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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算没有上帝这个小动作，说话也是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因为一个人光会说话还不行，还必须说得清，说得对，说得准确，说得漂亮。这就要学习，要研究，而说话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叫“语言学”。具体地说，又有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等。方言学是研究不同地域人如何说话的。不过，研究外国人说话就不叫“方言学”了（刚开始时也管外语叫方言），得叫“外国语言文学”。 不同国别的人说话不一样。也不光是语音不一样，语法、词汇、语感都不相同。在欧洲好些语种里，名词是有性别的，这在东方人看来，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语中是女性的，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这就可笑。莫非背心这玩艺，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还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倒是温柔浪漫体贴得很！同样，老外看咱们，也觉得很麻烦，又是伯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aunt不就都打发了？哈！他不知道，即便伯母、舅妈、婶娘，在咱们这儿，还分着亲伯母、堂伯母、表伯母，亲舅妈、堂舅妈、表舅妈，亲婶娘、堂婶娘、表婶娘呢！如果加上干亲，还有干伯母、干舅妈、干婶娘。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 即便同为一国人，说话也仍有许多名堂。比如男女之间谈情说爱，说法就不一样。男人多半会说“我爱你”，女人则喜欢说“我恨你”；男人多半会说“你真好”，女人则喜欢说“你真坏”。（故时谚有云：“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某国发生一起“约会强奸案”，女方指控男方的证据，便是她事前已说过了“no”。该男极为委屈地在法庭上嘟哝：“no，no！法官大人，您知道，她们从来就是说no的！” 古人和今人说话也不一样。古人说话之乎者也的，今人就不这么说了。如果饭店里的服务生一上来也和《镜花缘》里君子国的酒保一样，开口便问：“要酒一壶乎？要菜一碟乎？”准得吓你一跳。在赵丽蓉和巩汉林合演的那个小品《如此包装》中，巩汉林和他手下的那些小姐们一见面就扬手耸肩，又是“梅”又是“嗯哼”，不也把老太太吓了一跳？ 再有就是关系和身份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晴雯和宝玉使小性子拌嘴，袭人忍气吞声来劝，说“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谁知反倒惹起晴雯醋意，冷笑几声说：“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哪里就称起‘我们’来了！”原来袭人虽然和晴雯一样，都是丫环，但袭人和宝玉“那个”过了。有了“关系”，便忘了“身份”，结果生生埃了晴雯一顿抢白。 最后是艺术性。自打人学会了说话，慢慢的就有了说得好说得不好、说得俏皮说得不俏皮、说得漂亮说得不漂亮之别，也就是说，说话便成了一门艺术。一个钢琴家到一个小城市去开独奏音乐会，演出那天却观众寥寥，这个钢琴家便走到台前一鞠躬说：“我发现你们这个城市的人都很有钱，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张票。”这是不是很艺术？ 说话当然还与道德有关。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道德，他得到的评价通常就会是“太不像话”。所谓“太不像话”，也不一定就是说话粗鄙下流，或吹牛撒谎、狂妄自大、信口开河，也包括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偷鸡摸狗、欺上瞒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等等。但道德不道德，要说成“像话不像话”，可见那“话”有多重要。 说话，是不是有很多名堂？有名堂，就要思考、琢磨、研究、议论，也就有了这套丛书。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这套书，因为我们都不想“不像话”。 www。xiaoshuotxt.c o mt-xt-小-说-天.堂 第一章 南腔北调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一、南方与北方 天地玄黄，五谷杂粮，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则是小麦。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因此是“米”。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慧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丏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所以麦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浆，比如豆浆、米浆。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不能简单地只叫面，得叫面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做饭，得叫米饭一样。 米饭不能单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调，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没北方人多少戏。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麦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同样，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见，活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歌变剧（歌剧），曲变戏（戏曲）。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戏剧戏剧，戏和剧，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如坠子戏（河南）、郿鄠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如果要较真，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叫“剧”的都是大剧种，叫“戏”的则多半是小剧种，最有名的，也只有一个黄梅戏，其他就名不见经传。当然，最牛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骑马，这叫“南船北马”。“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里要行船。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就连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南方人喜欢用拳，北方人喜欢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个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挤挤巴巴，难以施展，还是用拳头便当。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方言”。 二、南腔与北调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样。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日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嬤”（广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模”，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a”，把“劳累”叫“nía”，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三、方言与官话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曾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四、谁跟谁学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胃，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先富了起来，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从广东登陆，然后再大举“北伐”。再说香港也说粤语，内地人没去过香港，以为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是阔佬，会说粤语，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见过世面，不“土”。 不过，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业余华侨”，却是以说上海话为荣、为时尚的。别看现在香港、广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广州”，而叫“小上海”。因为上海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大都会，远东亚洲新兴城市的“一只鼎”，新生活和现代化的代名词。那时，做一个上海人是很体面的，会说上海话则几乎是“高等华人”的标志。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粤语？土不拉叽的，算老几！ 可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如今，上海话吃不开了，吃得开的是广州话或香港话。这可真是谁有钱谁是大爷。 其实，犯不着骂谁是“势利眼”、“跟屁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语言也一样。就说上海话，也并非一开始便是“高等华语”，起先也被人看不起过。上海，原本是华亭的一个镇，所以上海话的方言语音，一度“视华亭为重”。华亭府后来改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从嘉兴府独立出来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华亭县志》述及方言时，都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可见，这个时候，上海话的地位还是很低的，谁说上海话谁老土，说嘉兴话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兴话又不时髦了，时髦的是苏州话。因为苏州经济发达，富甲一方呀！于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没嘉兴什么事。民国以后，上海经济比苏州更发达，上海人比苏州人更有钱，又没苏州什么事了，倒是宁波话掺和了进来。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称“伲”或“我伲”的，但宁波人在上海当老板的多，老板爱说的话，大家也都乐意仿效。比如现在的老板爱说“埋单”，大家也就不说“结账”。当年的老板既然爱说“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说“我伲”，就老土了。再后来，上海大大地发了起来，比宁波还老板，大伙儿便集体地侵犯宁波人的著作权，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宁波人”。 这就叫“谁财大，谁气粗”。比方说，苏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谁又以江北话为时尚呢？没有。因为苏北人当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干活”，也就没人愿意认这门穷亲戚。其实，上海的苏北人那么多，上海话怎么能不受苏北话的影响？只不过除方言学家外，没多少人注意和承认罢了。就连嘉兴话、苏州话和宁波话，后来也不再是时尚。后来成为时尚的，是由嘉兴话、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江北话甚至广东话，以及其他杂七杂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话”，和明清时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话（松江府华亭县上海镇的土话）也不一码事。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随波逐流”。它总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谁靠拢和看齐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权有势的地方。或者说，向在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地方。 也许，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么大地盘和势力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爷”。 五、多样与统一 在粤语文化大举“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粤语的。 北方人管粤语叫“鸟语”，说是听起来像鸟叫。广东人比北方人少，就没敢说北方人说话像驴叫。想想广东人也真是可笑，他们把五岭以北的人统统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实湖南人哪里会是“北佬”？明明是“南蛮”嘛！他们当中固然有说西南官话的，算是说北方话，但“正宗”的湖南人说湘语，湘语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种，何况不论说西南官话的，还是说湘语和赣语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实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广东现在很牛逼一样。近百年来，湖南这地面上领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铭基。再往前，曾国藩也算得上是举足轻重，但湖南话成不了国语。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选国语，也不投湖南话的票。 湖南话怎么就不能当国语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听，远不像北京话那样神完气足字正腔圆。即便湖南的官话长沙话，比起北京话来，也土得掉渣。不是长沙话本身有什么毛病，而是因为长沙从来就没有当过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一个不是全国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为国语基础的。 南腔北调的成因也大约就在这里了。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统一王朝京城的迁徙，大约是东进北上，转来转去，总在北纬34度以上，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如果跑到长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会盼望那“王师北定中原日”。至于那些建都江南的，则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边都没有。