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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凡·伊里奇的生活，作者托尔斯泰评价说，它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这是典型的宗教信仰者的观点。后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对此故作不以为然，他说，既得利益者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按美国标准却最了不起”。他的意思是，伊里奇式的成功和富有在普通美国人来看是难得的好事儿，如果有谁认为在成功富有之外还得感受灵魂的质地，那就叫有毛病。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是有毛病的人，其实他嘲讽的是美国，支持的是托尔斯泰。 那么“聪明以致不够快乐”，或者说某人是如此有个性以致无法热爱生活，它应该是什么呢？愚见以为，除了扮酷之外，这个人还得真有点儿睥睨世俗的怪癖才行。扮酷只需要在秋风中望向地平线的一抹眼神，睥睨世俗可是要花掉真金白银的——世俗比您牛多了，做好少赚几笔的心理建设先吧。 打从上小学起，我就发现那些活得特有劲的同学写作文都跟我们不一样，我只会写一些骈词俪句，比如“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又到了小鸟妈妈给小鸟喂奶的季节”，他们却会特别严肃地质问老师：“我们该如何度过这一生呢？”老师偏偏特吃这一套，说他们有思想云云。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无事生非，我如何度过一生，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归我妈说了算吗？ 那时我最常看的杂志是《新少年》，它每期的尾页上都连载漫画《丁丁和宁宁》，丁丁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弟弟，宁宁则是其深明大义的兄长，每个故事的开头儿都是丁丁干了什么上房揭瓦的事儿，结尾则一律是宁宁像个班长似的叨逼叨。每次看了这组漫画，我都意志消沉地想：怎么我们二年一班的每个同学都像宁宁呢？就我跟张一蛋像丁丁。我整天像丢了魂儿似的，张一蛋则智力有问题，每天带一只水煮蛋上学，吃完了找不着了就大哭一场：“我的蛋呢？” 如此悲惨的记忆一直跟随着我，直到长大成人，彼时我已经喜欢上了一款叫《主题医院》的电子游戏。玩家在这游戏里经营医院，要面临好多麻烦事，比如护士跟医生调情啊、护工没事儿就打台球啊、女病人们大便时的呐喊声太大啊等等。疫病流行时医院里总是不断死人，于是我最爱的桥段就来了——整个医院里反复回荡着播音员的清脆女声：“请病人不要随便死在走廊上！”敢情这个还有呼吁的。我觉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做这个女播音员，把多严肃的事儿都变成扯淡。 假如可以回到过去，我这个女播音员就会先去学校，张一蛋一开始哭，我就塞给他一只水煮蛋：“喏，你的蛋。”然后我会跟小时候的自己聊聊：“去跟他们玩吧，其实他们只是有点儿笨。”最后我会告诉他，活着本来可以是快乐的，如果不再赋予生活本不具备的意义，拿死亡之类的事情开玩笑，也不太把“如何度过一生”当回事，只不过我们很难做到这些而已。如果不像别人那么乌泱乌泱地在走廊上跑来跑去的话，活着本可以是简明、安静和值得尝试的。 人性的因素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落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风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唯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吾父凯利班 有一天，因为公干，我跟胡安·莫里略的女儿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回忆童年生活中的各种阴影。莫里略是位秘鲁作家，著有《河水必将携你而去》，他女儿如今在北京为一家欧洲电视台工作。她说，小时候她被送到利马的一所富人学校读书，周围的孩子都太有钱了，让她很有压力。我说，你也有可骄傲之处呀，你爸是著名作家。她叹息说，问题是爹也怕比，既生瑜何生亮，班里有个男孩，他爹就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一下，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冒傻气的话讲，“我被雷到了”——她确实是自豪不起来。略萨在地球文学界的地位约等于前国务卿基辛格之于美国政坛。然后她问，那你小时候呢？我特自豪地说，有个中文词叫“世子”，听说过没有？我就是我们家那片儿的“世子”。我爸高中毕业，是方圆十里之内最有文化的人。 可惜这姑娘仍然困惑不解。一外国人，哪能理解我们东北人“老子啥也不是，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人生哲学？柳永的看法是：“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我们东北人则这么想：卿相算个球啊？ 这种人生观当然近乎泼皮无赖，有时它会导致人们失去分寸，对值得尊重的人与事进行愚昧的嘲弄。不过它还有不错的另一面，比如它让我觉得，一个美好的世界的首要标准就是等级松弛。 全中国的城市都变得千篇一律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到过几个不错的小城市，曾经置身于几个安静的街区之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有大片被树荫覆盖的小房子，有简单干净的道路和懒惰的人民。我以为这才是好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居住在北京的高楼林立、阳光赤裸的楼盘里，实在是再糟糕不过的日子。关于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学者们有个说法叫“成功动机过剩”，我深以为然。我们都像是同一列火车的乘客，这火车的司炉工拼命加煤，因为我们想开到月亮上去。老想着成功干嘛呀？就好像我们的智力不足以应付不追求成功的生活似的。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莫过于某人娶个日本老婆，因为早上你上班的时候她会在你屁股后头鞠上一躬：“李桑，努力工作！”我努力不努力干你屁事？人生的乐趣不就在于不努力吗？ 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唯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之迷：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说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人权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却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 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意。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的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1）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个父亲指引他的儿子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你的仓库，看看里面有点儿什么”。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可是另外一种自我支配的自由，却非人人可以拥有。简单而言，很多人并无“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顾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如果有人说，这是9点钟的云，那是10点钟的云，10点钟的云更优秀一些，那么我看除了说明他自己就是“10点后”之外，简直什么都证明不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可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我的想法是，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反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褊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做“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它所在的那篇课文，它说的是，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鸟嘴！可是他还是听到这声音，坚持说，火车要翻啦，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说，这孩子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一停，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于是大家发现，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吃饭时会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认为它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在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并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们不得不分辨人们对于体制的感慨。如果备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飞扬跋扈者也作同样的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您的权利和义务得对等呀。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有限，你觍着脸净挑贵的吃了，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人权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就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 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唯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做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 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 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 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 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 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 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 猪膝骨与民主制度 现在的小孩太让人嫉妒了，我一个朋友的3岁孩子，特爱看一个动画系列片，讲的是一帮小动物到处玩，每回玩都出意外，不是一只狗被门挤碎了脑袋，就是两只鸭子被摩天轮甩出去，摔在篱笆上，喋血街头——最终结局无一例外，必是小动物们极其欢快而且享受地死光光。饶是我一把年纪，看这动画片还乐不可支，那小东西就更是像白痴一样乐得找不到北了，看完了还满世界嚷嚷：“大象死了大象死了！”就好像他爸爸死了似的。这情形倘若被爱护儿童人士看到，必定要说这种动画片毁坏了孩子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觉得。孩子的天性是寻求快乐，他们智商基本为零，不懂幽默，但是能感知滑稽，滑稽这东西虽然低级却能给人带去无穷欢乐。非要禁绝这种滑稽的话，我看禁这路动画片还在其次，先要立法禁止孩子们的思维像孩子才对。 相比之下，这孩子的前辈们可就太惨了。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曾经认为世界上最有趣的读物是一本名叫《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的坏书。