儿子翟四官人要出一百两银子梳笼银瓶，李师师利用帮闲郑玉卿欺骗翟四官人，骗取重金。李师师把郑玉卿认做义子，留在身边，满足淫欲。李师师发现郑玉卿到银瓶卧房偷采新花，就指使七八个使女把郑玉卿打得鼻青眼肿，并大骂银瓶。郑玉卿携银瓶乘船逃往扬州。李师师用巫云顶替银瓶，让翟四官人谋杀巫云，要置翟四于死地。李师师与金将的太太们秘通线索，把李师师入在御乐籍中，不许官差搅扰。翟四官人被骗多次，受气不过，控告李师师通贼谋反，隐匿宋朝秘室，通江南奸细。金将粘罕贪财，正要寻此题目，派一队人马，把李师师绑了，打二十大板，送入女牢。其家私籍没入官，丫头们当官卖嫁。李师师经刑部审问后，将她批给一个七十岁养马的金兵为妻。李师师跟金兵到辽东大凌河，与老公挑水做饭。小说描写李师师在宋金战争中与翟四官人的矛盾，显示李师师是一个狡猾诡诈、唯利是图，不顾廉耻的鸨儿形象。同时也形象地表现了这个鸨儿在宋金战争动乱年代中的浮沉，开始想凭借金将的庇护得势，最后反被金将摧残。这是《金瓶梅》中没有的人物与内容。李银瓶，本名长姐，《金瓶梅》中李瓶儿死后托生袁指挥家为女。被李师师以奉旨聘选名义，骗到妓院当了****。银瓶想有一位才貌兼备的状元偕老，苦恼不能嫁个好丈夫。李师师家有十个****，用各样刑法拷打。 　　因银瓶“是当初道君皇帝自选过的才人”，被敬奉着，日后靠她挣钱。翟四员外出一百两银子要梳笼银瓶，李师师贪图钱财，用银瓶利诱翟四。在银瓶未被梳笼之时，先与李师师的干儿子郑玉卿同房。后来，与郑玉卿一起乘船逃往扬州。银瓶是绝代佳人，在扬州被盐商苗青看上。郑玉卿被苗青外娶的****董玉娇勾搭，郑玉卿对董玉娇说：“情愿把银瓶嫁了。”苗青设计要贴上一千两银子，用董玉娇换银瓶，把银瓶用一顶小轿送入盐店。苗青老婆是一个妒妇，用铁火杖毒打银瓶，银瓶受屈不过，半夜自缢身亡。作者解释说：“这段因果，当初李瓶儿盗花子虚十万家财，贴了身子给西门庆。今日花子虚又托生做郑玉卿索他的情债。那银瓶欠他情债，一一还完，还不足原财，因又添上一千两卖身的钱，完了债。”李银瓶是一个被蹂躏被侮辱的少女形象，她得不到正当的爱情，跟浮浪子弟郑玉卿私奔，后又被郑出卖。银瓶的悲剧结局，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残酷。银瓶形象与作者的因果说教相对立，与前集《金瓶梅》中的李瓶儿也无内在联系。黎金桂，黎指挥娘子所生，从小由家长做主，与穷困残疾鞋匠瘸子订婚。她羡慕孔梅玉嫁给金贵族公子，得到母亲支持，决心悔婚，终因迫于金地方官的威权，招赘刘瘸子入门，金桂得不到应有的爱情，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最后，她出家当了尼姑。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没有美满婚姻的普通女子形象。但是，作者为了藉此宣传因果报应，把金桂写成潘金莲托生。为表达惩淫女的思想，让她变成“石姑”，表达“淫女化为石女”，“色相还无色相”的封建禁欲主义观念。孔梅玉为孔千户之女。她父亲投降金人，被经略种师道所杀，母亲改嫁，家境贫困。她不甘心贫贱，一心想嫁一个富贵郎君。梅玉被孙媒婆所骗，终于嫁给金朝重臣挞懒的公子金二官人为妾。金二官人的大妇凶妒剽悍，随意打骂梅玉，梅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金桂母女帮助下，出家做了尼姑。取法名梅心。作者把她写成春梅托生。作者说：“或说前集金莲、春梅淫恶太甚，未曾填还原债便已逃入空门，较之瓶儿似于淫狱从轻。瓶儿亡身反为太重。”又说“瓶儿当日气死本夫盗财贴嫁，与金莲、春梅淫恶一样”，用这种“淫根”轻重观点解释金桂、梅玉的遭遇与结局，是与人物形象本身蕴涵的意义不相容的。丁耀亢用宿命因果报应思想解释续书人物与前集《金瓶梅》人物的联系是牵强的。作者从“淫根”轻重观点看待李瓶儿、潘金莲、春梅等人物命运，也是很落后的。丁耀亢并不是《金瓶梅》作者的知音。当然，他对作品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性格，对《金瓶梅》人物形象画廊有承袭，也有补充。 　　《续金瓶梅》艺术结构类似《水浒传》单线独传而不同于《金瓶梅》的千百人合成一传的复合结构。作者不重形象性格的刻画，不以家庭为题材，人物大多活动在战场、禅林、山寨、旅途、郊野，重在写战乱离散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体裁上杂神魔、世情、演义、笔记于一炉，像一部杂著，或可以说是一部杂体长篇小说。