比如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还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说也罢。定都北方，则往往都能长治久安。比如汉，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权本来也是在南京的，后来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运就很难讲。 北方总是趋向于统一。统一中国的，也总是北方人，或者从北方开始，南方则总是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包括说话。北方也容易统一，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站在高处喊一嗓子，大伙儿就全听见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洼洼，曲里拐弯，到处是崇山峻岭，到处是江河湖泊，重重叠叠，云遮雾障，想抓个俘虏都不容易，人一闪就没了影儿，你上哪儿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没了快刀斩乱麻的痛快劲儿，拉拉扯扯，纠纠缠缠，没完没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来，也就不再有进行文化统一的雄心壮志。只要南方人挂了降旗服了软，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过去怎么过日子，今后也还怎么过日子；过去怎么说话，今后也还怎么说话。哪怕是说“鸟语”，也不管不问了。不这么着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们在官场上说官话，管不了他们在家里面说土话。 于是统一的北方就有了统一的语音，松散的南方则继续七嘴八舌。前面说过，北方方言内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北方方言四大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这是现代的分类。隋唐宋金时，北方方言却是汴洛（中原）、燕赵（河朔）、秦陇（关中）、梁益（巴蜀）四类，可见北方原先也不怎么统一，但后来汴洛和燕赵先统一了起来，成为北方方言的代表—华北方言，而且又占领了东三省。秦陇变成了西北，梁益变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发展的，它们与“正宗”官话（华北方言）的分歧，顶多也就是这三个次方言区中人，可能会男、蓝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资、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说，把“男裤子”说成“蓝裤子”，把“是十九路”说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调门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复杂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个南方学校的校长宣布：“教职工开会，家属也参加。”在北方人听来，便可能是“叫鸡公开会，家畜也参加”。光是听不懂倒也罢了，有些南方话，就连写出来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拨俚吓仔一跳”，“佢分一本书??”，“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会着”，你懂吗？其实它们分别是苏州话“我被他吓了一跳”，客家话“他给我一本书”，广州话“我被狗咬了”和闽南话“你看得见吗”。这种说法，不要说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调也多。普通话只有三十九个韵母，闽南话却有七十五个，比普通话多一倍；粤语也有五十一个。当然，它们的声母要少一些，但发音却极难。声调呢？普通话四个，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吴语八个，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赣语六个，平声和去声分阴阳，上声和入声不分；客家话也是六个，平声和入声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闽语七个，只有上声阴阳不分；粤语声调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阴阳，而且阴入还分上下（上阴入和下阴入），一共九个，有的地方还有十个。难怪北方人一听到南方话，尤其是听到粤语闽语，就一个头有两个大——人家声调就有你两个多嘛！ 这大约就是所谓南北之别了：北方求同，南方存异。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吴、湘、赣、客家、粤、闽（闽南、闽北），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鲁、川、苏、粤、湘、浙、徽、闽，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总是比北方丰富多彩。 南方多样，北方统一。 六、再说南方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做鸡公，母鸡叫做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凤，声母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诸、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蹲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揉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七、再说北方 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会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哆嗦，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语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宫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八、南征北战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业（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南话，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w w w. xiao shuotxt. co mtxt小xiaoshuo说天堂 第二章 朝秦暮楚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 一、英雄与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 吴语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领导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大约当爹的总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儿子一些，又尤其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没戏，就带着族人跑得无影无踪，史书上的说法是“让贤”。但如果是让贤，自己躲起来就是，干吗把手下的精兵强将统统带走？又何必连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断发文身”，作“野蛮人”状，公然摆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态？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脸，没准还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赢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黄时代就创立了的光荣传统，没什么稀罕，也没什么不妥。 不过太伯和仲雍这一跑，就跑得远了，从陕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这才站住了脚跟，号称“句吴”。江南这地方，现在是富得流油，当年却是蛮荒之地，叫“荆蛮”。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绍兴、诸暨一带，是夏禹的苗裔，据说是夏王少康派来给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们的习俗，也是“断发文身”，或者“披发文身”，大约还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风貌，祖上则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们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断发文身”，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现在是亲兄弟的，尚且难免祸起萧墙，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里靠得住？所以后到的“句吴”，和先来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见，鹬蚌相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后打出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来。不过吴越两族的文化，毕竟相通之处甚多，正所谓“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何况还有需要合作的时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总之吴越两国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战，还是和，总归要沟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于是吴越两国的“国语”，就成为今天吴语的原型。直到现在，除宁镇一带“失守沦陷”外，吴方言区，大体上也就是当年吴越两国的地盘。 吴语的代表是苏州话。苏州话也被称作“吴侬软语”，侬，是典型的吴语。吴人自称我侬，称别人为他侬、渠侬、个侬，现在则称“你”为侬，反正不管什么人，都是侬，所以叫“吴侬”。不过侬则侬矣，软却不一定，宁波话就不软，因此有“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讲话”的说法。事实上吴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斗。吴王金钩越王剑，吴人更是兵器制造专家。春秋时，最好的兵器都是吴国的兵工厂里打造出来的。什么吴戈、吴钩、吴干，都是。《楚辞》上说：“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国疡》）应该说是当时战场上的真实写照。难怪伍子青要报仇雪恨杀楚王，不找别人，非到吴国搬兵不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风气风尚如此，吴语怎么会软？ 吴国出兵器，也出丝绸；出英雄，也出美女。吴国的丝绸叫吴绞，吴国的美女叫吴娃，也叫吴姬、吴娘。越国也出美女，叫越艳。“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李白），弄得吴人和越人都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吴国也被越国派出的色情间谋所颠覆。再说越人还擅长诅咒，其禁咒术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让人谈虎色变，吴国岂能不亡？ 然而后来越国又被楚国所灭。再说南方从来就打不过北方。吴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后都被北方来的强秦统一了去，南方之强变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后兵战就开始改成商战了。吴盐胜雪，吴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够的能力在经济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艺自然也只好用来做剪刀，叫“吴刀”。“吴刀剪彩缝舞衣，明妆丽服夺春晖”，“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以柔克刚的结果是吴语开始变得甜糯绵软，终于变成所谓“吴侬软语”。 不过，在几乎举国上下都以北方话那种粗犷硬朗铿锵有力为尚时，这种轻柔悠扬婉转文雅的“吴音”，却有一份难得的可贵。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这和他们都说吴语是否有关，但文化要求多样，不喜欢单一，总是不争的事实。 认真说来，吴语虽然也是南方方言中个性特征比较鲜明的一种，但与粤语、闽语相比，和北方官话还算是比较接近的。在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腔调。比方说保留浊音，复元音韵母都读成单元音，摆（bai）读ba，悲（bei）读be，飞（fei）读fi等，这也不奇怪。吴方言区毕竟是南北方言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点不变也是不可能的。长江以南，连南京、镇江都变成了北方方言区，“柔弱”的苏州居然能“顶住”，我们实在该说一声“不简单”！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江郎才尽。吴语是否英雄末路，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并未江郎才尽，大约也还没到美人迟暮的份上。 二、行尽潇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国的情况要差得多。 楚国原本也是南方之强。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战国七雄（秦、齐、楚、燕、赵、魏、韩）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说地大物博人口多，还得数楚国。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来也是“南蛮”，举姓，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周人管他们叫“荆蛮”。武王伐纣时，楚人也随了大流，算是“同盟国”。因此后来论功行赏，坐地分赃，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个子爵，四等，可见地位之低。后来楚国一天天强大，也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要“问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时的传国之宝，政权的象征。楚子居然借着周王派人来劳军的时候，问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显。 楚人也有资格牛逼。因为楚人比吴人和越人都尚武好斗，而且还有一股子蛮劲。湘语中至今还有一个词，叫“霸蛮”（不管条件怎样，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蛮，当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则霸矣，蛮则蛮矣，智商却不低。楚辞是可以和北方歌诗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吴歌差，楚国的政治家更是多为栋梁之材。