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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的同班吉龙生的爹跟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鬼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做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弟拿去堂屋给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再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多外国画家的画，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w w w. xiao shuotxt. co m 世界上还有张乐平 小 说 t xt 天 堂 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亮!”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漫木”的概念，就是“漫画”与“木刻”的合称。 学校有壁报。我们自觉已经长大，能够自己画出漫画和刻出木刻来。逢有游行和集会，也懂得赶忙把那些出名的漫画和木刻作品放大画在布上用来布置会场，或做游行旌旗招牌。 这么一直忙碌、兴奋，为了抗战我们就这么慢慢活着，长大。 张乐平和其他漫画家不同。别的漫画家难得见到速写功夫，张乐平时不时露几手速写。准确，生动，要害部分——比如眼神，手，手和手指连接的“蹼”的变化，全身扭动时的节奏，像京戏演员那种全身心的呼应。我既能从他的作品得到欣赏艺术的快乐，又能按他作品的指引去进一步观察周围的生活。 每一幅作品都带来一个惊讶和欢欣。他的一幅《打草鞋》的速写，我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翻着翻着，居然翻得模糊不清了(堪怜当年土纸印的报纸)。 他还画了一套以汉奸为主人翁的《王八别传》的连环画，简直妙透了、精彩透了!笔墨挥洒如刺刀钢枪冲刺，恨日本鬼，恨狗汉奸，恨得真狠!而日本鬼的残酷凶暴和狗汉奸的无耻下流也实在难找替身。 他想得那么精确传神，用笔舒畅灵活且总是一气呵成。看完这四幅又等待下四幅，焦急心情，如周末守候星期天，茫然心情是十天半月后的等待。 这种等待，这种焦虑，这种迫切的遗痕，在我今天的国画写意人物刻画和笔墨上随处可见。我得益匪浅。如有遗憾，那只是我当时年幼无知领会不深。 在学校，我有个读高中的同学李尚大。这人与宰相李光第是同乡。他是学校有数几个淘气精的偶像。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 暑假到了，同学回南洋的回南洋，回上海的回上海，回广东的回广东，回四面八方的回四面八方，剩下七八个有各种理由不能回家的人留在学校。那么空荡荡的一座文庙，一出去就是街，就是上千亩荔枝、龙眼树，就是蓝湛湛的一道河流，漫无边际的沙滩，太好玩了。 就缺个领导人。 当然是李尚大。可惜他也要回去。他家离城里百八十里。他常邀一二十个高中同学步行回家。我们想去，不准!嫌小，半路上走不动怎么办? 他家是我们想像中的“麦加”，听说房子又好又大，住五六十人也不要紧。妈好，煮饭给大伙吃，从不给儿子开小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像是大家的妈。 忽然听说他这个暑假不回家。 你想我们多高兴?他胖，怕痒，我们一拥而上挠他的痒，他要死要活地大叫，答应请我们吃这个那个。 我们是他的“兵”，他出淘气的主意，我们执行。他会讲出奇不意的故事，一句一句非常中听。 听说他妈梅雨天气放晴之后，就会在大门口几亩地宽的石板广场上搬出一两百个大葫芦，解开葫芦腰间的带子，一剖两半爿，抖开全是大钞票。她晒这些发霉的钞票。 想想看，又有钱，又会打架，又喜欢跟我们初中生在一起，脾气又好，我们怎能不服? 晚上，大成殿前石台上一字排开，他教我们练拳脚、拉“先道”、举重……我想，他也自我得意，也喜欢我们，要不，干吗跟我们在一起? 有年开学不久，祸事来了。学校一个教员在外头看戏跟警察局长太太坐在一排出了点误会，挨打后鼻青脸肿逃回学校。让大同学们知道了。这还了得?