按照这书的说法，著名诗人们根本不在乎文学创作这码子破事儿，个个像使徒一般坚定，毕生所思，既非女人也非韵脚，而是如何反抗资产阶级。书中说，拜伦是个充满激情的战士，跑到希腊去输出革命，却不明说这孙子其实是个************；书中还说，雪莱很受女士们的欢迎，并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诬陷，却只字不提他跟小姨子有一腿。总之一句话：本来是很黄很暴力很生动的事儿，被这本破书弄得特别和谐。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东北的村子，一位大姐陪我参观村里的“民族风情展览室”，看到几块“嘎拉哈”，她说：“啥破玩意啊！”她自己小时候只有这东西可玩，如今想起来不免要自怜一番。这“破玩意”其实是猪、羊或者牛的膝骨，早先是满族儿童的传统玩具，稍后则是整个东北的孩子们的掌中宝。若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听到这位大姐的感慨，没准儿就要谴责她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缺乏尊重。我却觉得，尊重是可以的，但不好玩就是不好玩。我姥姥就是个满族人，我小时候她和她的姐妹们也试图让我玩猪膝骨，幸好老天保佑，当时我已经有了黑铁皮的儿童空气枪可资比较，自然拎着枪冲出老太太们的包围，于是跑进了现代文明。 传统的意义在于标记我们从何而来，但并不意味着预示我们向何而去。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历史能够帮我们启迪智慧，理解人类，但它能预告未来吗？不能，它能对未来构成影响不等于预制未来。”跟一些二把刀历史学家比起来，我当然比较相信这位。另一位对文化传统不够尊重的人则是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记者问他最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住在水边的一座老房子里那种屁话，而是说：“在未来的无云的世界，建筑之间有柔软的管道相连。”在我的理解中，汤因比的话就叫做诚恳、回归常识，纳博科夫的话就叫做潇洒有英气——没错，传统很优雅，但那是你们的优雅，老子不尿你们这一壶。 他们的话当然只是个人意见，但是所有的成规其实也都是意见。我认可上述两位，并非有什么特别原因，顶多是个“我喜欢”。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太重要了，它来自人性，又简单又无敌。 我辈所经历的，这生活中所充盈的，都是基于人性的吗？我可不敢这么认为。在我们这儿，众所周知，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学习到的错误知识就越多。仅仅是一本《外国著名诗人故事》给我的恶劣教益，我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这些年来沉浸其中的各种谬种之学，比如学校课业、公司政治乃至伦理价值等等，到我们死去的那天能不能清理干净呢？ 所以说，判断是非曲直，不能全靠我们的靠不住的学问。甭管什么东西，先看看小孩子对它的态度如何再作评判，基本上不会太错。比如说，民主到底是不是好东西呢？我觉得它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如何建设民主当然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要不要民主却不是，其中的社会演变基础，还是在于再简单不过的人性——你不给一个小孩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他就恹恹无生气；不给他说话的权利，他就在背后骂你“大王八”。对小孩子来说民主是好的，就像空气枪是好的一样，背后自有自然律令。我们没发现它是自然律令的时候可以像笨蛋一样活着，可是发现之后就再也不想那么活。 《红楼梦》写了那么长，我觉得核心只有四个字：赤子之心。贾宝玉的赤子之心，无非就是坚持认为纯真是美好的，事儿逼事儿逼的成人社会特操蛋，大家不让他这么认为，他就跑去当了和尚。对我辈来说，情况庶几相同。小时候我们看见一支空气枪就高兴，看见猪膝骨就郁闷，那么长大了之后，无论是有人对你说“年轻人，你要考虑中国国情呀”，还是又一次拿来什么泛黄的劳什子做矜贵之状，那么即便我们不直接嚷一句：“去你大爷的”！也该心里明白：这可是一阴招儿。这家伙若非太蠢，就一定是想干掉你心里的林妹妹，逼你去当和尚呢。 别忘了，甭管现代民主制度多么精致复杂，在根底上它却与老子所言之“绝圣弃智”一脉相承。好的文明总是尊重小孩子的，而坏文明则往往压制天真。既然对孩子们来说最有价值的生活就是咯咯笑个不停，那么对普罗大众们来说，倘若可以接近这种生活，世界就是美好的。 不仁而得天下者 有一回在长崎，我看了一个展览，内容是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灾难，我深受震撼，认识到这种悲剧绝不该重演。我唯一不接受的是，那展览说原子弹扔得毫无必要，是美国人准备跟苏联对抗，拿广岛和长崎做实验呢。我问主办方的一个姑娘，听说过“一亿玉碎”的说法没有，就是日本陆相说，俺们有一亿人，宁可全部像樱花般飘零，也要跟你们丫盟军死磕。这姑娘说她听说过，但是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反正这类事他们都不清楚。他们就对对他们有利的清楚。日本人不想再打仗了，这一点我很信服。他们没碎成，扭脸又“一亿振兴”，把一个史上最烂的烂摊子收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我也很信服。但是他们选择性不清楚，让我很不信服。 我得承认，剖腹自尽是尊严的高度体现，我可做不到。樱花在头脑中飘零，同时集合了阳刚与阴柔之美，我也仰之弥高。日本的山川是如此秀美，乃至感染了人们的精神洁癖，他们建造的房屋庭院、竹子篱笆、石子小路，都富有自然意味和素朴的美感，真是一种令人赞赏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除了物价太贵之外，这国家也适合去玩，濑户内海的烟霞，可以悦人眼目，北方雪国的严寒，亦足以洗涤精神。要是哪天我做徒步旅行，那么首选之地就是日本。这也不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整个世界上，日本人的诚信、礼貌和对审美体验的刻骨铭心，都使得他们广受尊重。 我还觉得日本人吃得好，同样是吃鱼，他们的解决方案比较出色。我不爱吃水煮鱼，又油又辣简直是个悲剧，更不爱吃奶油吞拿鱼和薯条之类的，完全没灵气的嘛，而生鱼刺身真是健康又美味。我还觉得日本妞好看，好看呢我也没想怎么着，但是很是欣赏她们身上透着的那一股教养，不像某些北京妞满口脏话还觉得自己有个性。我觉得教养这东西来之不易而且很贵，20克教养顶得上5吨lv皮包。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已经怒不可遏：此人说不清楚是反日还是亲日，还是个男权主义的猪猡！ 不是还没说到关键处嘛。对于时刻准备干掉家乐福和7-11的胆汁质的爱国青年们，我能说的就是，愤怒这种事，还是慢慢来为好，因为逻辑常常要比情绪来得迂缓和漫长。你一砖头把我打死了，然后才发现我是文天祥之后最真诚的爱国者，这事不仅悲哀，还太滑稽了是不是？ 说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种意识形态，最终是否得到尊敬和支持，并不在于修院子和吃鱼的技巧，也不在于多么懂得宣扬自己为人民谋福利的辛苦劳顿，不在于煌煌武功和巧言令色，只在于道义。 这个事漫说别人，连我姥姥都深有体会。满洲国时期她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日本监工来了，她就假装努力工作，日本监工走了，她就把工具一摔，呸，×你妈，小鬼子！这就是她的态度。日本人轴，或许真如李宗仁所说，在战术上无人能敌，在战略上毫无眼光，掠夺资源是真的，把中国东北当成了自己家也是真的，开了好多工厂，把沈阳建得比东京还繁华。日本开拓团原来都是稻农，一到沈阳，傻了，国际大都市！这个大都市要靠中国工人的劳动来维持运转，可是他们磨磨蹭蹭。如今汉语里有个词汇叫“磨洋工”，正是我姥姥他们的作为所致。 我问我姥姥，你信不信“王道乐土”之类的？她说，信个屁，要建乐土，怎么不自己家建去？ 你看，福泽谕吉以降的历代日本精英们创立了一个如此动听的思想体系，却连一个中国女工都骗不过。这是为啥呢？日本民族颇有优长之处，可是在二战中，没有人比他们输得更惨，吃的苦头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历史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可是有一种，我看是最不可颠覆的，那就是孟子说的话：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最终，一个社会的最可警惕的危险就是，它看似拥有一切，钱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武力有的是，可是仁……这个真没有。 佛祖在一号线 每周大约1。5次，我搭乘终究悲哀的一号线地铁去上班，就像一只蛔虫卵被运送到北京的东面。北京地铁的新线路都有一副g2成员国的派头，像10号线什么的，车也新，座位也软，仿佛还泛着奥运会的光泽。可这一号线不行，多是灰不呲咧的旧车，连空调都没有，破电扇吹得我都快得羊流感了。它还特有国营企业的威严，给乘客们立了好多规矩，不许乞讨，不许喧哗，还不许有伤风化等等——每个隧道口都有警示牌：“禁止入洞！”可是它自己不大讲规矩，有时候站台上人太多，司机把人一放，马上关门，哼哧哼哧就土遁了。另一些时候它开着开着，播音器里就传出一段赖唧唧的北京土话：奉上级指示，列车在西单站通过不停车。敢情你要是非到西单不可，还得去请示一下“上级”。它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80年代中期呢。 只需买一张两块钱的卡片就可以回到1985年，绝对物超所值，因此我很享受每个单程的40多分钟。我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睡觉的本领，站着也能睡，而且绝不会打趔趄。有时我也像别人一样玩psp，打4局新手级的实况足球，即便率领阿森纳队对决中国国家队，胜负也殊难预料。大多时候我则拿本书看。我想我虽然沦落到地铁当中，只要坚持学习，就一定有晋升到更高阶级之希望。我发现从我上车那一站到大望路，《灯草和尚》可以看43页，《痴婆子传》就只能看36页。 倘若严肃地讲讲我的地铁见闻，那么我就得说自己看到的情形跟诗人庞德的名句完全一致：“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没错，就是这种昏暗和缺乏生机的气氛，虽然还不至于幽闭恐怖。我下过两次煤矿，在那巷道里你才觉得害怕呢，因为你总是忍不住想：他妈的，我在地下600米啊。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有恐高症，去了煤矿才知道还有恐深症。然后你就盯着那些瓦斯探测器看，可是毫无悬念地，它们一定亮着浓度超标的红灯。于是那些煤矿工人们走下矿车，在积水的巷道里piapia地走啊走，一直走向恶龙的洞穴。 地铁里则是安全的，人们怏怏不乐，只是因为要纯然地浪费一小段时光而已。作为一个具备生理特性的人类，我曾有很多次坐出租车而感到快乐，因为那是美好的日子，微风吹佛着你身边的小小世界，而阳光像无边的红色星云一般浮漾在你闭起的眼睑周遭。你有机会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至少你可以看看街边的树木在空气中摇摆的样子。可是在地铁里你从来不会感到快乐。你看到车厢里灯光灰白，色彩单调，人们坐着或者吊着，总是表情呆滞。你也会看到有人沉浸在遐想之中，幻想到了什么好事而突然展露奇怪的微笑，甚至不出声地嘟哝了几句。你看到有人试图打扮得衣冠楚楚，可是皮鞋上积满了灰尘。你听到旁边的几个小女孩抱怨这个月的奖金太少，上个月还有50块哩，然后你瞥过去一眼，发现她们果然不怎么好看。 总的来说，我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各色人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而这本质在地铁中尤具显性，那就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人们都沉浸在梦幻之中。我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过着完全明智的生活。你知道一个坐地铁的在幻想自己开宝马，开宝马的在幻想自己住一栋有15亩草坪的别墅，住大别墅的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成想还是免不了得罪人，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挺事儿的，可是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出神，幻想点儿什么莫可名之的事物。我不能说这激起了我对人类的怜悯之情。怨憎会，求不得，生活大抵如此，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在有一天发觉，我这么想事情，跟释迦牟尼也差不多嘛！佛祖35岁悟道，恐怕还没我早呢。 可是我觉得“觉悟者”也不稀奇，悲悯与善良一样，只是中年觉悟的题中必有之义罢了。与此相反，我发现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走向恶龙的洞穴之前是否干过点儿什么真正的精彩的、有劲的、别样的事情。