搞历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来，“惟楚有才”，虽然“楚才”难免会被“晋用”。 自强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为耻，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越国就是被他灭掉的。也就是说，楚国原本也有资格有条件统一中国，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不过，亡秦的虽然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汉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样好细腰（能作掌中舞的赵飞燕就是典型），统一了的中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北方。楚语不但没能成为“国语”，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变成了北方方言区。只有战国时才被楚人占领的湖南，还保留着古楚语的一个分支——南楚江湘，它后来就发展成又一种南方方言——湘语。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语也许要算是最可怜的一个。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赣语，只占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点。次为闽语和客家话，各占百分之四。湘语则和粤语差不多，各占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仅次于吴语。但湘语的地位和影响，又岂敢望吴语、粤语之项背？就连和闽语、客家话，也不能比。这也没法子，人家财大气粗么！上海和长江三角区说吴语，香港、广州说粤语，台湾、福建说闽语，客家则动不动就开世界客籍大会，聚在一起说客家话，湘语哪有这个条件？ 可见光是人多，也未必顶用。事实上湘语的地盘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最多，内部的分歧也很大，纯粹的湘语方言点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它是不是还有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干脆主张将湘语和赣语合并，并称为湘赣方言，或者将湘语“五马分尸”，分别归属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赣方言。 说起来湘语也是窝囊。湘语，顾名思义也就是湖南话，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说湘语的不过三十多个县市，连一省的半数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别被西南方言和赣客方言占领。西南方言占据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广线以西广大地区，赣客方言则占据了湘东狭长的一带，留给湘语的地盘所剩无几。即便是湘语方言区，也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流行在长沙、益阳、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语流行于宁乡、湘乡、双峰、衡阳等地。湘谚有云：“长沙里手（内行）湘潭俏（漂亮），湘乡嗯啊做牛叫。”可见新老湘语之间也是不能对话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学家的意见，把新湘语归入西南方言，湘语的地盘可就所剩无几，更加少得可怜了。 其实楚语的地盘原来还是蛮大的，少说也占有湘鄂两省，但既然连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领地，湘语又能如何？能有这一亩三分自留地，没准还得感谢秦始皇设了长沙郡，又幸亏还有个洞庭湖，好歹能抵挡一阵。可惜即便长江天堑，也未必能抵挡北方方言的凌厉攻势。“吴王”那边，宁镇“失守”；“楚王”这里，两湖“沦陷”。这也难怪。吴楚两地，毕竟都在南方方言区的最北边，所谓“首当其冲”之地，对手又强大无比，便难免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吴语从江苏退到浙江，湘语（或楚语）从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当然。何况湘语的处境比吴语更难，东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赣、客、粤、西南官话）包围，简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吴语好歹还有个东海作后盾，可以背水一战的。 吴楚（湘）命运多鲜，还因为它们是资格最老的方言。创业易，守成难，老的总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异，开拓进取，赣客方言后起之秀，方兴未艾，吴湘方言区被它们蚕食，也是势所必然。 三、吴楚东南拆 湘语和楚语是嫡亲，和吴语则是表亲。 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切韵》）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顾名思义，赣语就是江西话。不过，说赣语就是江西话，就和说湘语就是湖南话一样，并不准确。因为湖南人并不都说湘语，还有说北方话（西南官话）和客家话的；江西人也并不都说赣语，还有说北方话（江淮官话）和客家话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客家方言这么一挤兑，湘语和赣语就很可怜，连自己一省的地盘都守不住。但要说湘语主要在湖南，赣语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错。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荆州）、扬（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扬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时人烟稀少，语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陈）。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的特征也还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钻。西晋末年，八王混战，五胡乱华，匈奴、鲜卑、揭、氏、羌，杀过来杀过去，中原地区就很不安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东晋末年，战乱更加剧烈，中原汉人就开始大规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汉人又多次大批南迁。这一次跑得就远了。跨黄河，过长江，越淮河，渡赣水，一直跑到广东、福建，跑到后来成为客家方言区的地方。 这些南迁的汉人都要经过江西，江西就像是一个中转钻。那时又没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难，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动的，就干脆留了下来。但不管是过路的，还是留下的，也都要把当时中原的方言带到这里。赣中、赣北人说话，原本就既不如吴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现在再让北方官话接二连三这么一搅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结果，赣语就成了非吴非楚非中原的“怪话”。 事实上赣语的特征可能也是最不明显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语拉拉扯扯，东部又和闽语黏黏糊糊，疆域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赣语的语音也怪怪的，浊音都变成了清音，这和普通话是一样的，但普通话中浊音变清音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赣语却一律送气，又和客家话是一样的。长沙人蓝男不分，泥犁却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样。武汉人喜欢用“倒”这个虚词，意思相当于“着”，南昌人也这么说：“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说“倒”，比如“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这里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说“坐倒”、“站倒”，而说“坐起”、“站起”。同样，武汉人也不说“拿一本书倒（给）我”，而说“拿一本书把（给）我”。只有在赣语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给”的意思。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江西这地方，先前可没有这样得意过。 然而这样一来，吴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切断了。吴楚之间的联系原本就很松散，赣语一刀切将过来，便连藕断丝连也很难做到。中唐以后，大批移民从中原经赣北、赣中向赣南挺进，这个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后，不但吴语与湘语从此天各一方，而且闽语也被限制在东南一隅，除了往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跳，再没别的出路。 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和赣语一起“分裂”吴楚的，还有客家话。 客家，是相对“土著”而言。先入为主，后来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话也就是移民的语言。不过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说客家话。所谓“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末年）、九世纪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方，现居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的移民。他们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来是出于无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来的便把他们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汉族，管他们叫“犭+客”。客家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了“反客为主”，也为了“自强不息”，便考证出自己是华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约北起并州上党（山西），西届司州弘农（陕西），东达扬州淮南（江苏），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东，颍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总是要打仗的，那里从来就是问鼎逐鹿之地。问鼎逐鹿当然是一种英雄业绩，只可惜这种英雄业绩和老百姓没多少关系。反倒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的成果只属于少数英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灾难却得由老百姓来承担。因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据历史记载和学者考证，客家人的大规模迁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从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赣北、赣中，第二次跑到闽西、赣南，第三次跑到粤东、粤北。越跑，离自己的家乡越远。 不过文化的认同却是超时空的。而且，越是远在他乡，就越是怀念故土。客家人从北国中原来到南方蛮荒之地，虽然也得“入乡随俗”，但决不肯轻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顽固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习惯。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和现如今打工青年的只身南下不同，那时的南迁是集团军式的。不但是拖家带口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个家族成建制地集体迁移。血缘纽带并未割断，宗教关系照旧保存，风俗习惯也依然故我。原来是什么关系，现在还是什么关系；原来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原来怎么说话，现在还怎么说话，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 然而换了地方和没换地方总归不一样。虽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毕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开始说吴语，同时原来的杭州人也慢慢开始说官话，因此现在的杭州话便有一种半吴语半官话的特征，和其他吴语区颇不一样。客家来到远离故土的南方，语言一点都不变，似乎也不可能。 不过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闽粤赣与世隔绝的闭塞山区。穷乡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远，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维持自己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而“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号。但这样一来，他们和故土的关系就有点尴尬了，——他这里一厢情愿地保持着旧时风貌，“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其语言不少变”（广东梅县客家人黄遵宪语），中原那边却早已“换了人间”，说起话来满不再是当年那个“中原音韵”，结果，客家便走到哪里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乡的子孙后代见了他们，听着他们那一口现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话”，真的要“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随主便”，与土著便难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时时烽烟骤起不可开交。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团扎堆，高筑墙，广积粮，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闽西土楼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客家社区建筑。土楼被“老外”誉为“天上掉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但在我看来，它怎么看都怎么像个大碉堡。体大，楼高，墙厚，处处设防，易守难攻。土楼之中，水井、粮仓、畜圈，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土电话”，可以一呼百应。