打我们老师!出去将警察局巢穴踏了，局长、股长……齐齐整整，一个不漏地受到一两个月不能起床的“点化”。 事情闹大了。政府有政府的理，学校有学校的理。架，是帮学校打的；打警察及诸般人等又是违法行为。学校的后台硬，政府说到底也奈何不得，做了个“面子”行动，开除三个同学，一个是坐在我后边课桌的同班同学，两个高中生，其中之一是李尚大。 学校这么做，人情讲不过去吧!开除这三个同学布告贴出，接着是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 李尚大走得静悄悄，几天后我们才知道。可以想象，多么令人惆怅! 就那么走了!一走五十年我们才再见面，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李尚大走的第二年，我也打坏了人，头上流血，有三个伤口。这一场架一不为祖国，二不为学校，百分之百地为自己；学校姑念是“战区学生回不了家”，“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原本就不喜欢读书，成天在图书馆混，留了无数次级已经天地一沙鸥似的落寞，再加上来这么个仅让我留一口气的处分，意思不大了，人已经十五六岁，走吧!就这么走了。 ……这个李尚大在哪里呢?他不可能再念书了吧!方圆一千里地的著名中学他哪间没念过?那么，找到他岂不是没一线生机?他四方云游去了，找不到了。此念绝矣! 世界上还有谁呢? 张乐平! wＷw。xiaoshuo txt.coＭ 跟随张乐平 　小＿说t-x-t＿天/堂 认识张乐平吗?当然认识!那么多年，熟到这份程度，怎能说不认识?只可惜他不认识我。 报纸上说他在江西上饶漫画宣传队当副队长，叶浅予走后他当正队长。找到他，不让我当队员当个小兵也行。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嘛!我又不会抢他的队长位置。 江西上饶怎么走法?有多远?钱不钱倒是不在乎，我一路上可以给人画像、剪影，再不，讨饭也算不得问题吧?又没家乡人在周围。我如进了漫画宣传队，就像外国人爱唱的那两句： “到了拿波里，可以死了!” 张乐平这人也怪，几年来，他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先是南京，后是武汉，又是江西上饶三战区，一下金华，一下南平，一下梅县，一下赣州，也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如果下决心跟着追下去，非累死不可!于是老老实实在德化做了两年多的瓷器工人，在泉州和仙游做了两年多战地服务团团员，半年小学教员，半年中学教员，一年民众教育馆美术职员。这几年时间里，画画、刻木刻、读书、打猎、******、吹号、做诗，好像进了个莫名其妙的大学，人，似乎是真的长大了。懂了不少事，凭刻木刻画画的身份，结识许多终身朋友。 稍微稳定之后又想动，好朋友帮我设想一个方案：“军管区有团壮丁要送到湖南去，你不如跑他们一起去，虽然说步行三个省路程稍微远了点，你省钱啦!一路上有个伴啦!先回老家看看爹妈，歇歇脚，再想办法到重庆去，那近多了是不是?到重庆后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进徐悲鸿的美术学院，一个是设法到延安去，那地方最适合你，到时候我再帮你忙。我这里有三封信，江西赣州剧教队曾也鲁、徐洗繁一封，长沙一封，重庆一封，你要放好。事情是说不定的，若到半路上出意外，你就留在赣州剧教队。赣州是两头的中间，留下来也未尝不可，到时候再说吧!” 从永春县出发，凄风苦雨开始，一千里?二千里?三千、四千、五千难计算，就靠两只脚板不停地走。那时候，两眼务必残忍，惨绝人寰的事才吞得下去，才记得住。半路上，营长、连长开始在我背后念叨，指指点点。非人生活，壮丁急剧减员；看那些眼神和阵势，似乎是要热烈邀请我参加壮丁队的行列。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教育部剧教二队在赣州城边的东溪寺。 为什么一个演剧队会驻扎在寺里头呢?因为它根本不像个寺；毫无寺的格局和章法。东一块、西一块，顺逆失度，起伏莫名，不知是哪位粗心和尚的蹩脚木匠朋友的急就章。正如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瞧哪儿哪儿都不顺眼。”没一间正经房子，没一个正经角落，楼梯不像楼梯，板墙没板墙样子，天井不像天井。绝望之至，霉得很。 