解构地说——至少我得学会倒立着睡觉，让一号线里的人们以为我是蝙蝠侠呀。 坎坷邦里的怪叔叔 今天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我正在看的一本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基列共和国的虚拟国家的事儿，它的前身是美国，如今已经被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基列共和国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现代文明有什么，它就否定什么，我们喜欢干什么，它就不让干什么。我们喜欢了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钳制资讯流通，我们想说话，它就说撒它阿泼，我们享受饮食男女的欢娱，还发展了此类幽默，它就不许我们嬉皮笑脸。在这个国家想做个公民近乎做梦，做个有活气儿的人也不容易，只有无知的天阉才会感到如鱼得水。 这类小说叫做“反乌托邦小说”或“坎坷邦小说”，说的是国家政权极端地压制自由，以人民为刍狗，《1984》和《美丽新世界》都是个中翘楚，近作则经常强调科技之可能助纣为虐。 在不义的社会里，科技会助长不义。石黑一雄有一部此类小说叫《千万别丢下我》，写的就是一帮小孩活着活着，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这种邪恶在两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圣意在古代行之不远，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遥自在。到了现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这种可能性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级数增长的，收音机效率更高，电视更有蛊惑力，互联网更能营造舆论场，等等。倘若长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会迷糊起来，大喇叭说什么信什么，失去独立思想。有些年轻人比较聪明，会痛感这一切荒唐不经，那么怎么办呢？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个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乌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马，biu的一枪，就把新喇叭打成了旧哑巴。 想摆脱反乌托邦，大为不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因为武器大致对等，秦人销天下之铜，楚人拿板砖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弹弓也能对付，我见过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艺简单，相当生猛，在冷兵器时代未必输给方天画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不义者还有终极杀招，就是制造封闭的话语空间。几年前我采访过一家孤儿院，调查它的院长是否贪渎了公众捐款，想不到困难重重。如果我问一个孤儿，孤儿院给你什么吃呀？他就会仇恨地盯着我说，龙虾炖牛肉！我问另一个孩子，孤儿院给你什么穿呢？她也仇恨地盯着我说，阿玛尼！这自然是夸张，但孩子们不说实话却是真的。为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信息孤岛。院长把孩子们封闭起来，长年累月地宣传说，这个残忍的世界已经抛弃了你们，如果没有我，你们就会流落街头任人宰割——可是现在有些记者想搞掉我，破坏我们的幸福家园！ 你看，这是一个关于救世主情结、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模型，还懂得通过被迫害的谎言来加强内部团结。你可以说它是基列共和国的雏形，当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个有样学样的山寨版。这个奇异的小世界最怕什么呢？外部的消息。院长决不许陌生人随便跟孩子们讲话。那么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么呢？说来真是无聊，还是钱。 第二个故事来自《围城》。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看见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说，小姐，这里有很多流氓，你可要当心呀。在汽车上遇见了白净的寡妇，他也说，路上坏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妇独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给那寡妇发一条调情短信，恐怕会被他夺过手机，毁掉sim卡。这个故事实在是不堪，我们会对基列共和国心生义愤，却常常对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无奈。可是说到本质，两者一脉相承：营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妇涉世不深，没准儿就说，李先生，还请你多照顾奴家！这就正中李梅亭下怀，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梦想就是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话不要跟别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时也命也，他当了基列共和国的总统，就会希望整个国家都被他搞。 历史的愁容 索尔·贝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比一般得奖者写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写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来看拆卸队的工作。巨大的金属球摆动到墙上，轻易地穿透了砖面，进入房间，懒洋洋地浏览着厨房和客厅。它碰到什么，什么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烟尘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断扩大的拆毁区域里燃烧了起来。油漆像香一样冒烟。旧地板欣然地燃烧着——这是精疲力尽的物件的葬礼。六轮卡车正把拆掉的砖拖走，粉色、白色、绿色门做的脚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种气体，混沌而刺眼，团团围住了正向新泽西州和西部开进的太阳。” 这个段落很棒，你可以听到声音，闻到气味，视角的变化也壮观，像有一架摄像机在移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作家的心智与被描述的暴力的对峙。因此，虽然又会被某些读者抱怨看不懂，我还是坚持引用完毕。看不懂就多看两遍。我的问题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属球时用了什么副词？ 没错，是“懒洋洋地”。破坏者——大金属球——只是懒洋洋的，就摧毁了房屋。这个球好像有意识，有性格，甚为傲慢，令人惊惧。这个段落的情感转换成大白话就是：“再结实的房子，也是说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屋子会拆掉，城市会没落，繁华总是如梦，时间矢志流逝。与一般的想象不同，这类事其实没什么悲壮感，就像贝娄写的这样，毁灭总是轻易和寻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中亚有过多少王国，如今只剩下莽莽黄沙，可是谁会真的为之叹息呢？我的家乡沈阳曾经机械轰鸣，高炉林立，转眼间全没了，厂房夷为平地，新建了廉价居民区。又有几个人为此说过什么？人类目睹了太多兴废，早就懂得喟叹于事无补。贺拉斯有一句诗很庄严：光辉的塔楼与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到了现代，t。s。艾略特就反崇高了：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我国诗人对兴废敏感，一再地感叹茂陵秋雨啊，铜雀春深啊，金铜仙人啊之类。这东西叫咏史诗，非要说有目的，就是鉴古知今。可是谁曾从中汲取教训呢？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中国历史没能解决统治权与民权的矛盾，就像一场恶搞，统治者总是掉进同一条沟里。 这种意识，这种思绪，可称之为“历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兴亡乃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唯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须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实在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关于脏钱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枪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民一看，唐伯虎这人不错，就跟他说，我们准备支持你，但是你能不能给纺织业减税呢？这就叫游说与募捐。苏州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就叫一个大的选举人团。最终唐伯虎击败了我，获选了新皇上，我就说，伯虎兄比我风流比我帅，获得的女性票比较多，不过我并不嫉妒他，我相信他可以为民众打好这份工，这就是现代文明的价值核心：费厄泼赖精神。 到了这一步，脏钱这东西已经不大好存在下去。民众会说，唐伯虎皇上，你说了你不使人间造孽钱，那我们就要瞪大眼珠，看你做得怎么样，倘若你食言而肥，那么别怪大家情薄，可要把你拿出来好好商量上一回！那么怎么商量呢？就要弄出一套法律以及监督权力的体制架构出来。到了这儿，套用《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说，脏钱这东西就像一只吵人的苍蝇，“终于有一天，我抓住它，扯出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静了。” 我曾服务于新闻业，对脏钱并不陌生。小额脏钱和由受访对象付费的“软文”在这个行业里简直司空见惯，对此我始终极瞧不起。不过我仍可以客观地说，在构建“商量”社会之外，个人和机构的品行之类的是极其次要的。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关于脏钱，也就这么点儿事儿。 平庸无奇的世界 曼联队的主教练弗格森准备买下坎通纳，想试一试他的雄心，就问他说，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支伟大的球队吗？坎氏傲然回答说，问题可不在于我是否配得上这球队，而在于它是不是配得上我！此君在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我不是曼联队的支持者，却对这个故事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施虐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当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文革”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楚门的世界》是部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丫这么居心叵测，到底想干什么呢？ 由此你可以了解，在吾等生活过的那个中国古代，当小孩是一件殊为不易之事。你简直要面对无穷多的凶恶的对手。其时我身高不过三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左手一个铁圈儿，右手一根冰棍，加上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过4件武器，在那条野蛮而无爱的街道上，谁也打不过呀！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从小就了解到，倘若世界是假的，那还真不好混。 世界的确可能是假的，因为有的人只有在虚假中才会如鱼得水。18世纪的俄罗斯就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虚假世界，其建造者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这位公爵不仅是战功卓著的陆军元帅，而且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聪颖过人，七窍玲珑，用我爷爷的话讲，“十个猴儿都不换”。