《续金瓶梅》的改写本《金屋梦》凡例说：“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足以说明《续金瓶梅》内容的杂。 　　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创作及其小说观念（2） 　　这与《金瓶梅》集中表现出的世情小说特点有很大的区别。丁耀亢的小说观与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同，与《金瓶梅》作者也有区别。他把杂文著作《出劫纪略》中《山鬼谈》照录进《续金瓶梅》第五十二回。《续金瓶梅》是他生活经历的形象概括，又是他政治思想、宗教观念、情欲观念的直接阐发，真可以说是一部杂文长篇小说。丁耀亢（1599-1669），字西生，号野鹤，又号紫阳道人、木鸡道人，山东诸城人。清顺治五年入京师，由顺天籍拨贡充旗学教习。顺治十年冬，授容城教谕，十一年春就官，后迁福建蕙安知县。顺治十六年十月赴任，走扬州，入姑苏，访西湖。第二年未上任，辞官回转，此后不再出仕。《续金瓶梅》写成于顺治年间任容城教谕之时。康熙四年(1665)八月，因著《续金瓶梅》致祸下狱，至冬蒙赦获释，计一百二十天。“著书取谤身自灾，天子赦之焚其稿。”（《七戒吟》）《续金瓶梅》刊行后不久，即遭禁毁，顺、康之际原刊本极罕见。傅惜华原藏顺治刊本，图与正文均有残缺。山东省图书馆藏抄本三部，其中一部为莒县庄维屏旧藏，笔者曾访阅过此珍贵抄本。齐鲁书社孙言诚氏认为此为原抄本，或者就是稿本，顺治刊本是以此抄本为底本刊印的。丁耀亢与著名小说戏曲家李渔（1611-1680）同时而齐名，可并称“北丁南李”。丁耀亢曲论《啸台偶著词例》比李渔《闲情偶寄》早二十二年。丁氏早于李渔以“结构”为着重，提出“十忌”、“七要”、“六反”。“六反”云：“清者以浊反；喜者以悲反；福以祸反；君子以小人反；合以离反；繁华以凄清反。”讲的是悲喜相间、清浊对比、福祸交错的艺术辩证法。丁氏还提出“要情景真”，情节奇，“不奇不能动人”的理论。李渔也提出“非奇不传”(《偶集·词曲部》)，认为奇才能新，新奇才能美。李渔小说刻意求新，失之纤巧，缺乏探索人生、追求理想的崇高宗旨。而丁氏虽也主张“不奇不能动人”，但因立足于动乱的社会现实，关注人性，关心民生疾苦，其小说显得宽阔博大，有厚重深沉的历史感。 　　如果把丁耀亢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他造就了小说作品的另一种类型，对其“有失演义正体”的特点，不应看成一种缺点，如刘廷玑所说：“道学不成道学，稗官不成稗官”（《在园杂志》）。现今有的学者也说《续金瓶梅》既像小说又不像小说，是一“重大弊端”（周钧韬、于润琦《丁耀亢评传》）。丁耀亢的小说，不拘格套，自创体制，开综合、多体制、写现实、讲学问、别善恶这种小说类型之先河。以《感应篇》开首八字为总纲，“无字解”即以形象注解，与图解作用相类。“以十善菩萨心，别三界苦轮海。”以形象故事，对现实人生的摹写来说明《感应篇》之思想。翼圣、赞经，以劝世为宗旨，把道学与稗官相结合，确是《续金瓶梅》的一大特点。综合经史、笔记、长篇小说为一体。就小说而言，又综合世情、神魔、演义于一体。不拘格套，自成体制。揭示人性之恶与弱点，以悲悯之心关注人生、关注现实、关心政治、指斥时事。在这方面继承了《金瓶梅》的积极成分。而又认为旧本言情，惩淫而炫情于色。所以，他要消《金瓶梅》乱世的淫心（见第六十四回）。所谓续作，实即是破、是反、是批判。儒释道归一，拯救人心。心是善恶祸福之根源所在。引李贽《焚书》曰“借用”，实即接受其童心论、发愤而作论、自然顺性论。李贽更多从自然人性角度论人之本心，而丁氏多从伦理道德角度演义彰显人心之善恶。丁耀亢不愧是明末清初（即十七世纪中叶）的小说大师、文化大师。十七世纪中叶是出大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渔、金圣叹之时代。丁耀亢可与同时代的大师相比肩。我们应认识丁耀亢、理解丁耀亢、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丁耀亢。丁耀亢与其《续金瓶梅》永存于世，力能至于后世。 　　《三续金瓶梅》：与《金瓶梅》貌似而神离 　　《三续金瓶梅》，八卷四十回，清道光年间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卷一前四回有少量眉批，有圈点。其余各卷无眉批、无圈点。抄写行款统一，每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抄本所用俗别字，前后相同，如“光阴循速”、“爪凹国”、“握着嘴笑”、“倒扎（闸）内”等，与其他白话小说用字不同。