幸好剧团的人都有意思，极耐看。 和我有渊源的是徐洗繁兄嫂；算得上老熟人的是陈庭诗(耳氏)兄；谈得来的是殷振家兄、陆志庠兄。我在队里太小，无足轻重，是个见习队员。实在说，根本没有我做得了的事。留下我，是看那两封信的面子，小小善举而已。 耳氏打手势告诉我，张乐平也在赣州。 “啊!”我像挨电击一样。 他又打手势说： “就住在附近伊斯兰小学里。” “啊!”我又来了一下。 一天之后，耳氏带我到张乐平家。 东溪寺队部出大门左拐，下小坡，走七八步平坡，再下小坡，半中腰右手一个小侧门，到了。 穿过黑、臭、霉三绝的“荒无人烟”的厨房，下三级台阶，左手木结构教室和教室之间有一道颇陡的密封长楼梯直上张公馆——一间小房。 第一次见到乐平兄嫂的心情，我已在慌乱中遗失了。好像我前辈子就认识他们；我心底暗暗地问他们：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两位的样子完全就是我想象中应该长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家中，我满脑、满胸的融洽。 周围是木板墙，小桌子，双人床，一张在教堂结婚的盛装照片(后来才说明那是用一张洋人照片改的)，两张为中茶公司设计的广告，一个小窗。 后来我送了一副福建仙游画家李庚写的对联给他： 雨后有人耕绿野， 月明无犬吠花村。 他挂在中茶公司广告边上。 几个月间我常常上他们家去。有两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也常去串门，一个名叫高士骧，一个名字忘了。小高的笑貌至今仍是我们珍贵的想念。(小高你在哪里?) 那时候的老大哥、前辈，很少像今天这样有许多青年围绕帮忙。老一代的也很年轻，日子艰苦但身心快乐。年轻人对于贤达的尊敬很学术化，很单纯。对国难家仇和蒋介石的蔑视，大处看，是种毫不怀疑的凝聚力量。在群众生活的小处，即使曾经有过龃龉，上门骂娘，楼上楼下吵架，至今回忆，恩怨消融殆尽，只剩下温馨和甜蜜；连当年最遭人嫌弃的家伙，也仿佛长着天使的小翅膀在脑门前向你招手微笑。流光倏忽并非时人宽宏大量，而是上天原宥这些苦难众生。 乐平兄逝世很令我奇怪，其实活了八十几岁已经很不简单。我只是说，乐平兄怎么会变成八十几岁?就好像我有时也想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七十多岁一样。一切都活在永远的过去之中。 有人说，抗战时期，某某人如何如何受苦；有的人自己也说，如何如何受苦。他忘了，抗战时期，谁不受苦?幸福这东西才不公平；苦难却总是细致、公平地分摊在大家肩上。所以卡夫卡说：“要客观地看待自己的痛苦。” 乐平兄在人格上总是那么优雅。没叫过苦，没见过他狂笑失态，有时小得意时，大拇指也翘得恰到好处，说一句：“这物事邪气崭格!” 我这人野性得很，跟着他却是服服帖帖。那时，我没有什么值得他称赞的。不知怎么心血来潮，用泥巴帮殷振家兄做了个可以挂在墙上的漫画人像，还涂了颜色和微微发亮的鸡蛋清。乐平兄看了似乎是在为我得意，平举着我那作品，斜眼对振家兄说： “侬哪能生得格副模样?勿是一天两天工夫格……” 再回过头对我说： “哪!侬把我副尊容也做一个!好?” 我一两天就做好了，送去伊斯兰小学。他见了很开心： “喝!喝!喝!”又是平举起来眯着眼睛看： “侬哪能搞起这物事来格?侬眼睛邪气厉害，阿拉鼻子歪格浪一挨挨也把侬捉到哉!” 他真的在墙上钉了小钉子，像挂上了。 过了半个月或是一个月，耳氏打手势告诉我，乐平反手做一个特别的动作，碰断了漫画像的鼻子，再也补不起来，很懊恼，偷偷把它藏起来了。 www.xiaoshuotxt.com 乐平兄胆子小 小＜说＜t＜xt＞天？堂 记得他那时也画三毛。我不记得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用的。他坐在窗子边小台子旁重复地画同样的画稿。一只手拐不自然重画一张，后脑部分不准确又画一张，画到第六次，他自己也生起气来。我说： “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 他认真了，手指一点一点对着我，轻声地说： “侬勿可以那能讲!做事体要做透，做到自家呒不话讲!勿要等人家讲出来才改，记住啦杭!” 一次雏音大嫂也告诉我，他画画从来如此，难得一挥而就。 这些话，我一直用到现在。 乐平兄和我比起来是个富人，他在中国茶叶公司兼差。不过他一家是四个人，所以我比他自由。 他有时上班前到东溪寺找我，在街上摊子喝豆浆吃油条糯米饭。