有一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波将金公爵干了一件颇有创意的事情：下令把自己治下的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这种事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可外国人没什么见识，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统称为“波将金村”。 好国家都没什么太精彩的故事，历史终结，生活平淡，只好无事生非，比如美国媒体就曾经为了一个从古巴偷渡来的男孩埃连的前途而大动干戈，在我们看来，这算什么新闻？不够好的国家却充溢着恶搞的天分。怎么恶搞呢？造假是基本的一条。我看恶搞生活的基本范式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穿着一双“阿迪王”，拿着一只“hiphone”，畅游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村”。 这类事我们熟。冬天的树不够绿，那就喷点儿绿漆。全国各大学“创卫”，几十万师生就都出去扫大街。《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领导去灾区老乡家里做客，还炒了一个回锅肉，那电视画面够温暖的，可是私底下问问，这家一共9口人，谁跟谁都不认识。 老布什总统曾在中美建交前夕担任驻华联络室主任，有一回陪基辛格参观苏州，他们在马路上既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行人，等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园林里，却看见一群群幸福的儿童在游戏、欢歌和舞蹈。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就说，我看出来了，这是个“波将金村”。他儿子小布什也当了总统，又打阿富汗又打伊拉克的，宣称这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媒体很不高兴，说你这都是政绩工程，跟狗屎gdp差不离，说得天花乱坠也是个“波将金村”。 按照逻辑推演，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背后必然有个机制，或者动力场，或者任何可以解释其根由之物。为什么我小时候害怕虚假的世界，如今还要害怕？这里面必然有点儿什么是出了毛病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一个能够开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的现代国家被一个农民和一张年画搞得七荤八素，这可太神了。可是我也没见哪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雄心，比如把它写成一本书，虽然这本书里会凝聚着时代的秘密。问题是，在中国，几乎每个故事都凝聚着时代的秘密。我们的秘密泛滥成灾，年复一年，人们就钝感了。在过去，当年轻一代感到迷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如今一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罡风吹散了热爱 我如但丁所说，“已至人生的中途”，有时却仍是个迷惘的人。在生活中失去的事物当中，那些小的我还算清楚，比如爱情。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大约有5年，人们相信爱情是个真事儿，在那种爱的范式中，物质是非常次要的，痛苦则是至为甜蜜的。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人们都要现实得多。那个时代就像磷火偶然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对此我并无真正的惋惜。可是，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或者说缺少的重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呢？我并不总是知道。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沮丧，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达到的。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时机掌握不好的话就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这个时代，本质上说则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如今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的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先生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唯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超级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开处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入骨髓者，有民粹主义者，有“小尼姑的脑袋，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者。这个名单可以列得更长，看似千差万别，可是在我看来，其实都是“狼人”的变种。 如此斑斓的景象，足以制造层出不穷的时代戏剧，却未必制造出美好的未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寂寞呢，比如“有思想的人”？因为大家活得太热闹也太鲁莽了。因为大家像风中玉米，微风吹过就左摇右摆。因为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那个明眼人却不能免于恐惧。 独一有趣的故事 新闻业有一句听上去很绝望的格言，叫做“给我一个故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讲得有趣些”。可以作为类比的是，你从来没听过日化行业说什么“给我一段牙膏，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弄得清香些”。没人在这种事上大费周章，可是所有牙膏都有不错的味道，而新闻业拿了神灵自我要挟，一多半儿的新闻还是不堪卒读。这也许可以说明新闻从业者全是傻蛋——如果你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反对，因为我自己就干过新闻，而且以我的智商来应付这壮美的时代还真是左支右绌。可是这更能证明，新闻业是一个依赖于个人才能的行业，也说明一个好的新闻机构是多么难得，而作为整体，一个健康的新闻业也比一般行业更重要和更珍贵。没有牙膏你还可以用牙线或者盐，没有新闻业，地球上的一小半文明世界也就不复存焉。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发现写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太难了。就像红土上只生长茶树一样，我们这儿也只盛产一种故事，就是一个家伙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就很开心地跟同伴们玩起了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死了。我们的新闻倘是真实的，就总是这个样子，像一条荒谬的大河正在向高山之巅不停奔涌。若论单个儿的，这种故事当然精彩绝伦，可是身边的每个故事都是如此模式，它也就没什么吸引力可言了。 在新闻从业史上，我有过一个很不起眼但颇有意味的经历。早前几年的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别再做矿难报道了，那都是垃圾新闻了。你知道这句话最令人吃惊之处在哪里？在于它一点儿没错。公众的同情心是有阈值的，很容易厌烦，久而久之，再严肃的悲剧也会无人理会。 问题总是像顽石一样耸立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写不出真正有趣的那一个。 什么叫真正有趣的故事呢？一个最容易被提起的例证当然是水门事件。我一岁那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搞定了“深喉”、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马克·费尔特，从而证明了尼克松总统确实对政治对手使用了*********。你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真正有趣的故事的基本要义：一是有超乎读者期待的情节，二是它包含着一种近乎清高的信念，务使历史向符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转向。 可是这种故事娇嫩着呢。伟大的新闻总是特别容易死掉，说起来真是惊险万状，简直连丢手绢都不必。这就像造物主制造了一朵鸢尾花，只要这个世界改变一点点，比如洋流偏转五度，或者蝴蝶都去度假，这朵鸢尾花就要死球。如果改变稍微大那么一点儿，比如在太阳系里拿掉一个最小的行星，那么很可能“轰”的一声，欧洲就掉到你们家的马桶里去了。一般来说这就叫系统。有趣的新闻故事总是依赖于好的文明系统，无聊的新闻故事则依赖于反文明的另一个。 换言之，反文明的系统杀死了几乎全部有趣的故事，恰恰是因为它留下了独一有趣的一个。 前苏联有个老故事说，凯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受邀参加红场阅兵，凯撒说，如果我有苏联的坦克，我就能征服欧洲；亚历山大说，如果我有苏联的飞机，我就能征服世界；轮到拿破仑了，他说，如果我有《真理报》，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滑铁卢。这个故事很有趣，底子却悲哀，它花开后百花杀，有了它，别的故事就全都被自杀了。可是如今人们不仅知道了滑铁卢，还知道了苏联的各种往事，我觉得这证明了独一有趣的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总有威风扫地的一天。这个结尾有一层糟糕之处，就是苏联解体了，石油寡头诞生了，切尔西变强了，我支持的阿森纳队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可它又再妙不过：有趣的故事又复活了。 杀死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有那么几本好小说，它们最吸引我的内容是父亲怎么教育孩子。一本是《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父亲对儿子说，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这是说做人要谦卑和公正。另一本是《杀死一只知更鸟》，芬奇先生是一名律师，坚持替黑人辩护而导致家庭遭到残暴的攻击。有一次他给孩子们买了鸟枪，然后说，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因为它们不破坏庄稼，不做任何坏事，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芬奇先生是我的菜，我也认为正直和浪漫是绅士的先要准则，至于是否穿得人模狗样倒全没所谓。另外切莫只为了乐趣去做哪怕最小的残忍的事。 有了这两本书，我对于将来当个谁的爹就有信心多了。不过，我还准备教给那娃一些关于黑暗的道理。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人》，像所有畅销书一样传奇得过分又颇多陈词滥调，可是里面那位阿富汗父亲很高明，他说：“世界上唯一的罪就是偷，各种罪都是偷的变种。” 当我们目睹一些恶行的时候，常常说，畜生！可是我觉得，畜生也比没教养的人强。我不介意我的孩子是个啃泥巴的畜生，但我介意他是一个自私自利、霸道无耻的混账东西。即便我生的是一只猴子，如果他领会了前面说过的前两句话，就会懂得善与同情，领会了后一句，就会明白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行事正当，而最该反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侵犯他人的苟且之事。 笼统地说，这就是教养的真义。可是粗鄙之行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多如天上繁星，今有在洗浴城里“强迫要求”姑娘陪他洗澡，古有无穷悲剧，每当一个诸如柳州那样的地方有公车闯红灯，北京就必有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教养如不文之言，总是行之不远。有句话讲得好：老子是吓大的！这还真是悲哀呀。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有，就是什么都不怎么像样。 