几十上百户人家在这里聚族而居，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全面设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楼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时候，贫瘠的山田也无法让日益增长的人口都吃饱肚子，而摩擦和械斗又屡禁不止，于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远走他乡。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广西，有的到了台湾，有的到了湖南，还有的到了海南岛，但都说客家话。在广西的叫“新民话”或“麻介话”，在四川的叫“土广东话”。其实客家话不能算是广东话，连粤语都不能说就是广东话，客家话又怎么能说是广东话？只不过客家话的大本营在广东梅县，四川的客家人也是从粤东北迁移过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粤语和客家话，也就只好管客家话叫“土广东话”了。 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际和乾嘉之后从粤东北、赣南和粤中出走的，他们已经不好再算北方人，他们说的话也不好再算北方话。不管他们说的话如何地“客味甚浓”，也只能说是一种南方方言。其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闽语、粤语和吴语那么大，也同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因此也有认为客家不是什么“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较靠得住的是李如龙先生的结论：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时期南下的中原汉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则时在两宋之际，地在闽西赣南。不过，客家人从晋南、陕东、豫中、苏北跑到赣南、闽西、粤东北，又跑到四川、广西、台湾、湖南、海南岛，历时数百年，跨地数千里，实在很是辛苦，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 五、一堆石头 如果如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那么闽语就像是石头，而且是活化石。 闽语的形态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时候你会觉得福建人说话简直就是在说古汉语：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脸叫面，黑叫乌，锅叫鼎，绳叫索，翅膀叫翼，图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袄叫裘。当两个福建人相互询问“食糜未”（喝过粥没有）或“有伫无”（在不在家）时，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进了时间隧道？ 闽语既古又怪，既老又杂。闽语原本又叫“福佬话”。福佬，是后来之客家对先到之闽人的称呼。反正福佬就是闽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话却不好说就是福建话。实际上没什么笼而统之的福建话，只有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等等，它们都是福建话，却又都不能对话。这正是福建不同于广东、湖南、江西之处。广东人听不懂广东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广东话（粤语）；湖南人听不懂湖南人说话；江西人听不懂江西人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并不都说湖南话（湘语）或江西话（赣语），比方还有说客家话等等。然而福建人听不懂福建人说话，却是因为他们都说福建话（闽语），这可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事实上闽语也是汉语中内部分歧最大、语音现象最复杂的一个大方言。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堆石头。往大里数，是三块，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和莆仙话则是夹在这三块大石头中的小石头。细数，也有数出六块或九块的。石头堆在一起，挤得再紧，也各是各。闽语就是这样。闽南话、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莆仙话，这些“石头”之间的缝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鸡同鸭讲，不知所云。 看来，弄清闽语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来的是吴人，是孙权称霸东南时从江苏、浙江跑到福建来搞“开发”的。他们把“吴楚”、“江淮”方言带到了福建，所以闽语当中，还保留了不少原始吴语的特征。准确地说，那时的闽中，有古吴语，有古楚语，当然还有古闽越语。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过这些先期入闽的吴人和孙吴政权一样没成什么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还是中原来的汉人。他们从中原跑到福建来，原因也很多：有“避乱”的，有“征蛮”的，有“谪遣”的。比如韩愈，就是“谪遣”。韩愈谪贬之地虽然在广东潮州，但那正是闽南话方言区。韩愈也好生了得，让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韩（韩山、韩水）。不难想象，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韩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中原汉人的大规模入闽，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以后。那时中原人每六个就有一个渡江避乱，一等的“望族”随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宁镇一带的方言从吴语变成了官话；二等、三等的只好继续往南跑，所谓“衣冠八族”入闽，说的大约就是这些人。入闽的路线大约有海陆两路，定居点则有三个中心，即建瓯、福州、泉州。所以，后来建瓯话、福州话和泉州话就分别成为闽北话、闽东话和闽南话的代表。当然，现在闽南话的代表已变成厦门话了。这很让泉州人私下里嘀嘀咕咕，不以为然，因为厦门本属同安县，而同安县又属泉州府。但这就像上海话终于取代苏州话成为吴语代表一样，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谁财大，谁气粗。 迁徙的时间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于闽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于闽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于闽东。“中原汉人三次入闽之后，闽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龙《福建方言》） 最初入闽的中原汉人虽然分散在闽北、闽东和闽南，当真要说话，大约还是听得懂的。但闽北、闽东和闽南，毕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岖，既不同风，亦不同俗。说起来福建的情况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远，北面有吴语挡着，南边有粤语堵着，西边呢，又有赣语和客家话拦着。就是想和北方说几句话，也没了可能。所以反倒是远离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语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移民总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较长，移民们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顺江而下，进入别的地区。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较短，又大多独流入海，河与河之间又有高大的分水岭隔着，移民们便只好分别在晋江流域（闽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闽北）和闽江下游一带（闽东）互不搭界地各自折腾。鸡犬之声既不能相闻，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往来，也就生分了，最后，便连话都不通。 实际上闽语内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与海。山，就是西北诸山，闽北、闽中、闽西是也。海，就是东南沿海，闽南、闽东、莆仙是也。二者之间的分野，“恰好与晋代晋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也不奇怪。郡县总是因人而设的。从陆路入闽的进入西北山区，伴建溪而居，于是便有建安郡。从海路入闽的进入东南沿海，伴晋江而居，于是便有晋安郡。前者从仙霞岭、武夷山向东南发展，后者从东南沿海向西北推进，等到两郡之间的空间终于填满时，各自的方言却早成定局。后来，本属泉州管辖的木兰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个二级政区（宋元兴化军、明清兴化府），莆仙话便成了闽东话、闽南话这两块大石头之间的小石头。 历史、地理、政治一齐使劲，八闽也就互不交通。 六、杂交品种 说完了闽语，就该来说粤语。 粤语和闽语一样，也是和普通话相异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则为吴语，再次为湘语、赣语、客家话，和普通话相异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内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华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为三组：闽粤、吴湘、赣客。吴湘形成最早，赣客最晚，闽粤居中。吴湘同源，赣客同代，闽粤的关系则有些微妙。 如果说吴楚（或吴湘）是远亲，那么闽粤便是近邻。在华夏诸族崛起于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时期，闽粤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别内外，定亲疏，有四夷、八蛮、七闽、百粤各色人等。七闽、百粤排在四夷、八蛮后面，可见在当时华夏民族的眼里，闽人和粤人比“蛮夷”还要“蛮夷”。甚至直到如今，闽人和粤人在不少人眼里仍有“非我族类”之感，因为他们说的话最难懂，风俗习惯也大相径庭。千百年前，和他们说话要“待译而后通”（《盐铁论》），现在如果没有翻译，也还是困难重重。 百粤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闽越”，住在江西的叫“扬越”，住在广东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骆越”。可见闽粤之间确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准还是同祖同宗，完全应该“同病相怜”乃至“同舟共济”的。然而闽粤文化却并不相同，闽粤之间也少有交通。闽语和粤语之间的差异，也不比吴语和湘语、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差别小，甚至闽人和粤人在体质上也不太相同。闽人和咱们一样，都是蒙古人种，粤人则被疑为马来人种。其实马来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叫“马来亚种”。但一说“马来人种”，便想到什么安南啦，暹罗啦，爪哇啦，有些“异类”的感觉。 粤语也很异类。它和普通话的差异，要多到七成以上。闽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也有这么多，但闽语是当年中原音韵的遗存。说闽语异类，便未免数典忘祖。再说也没什么人说闽人是“马来人种”。粤语，不三不四，怪里怪气，爪哇人的话，算什么呢？ 其实粤语也是汉语。在海外许多地方，它还被看作是“正宗”的汉语，形态上也并不比闽语古老。闽语中本字无考的读音很多，普通话填词的歌曲如果改用闽语来唱，就不伦不类，“翻译”成粤语却没什么关系，因为粤语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读音系统，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话对换，所以，和闽语相比，它还是更“现代”的汉语。 实际上粤语的源头比闽语还久远。因为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将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后，任嚣、赵佗又再次平定百越，并留下将士五十万人镇守，越汉杂处的局面形成，古粤语也就初具规模。然而现代粤语却并不是古粤语独立发展的产物。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它不断受到中原汉语的影响。特别是汉末唐末宋末这三个时期，中原汉人络绎不绝地进入岭南，其中不乏名门望族、学士文人。这些人代表着比较先进的文化，来头大，水平高，便使当地土著逐渐汉化，粤语也就一变再变。 这就和闽语的形成不大一样。闽语的成型是突变的，粤语的成型则是渐变的。因为对于岭南来说，大规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后所受之影响不过潜移默化，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过程。福建就不一样，移民既晚，来势亦凶，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往往伴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比如晋室偏安江左，与福建相去不远；隋中叶全福建人丁不过一万五千户，到唐开元时仅泉州就有五万余户人家，可见移民之多。如此铺天盖地，则原先散落在八闽大地的那些闽越土著，也就势必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没多少越汉杂处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结束。因此突变的闽语便相对比较封闭，渐变的粤语反倒有一种开放的性格。粤语是很有一点“拿来主义”精神的。粤语中外来词汇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衬衣）啦，的士（taxi出租车）啦，我们早就耳熟能详。这种现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粤语突出，也不像粤语那样喜欢搞“中外合资”，同一个词或词组中，一半外来的，一半土生土长的，还要把那外来的词念成粤语腔。 其实这正是粤语的一贯作风。它原本就是中原汉语、当地土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的“杂交品种”。直到现在，粤语中还有不少当年“百越杂处”的痕迹。比如“这”说成“呢”，就和壮、侗、傣、黎、布依语相同或近似。又如细想叫捻，抓住叫揿，一团叫一旧，便是壮语。乜、拧等字都念阴调，也和壮语相似。修饰词放在被修饰词后面，比如客人叫人客，干菜叫菜干，公鸡叫鸡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壮语的构词特征。汉语和壮语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语族，粤语却能将它们融为一体。这种融会贯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粤语和粤语文化的特征。 粤语既然能打通南北东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这就和闽语不同。粤语是一体化的，闽语则是多元化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粤语文化的影响要比闽语文化的影响大。