我有一点好处，不噜苏，不抢着说话；自觉身处静听的年龄，耳朵是大学嘛! 晚上，他也时常带我去街上喝酒。 大街上有这么一间两张半边桌子的炖货店，卖些让我流口水的炖牛肚，以及各种烧卤酱肉。隔壁是酒铺。坐定之后，乐平兄照例叫来一小碟切碎的辣味炖牛肚，然后颤巍巍地端着一小满杯白酒从隔壁过来。 他说我听，呷一口酒，舒一口气，然后举起筷子夹一小块牛肚送进嘴里，我跟着也来这么一筷子。表面我按着节拍，心里我按着性子。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不喝酒，空手道似的对着这一小碟东西默哀。第一杯酒喝完了，他起身到隔壁打第二杯酒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两筷子就扫光了那个可怜的小碟子，并且装着这碟东西像是让扒手偷掉那么若无其事。 他小心端着盛满的酒杯，待到坐下，发现碟如满月明光，怆然而曰： “侬要慢慢嚼，嗬!” 然后起身，走到炖锅旁再要了一碟牛肚。他边喝边谈，继之非常警惕我筷子的动向。 事后我一直反复检讨，为什么不拉他的老伙伴陆志庠而拉我陪他喝酒呢?一、他受不了陆志庠的酒量；二、他受不了陆志庠的哄闹脾气。 带我上街的好处如下： 一、我不喝酒，省下酒钱。二、虽然有时筷子节拍失调，但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三、我是个耐心聆听的陪酒人。四、酒价贵之，肚价贱多，多添一两碟，不影响经济平衡。 到了星期六，雏音大嫂要到几里外的虎岗儿童新村托儿所去接孩子。现在我已经糊涂了，到虎岗接的是老二小小，那老大咪咪是不是在城里某个托儿所或幼儿园呢? 我没来赣州时，陪雏音嫂去虎岗有过好多人，木刻家荒烟啦!木刻家余白墅啦!木刻家陈庭诗啦!到后来剩下陈庭诗去得多了，我一来，代替了陈庭诗。陈庭诗是个重听的人，几里地路上不说话是难受的，何况我喜欢陪雏音大嫂走东走西，说说话，我力气大，一路抱小小胜任愉快。 那里托儿所办得好，有条理，制度严格。有一次去晚了，剩小小一个人在小床上吮脚趾头。办手续的是位中等身材、穿灰色制服的好女子，行止文雅，跟雏音大嫂是熟人，说了几句话，回来的路上雏音嫂告诉我，她名叫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朋友。听了不以为意，几十年后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令人感叹! 乐平兄胆子特别、特别、特别之小，小到难以形容。雏音嫂觉得好笑，见多不怪，任其为之。 飞机警报响了，我和陈庭诗兄恰好在乐平兄家里聊夜天，九点多十点钟，他带着我和庭诗兄拔腿就跑。他的逃警报风采是早已闻名的，难得有机会奉陪一趟。他带路下坡，过章江浮桥，上坡，下坡；再过贡江浮桥，上坡，上坡，上坡，穿过漫长的密林来到一片荒冢之中，头也不回地钻进一个没有棺材的坟洞里去。自我安顿之后，急忙从坟洞里伸出手来轻声招呼我和陈庭诗兄进去，原来是口广穴，大有回旋余地，我听听不见动静，刚迈出洞口透透气，他蹩腔骂我： “侬阿是想死?侬想死侬自家事，侬连累我格浪讲?快点进来!” 我想，日本鬼子若真照张乐平这样战略思路，早就提前投降好几年了。漠漠大地，月光如水，人影如芥，日本鬼子怎么瞄得准你张乐平?他专炸你张乐平欲求何为? 后来才听说他胆小得有道理。在桂林，他跟音乐家张曙、画家周令钊和家人在屋里吃晚饭，眼看炸死了身边的张曙，怎么不怕? 雏音嫂带着孩子在家里，稳若泰山，好不令人感动。 后来我到赣州边上的一个小县民众教育馆工作去了。陆志庠在附近南康。日本人打通了湘桂线，把中国东南切为两半。麻烦来了。 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占领赣州，宣布“扫荡三南”(龙南、虔南、定南)，追得国民党余汉谋的七战区大兵四处逃窜。真正是搞得周天火热。 逃难的比赶集的还热闹。这当口，谁都有机会见识日本兵未到、中国人自己糟踏自己的规模景象了。说出来难以相信，在同一条道路上，混乱的人流有上下好几层，灾难是立体的。 我逃到龙南，遇见陆志庠兄，他说乐平兄和雏音嫂也在，我问：“孩子呢?”他说：“平安!平安!” 马上去看他们，原来在摆地摊，卖他们随身带着的衣物。乐平兄打着赤脚卖他那双讲究的皮鞋。 又碰见画家颜式，还有小高。 www。xiaoshuotxt.c o m 相忘于江湖 小.说.t|xt.天+ 后来读到朋友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跟陈朗几个人开小饭店，我怎么不晓得?