那么教养的核心是什么呢？要我说，不是行礼如仪，不是早上洗漱完毕先到长辈屋子里头请个安，而是这个：正义。 当人们的周遭不乏正义的说教，却缺少秋水漫溢般浸透生活的实体正义，一个社会就绝不会有什么教养可言。正义不能昭彰，恶行就会得到鼓励，一个国家就必然指鹿为马，正邪混淆，人民也就必然一边抱怨一边堕落。亚当·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有言，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连道德都无处附丽，教养就更是痴人说梦了。 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全民都很粗俗。当然主要是上面的人比较粗俗。大猪总是比小猪粗俗。在糟糕的国家里，什么样的罪行都可能发生。偷民权，偷自由，是世界上顶没教养的事。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流千里，这世界上没任何事比之更令人作呕。最终文化也可能变得粗俗，比如厄普代克就弄不明白：“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可以习得礼仪的时代，而是经过了泯灭教养的时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会想起久远的往事。在茫茫历史中，总有一些年轻人心怀梦想却受到戕害。他们曾是历史的主角，可是如今回望过去，已经都是孩子了。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历史又是多么容易被偷走。往事总是复杂的，可是究其本质，那些年轻人只是一些知更鸟。他们很幼稚，很多时候不聪明，而且像在任何人群中一样，他们当中也有怯懦者和自私自利者，可是作为一个全体，他们只是用心唱歌给他们的国家听。那么年轻的脸孔，那么不甘于陈腐生活的灵魂，那么多的锐气和那么多的活力，此后的岁月中再没有过。 正义和有关正义的往事总是值得打捞的。犬儒主义者会说，算啦。他们说，呔，汝算哪根葱，凭什么代正义而言？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口称正义的人都是可疑的。这种话永远都会有人说，可是它是蠢话。因为答案从来都是简明的：一个可以问“凭什么”的社会就是正义的，一个不能问的就是不正义的；正义就是是谁的归谁，而各种不正义都是杀死知更鸟和偷去杀死它们的历史的变种。 跟拿葱的大婶谈文学 30个世纪以来我最喜爱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前几天挂了，他被称为美国文学界的“十项全能冠军”，既是一个写温柔放荡的存在悲剧的大师，又多才多艺，从创作到批评无所不能，比喻性地说，恰如四份苏东坡配六份杜牧。此人正合我的波长，是作家中的抒情歌手，而我恰好认为一个人若不在某些方面是个抒情歌手简直就不值得活下去。在电影《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刚刚大学毕业，成天东游西荡，不擅实务，父母问他，你丫到底想要什么？他回答说：“与众不同。”当我想到厄普代克的毕生志业时，我的感慨正是：这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 有时你不得不感慨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厄普代克这样的人相比，我自己活个什么劲儿呢？这就像人家已经实现了可以装满鸟巢体育场的梦想，而你还对一只小盒子说心事呢。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撒娇地说，我只是一个在文学地图上没有人知道的国家里的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嘛。我在网络视频上看过巴西小孩踢球，还没有茶几高呢，踢得跟翻花儿似的，可是我们的国足也没集体自杀呀。我们是伟大国家，专跟人家比乒乓球。这就是我们的风格。余华不是有一部《活着》备受赞誉嘛，就因为里边有一个人，任天打雷劈，怎么着都活着。 我可不认为一个活着而不曾体验活着之外的乐趣的故事有什么好写。我姥姥几乎不识字，年近九旬，身体不好，自知死之将至，兹有存在之惑，问我说：“人这一辈子呀，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办法回答她，只好鼓励说，你要下定决心不死呀！她表示一定按我说的去做，可我觉得只是敷衍而已。她不能“与众不同”，不贪求往生彼岸，却无法排解幻灭之失。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杰出的小说是文明赠予我们的礼物。它们让你完全沉浸在床头的台灯能够照射到的小小空间之中，摒除了喧哗的世界，本来你对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却让你了解自己的孤独，了解自己的悲凉，了解自己在永恒时光中的小小的位置。平时，当理科生质问“文科生有什么用”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回答，但是在夜阑人静、手不释卷之时你却会发现，世界上各种接近真知的努力都有唯一之核，就是对存在的真实的追问，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与最杰出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研究其实是一回事，它们的浩瀚之美让我们的灵魂恐惧却安宁。 秦桧也有仨朋友，我亦承蒙错爱，偶尔被朋友问到为什么不多写点儿。他们的意思是，豌豆大的才华也不要浪费呀。我的回答总是：我不写就是因为我不会写呗。我想这世上只有两种东西真正值得去写，一种是重大现实问题，比如社会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另一种就是我们的灵魂。这两种东西我都不会写，因此几乎没有任何作文的必要。让我觉得疑惑的一件事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比我还平庸，却写那么多而且沾沾自喜呢？我觉得自己像蓝藻中的一条鱼，都快被这帮话痨给弄得窒息了。有时候我几乎想跟他们签一个协议：大家一起收声好不好？ 海明威够聪明的了，可是写《永别了武器》，光最后一页就修改了39遍，这才叫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我想在我们这儿，人们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不聪明，而在于太不乐意受罪了。 因此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潘恩写过一本书就叫《常识》，美国精神就以这本小册子为蓝本。前段时间，一架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一个人都没死。我希望等什么时候我们的飞机也迫降在一条河里，也不死人。经过漫长而迂回的逻辑，常识将有助于此。这看似恢弘的志向，其实不是。写文章的真正的恢弘志向应该是文字像深涧流水一样优美动听，促进社会进步则只是识文断字者的本分。那么我为什么要逆流而动，大谈文学呢，既然我知道列位对文学的兴趣比拿葱的大婶强不了多少？我就是要来点儿老生常谈，是的，我们这个时代低估了真正的价值。或者更直率一点儿说吧：我们的沸腾的生活啊，太可笑了。穷措大拥一黄脸婆，自称好色，这不能叫风流倜傥；人民热衷蝇头小利，士子贪慕蜗角虚名，这也不叫大国崛起。 硬币重于扑满 曾有一个时代，当我还小的时候，人们对古代知识分子充满兴趣，那时的电视剧里最常出现的角色是状元，而不是如今这般全是皇上。状元的人生第一件事是哇哇大哭，然后丫鬟就欢天喜地地跑进厅堂，面对观众宣布：“夫人生啦！”第二件事就是抓周。你知道抓周就是一个口水涟涟的婴儿在一张堆满礼物的桌子上爬啊爬，抓到什么就预示什么前程，抓一本书的就是知识分子，抓印章的是干部，要是抓胭脂盒，父母就要暗叫一声“坏了”，这是个流氓。电视剧总会安排两个孩子一起抓，一个状元，一个流氓，于是观众们就都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将终生为敌，而状元必将取得胜利。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地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做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做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摒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唯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账东西？ 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前两天看了半集战争电视剧，讲的是夜袭锦州。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中，我瞧见穿帮了，一个柱状物，藏在火焰中，貌似个大炮仗。那位女营长英姿飒爽，却紧张过度，有着一种老体育节目解说员的风格，无论屏幕上发生了啥，都要介绍一番：“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城楼上的机枪在扫射！”“看，三排长都炸飞了！”导演的苦心大概在于藉此说明敌人火力强劲，进而证明战争艰苦卓绝，新中国来之不易，可是我想一来不是很有必要这么叨叨咕咕，二来“炸飞了”这种台词未免雷人。这跟我的一个智慧的小学同学有一拼，他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电影的观后感，说到强渡大渡河：“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红军战士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掉进河里”。 另外，我对那个穿帮耿耿于怀。做事要有专业精神嘛，一次穿帮可以，怎么可以每个爆炸镜头都穿帮呢？有的观众可能不在意，可我就被间离了：搞得晕天晕地的，不就是一个炮仗吗？ 你可以看出，看这电视剧的20多分钟对我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体验。演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早前曾在新浪博客的列表上挨着我，一度蛮受欢迎——在我被他们识破并从名人列表上开除之前——我还问人呢，这人是谁呀？人家说是这是个挺有名的演员呀。我一直没看过她演什么，这回一看，这也行？哭起来的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恶俗的好莱坞，除了演爱情动作片的，每个演员都那么自然呢？为什么我们的演员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人是怎么作出反应的呢？ 这还不只是夸张的问题。往好了夸张也行，金声玉振，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不是。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过夏雨发怒，那才叫狰狞，对面是个女的，他还非得龇牙不可，我觉得作为一男的也太过分了。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的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间或失望地嘟哝一句：“这女的演得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地说，我国人民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我无意站在精英立场上诋毁通俗文化，只是觉得，大家这日子过的，也太宽容了一点儿，恰如早前的某对夫妻，虽然不大幸福，但是对付着过呗！ 此种配合度，其实已经迹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最坏的一种配合，说的是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了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者。此事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现今公共事务中的“识大体”，过去社会伦理中的“明事理”，我看即属此例。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拗不过这个弯儿——“大体”和“事理”这些玩意若合常理，就一定是毛驴都可懂得的，又何劳长官和长者教诲什么“识”和“明”呢？可是总有很多人与我和毛驴相反，对那些废话深信不疑。当然任何强力皆以征服心智为目标，而一般人们的被体制化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譬如我在这儿批评电视剧，没准儿就有路人不大乐见。此人也许也有点儿小不满意，却要标榜自己是个明理之人，就拖泥带水地说，人家导演也不容易，让你导你还导不出来呢。更可能的说法是，做人何必这么刻薄呢？坦率地说，这种人太欠抽了。我只是性情坦率，您却是爱装孙子。同样的，有人身为纳税人，得到了很烂的公共服务，却会说“什么什么也不容易，应该理解嘛”云云。