粤剧远比闽剧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有名，广东音乐也远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术方面，广东有岭南画派，福建却乏善可陈，因为福建虽不乏人才，但八闽互不交通，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锣齐鼓不齐的，没法拧成一股绳，也就不可能和一体化的粤语文化相抗衡了。难怪海外的华人虽然闽人比粤人多，粤语却比闽语吃得开。 www.xiＡoshuotxＴ.c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三章 东拉西扯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做“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与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穀）。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糙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苔、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二、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笙模（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唬拍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领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患、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三、佛国梵音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罗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迎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饭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四、老母鸡变鸭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微“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ょう，是吴音；京师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不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a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伽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m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五、东边日出西边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b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 “世界”也是。中国古代有世有界，没有世界。我们现在说的世界，上古时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和上、下。可见世是一个时间概念，界则是一个空间概念，佛教的所谓“世界”，也就相当于汉语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但汉语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古人宁肯用作为时间概念的“世”（世代）和作为空间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个新词，也不愿意照搬“宇宙”这个现成的老词。 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六、引进与发明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娣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也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搪）；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eid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来。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a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时，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谱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for，洋泾浜则称作beg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装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www.xiＡoshuotxＴ.cＯＭtxt=小＿说[＿天.堂 第四章 死去活来 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 一、德律风与bbs 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通过电线说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phone）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 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啦，赛因斯（science）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stick）、维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 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m）、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高尔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译，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作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 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时，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78，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士大词典》，******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蘑菇、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 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拜拜）。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78（对不起），请对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高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气死我了）。 网络语言也和别的方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别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丑女则叫“恐龙”）。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 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他妈的）个什么东西？678（对不起），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版主）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 二、上海口头禅 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么！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海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读如居）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 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气）和水汀（暖气）、司的克（手杖）和司必灵（弹簧锁）为何物，没用过嘛！ 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白俄流浪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撤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 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做“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做“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普（dunlop）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通行证）、扑落（电器插座）、回丝（废棉纱头）、水门汀（水泥地坪）、卡宾枪、开司米、克罗米、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老）、“赫”（瞎）。 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也都从牛）。“牺牲”主要有牛、羊、家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没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 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做“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崭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特别高档）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 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又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 三、北京流行语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说）、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 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 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 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面、剧冒、剧惨、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冒”（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冒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挖掘出来了而已。 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没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冒”。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 和“腕儿”平起平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也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如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艺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的。 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做“侃爷”，而那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 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 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捷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音晃）、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 www-xiaoshuotxt-c o mtxt?小?说?天堂 第五章 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一、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间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见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见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揣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格统统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却是不得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去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二、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做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耽耽”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输，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格”。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三、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跃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思，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精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性器官，也决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永无“出头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性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禁忌和压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性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不干好事”。