可能我还在信丰没赶上吧。有一天乐平兄异想天开，做了满满一缸炎夏解暑去火恩物——清甜藕粉蛋花汤。做法简单，煮一锅开水，打两个鸡蛋下去，放二两山芋粉一搅，加十几粒糖精即成。本小利厚，一碗若干钱，几十碗，你说多少钱?几十万逃难的，一人一碗是什么光景?一人两碗又是什么光景?东西做好，来了场瓢泼大雨，早上七点下到下午五点多，别说人，连鸭子也缩回窝里。天气闷热，眼看整整一聚宝盆妙物付之东流，便大方地请陆志庠、颜式和我痛喝 起来。如果我是过路难民偶然来一碗喝喝，未尝不是解渴佳饮；但好端端坐着的三个人要一口气把整缸东西喝完，那就很需要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了。乐平兄还问我们： “味道哪能?崭?” 颜式这人狡猾，连忙说： “一齐来!一齐来嘛!叫阿嫂、孩子都来喝……” 陆志庠不知天高地厚： “侬叫我伲光喝液体，也唔俾点硬点实在物事吃吃，——残忍!” 后来听说这缸东西真倒进街边沟里去了。其实早就该倒，免得一半装在我们肚子里。 不久乐平兄一家搭便车走了。记不得是去梅县还是长汀。总是这样居无定所，像大篷车生涯浮浪四方。我们送车，他在卡车后头操着蹩脚京片子叫着： “黄牛黄牛!年节弗好过，你赶到××找我伲!”(我混名叫“黄牛”。) 车子太快，偏偏××两个字没听清楚…… 再见面是一九四七年的春天了。 三毛在《大公报》连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那时天气冷，三毛穿的还是单衣，女孩子们寄来给三毛打的小毛裤毛衣，而在画上，三毛真的就穿上这些深情的衣物。这些衣物也温暖着病中的乐平兄。 他住在几马路卖回力鞋之类铺子的二楼，在吐血。与人喝酒闹出来的。雏音嫂和孩子在嘉兴。不晓得知不知道。 有时碰碰头，陪他吃小馆子，喝酒。在那段时候，我没见到雏音嫂和孩子。听说他俩添了许许多多儿女，并且又收养了许许多多儿女，一个又一个，形成张冯兵团的伟大阵容。设想生儿养女的艰难，便明白这一对父母心胸之博大，他们情感落脚处之为凡人所不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去了。再见乐平兄是在一九五三年的北京。他到北京开会，当然我们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一点东西，喝喝茶。“相濡以沫”嘛!等到一搞运动，便又“不若其”，这么往来回荡，轻率地把几十年时光度过了。 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活人心上。 我有不少尊敬的前辈和兄长，一生成就总有点文不对题。学问渊博、人格高尚的绀弩先生最后以新式旧诗传世，简直是笑话。沈从文表叔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服饰史图录，让人哭笑不得；但都是绝上精品。乐平兄一生牵着三毛的小手奔波国土六十多年，遍洒爱心，广结善缘，根深蒂固，增添祖国文化历史光彩，也耗尽了移山心力。 我是千百万人中乐平兄的受益者之一。从崇拜他到与他为友半个多世纪，感惜他还有许多聪明才智没有使用出来。他的长处，恰好是目下艺坛忽略缺少之处。古人所谓“传神写照”，他运用最是生动流畅。不拘泥于照片式的“形似”，夸张中见蕴藉，繁复间出条理。……要是有心人做一些他与同行闲谈交往和艺术创作时的纪录，积少成多，可能对广大自学者如我辈是一部有用自学恩物。 乐平兄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到家的巧思和本领。 一次在北京张正宇家吃饭，席上吃螃蟹他留下了壳，饭后他在壳盖纹路上稍加三两笔，活脱一副张正宇胖面孔出现眼前，令人惊叹! 熟朋友都知道他能不打稿一口气剪出两大红白喜事队伍，剪出连人带景的九曲桥看乌龟图。他的确太忙，这一辈子没有真正地到哪里玩过。去外国也不多，随的是代表团，难得尽兴。要是他健在多好!让我陪着他和雏音嫂、绀弩、沈表叔、郑可诸位老人在我意大利家里住住，院子坐坐，开着车子四处看看、走走多好!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一梦醒来，我竟然也七十多了!他妈的，谁把我的时光偷了?把我的熟人的时光偷了?让我们辜负许多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辜负许多感情! 