理解并不是问题，可是在“什么什么”的光辉照耀之下，你那个小小的自我站在哪里呢？倘若利益常受损害，却习惯于站在侵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单论个体，我只能说，性格太过粘粘糊糊了，论整体，我就要惊叹这配合度已经高过了云雀的翅膀。 诗歌轶事 我有一个博客但很少写，因此当我看到赵丽华老师竟然到我的博客上留言时，就想到了一个冷笑话：藏猫猫小组成立一年后，组员们还没找到组长。你想当那个谁也找不到的组长也当不成。 这么说并不能证明我不喜欢这位女诗人，尽管我跟大家一样，觉得“梨花体”挺逗的。2006年我唯一能记住的诗，就是“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原来女卫生间也不是世外桃源。有位同学在msn的签名上剽窃了这个句式，改成了“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说好了／三点钟打／麻将／却迟迟／不来／的人”。 我挺理解这位同学的，打不上麻将多难受啊，他是真的不能容忍。诗本身的问题就不谈了。从15岁到21岁，我写过6年诗，可还是说不明白这东西。21岁那年一想，兰波到这个年纪早跑非洲犯罪去了，就不写了。有时候开玩笑，我也对人说：“你丫是诗人吧？”其实我可没把写诗经历当成劣迹，我的看法始终是诗是昨日世界的微光曾经照亮过你我幽暗的心灵，至于反诗主义的猪猡们怎么认为——谁尿他们呀？ 有一年，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写了首挺长的诗，寄给我。那时候全国性的诗歌病已经退烧，可是年轻人情绪激动，第一反应还是写首诗。那年3月，海子死了。对文学青年们来说这是个挺重大的事件。浪漫主义卧轨了，死球了，破产了。 2000年我上了网，吃的第一大惊，就是怎么还有这么些人写诗呢？特别意外，好像我好不容易进化成了一头鸭嘴兽，却发现某个寂寞的山谷里侏罗纪还有春天。我看了看，新恐龙们写得真够差的。我觉得文学是天才干的事儿，散发出的一股小城镇的霉味儿的家伙应该靠边儿站。 后来就到了现在，普罗大众们赖皮赖脸地爬上了网络的历史舞台，社会转型期，别的图不着，也就图一互相作践的欢乐。群众的小聪明是无穷的，有时候确实能产生很滑稽的戏剧性效果。 我既想起索尔·贝娄一句话：“胆怯的智慧还在犹豫的时候，勇敢的无知已经行动了。”又觉得群氓的嗡鸣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那一年央视播放《大国的崛起》，南方都市报有篇评论不错，说重要的不是大国崛起，而是大国民崛起。我倒觉得，更重要的是小国民的崛起。辣块妈妈个大国，你让我这样的小国民崛起了，中国自然就好了。同理也适用于网上乌合之众。我对中国的远景充满信心，相信现代文明时代终将来临，因此早已做好了跟这帮无耻之徒共度一生的打算。 当然了，说回到诗，赵丽华老师也确实授人以柄。诗写得太有童趣了。有句关于中国教育的机灵话是这么说的：成人教育儿童化，儿童教育成人化。我们的成年人被教育不要随地吐痰呀、不要穿睡衣呀什么的，小孩子则被教育要有远大理想呀，要为祖国奉献一切呀五六的。赵老师的诗应该属于前一类。 其实我是乱说，看不大明白什么。早在1992年，一位师兄瞧了瞧我写的诗，苦于无法礼貌周全地加以评论，就说：“年纪一大，就看不懂诗啦。”光阴荏苒，如今metoo矣。我发现，诗已经跑到最不起眼儿的角落里去了。 有一次，《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跟禽流感疫苗有关的报道，网上出现了一条跟帖，跟单口相声似的： 我家鸡都死光了！我家养了40多只下蛋鸡，前几天突然都有病了，我妈让我到乡上找畜牧站，站长说，找我干啥，我不懂，找刘兽医去。我找刘兽医，刘兽医说他要到县城里给一家小狗打针，我说你先去我家吧，他说治个宠物能挣300多元，你家小鸡能值多少钱？我回来和我爸说，我爸让我去乡政府告他。我去找乡长，乡长说，人家是私人的，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政府管不着。我到兽药店花30多元钱买了些药，结果一只也没好。现在的兽医太难请了。我们邻居家的鸡也都死光了，没人管。 这也是一句诗：鸡栖于埘，日之夕矣，兽医不来。 想一想，不也很好吗 美国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某人走到了一个诸如大峡谷之类的地方，站在一块伸向虚空的岬角上，于是镜头旋转360度，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匍匐在他脚下。我们就知道，这人走到了世界尽头，而且他自由了。有时候一本好的历史书，比如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能把我带到类似的地方。我由此发现了人类生活真是复杂，除了所谓上帝之外没谁能掌握它，恐怕也没谁能真正理解它，而那些彪炳史册的强权人物也无非是涡流中的渣滓而已。 有一次在青藏高原腹地，在黛色的天空下，我望着雪山和一块块闪亮的湖泊想，啊，这就是地球。这个地球壮丽非凡。你惊讶于世界并不是你熟悉的庸常的样子，因此你多少有点儿小激动，只是你不再是充满豪气的少年了，不再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会站到世界尽头的岬角上。 类似的感受也出现在我读一本讲天文学历史的书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你一直生活在监狱里，突然间墙壁在你面前消失了。在浩瀚的事物中发现深邃的一面，向来会对人类的心理造成冲击，科学和宗教，真或者假，魔力都系于此吧？我看过一篇杨振宁的访谈录，他说物理研究让他深受震撼，被一种至美深深吸引，感到冒犯了什么，“好像看了某些不该看的东西”。 这么说，这个世界还蛮有趣。对那些把这世界当成一个玩具的人来说，也许它更有趣。在我看来世界就是这个滴溜溜转个不停的星球而已，最遥远的地方也许是南极，鲸在那儿喷水玩，企鹅在那儿像《马达加斯加》里面那样做寿司，而红豆冰山们正在因为二氧化碳排放过量而慢慢融化，再远就是异次元空间了。可是一个天文学家居然可以趴在射电望远镜前，观看一颗恒星在几百万年前发出的光，并且根据光的弯曲而验证宇宙是一个有限而无边的空间，这可真让人嫉妒，有人可以拥有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却是我无从想象的。 说来可耻，我还真琢磨过相对论：为什么一颗子弹穿过一个坠落的屋子，屋子里的人会看到子弹的轨迹是弯曲的呢？有一次我采访一位物理学家，特意请教这个问题，物理学家给了我一个答复，可是它太普通了乃至我根本就没记住，我只记住了他的神情：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要干什么呢？简单的答案是，我很好奇。相对论这么有名气，我总想了解一下呀。再说人都是虚荣的，既然爱因斯坦有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头脑，我自然希望自己的头脑也能跟得上他。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弄明白了相对论，反正它也不复杂嘛。可是残存的一点儿理性告诉我，这可不是数独游戏之类的玩意。于是我悲哀地回忆起了物理我只读到了高一。 事实是，我想体会辽阔、自由和真理。古人讲，神游太虚，这就是我想要的。说起来玄妙，其实也很简单，倘若一个人掌控一个地方的奥秘，他在这个地方就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了解宇宙，他的思维就可以自由地、无边际地飞行，如果了解历史，就可以在头脑中体会到永恒时光的重量。对我来说这就像一场遥不可及的梦，可是我还是会想，如果我是一个最好的物理学家或者别的学者，就可以体会一切壮丽的、神秘的事物，就像扫落桌上的瓶瓶罐罐望向地平线上的遥远一点。 关于这种无法达到的念想与惆怅，弗罗斯特有一首名诗说得很清楚：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怀念着另一条。《太阳照常升起》里则有更贴切的情节。杰克在那小说里是个因战争创伤而导致的性无能，但是女主角勃莱特很喜欢他，在小说的结尾，他们坐在出租车里，勃莱特说，唉，杰克，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子突然慢下来，勃莱特就紧偎在杰克身上。“是啊，”他说，“这么想一想不也很好吗？”说起来这可够悲伤和可笑的，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浪漫的故事。 骑猪走天涯 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我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思想，他说的是仁慈和世故的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可不能叫思想。我觉得他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是位领导式的箴言作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一无所知，这在我们的文化里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欣赏的一位古人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红楼梦》。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更干脆地说，对于投机主义，我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厌憎是因为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做作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很欣赏他的一个学生讲过的心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坨，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安静，坏处则是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们无计可施，表情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在有些国家已经实现，算不得梦想。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自己倒不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又会有新的厌烦，只好真的骑猪远遁，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找我。 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懂得欣赏好天气，便是仁爱的开端。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天上，乌云一般，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 且睡且跑 作为一个从没去过美洲，对其历史也缺乏了解的文盲，我与美洲历史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玩电子游戏。我玩过《大航海时代》，买艘帆船，从亚历山大港出发，经过浩瀚海洋，去美洲拓殖，其时心情之满足与愉快，正合莎翁之诗“我们青春欢畅，恰如风行在水上”。到了美洲我就收罗黄金，简直乐不可支，要是游戏设置可以收罗头皮的话，我估摸着我也绝不比当年的皮萨罗含糊。我们人类一贯爱这么干，成吉思汗喜欢收集敌人的脚，扫罗和大卫爱搜集敌人的包皮——私意以为，历史的point在于，伟人们之看待真实世界恰如我们之看待电子游戏。 另外一款与美洲有点儿关系的游戏叫做《帝国世界》，发展得够快的话，我的武器可以领先敌人好几个时代，倘若仅此而已，我还可以强辩说这“本来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可是后来的状况就变态得我没法为之辩护了。我看到自己的航空母舰在撞对方的独木舟，自己的隐形轰炸机盘旋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空，就忍不住坐在电脑前面想：我他妈的这是干嘛呢？ 电子游戏风行的基础显然在于暗合世界的本质。比如说一个玩家在玩《猎杀潜航》时击沉了一艘敌舰，感到很快活，正是因为一个真正的潜艇指挥官在击沉了一艘真正的敌舰时也会感到快活。我的无聊之思是：今之所谓“游戏快感”，古之所谓“壮丽的事业”，其实往往是杀人如麻，血流漂杵。倘若有一个人，在玩电子游戏时击沉了敌舰却不感到快活，那么他在真实世界上也就一定没什么壮丽的事业可玩。晚唐诗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事儿太真实了，可是我们不常想。玩游戏时大家都会把自己代入帝王将相或者神枪手之类的角色，谁权力大就代入谁，从不把自己当成“河边骨”。其实真遇到不太平的年份，我看您八成就是在河边躺着归于尘土的那位，春闺梦里有没有您，甚至有没有空儿做梦，都还没一定呢。 我对权力没什么好感，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放着有人性的生活不过，偏偏有着对权力的无限神往。