此种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性器官骂，也用女人的性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乱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禁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样的性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性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睾丸。睾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根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做鸟，后来又被叫做鸡鸡（英语叫cock），睾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做“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艺”、“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阴，蛙象征子宫。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蜗。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交响。 鱼和蛙都是多子多孙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鱼又更受欢迎一些。因为“鱼”谐音“余”（餘）。鱼本来就象征着饶多，又和表示饶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别为中国人所宠爱。逢年过节，送一幅“莲莲有鱼”（莲蓬、鲤鱼、大胖娃娃）的年画，说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词，谁的脸上都会笑成一朵花。 这就奇怪。鱼、蛙、蛇、鸟，都是生殖器宫的象征物，为什么鱼和蛙吉祥，鸟和蛇忌讳？中国历来重男轻女，为什么这回重女轻男？难道一个男子像鸟一样多卵，像蛇一样坚挺，不是一件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视为下流无耻不可。 原因也很简单：生殖与性有别。生殖是一件体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应该大张旗鼓。因此枣、栗子（早立子）、花生（花着生）、莲子（连连得子）都是婚礼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还要特地做夹生饭给新娘吃，还要问她“生不生”。鱼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当然百无禁忌。何况蛙的这种象征意味已经被淡忘了，鱼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虽然也被淡忘，但蛇毕竟是凶恶恐怖之物，也就不会有人喜欢。何况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还恨呢！ 鸟就不一样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并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说过，性，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既不能公开做，也不能公开说，因此“******”就像“死亡”一样，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比如上床、睡觉、亲热、温存、苟且（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一起、干那事、发生关系、夫妻生活、两个人快活等等。时下流行的说法则是“做爱”。“做爱”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以为可以得诺贝尔奖。它不像“云雨”那样古奥，也不像‘旧”、“操”那样粗俗，又不像别的说法那样有歧义，而且还多少有点味道，难怪大受欢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肮脏下流，性器官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带“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语。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佛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个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让老婆当******，自己坐在旁边数钱的男人。这种人也叫“乌龟”，因为乌龟在俗话中也叫王八。其实王八不是乌龟，而是鳖。鳖又叫甲鱼、团鱼，和乌龟形状差不多，大家也就混为一谈。所以“鳖孙子”也是骂人的话。意思相同的还有“龟儿子”和“兔崽子”。古人说那些纵妻卖淫的家庭，有两句诗：“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养的私生子当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缩头龟”，则其子不管亲生私生，也都是“龟儿子”。所以龟儿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东西，“乌龟王八蛋”还能是玩艺吗？ 结果，连鸡蛋汤也不敢说了，只好说成“木择汤”。 其实，“鸡”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是“鸡”，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叫鸡，暗娼则叫野鸡。有鸡就有鸭，鸭，指那些为女性提供色情服务的男子。一个地方，如果“鸡鸭成群”，那就是“黄色架步”了。“架步”是粤语，指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北方就不这么说。北方叫“停机坪”和“炮楼子”。因为“机”与“鸡”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缔黄色架步，在民间就叫“端炮楼”。 五、蜜与屉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排泄叫方便，婚外通奸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与人通奸则叫“红杏出墙”），出入青楼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则叫“花柳缠身”）。其实花柳何辜？只因为人要“塔布”，便无端背此恶名。事实上，当人们使用“拈花惹草”或“风流罪过”一类说法时，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或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 不过时代不同了，体面不体面的也有两说。婚外性行为过去在北方叫“乱搞”，在上海叫“轧拼头”，甚至还有叫“偷鸡摸狗”的。现在没人说了，谁说谁老土。你想，现在都是什么观念？“男人没情妇，就是没财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爱，当然是没能耐；而人家两个人自己愿意，又“关侬啥事体”？所以，犯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破鞋”、“拼头”的，干吗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说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侣”。当然，她并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于还陪什么，那就看你的魅力和双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么份上，也是“蜜”。女朋友为什么叫“蜜”呢？因为她们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译成“蜜斯”，简称“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尽管“密”有秘密、亲密的意思，也不错，但想来想去，还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书）。秘书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间调停，小秘陪进陪出；大秘多半是头脑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丽人。日久生情，结果“小秘”往往会变成“小蜜”。 并非随便什么人都有秘书。对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固然是“小蜜”；小伙子跟一女孩起腻，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军蜜（现役军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词。这些都是北京人的发明。推广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侣”，绝大多数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经济条件达不到的物质生活。她们的男朋友相对稳定，接受馈赠也和“喇”的“工资”有本质区别（参见《北京青年报》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说，“蜜”是讲感情的，即便那爱情带有游戏成分。“喇”则完全冲钱而来。她们叫做“喇”，就因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钱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门来的冤大头么，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间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伙伴、帮手，比如“咱们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儿”，也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伙伴”。参加这种合作、协助、辅佐就叫“加傍”，断绝这种朋友、伙伴、帮手关系则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绍或转让给别人，就叫“发”。不过这“发”可不是发财的发。即便不是发配的发，至少也是发货的发。说得体面一点，也可以说是发“伊妹儿”的发。 被款爷们“发”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们的“女朋友”。事实上“傍家”一词如果用于同性之间，多半指的是“哥们”、“姐们”；如果用于男女之间，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们可以说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却不能说某男是某女的“蜜”。还有一种“专业傍家”是专门“傍大款”的。“傍大款”当然是冲着钱来，不过当真“傍”上了也讲点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条件也高得多。心气高的，还要先看是“美军”还是“皇军”。如果是“国军”，门儿都没有。 这就说到钱了。钱这玩艺，也是要忌讳的。钱不是好东西吗？怎么也忌讳？钱当然是好东西。金钱虽然并不万能，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但并非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忌讳，好东西也不能随便说的。随便说，弄不好它就没了。再说，钱这玩艺，毕竟有些“铜臭”。文人清高，就改“钱”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拨算盘也成弹古琴了。其实，上古时代就称钱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货”，与“高山流水”的雅兴没什么关系。 老百姓没这么多穷讲究，却也记得“财不露白”的古训，因此能不说就不说，要说也得换个说法。于是有叫“铜钿”的，有叫“票子”的，还有叫“麻脑壳”的。北京则叫“屉”，也叫“页子”（指纸钞），“钢蹦”（指硬币）。搞钱、弄钱叫“搬”，数钱叫“点张”。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说法，现在也都普及了。 钱数也有种种说法。具体说来，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张，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吨，一万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带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进了别人的腰包。方，是万字出头，也就是“万”；吨，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于一元是“分”，十元是“张”，一百元是“一个数”，则不过是不把钱当钱，显得财大气粗，拔份儿罢了。此外还有大团结（十元）、工农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币票面图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这么说的。如果是外汇，则另有一说。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币叫港纸。三方老日，六吨港纸，九棵美子，也就是三万日元，六千港币，九百美金。它们也都是“屉”。只要有“火红的屉”，就不愁没有“巨洒的蜜”（极其漂亮潇洒有风度的“女朋友”）。 六、口彩 有钱，就有挣钱的人，捞钱的事。 钱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爷”。钱少点儿的，叫“款哥”、“款姐”。挣钱多的活则叫“页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没“页子活”可干，还想过上“幸福生活”（不是贫嘴张大民的那种），那就只好自个儿想办法了。于是有“练摊”的，有“蹭饭”的，有当“托儿”和干“走合”的，还有切汇、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练摊”就是摆个小摊儿挣俩小钱，“蹭饭”就是厚着脸皮不花钱白吃白喝，“托儿”就是冒充顾客帮着雇主推销东西（往往是假冒伪劣），“走合”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牵线搭桥利用差价牟取好处，“切汇”就是在外汇交易中扣下一方应得的部分款项，“抄肥”就是看见有油水的买卖就捞他一把，或者拦路打劫，半道里把货截走，北京人称之为“驴叼夜草”。反正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扎款”（搞钱）。人不为己，谁肯早起？为了“巨洒的蜜，火红的屉”，礼义廉耻什么的也就顾不上了，哪怕是“杀熟”（坑亲朋好友），也“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当然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么说，钱，总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恭喜发财”之类的话，大家也都喜欢听，尤其是逢年过节。