又如“跑踍”不作“咆哮”，“哮”因“跑”而作“踍”把偏旁弄齐，为刻工习惯。此书似有刻本。卷首自序署“讷音居士题”，卷首小引题署“时在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孟夏谷旦滕录，务本堂主人识”，下有“讷音居士印”章。各卷卷题下署“讷音居士编辑”。作者讷音居士在自序中自称“武夫”，云：“余本武夫，性好穷研书理，不过倚山立柱，宿海通河，因不惜苦心，大费经营，暑往寒来，方乃告成，为观者哂之。”可见作者并非文坛才子，而是一位爱好文学的武夫。丁耀亢《续金瓶梅》之后，有四桥居士作序的《三世报隔帘花影》。讷音居士不同意《三世报》中写西门庆、春梅被挖眼、下油锅。他认为应让西门庆等人物改恶从善。从这一看法出发，他要“法前文笔意，反讲快乐之事”（《小引》），写作《三续金瓶梅》。“三续”叙写西门庆死去七年后，还阳复活，又活到五十岁这几年的家庭生活与官场经历。西门庆阳魂入壳，复旧如初，重整家园、官复原职。西门庆仍有一妻五妾，月娘为大娘子。春梅还魂永福寺，嫁给西门庆做二房娘子。何千户死去，西门庆补何千户员缺，娶何千户之妻蓝如玉为三房妾。娶葛翠屏为四房妾，黄羞花为五房妾、冯金宝为六房妾。“三续”对月娘、春梅、葛翠屏、黄羞花叙写简略，对蓝如玉着笔较多。蓝氏因生女娃二姐而受宠爱，遭到六娘冯金宝的妒嫉。蓝氏为蓝太监之侄女，西门庆曾多次派来兴到临安给蓝太监拜寿送礼。孝哥会试考中，授历城知县、后补授沂州府知府，调补授泰安府兵备道，皆是蓝太监在朝廷打通关节。蓝太监之侄蓝世贤到清河县探亲巡狩，西门庆盛宴接待，以逞其官场权势威风。 　　“三续”虽以西门庆的行踪贯串全书，但更侧重叙写了孝哥的入学、会试、授知县知府，与甘雨儿（云里守之女）结婚等情节。对西门庆的政治活动、商业活动叙写简略。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回写人物结局。西门二姐与贾守备之子贾良玉结亲。西门庆改恶从善，出家当了和尚。西门庆过五十岁生日之时，倐然悟道，不吃荤不喝酒不近妇女，把金银施舍济贫，以赎罪愆。让丫环楚云、秋桂、珍珠儿，分别与男仆春鸿、文珮、王经结婚成家。六娘冯金宝重回妓院，后双目失明。五娘黄羞花原为王三官之妻，被休后嫁给西门庆，现二进昭宣府，与王三官破镜重圆，生了一个儿子。四娘葛翠屏和三娘蓝如玉出家为尼僧，后坐化成了正果。大娘子吴月娘和二娘子春梅，由玳安引路，投奔泰安州小大官西门孝任所。西门孝探母，月娘受封诰，春梅受福，乔大户攀亲（乔之女儿嫁给孝哥）。西门庆悟道，是作者的“倐然悔过便超升”（结尾诗句）思想的注脚。作者不顾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逻辑，主观地要西门庆“向善回心”，不合情理的改变了《金瓶梅》中西门庆自我毁灭的结局。续书中人物春梅得知西门庆要悔悟时说：“若说别人还是有之，这行货子要悟道，竟是放屁。”春梅即认为西门庆是不可能悟道的。“三续”侧重叙写西门庆与妻妾、与仆妇、与****、与戏班女演员、与倖童之间的频繁的性行为，这些描写均孤立于人物性格心理之外。“三续”在人物之间外在关系、西门庆性行为这两点上与《金瓶梅》貌似而神离。《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妻五妾，“三续”也让西门庆有一妻五妾。《金瓶梅》中李瓶儿生官哥，遭到潘金莲妒嫉；“三续”写蓝氏生二姐遭到冯金宝妒嫉。《金瓶梅》中西门庆暴亡，孝哥出家，月娘长寿；“三续”中孝哥升官，西门庆出家，月娘受封诰。《金瓶梅》西门庆有胡僧药；“三续”西门庆有三元丹。“三续”模仿世情书，但未能写出世态炎凉。也不注意刻画人物性格，不注意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只是平面地、单线地、孤立地写日常生活。语言干瘪、重复，写性行为一律是“如漆似膘”，写音乐之美一样的“美耳中听”，写宴席一概是“上了割刀点心”。“三续”作者对《金瓶梅》“不解其中味”，未领会作书人“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之立意，未把握《金瓶梅》之底蕴。作者不但未能继承《金瓶梅》而有发挥，相反，却作了庸俗地接受。严格来说，“三续”不是《金瓶梅》的续书，而是一部不合《金瓶梅》原意的模仿之作，与《金瓶梅》貌似神离，是对《金瓶梅》积极意义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