上大学时我们宿舍的看门大爷夫妇就是这类人，这位大爷的特点是，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合规矩，他必定要刁难到你发了羊角疯才会准你入门。我们这里总是盛产权力爱好者，好多处长什么的也都是这路风范，处长太太与有荣焉，处长千金也目高于顶，他们如果拍一全家福，那么必定是世界上最让人笑破肚皮的照片。 我觉得“权力之丑”是诸多丑陋中最受人忽视的一种。头段时间我去某天主教国家转了一圈儿，看到了不少位高权重者的家族大油画，其中一些饶是名家之作，仍然丑到无与伦比。不开明的权力会让一个人的脸上呈现出一种颟顸自得的神态，锦衣华服也遮不住其空虚和腐朽。 就我自己来说，央视新大楼是“目睹”权力的一个完美样本。如果你认为它美，它的确很有点儿权力美学的野蛮魅力，如果你说它丑，它又的确傻了吧唧地支楞着，像只铁裤衩似的让人很不舒服。我一直觉得，作为建筑设计界的超级巨星，库哈斯再怎么蠢也蠢不到大家以为的程度，他的想法想必就没在美与丑的层面上。比着说，魏碑都很丑，可是中国书法中有个道德系统推崇它们。结果库哈斯在国外说了，这个设计，是对应着“权力”这个元素来的。话说得够明白的。这意味着，要是谁不知道权力长啥样，就看看央视新大楼。要是想看看什么是“茫然野望”，你就去陆家嘴好了。那么“服务”长什么样呢？我找了找，这玩意真没有。 我认同“管理也是生产力”，因此谁也不能诋毁说我是在反对权力本身。作为一个出来打酱油的小民，我只是有点儿自己的想法而已：权力本身并不坏，但它往往与人生中最迷人的物事相互抵触。 秘鲁作家略萨写过一个关于权力边缘的真实故事，说的是他参加了一支考察队，去考察安第斯山区的诸多印第安部落，这些印第安人受现代文明的逼迫，避入深山，彼此争夺着指甲盖大的生存空间。在一个最衰弱的部落中，人们没事儿就会自杀。比如一个渔夫早上出去叉鱼，到了溪流边，一叉投出去，没叉到鱼，他就会心灰意冷，就此抹脖子；到了下午，妻子见丈夫迟迟未归，就料想到斯人已逝，于是痛哭一场，聚拢孩儿们同赴黄泉。这个故事对我的意义不是人类学的，而是情感的：由于彼此挞伐，人们的生命意愿竟然可以消减到这般程度。 在玩各种关于美洲的电玩之时，我可没想到，我掌握的权力倘若是真实的，就会把那可怜的渔夫一家逼迫到如此程度。幸好我只是玩玩。作家司汤达的墓志铭只有六个字：活过，爱过，写过。算得上言简意赅了。可是如果我也有墓志铭的话，倒可以更简洁一些，两个字足矣：跑过。我的毕生宏愿，就是见权力就跑，而且跑得掉，跑得快活如神仙。在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中，主人公的一句牢骚话深得我心：历史是一场噩梦，老子只想好好睡上一觉而已。 如果自由都是遗憾的 我有关自由的一切思想都始于我妈把我送去幼儿园的那一天。那天先是飞沙走石，妖风阵阵，后来风歇了，就下了一场夏日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落在人脸上竟然全是黄泥。我沦落人间不过千余日，何曾见过这种阵仗？心下不免感慨：嚯，这个世界还真是操蛋呐！到了幼儿园，一堆奇形怪状的小朋友就纷纷跑过来搭讪，搞得我非常难受。我可是从来不跟人说话的呀。他们净问一些炫耀性的蠢问题，比如“你吃过香蕉没？”什么狗屁香蕉，我书包里还带着糖三角呢，跟你说得着吗？我痛哭了几场，终于逮着机会把糖三角和鸡蛋统统安全地吞下肚去，才施施然俯允阿姨协助自己撒了尿，捱到下午，终于逃跑了。这就是我一生中不断逃学的开端。 此后的漫长时光中，我则学到了世界的本质是竞争性的。什么事都讲个资格。你要干点儿啥又要不惹人嘲弄，就得有个等级。水晶鞋和南瓜马车就是灰姑娘的等级，齐达内就是前几年的皇马的等级，天价香烟就是被网民们揪出来的那个局长的等级。我看过一篇小说，里面有个在富人学校上学的姑娘，她说：“你知道当富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说自己没钱！” 这么来看，所谓自由就像个樱桃，你在社会中的等级则是那个蛋糕，蛋糕越大，樱桃就显得越漂亮。可是我总是想，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呢？我就想拿自由做个蛋糕，拿等级当个樱桃。 我发现这可真不容易。范跑跑被嘲弄那会儿，我就想，这哥们也没做错什么呀。他就是害怕了，又好作惊人之语，说自己的害怕比别人的不害怕更好。我看了他对教育的反思什么的，其实不赖。他提倡真实的历史教育，还极力避免泯灭孩子们的天性。我小时候要是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过年还想给他送挂历呢。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嘲弄他，完全不听他说什么呢？因为他的自由权力不够大。他的蛋糕不够大所以他的樱桃显得比较蔫。照我看，他那些话，改吧改吧由罗素来说，大家早就啧啧赞叹了。 就此你可以推论，我不怕这个。我之所以提到自己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逃学，大约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学问上的等级不至于被人嘲笑。你可能还没想到吧，虽然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还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呢——尽管我不得不承认，直到大学时期为止，我从没认真地上过几堂课。 我相信这是一个不错的教育经验，虽然不是最好的。我想最好的教育经验就是你小时候琴棋书画样样比划，少年时期在市少年队踢球，长大之后就去常春藤名校，跟费正清学历史，跟纳什学数学。如果这等好事降临不到你头上，那么退而求其次，来个180度大转弯，差不多也就是我这种了。甚至于，再少一点、再业余一点的教育就未必不好。比方说我就一直很欣赏那些没上过大学的家伙们的那种天然、活跃的幽默感。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想想你自己在那缺乏自由的校园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想想在课堂上跟老师念得那些阿弥陀佛，再想想当时窗外的小鸟们的引诱性的歌声，用一句广告词来讲：你被耍了！ 西方有句俗语说：自由永远都不晚。可是我又觉得，自由永远都不早。如今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贪恋自由了。我却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由是必需品。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尽量脱离“体制”，即便他不得不有所舍弃，我指的是周遭世界中仅仅因为习以为常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自由总是遗憾的，可是对自由的向往，却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死而复生。 去日本见贤思齐（一） 2005年夏天，作为《南方周末》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性报道的采访小组成员，王轶庶、卢嵘和我在日本待了两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参加终战纪念集会的日本国民，无论男女长幼均正装出席，烈日之下莫不正襟危坐，大汗淋漓，那人山人海的，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排坐，真叫一个“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据说在强光照射下，黑白两色的浮晃会令人产生眩晕感，现场庶几如此，西装黑压压一望无际，擦汗的白色手帕在其上跳动不止，宛如一片浩瀚而不真实的光点。 那年夏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了，天儿太热，公务员上班都可以不穿西装。可是日本国民郑重，非捂着不可。在中国，有人说这叫纪律，也有人说叫轴，我觉得就叫克己复礼。 广岛的“原爆”纪念集会的情形让我略有感动。集会结束之际，国民自卫队的一架直升飞机在人群上空盘旋，用高音喇叭呼喊和平口号，林荫道上的日本民众一边散场，一边向直升飞机挥手并同声应和。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日本人心特齐，底下走着的和上面飞着的心心相印，他们是一家人，还让我意识到，和平观念已经在日本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他们如今是文明人，不想再打仗了。 我们所到之处，日本人总是“和平和平”地念叨个不停，我相信他们都挺真诚的，以逻辑做真伪辨识，也说得通。日本文化中有尚武好战的基因，不过在全世界，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都正在超越民族文化价值，尤其在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国民的和平愿望并不是太值得怀疑的事。 日本山川秀美，又很洁净，每辆汽车都很鲜亮，像刚刚洗过似的，房子大多是米黄或浅灰色的，跟人们的衣着一样，低调又得体，透着那么一股格调和涵养。如果只看这些优点以及国民的和平信念，我会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不过遇到“历史问题”时，我则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在东京等地，我们问到的每一个日本国民，除了几位学者和少数“左翼”人士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痛痛快快地承认本国曾经侵略过亚洲诸国并犯下罪行。听了他们的回答，你才知道川端康成关于日本的“暧昧”的特性的说法是多么精辟。我并不是说日本国民完全不愿意直面历史，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给亚洲各国带去灾难，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无异议。他们只是并非像一般中国人希望的那样态度恳切。我倒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恳切不恳切，于我们何加焉？ 被访的日本人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对于日本侵华往事“不清楚，那是政治家的事”。这跟我们国家1949年之后的正统历史观倒是有些类似：日本侵华是少数战犯主导的战争，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 真实的历史总是没这么单纯。资料就不引了，单我们在广岛“乡土资料馆”的“战时生活展览”的见闻，就足以说明当年日本举国征战的热情。日军打太原，广岛的妇女昼夜缝制军衣；前方杀到徐州了，后方送过去签名的锦旗；攻占中国首都了，后方庆功大游行，高举无数横幅，“庆祝南京陷落”。打到最后男丁没了，妇女去挖煤窑，太热，上身赤裸，蓬头垢面。 当年的全体日本国民都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军功章里有东条英机的一份也有人民的一份。 去日本见贤思齐（二） 在日本，我也曾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自问：历史问题真的那么重要吗，翻过那一篇儿不行吗？最终我觉得，翻篇儿是必须的，纠缠过去没出路，可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怎么才能翻得好的问题。在欧洲，落花有情流水有意，前协约国想翻篇儿，前轴心国也想翻篇儿，这才一把劲儿把奥斯维新翻过去了。 往肤浅里说，我始终有一个印象，东亚国家都有点儿受制于感情，还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有人类之爱的信念。 日本国民似乎讳疾忌医，面对指责时的心理比较幼稚。小孩子一般有这个心理：我不是已经改了吗，以前的事你就别提了。我倒觉得，一些日本国民的“打仗的是前辈，我们没参与”自辩不靠谱，国家行为如果无涉集体意愿，仅由一代人中的几个首脑负责，世界上还会有负责任的国家吗？ 在东京，辻康吾教授对我们说：“两国在二战之后走上不同的道路，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则成为民主的‘非正常’国家，各有特殊性，这导致两国国民在思维模式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他说得对。参与二战的国家那么多，其中一些比如英美法德，制度接近，因此打完了就打完了，顶多国力增减、意识形态摇摆而已。中日两国的命运却如风中芦苇，从此被完全改写，甚至可以说没有二战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劫波渡尽而相背而行，各自背负着精神沉疴，自然渐行渐远。 因此当中国人偶尔表露出心中的愤怒之时，会被日本人认为是无端的狭隘，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让我想起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说到，当他向年轻人讲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往事时发现：“有多少事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而对他们来说却已成为历史或者不可思议。