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道“坎儿”，所以也叫“年关”，不能“过不去”。不但要“过得去”，还要“过得好”，因此得说吉利话，不能犯忌讳。不小心犯了，也得文过饰非。比方说，打碎了东西，是忌讳的，解决的办法则是赶紧说“岁岁平安”或者“越打越发”。 吉利话叫“口彩”，也叫“意头”。广东人最讲“意头”。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是逢年过节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环保则改吃生菜，意谓“生财”）。粤语“橘”（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户户都要从花市买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习俗，是有人来拜年时，送礼待客之物，除了橘子，还有苹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闽南一带也这样。 年糕则是南方许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带更是年夜饭的头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湾吃鸡，因为台湾闽南话“鸡”、“家”同音，吃鸡就“发家”。闽南吃萝卜，因为闽南话萝卜叫“菜头”，吃萝卜也就是吃“彩头”。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烧芋头吃，意思是“遇头彩”；亲人出门上路也要以此饯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过年吃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本来就很吉利。北方人还嫌不过瘾，又管饺子叫“元宝”（至少过年时得这么叫）。饺子煮在锅里，如果不小自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挣了”。挣了元宝，当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欢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倒霉在粤语中叫“衰”，它同时也有缺德、讨厌的意思。比如“边个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谁这么讨厌（或谁这么缺德），弄得这里那么脏”。不过同样是“衰”，语气也有轻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语气较重，有下流坯、下贱货、坏家伙、倒霉蛋、讨厌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语气轻一些，多半指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么说，衰，不是好事。 为什么“衰”就不好呢？因为“衰”有衰落、衰退、衰减、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边的，哪有什么好词？不是衰败、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难怪广东人要讨厌“衰”，或把讨厌说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兴”。兴，意味着兴盛、兴旺，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兴，在方言中就还有两个意思，一是允许，二是或许。的确，运气这东西，是兴来兴不来（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倒霉的事，大约也是兴来兴不来的，哪能因为我们讲忌讳，讨口彩，就一定会来或一定不来呢？ 忌讳和口彩的兴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 wＷw。xiaoshuo txt.coＭt，xt，小;说，天'堂 第六章 指桑骂槐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 一、麻烦与趣味 方言这玩意，有时想想是很麻烦的。 比方说日本。在东北人嘴里好像是“一本”，在湖北人嘴里好像是“二本”，到了上海人嘴里，又好像是“十本了”。到底是几本？其实一本也不本，是日本。 方言中的麻烦不少。除了语音的问题，还有词汇的问题。比如广州话把危险叫做“牙烟”，把儿媳妇叫做“心抱“，就很费解。危险怎么是牙齿冒烟呢？儿媳妇又怎么能用“心”去“抱”？“本地状元”的说法也很可笑。所谓“本地状元”，其实就是麻风病人。如果“本地状元”是麻风病人，那么“外地状元”是什么病人？艾滋病吗？更可笑的是把“合在一起凑在一块”叫“共埋”。我想和你一起吃饭，就叫“我想共埋你食”。外地人听了，还不得吓出一身冷汗？共埋？什么共埋？殉葬啊？ 想想广州人也真有意思，他们忌讳“死”，却不忌讳“埋”，说“埋”的事情不少。比如进店叫“埋栈”，入席叫“埋位”，靠岸叫“埋头”，算账叫“埋数”，结束叫“埋尾”，结账叫“埋单”。埋什么单？当然是账单。北方人不懂“埋单”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埋单的时候要付钱，便想当然地写成“买单”。后来弄清是“埋单”了，又猜想这大约是因为广东人要面子，才会用钞票把账单“埋”起来。其实“埋”在粤语中，有“靠拢”和“闭合”的意思。所以“埋柜”可以暗指抢劫（抢劫要靠近柜台）；“埋街”也可以暗指从良（意谓******关门不再做皮肉生意）。埋单，则应该理解为把账单“合”起来，而不是“埋”起来。它既不是拿钱购买账单，也不是用钱埋葬账单。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还是要说普通话。 然而方言又是很有趣的。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广州有句话叫“砂煲兄弟”。砂煲兄弟也就是酒肉朋友，但比“酒肉朋友”更俏皮，因为有双关的意义。广州人把混叫做捞，把泡叫做煲。混日子就叫捞世界，泡电话就叫煲电话粥。吃沙锅，是既要“煲”又要“捞”的，所以“砂煲兄弟”就是一起混世面煲生活的人。至于他们“煲”的是不是“无米粥”（没有结果的事），那就只有天晓得。 这样形象生动的说法全国各地都有。成都话“贴心豆瓣”，上海话“连档码子”，武汉话“夹生红苔”，北京话“柴禾妞儿”和广州的“砂煲兄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柴禾妞儿”，就是乡下姑娘；夹生红苔，就是又蠢又辈又不懂规矩的人；连档码子，就是同伙；贴心豆瓣，就是心腹。但用方言一说，就特别有味。尤其是“贴心豆瓣”，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和风味。四川人的豆瓣是拿来做酱的。酱谐音将，贴心豆瓣也就是心腹干将。但这干将再贴心，也不过豆瓣酱。豆瓣酱的用场，无非剁碎了做麻婆豆腐或者炒回锅肉。所以，当成都人说某人是某某大人物的“贴心豆瓣”时，讥讽调侃的味道便很麻辣。 其实，甭管什么方言什么话，只要说得好，说得漂亮，说得有趣，就有艺术性。艺高人胆大，北京人手艺（也许得叫“嘴艺”）好，就特别敢说。比如说一个人精，北京的说法是“要是长毛，就成猴了”；说一个人坏，是“拍拍脑袋，那脓水儿就能从脚底下流出来”；说一个人为了巴结别人东奔西跑地献殷勤，就叫“狗颠屁股三儿”；说一个人笨，则叫“人家偷驴，他拔撅子”。是不是很有趣？ 方言为什么比较有趣呢？因为方言是民间话语，不像官话那样有许多讲究。官话的讲究是很多的，比如要求统一、规范、标准。不统一，不规范，不标准，就没法让尽可能多的人听懂，也就不成其为官话了。方言则不同，它原本就是“一方之言”。只要一个地方的人听得懂，就能成立，所以各地方言中都有一些外地人听不懂的词儿，就连北京话也不例外。比如不忿（不服气）、不吝（不在乎）、抽立（输光战败）、搓火（着急上火）、底儿潮（有犯罪前科），都是正在流行的当代方言，外地人听得懂的也不多。 多样也带来了丰富。比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除了一般的打，还有春（用拳头从上往下打）、挞（用手背打）、捆（用手掌打）、凿（曲着指节从上往下敲脑袋）、做（悄悄地打）、砌（狠狠地打）等等（其他一些用粤语方言字表示的说法恕不一一列举），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 这是古风。古人说话，其实比今人讲究。比如肌肉皮肤，在古代就不是一个概念。人曰肌，兽曰肉；人曰肤，兽曰皮。皮是和毛联系在一起的。毛长在皮上，所以说皮毛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上没有毛，因此不能叫“皮”，只能叫“肤”，同样，肉是可以吃的（肉食或食肉）。人不能吃，因此不能叫“肉”，只能叫“肌”。“肌肤受之父母”，不能说成“皮肉受之父母”；而大老爷在堂上恐吓人犯，说“从实招来，以免皮肉受苦”，实际上就有点不把人当人了。 后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肌肉皮肤，混为一谈。因为语言要统一，许多地方都得马虎一点，只好含糊其辞。简单、含混、粗线条，才易于流通，所以普通话往往粗疏，方言反倒过细。比如“没有”，闽南话就分“无”和“未”。无是不存在，未是还没有，一个立足于空间，一个立足于时间，但到了普通话那里，统统都是“没有”。 难怪方言的表现力比较强了。 二、吃不了兜着走 方言丰富、有趣，大家便都爱说方言，至少在亲朋好友们聊天时是这样。 聊天，北京叫“侃”（侃大山），上海叫“吹”（吹牛皮），广州叫“倾”（倾渴），成都叫“摆”（摆龙门阵），东北叫“啦”（啦呱），西北叫“谝”（谝传），新疆叫“宣”（宣荒）。其中新疆的说法最有意思。宣是讲，荒是远，也是荒唐荒诞，甚至只不过道听途说的“荒信儿”。宣荒，自然可以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从家长里短一直扯到地老天荒。闽南人的说法也很绝，叫“化仙”—乌龙茶一泡，榕树下一坐，看着潮起潮落云散云飞，天南海北随心所欲地聊开去，便************了。 方言中的话多惊人妙语，我怀疑就是聊天时聊出来的。方言不同于官话，除了有和官话相同的那些用途外，还多半用来说闲话。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用不着一本正经，周吴郑王。可以胡说八道，可以信口开河，可以张冠李戴，可以指桑骂槐，甚至可以不考虑语言的规范，因为万一“吃不了”，还能够“兜着走”。 事实上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方言中很有些让人拍案叫绝的说法。比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张牙舞爪耀武扬威甚至叫板挑衅，武汉话就叫“抖狠”。抖，可以理解为抖擞，也可以理解为抖搂，还可以理解为振作（抖起精神）。不过，狠，是骨子里的东西，如果都“抖”了出来，一眼让人看穿，显然是不智之举，所以但凡“抖狠”者，多半都有些虚张声势。如果对方比他还狠，他就会一边开溜，一边说：“你等着，我回去叫我哥哥来！” 北京话当中形象生动的说法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不识抬举，别的地方叫“给脸不要脸”，北京叫“给脸不兜着”。这“兜着”，就比“要”生动，鄙夷的成分也更重。意思说你这家伙平时就没什么人赏脸，好容易有人给了，还不赶紧兜着？又比如一个人行为乖张，就说他“吃错药了”；脾气暴躁，就说他“吃枪药了”；态度恶劣，就说他“吃了耗子药”；无所畏俱，就说他“吃了豹子胆”；一点小事就兴高采烈，则说他“吃了蜜蜂屎”。蜜蜂是酿蜜的，蜜蜂屎想必也甜，但再甜也是屎。何况蜜蜂屎才多大一点？小甜头么！ 上海人也爱说“吃”，比如吃牢（认定或咬住）、吃硬（碰硬）、吃瘪（压服）、吃慌（着急）、吃酸（棘手）、吃排头（挨训）、吃生活（挨打）、吃夹档（两头受气）、吃马屁（听奉承话）、吃花功（受人迷惑）、吃卖相（只看外表），就连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也叫“吃红灯”。红灯是管制交通的，怎么能“吃”呢？上海人也“吃”。 红灯能吃，豆腐就更是吃得。吃豆腐，就是占女人的小便宜。说些轻挑的话啦，做点小动作啦，嬉皮笑脸半真半假地挑逗啦，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 没有人愿意“吃官司”，也没有人愿意“食死猫”。“食死猫”是广州话，意思是受冤枉背黑锅。广州人不说“吃”，而说“食”。比如食谷种，就是吃老本；食塞米，就是白吃饭；食猫面，就是被申斥，相当于上海话的“吃排头”；食碗面反碗底，就是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最让人看不起的是“食拖鞋饭”，意思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食拖鞋饭”和“吃豆腐”正好一对，都不怎么体面，但前者更没面子。 一个人，如果总是“食死猫”或者莫名其妙地“吃官司”，那就是运气不好了。运气在吴语中叫做额角头，也叫额骨头。额骨头也就是额头。运气为什么叫额头呢？大约因为运气是要“碰”的。人身上，最容易被“碰”的就是额头。所以，一个人运气好，在吴语中就叫 “额骨头高”或“额角头高”，甚至直接就叫“额角头”，比如“侬今朝额角头”，就是“你今天运气特好”的意思。 野史中额骨头最高的人是苏小妹。苏小妹据说是苏东坡的妹妹，曾被苏东坡作诗取笑说：“脚踵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可见其额头之高。小妹也不含糊，当即以老兄的长脸作答，道是“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也可见其脸面之长。看来兄妹两人都其貌不扬，一个“冲头”，一个“马脸”，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 额骨头最高的神则是寿星。谁都知道，寿星的额头又大又高还肉突突的，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寿头”。然而在上海，“寿头”却是骂人的话，意思和北京的“傻逼”差不多。因此傻里傻气就叫“寿头寿脑”，上了当还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则叫“寿头麻子”（也叫“寿头码子”、“寿头模子”），而呆头呆脑、土里土气、不懂世故、不通人情就叫“寿”。这就奇怪，难道做寿星不好？原来此“寿头”非彼“寿头”。它不是寿星头，而是猪头。江南习俗，冬至之前，要买猪头腌透风干以备敬神之用，又尤以额头皱纹如寿字者为上选，叫“寿字猪头”，简称“寿头”（参见薛理勇《闲话上海》）。所以，寿头的意思就是猪。显然，谁要是做了寿头，或被看作寿头，旁边便多半会有人在磨刀子了。 “寿头”既然是猪，“冲头”也跟着倒霉，都被看作是最好欺负，不斩白不斩的“翰大”；而怂恿那些“寿头寿脑”的家伙冲锋陷阵盲目行事，自己坐收渔利的行为，就叫“斩冲头”。上海人一个个“门槛精来兮”，好容易逮住一个“寿头”，岂有不狠狠“斩一记”之理？ 真不知长着一个大冲头的寿星老儿听了会作何感想。 大约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捣糨糊，还是倒江湖 上海人把傻叫做“寿”，成都人则把傻叫做“瓜”，比如瓜儿（傻子）、瓜兮兮（傻乎乎）、瓜眉瓜眼（傻头傻脑）。傻为什么是瓜呢？原来这“瓜”不是西瓜南瓜冬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去掉一个“傻”字，就成了“瓜”。 猪头变寿头，傻子变瓜儿，其实都是方言在“捣糨糊”。它总是在那里指桑骂槐，其结果，是弄得我们连这三个字究竟是“捣糨糊”还是“倒江湖”也搞不清。杨东平先生的随笔集《最后的城墙》中就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东平兄的意见，“倒江湖”也好，“捣糨糊”也罢，都有点调侃，有点无奈。但“倒江湖”在调侃无奈的同时，毕竟还多少有点身手不凡、高深莫测的英雄气，“捣糨糊”就纯粹是调侃甚至嘲讽了。它往往有胡日鬼、瞎折腾、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的意思，也指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浪头很大，货色不怎么样的人。你想，糨糊就是糨糊，再捣也是糨糊。捣得越起劲，就越可笑。再说，什么不好捣，捣糨糊？所以，谁要是自称“捣糨糊”，那他不是自谦，就是自嘲。 然而语言又是需要“捣糨糊”的。因为语言既不能“闹革命”，又不能“倒江湖”，咱折腾不起。要想生动活泼一点，也就只有“捣捣糨糊”。 北京人就最会“捣糨糊”。 北京人是语言天才。话语到了他们嘴上，就像足球到了贝利脚下一样，怎么玩怎么转。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他们也能玩出花样来。