1997年7月22日于上海 www.xiＡoshuotxＴ.cＯＭ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小＠说＃txt＄天＾堂＆ ——谨以此文献给可染先生、佩珠夫人 可染先生逝世了。离开他那么远，我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 他比我大十六岁，也就是说，我回北京二十八岁那一年，他才四十四岁。那算什 么年龄呢？太年轻了。往昔如梦，几乎不信我们曾经在那时已开始的友谊，那一段温暖时光。 一九五三年，我，带着七个月大的黑蛮，从香港回到北京，先住在北京北新桥大头条沈从文表叔家。按年代算，那时表叔也才四十五岁，真了不起，他那些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四十五岁以前完成的。 在他家里住了不久，学校就已经给我安排好住处。那就是我将安居十年左右的。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太好了!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太好了!太好了!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好!好!我们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指引和照顾。 大雅宝五十米的胡同拐角有一间小酒铺，苦禅先生下班回来，总要站在那儿喝上两杯白酒。他那么善良朴素的人，一个重要的写意画家，却被安排在陶瓷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为什么?为什么?至今我还说不出原由。我下班时若是碰见他，他必定跟我打招呼，并得意地告诉酒铺的小掌柜： “……这位是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我要说“不是党请来的，是自己来的”也来不及。他是一番好意，那么真诚无邪，真不忍辜负他的好意。 董希文有时也让沙贝提着一个了不起的青花小提梁壶打酒。 那时尚有古风。还有提着一只盖着干净蓝印花布的篮子的清癯的中年人卖我们在书上见识过的“硬面饽饽”。脆硬的表皮里软嫩微甜的面心，这是一种寒冷天气半夜街头叫卖的诗意极了的小食物。 大雅宝胡同另一头的转角是间家庭面食铺，早上卖豆浆、油条、大饼、火烧、糖饼、薄脆，中午卖饺子和面食；后来几年的“资本主义改造”，停了业。有时街头相遇，寒暄几句，不免相对黯然，这是后话。 北京东城，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 我一家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但我们很满足。我所尊敬的许多先生都住在同样水平而风格异趣的房子里。学院还有几个分布在东西城的宿舍。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甲二号门口小小的。左边是隔壁的拐角******墙，右边一排老灰砖墙，后几年改为两层开满西式窗眼的公家楼，大门在另一个方向，而孩子们一致称呼它是“后勤部”大院，这是无须去明白的。 我们的院子一共是三进，连起来一长条，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小雅宝胡同往西走几步向右一拐就到了禄米仓的尽头；“禄米仓”其实也是个胡同，省下胡同二字叫起来原也明白。只是叫大雅宝和小雅宝时却都连着胡同，因为多少年前，前后胡同出了大小哑巴的缘故。 禄米仓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那里有粮店，菜站，油盐酱醋，猪、牛、羊、鸡、鸭、鱼肉店，理发店和一家日用杂货店。还有一座古老的大庙，转折回环，很有些去处。可惜主殿的圆形大斗穹，听传说被旧社会好事贪财、不知轻重的人卖到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去了。更听到添油加醋的传说，那些大斗拱材料被编了号，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地存在仓库里，根本没有高手能把它装配起来。我们当时还很年轻的国手王世襄老兄恰巧在那儿，得到他的点化，才在异邦重新跟惊讶佩服的洋人见了面。 