但隐藏在我内心的一种本能使我觉得他们的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都已拆毁。” 在靖国神社，我感到重建“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与前天之间的一切桥梁”是不容易的。 关于靖国神社的争议通常聚焦于14名甲级战犯问题上，可是在我看来，就算移出甲级战犯的灵位这个神社也不对劲儿。自明治维新起的为国捐躯者都在这里得到供奉，因此日俄战争、参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反苏维埃战争中的“西伯利亚出兵”、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等等战争中的死者都位列其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无义战。这里供奉的246万“英灵”，除了明治维新期间的少数人之外，一言遮蔽之，全是侵略军。他们改写了整个东亚的历史。下关的春帆楼是《马关条约》的签订之地，我在那儿读到了伊东已代治撰写的碑文，先是“清廷急遽请弥兵”，李鸿章前来谈判等等，结尾说：“呜呼，吾国今日国威之盛，实滥觞于甲午之役。”毕竟是刀兵频仍的年代，话说得坦率。 我总觉得靖国神社与唐朝的凌烟阁有些类似，都建立在牺牲与光荣的美学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依附于神道教，后者则附丽于大国王道。日本人讲生者与死者的灵魂会在靖国神社相逢，古人讲：“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趣味有差异，杀身成仁的野蛮志向却一致。 顺着当年遗迹“李鸿章道”，可以找到一个牌子，“痴汉刺李鸿章处”。沿路走上半山腰，眺望下关海峡，风景优美。春帆楼里至今还藏有李鸿章赞美当地风物的手书，四个大字：海岳烟霞。 去日本见贤思齐（三） 从建筑学的角度说，靖国神社不怎么好看，日本的神社越小越漂亮，它太大了，“鸟居”太高，看着愣。 那年8月15日，日本称之为“终战60周年纪念日”，有20万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创下历史记录。次日《读卖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第61年的出发”，文中说，为什么这次参拜人数这么多呢？因为中韩的批判，尤其是中国人的反日浪潮，造成了日本人的逆反心理。报道中一位来自福冈县的84岁老兵说，中韩的批判是干涉日本内政。 当天我们也去了靖国神社，身边是摩肩接踵的人流，耳朵里全是高音喇叭里的阵阵高呼，皆是“国家正常化”、“参拜是内政”之类的“右翼”诉求。演讲者中包括台湾的金美龄。我的印象是，日语的语音比较单调，呐喊起来让人烦躁。 村田忠禧教授说，不需要太在乎那些右翼分子，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职业性的，无非拿钱干活儿。我得到一个印象：中国和日本都有民粹主义，但是都不是支配性的力量，只是看上去比较刺激罢了。 《读卖新闻》有篇评论：回归军国主义不可想象。这才是理性之声。日本国民对历史的态度不够“恳切”，但日本国民绝不愿意再打仗，两者并行不悖。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日本来说同样如此。 在广岛和长崎，我们参观了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发现被原子弹炸一下，确实是地狱般的经历。生还者描述了他们当时的见闻，可以总结如下：他们置身于40公里宽的炉火升腾的烟囱当中。同事卢嵘采访长崎市长，问，有人说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的惩罚，您怎么看？长崎市长很生气。 我觉得卢嵘的问题很自然，市长生气也很自然。“惩罚”这种词汇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愤怒。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口号之一就是“暴支应惩”，意为暴虐的支那应受惩罚。这话不仅傲慢，而且卑鄙。日本还有首军歌，叫《替天征讨不义之徒》，拿“天”说事儿，也该激起文明人的愤怒。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算常识吧。中日两国公众，至少在个体之间，应该有这个公平心彼此对待。 离开日本时，我的感慨是，幸好战争已经过去了。普通日本人多愁善感，锦心绣口，被原子弹烤糊了，太可惜了。普通中国人总体上说还是憨厚善良，没招过谁没惹过谁，被刺刀杀掉，绝不应该。想想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再想想东京大火、塞班岛争夺战，你会进入历史上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对人类生活感到绝望。 幸好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人，信守现代文明的准则，有理性，有意愿。我觉得，连战对两岸关系的建议也适合于中日之间：累积善意。再说总盯着别国干嘛呢？我觉得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去日本见贤思齐（四） 前文所述并非我对日本最深切的感受，只是该说的话而已。我最深刻的感受是，日本是一个均富的国家，公平公正，实行终生雇佣制，职员们上进而辛苦，但是心里不会慌张。在街道上，日本人的脸孔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多有种谦逊和固执的神色。我可以从中读到秩序、整洁、纪律、******、颓废、教养、孤独、自私、幻灭等等，觉得他们也是老百姓，赚钱不少，压力更大，也不容易。 很少在日本人的脸上看到麻木和狡诈。换句话说，你能看出某人很执拗，不大聪明，比较二，但是你看不到犬儒和阿q。关于这一点，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日本人的国民性就是迷信：“‘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不管日本人执迷于什么，他们常有信念。 这种信念力大约能解释一个日本之谜：他们有世界上最糟糕的企业文化，却有世界上最牛的企业。 日本社会等级森严，你却不会在谁脸上看到官气。小泉纯一郎参加集会时行走如风，随从十余人均着黑色西装贴身疾行，看上去气势夺人，可是在味道上就是像名流，不像长官。广岛和长崎的市政府就像是用了有些年头儿的图书馆，办公环境很朴素，公务员们无不恭敬勤勉。 日本的女孩很好看，比他们的艺术品好看得多。我们参观了一个美术馆，日本的古代雕塑实在寒碜，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忽有一尊佛像气度非凡，凑近一看，来自山西奉先寺。 东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淡，无非高楼林立，灯光璀璨，电子大屏幕很密集，女孩们人手一只lv皮包。 中小城市，比如广岛、长崎、下关等，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这些城市富足、安定、平和，让人觉得住下来会很不错。广岛有个住宅区，里面有个小棒球场，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觉得心很静。 从下关到博多，坐新干线，途中我曾看到过一片美丽的稻田。阳光之下，日本传统样式的农舍重檐双叠，矗立在芊绵的稻田中间，比城市中的房子更多华贵之气，满眼风光，秩序井然，特别洁净。这是浑然天成的东方美景，画片上的荷兰风车瑞士木屋什么的，与之相比就太做作了。我觉得这就是儒教的理想国。如果你希望世界是美好的，人们之间友善相爱，如果你对历史的黑暗感到悲哀，对人类之间难以理解感到忧惧，那么安宁与劳绩会给你安慰。我在这里发现，人类并不总是像西西弗斯一样疲于奔命，土地是美的，生命可以与舒适和诗意联系在一起。 想到自己去过国内至少20个省份的稻田，那里却只有胼手胝足的辛苦生活，我怅然若失。 后记 用一根针挖井 这些小文章来自我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专栏这东西，要么讲社会，要么谈生活，要么逗个乐子，我是兼而有之。写了这么多，抱负却谈不上。对于社会，我没有研究，卑之无甚高论，所依凭者无非庄子所言之“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不过我想，就我谈及的这些简单又基本的问题而言，这也够了。我只是凭着天性来判断是非。至于“散文”这种文体，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兴趣，老话儿讲，壮夫不为也。 我想这些小文章的略微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一种声音，发出声音的家伙还算机灵，幼稚又天真，有着执拗的主心骨，察觉了生活的荒诞，养成了滑稽和嘲讽的态度。他是个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就敢于嘲笑世界的家伙。除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尊重，倘若有人胆敢冒犯这四样，他却要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绕着圈子说话，吹着口哨骂人。他也并不庄重其事地对待这些文章。有时写得糟糕，他也不在乎。有时写得还行，他就得寸进尺，正谈着严肃的话题，却开始意淫，允许自己孟浪上几百字，然后并不害臊地兜回来。倘若你称之为混账，他又会自得其乐，如获奖章。此人写了这近70篇文章，相信能让你笑上210回，可是说有多么机智，却未必，这幽默感多半来自于“有钱难买我乐意”的态度。 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他是这些文章的叙述者，只是我心灵的一隅。可是他的态度，我却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这两个主义都不复杂，在这些小文之中尤其浅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便是我的起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我的终点。 古人写文章讲究药石之论，与之相比，这些文字恐怕轻薄无行。可是我觉得它们也蛮严肃。打个比方说，这些文章就是一条爱嘘嘘的狗的旅途。这条狗就是我，每当见到一块不喜欢的石碑，它就抬起后腿冲它撒尿。这一路上它尿了好多块巍峨岸然的石碑，为首的有四块，第一块是“威胁自由的一切”，第二块是“投机主义”，第三块是“工具理性”，第四块是“没教养”。讨厌的石碑多如牛毛，只是由于秉性，它最厌憎这四块罢了。有趣的是，倘若向历史的深处探一探头，你便会闻到，整个的人类文明史都散发出此类狗尿的逶迤不绝的气味。 这里的多数文章的主题其实就是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公允而言，这句话也“无甚高论”，无非常识罢了。可是在这个国家，自其发表八十年来，论清醒、友善、要紧，我看没有第二句可比。我想要美好的个人生活，也想要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实现呢？我不了解别的方法，只懂得写些小文章，令其蕴含类似的真理，那么我就这么做了。它们有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喜欢计较有用没用。这本来就是用一根针挖井的工作。 在《智族gq》上发表的几篇不在此列。我在那几篇里写到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像描述某种树木，我想牵绕其上的花叶还算好看。遇到了小小的见识的花火，无足轻重的灵魂的闪亮，我也以本真和不做作的态度写出。我觉得坦率也是一种级别，找到好句子也是一种自由。 谢谢伊险峰、刘荻、姚晨晖、陈明洋、马莉、王锋、赵小萌和困困。我不想写专栏，觉得它不重要，与自我期许不符，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要求和催促，我很可能就茫然四顾，什么都没写了。 冯尼古特讲过一个小故事，1944年，作为战俘，他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盟军的空袭杀死了十三万五千人。他想：“什么是地狱？”多年以后，他再度造访德累斯顿，它坠入历史的迷宫，属于前东德了。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感慨话当年。他回美国之后，出租车司机写来了信，问候他，结尾还挺俏皮：“愿有一天在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逢。”我喜欢这种苦难中的风度。这也正是我想对各位读者说的话。我相信，自由是普世价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该以此为目标。所有美好之事都是自由的变体。那么，我这个出租车司机算是兼职，诸位也是过客，在这时代丕变的下午，有缘载了诸位一程，深以为幸。还请谅解我的爱说笑话和不大遵守交通规则的风格。 TXT小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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