比如“菜”，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词，可北京人却整出颠菜（走人）、来菜（好事来了）、出菜（出活、出产品、出成果）、瞎菜（抓瞎）、歇菜（歇着）、晕菜（晕头转向）一连串新词儿出来。这可真是太会做“菜”了。至于这些“菜”之间有什么关系，那就只有天晓得，所以是“捣糨糊”。 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很多，一般地说有移花接木、掐头去尾、颠三倒四、含沙射影好几种，总的来讲是怎么好玩怎么说，怎么俏皮怎么讲，哪怕把话倒过来说。 比方说“爷”这个词，原本是尊称，可在新北京话当中，就未必了。许多被称作“爷”的，其实不是“爷”，也没人当真把他们当“爷”。冒儿爷（土里土气、傻头傻脑、没见过世面的人）就不是，板儿爷（拉平板三轮车的）也不是，侃爷和倒爷，包爷（包揽讼事的人）和揽爷（招揽顾客住店的人），当然也不是。还有“捧爷”，是专门给人捧场的，能算“爷”吗？诸“爷”之中，也就“款爷”还对付。但他和这么些“爷”们混杂在一起，就算是“爷”也不是“爷”了。事实上款爷们虽然一个个财大气粗牛逼烘烘，北京人还真不会打心眼里把他们当回事。不就是有俩钱吗？拿去买两根蜡烛三刀纸，爱上哪烧上哪烧去！ 拉平板三轮车的是“爷”，开的士的则叫“哥”（的哥）。同样，成了“腕儿”的歌星影星各路明星也不能叫“爷”，只能叫哥叫姐，昵称“星哥儿”、“星姐儿”，好像自已家里人似的。其实“星儿”们即便是哥儿姐儿，那也是大哥大、大姐大，他们成不了咱的哥们姐们，就像冒儿爷永远都不会被人当爷看一样。这就叫“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如果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那还叫“捣糨糊”吗？ 其实北京人自己就是“爷”。正因为自己是“爷”，因此拿谁都敢“开涮"。北京人损人的本事是没得比的，讲究的是骂人不吐核儿。比如脸上皱纹多，就说人家“一脸的双眼皮儿”。双眼皮是大家都喜欢的，一脸的双眼皮就哭笑不得。更损的是说人家“一脸的旧社会”。所谓“一脸的旧社会”，就是一脸苦相，但再苦，也不能把人家打发到旧社会去呀！ 这也是北京人“捣糨糊”的招数之一—用政治话语开涮。杨东平说得好：“政治是北京生活的盐。没有政治，北京生活就会变得寡淡无味。”（《城市季风》）同样，没有政治，北京话也会变得寡淡无味。所以，你常常会在新北京人的嘴里听到诸如反动、叛变、苦孩子、根正苗红、水深火热、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干阶级敌人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之类的政治术语甚至“文革”语言，但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在讲政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给自己说的话撒点味精加点盐。因此，当他们使用这些政治话语时，多半都是活用、曲用，甚至反用，比如“挖资本主义墙脚”。 这就不但是“捣糨糊”，而且也是“倒江湖”了。事实上新北京话中也不乏江湖气。匪、狂匪、不吝、浑不吝，在北京是“拔份儿”的。拔份儿有出风头的意思，但和上海的“掼浪头”不一样。“掼浪头”往往是虚张声势，“拔份儿”却常常要动真格的，至少要真能豁得出去，“是条汉子”。上海是没有什么“汉子”的，赵无眠先生开玩笑说，鲁迅在上海住了那么多年，也才住出“四条汉子”来（《南人北人》）。不是“汉子”，又要“掼浪头”，便难免有些“开大兴”的味道。开大兴，就是装假、作伪、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说一些不能兑现的大话和空话。大兴，即大兴街，在上海南市小西门外，原来是专门加工非真金首饰的地方。首饰当然是真金的好，真金的贵，所以，大兴货便有便宜货甚至假货的意思。开大兴，也就是广州人所谓“大只讲”（说大话）了。 其实北京人也说大话的。“老子天下第一，谁敢叫板起腻？打噎就是烦你，只因身怀绝技”，是不是大话？没法子，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人是中国最大气的市民，他们不说大话，谁说？所以，北京人即便是在“捣糨糊”，我等也当以“倒江湖”视之。 四、活法与说法 的确，方言不仅涉及地域，更涉及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有不同的活法（生活方式），就有不同的说法（表达方式）。就算是“指桑骂槐”，那“桑”也得因地制宜。比如北方有“狗腿”，南方有“蟹脚”；北方有“立马”；南方有“落篷”（收场）。“落篷”这话，北方人是不懂的，因为骑马的北方人不知那“篷”为何物。 上海人当然懂得“落篷”的意思。他们祖上就有不少是坐乌篷船进上海的。不过到了上海，就不坐船了，坐车。上海有汽车、电车、黄包车，如果要省钱，也可以“开11路电车”。所谓“11路电车”，其实就是人的两条腿；开11路电车，就是步行。这是典型的“上海俏皮话”—拿现代化生活方式来说事。这话后来别的地方也跟着说，如果他们那里也终于有了电车的话。没有电车，有公共汽车也行。 上海俏皮话或上海流行语总是打着这个工商业城市的烙印，“商”味十足，工业味十足，世俗味十足。比如最近流行的套牢、解套、价位、到位，就原本是股市和商界的术语，现在也用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如果被某事缠得死死的，就叫“套牢”；而在餐桌上问人家“到位了吗”，则是问人家是否吃饱。又比如“立升”，也是上海才有的说法。立升，原本指电冰箱的容量。容量大立升也大，当然售价也高；容量小立升也小，当然售价也低，于是上海人便用“立升”来指一个人的财势。有立升，就是有财势；立升牢大，就是财大气粗。如此，则北京的“腕儿”或“款爷”，在上海人眼里就不过是一台特大的冰箱。 其实冰箱的档次和价格并不一定和容量成正比，但如果价格相近档次相当而容量较大，就显得实惠。上海人是讲实惠的。就连说话，也讲究简明快捷，不喜欢拖泥带水。他们往往直筒筒地问人家“侬几岁”，根本不管对方是大爷，还是小姐。那语气，就像是在商店里问价。商店里的营业员也缺少“人情味”，他们常常会直筒筒地问人家“侬买哦”，而不会像北京人那样问“您瞧着哪件儿可心”。上海人的这种说话方式往往令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老年人不快。北京人问人年龄，是有很多讲究的，问老年人，得问“高寿”；问中年人，得问“贵庚”；问青少年，得问“十几”；只有对小娃娃，才问“几岁”。饶这么着，也得多说几句：“小朋友，告诉爷爷，几岁啦？”不兴直筒筒问人家“侬几岁”的。在北京人看来，这就叫礼数；而在上海人看来，这是啰嗦。 上海人不喜欢啰嗦。不是说上海人就不讲闲话。上海人也讲闲话的，而且，上海人有时比北京人还啰嗦。一个中文名叫马天明的美国小伙子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北京人听了只有一句：“嘿，哥们，够地道的啊！”上海人却会发出一连串的感叹：“啊呀呀，马天明！你的中国话讲得这么好呀！你是在哪儿学的？学了几年啦？了不起呀！”但不难看出，上海人虽然话多，却没有废话。除表示惊叹外，还提出了问题，表示了好奇。 事实上上海人即便讲闲话，速度也快，句子也短，信息量也大。他们说话就像办企业做生意，希望低投入，高产出，少支付，多回报，因此即便骂人，也不愿多说一句话，能短就短。一个字最好，两个字还行（如翰大、寿头、洋盘、瘪三、赤佬、推板、搭浆），三个字就很够意思了。上海人骂人、损人、批评人、对他人行为表示不以为然的口头禅，以三个字的居多，如阿木林（呆头呆脑土里土气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阿土生（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冒）、十三点、猪头三。不要以为三个字就简单，其实里面的内容蛮“丰富”的。比如猪头三，是“猪头三牲”的歇后语，意思是牲口。又因为“牲”和“生”同音，便主要用来骂初到上海的陌生人。上海是个大世界，外地人和乡下人进了上海，总会有点晕头转向不得要领，因此但凡反应迟钝者均可谓之“猪头三”。又比如十三点，一般认为和“二百五”是一个意思。但二百五为什么是十三点呢？有人说是因为“痴”字十三画，所以也叫“福熙路”（也是十三画）。又因为有个“点”字，因此“十三点”也叫“蜡烛”，意思是“不点不亮”。还有“咸肉庄”，是骂人尽可夫者的。咸肉意谓非鲜货，肉庄意谓可以卖，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指桑骂槐”了。 上海人的“三字经”当中常常包含着一个动宾结构，比如开大兴、轧苗头、放生意、拆烂污、讲斤头、掉枪花、搭架子、扳错头、塌便宜、寻开心、拆棚脚、扦头皮、掰雀丝、凿壁脚、轧台型、掼浪头、吃螺蛳、摆噱头等等。轧苗头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放生意就是做好圈套，设计害人；拆烂污就是不负责任，把事办糟；讲斤头就是讨价还价，谈判条件；掉枪花就是耍花招（摆噱头也是）；搭架子就是装样子；扳错头就是找岔子（掰雀丝也是）；塌便宜就是占便宜；寻开心就是戏弄他人；拆棚脚就是拆台；扦头皮就是揭短；凿壁脚就是说坏话；轧台型就是出风头；吃螺蛳就是说话结巴。如此多样复杂的内容，都可以用三个字的动宾结构来表示，恐怕就得归结为上海人喜欢这样一种形式结构了。 事实上如果把这些俚语连起来念，是不难读出一种上海式节奏来的。精明的上海人对话语也精打细算。一个字构不成动宾结构，两个字能行，但不过瘾，也少了点味道，四五个字又多了点，还是三个字最合适，既省事，又有意思。比如“讲斤头”就比“讲价”有趣，“掉枪花”也比“搞鬼”好玩。所以上海人（也包括吴语区许多地方人）喜欢这种三字动宾结构。就连维持表面的排场，也叫“撑市面”；就连骂人，也叫“骂山门”。 五、雅与俗 北京人就没有上海人那么匆忙。 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一般的说是比较悠闲的。北京不是工商业城市，没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也犯不着节省什么时间。传统北京的主流社会是由达官贵人、公子王孙、文人学士们构成的。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言以蔽之日慢。你想，官员要打官腔，文人要玩深沉，少爷要拔份儿，他们都要摆谱，也都要讲礼数，怎么能快？有点什么事，就屁颠屁颠的，那是“下人”的作派。上流社会是不兴“猴急”的。贵人多忘事，贵人话语迟。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处变不惊，见惯不怪，雍容华贵，闲适恬淡，温文尔雅慢条斯理才显得有派头，有城府，有底气，有修养，大将风度。上以风化下。上流社会带了头，弄得一城的人也都不紧不慢，迈着四方步，拎着鸟笼子。就连做生意，也跟钓鱼似的。大家都不着急，大家都不上火，反正大家都有的是时间。 有时间，就能把文章做足。北京人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给说活了不可。北京人是很能夸大其词的。比如说东西少，就说“还不够塞牙缝儿”；说个子矮，就说“还没三块豆腐高”。你想一块豆腐才多高？个子再矮，也有三百块豆腐高吧？可北京人就敢这么说。 分量上要说够，数量上也要说足。比如说一个人又精又鬼，就说他有“三十六根转轴，七十二个心眼”，够多的吧？因为要把文章做足，所以即便“指桑骂槐”，那“桑树”也不能只有一棵。比如说一个人小气，一般也就说他是“铁公鸡”，北京人却能说出一连串的比喻来：“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这么些宝贝，当然都是“一毛不拔”。又比如说凡事都得付出代价，就说“打耗子也得有块肉皮，逮家雀也得撒把米”；说一个人长得丑，不招人喜欢，就说“猪不嚼，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舅舅是最疼爱外孙外甥的，猪狗则不怎么挑拣。一个人，如果当真弄得连猪也不嚼，狗也不啃，姥姥也不疼，舅舅也不爱，那可真是没什么指望了。 看来，北京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持这种态度的还有成都人。我在《读城记》一书中说过，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他们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北京人管说话叫“侃”，成都人管说话叫“摆”。北京人“侃大山”，颇有些移山填海的气派；成都人“摆龙门阵”，讲究的是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没完没了，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成都人说话，也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黯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傍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所以，成都人也有北京人那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事。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叫“水”；伪劣产品叫“水货”，而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便叫“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也这样说。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不过北京话和成都话相比，也仍有雅俗之别。比如公共汽车上挤，成都人会嚷嚷：“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门出不倒门？”北京人却会说：“别挤了，再挤就成相片啦！”北京人比成都人幽默。 幽默是一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境界。惟其如此，才能在大俗中见大雅。北京人是从来就不怕“俗”的。即便有“雅”的说法，他们也要换成“俗”的。比如惹是生非，在北京就叫“招猫逗狗儿”；班门弄斧，则叫“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俚语比成语更有味道。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肉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肉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肉，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 Ｗww.xiaoshＵotxt.cＯm＜t＜xt＞小＜说天？堂 后记 我不是专门研究方言的，只能算是一个对方言感兴趣的人。打小我就爱琢磨方言。先是随父母离开家乡，住在一个九省通衡的城市里，后来又外出谋生，居无定所，学无恒业，走南闯北的，也就有了些“积累”。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想猜人家是哪里人。猜对了自然洋洋得意，有时还要冒充人家的老乡。猜错和露馅的时候也多。为了改正错误，提高命中率，就得更加留意。久而久之，也就知道了一些方言的事。 就凭这么一点本钱，也要写方言的书，那叫自不量力。如果不是林爱莲女士的再三敦促，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如此，我也不指望它能有多深的研究和多新的见解。我所做和能做的，只不过帮语言学家们做一点普及工作，捎带着发表些许一孔之见。如果诸君觉得它还算有趣，可以聊供休闲度日打发时光，就很不错。倘若间或还能有点收获，那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有：王力《汉语史稿》，陈原《社会语言学》，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李如龙《福建方言》，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各类方言词典。谨此向各位前辈先贤致谢，并感谢上海文化出版社各位同仁的信任和支持。 此记。 易中天 2001年2月20日 本书付梓之前，承蒙李如龙先生百忙之中拨冗看过，多有指导和正谬，谨此再致谢忱！ 易中天、 2001年10月8日、又识 ww　w.xＩaoshuotxt.。comtxt小说-天堂 TXT小说天堂 http://www.xiaoshuotxt.com，最有文艺气息的文学网站，手机直接阅读下载请登陆http://m.xiaoshuotxt.com，所有TXT电子书手机免费下载阅读，我们提供给您的小说不求最多，但求最经典最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