那座庙是个铁工厂，冶炼和制造马口铁生活用具，油烟和电焊气味，冲压和洋铁壶的敲打，真是古联所云：“风吹钟声花间过，又响又香”的感觉。 wＷ w.xia oshuotxＴ.Ｃom 邻居们 小说^t*xt-天.堂 甲二号宿舍有三进院子。头一个院子，门房姓赵，一个走失了妻子的赵大爷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大福生子和八岁的儿子小福生子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女儿乖，大小儿子十分创造性的调皮。 第二家是单身的陆大娘，名叫陆佩云，是李苦禅先生的岳母。苦禅、李慧文夫妇和顽皮的儿子李燕、女儿李健住在隔壁。门口有三级石阶，面对着一块晾晒衣服的院子。路 过时运气好，可见苦禅先生练功，舞弄他那二十多斤重的纯钢大关刀。 第三家是油画家董希文，夫人张连英是研究工艺美术的，两夫妇细语轻言，沉静而娴雅。大儿子董沙贝，二儿子董沙雷，小女儿董伊沙跟我儿子同年。沙贝是个“纽文柴”，小捣蛋；沙雷文雅。我买过一张明朝大红木画案，六个人弄了一个下午还不能进屋，沙雷用小纸画了一张步绪图，“小娃娃懂得什么?”我将他叱喝走了。大桌案露天放了一夜。第二天，老老实实根据沙雷的图纸搬进了桌子。沙雷长大后是个航空方面的科学家。沙贝在日本，是我一生最中意的有高尚品味的年轻人之一。我们一家时时刻刻都想念他，却一直不知道他生活得怎么样。 第四家是张仃和陈布文夫妇。张仃是中国最有胆识最有能力的现代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开拓者。他身体力行，勇敢、坦荡、热情而执著地拥抱艺术，在五十年代的共产党员身上，散发着深谷中幽兰似的芳香。夫人陈布文从事文学活动，头脑黎明般清新，有男性般的愤世嫉俗。和丈夫从延安走出来，却显得十分寂寞。布文是“四人帮”伏法以后去世的，总算解开了一点郁结；可惜了她的头脑和文采。 数得出他们的四个孩子：乔乔，女儿；郎郎，大儿子；大卫，二儿子；寥寥，三儿子，跟我们的关系最好。寥寥跟我儿子黑蛮同在美术学院托儿所低级班，每天同坐一辆王大爷的三轮车上学，跟儿子一起叫我妻子做“梅梅妈妈”。想到这一些事，真令人甜蜜而伤感。 大卫沉默得像个哲学家，六七岁，有点驼背，从不奔跑打闹。我和他有时静悄悄地坐在石阶上，中午，大家午睡，院子静悄悄，我们就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文学问题。他正读着许多书。 郎郎是一个非常纯良的孩子。他进了寄宿学校，星期天或寒暑假我们才能见面。他有支短短的小竹笛，吹一首叫做《小白帆》的歌。他善良而有礼，有时也跟大伙儿做一种可原谅的、惊天动地的穿越三大院的呼啸奔跑。一般地说，他很含蓄，望着你，你会发现他像只小鹿，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 妻子曾经说过，写一篇小说，名叫《小白帆》，说这一群孩子“将来”长大的合乎逻辑的故事。不料匆忙间这些孩子们长大了，遭遇却令我们如此怆然。 郎郎在“文革”期间脚镣手铐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之后分组讨论枪毙不枪毙他。我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我逃到北海，一进门就遇到王昆，她的孩子周七月那时也要枪毙。我们默默地点了头，说声“保重”，擦身而过。那天雪下得很大，登临到白塔山头，俯览尘寰，天哪!真是诉不尽的孤寂啊! 乔乔原在儿童剧院，后来在云南，再后来到国外去了。一个女孩走向世界，是需要强大的勇气和毅力的。她开阔，她对付得了! 只有那个沉默好学的大卫，自从上山下乡到了庐山之后，近二十年，一直没有过下山的念头。他是几十万分之一的没有下山者。我许多年前上庐山时找过他，那么超然洒脱，漠漠于宁静之中。 他们家还有一位姨娘，是布文的姐姐。她照顾着幼小的寥寥，永远笑眯眯，对一切都满怀好意。 过了前院还不马上到中院。中间捎带着一个小小天井。两个门，一门曲曲折折通到张仃内室，一个是张家简陋的厨房。说简陋，是因为靠墙有个古老的长着红锈的浴盆，自来水管、龙头阀门一应齐全，通向不可知的历史那里。它优越而古老，地位奇特，使用和废弃都需要知识和兴趣，所以眼前它担任一个很谦虚的工作——存放煤球。 中院第一家是我们。第二家是工艺美术家柳维和夫妇和他们又小又胖的儿子大有。第三家是程尚仁夫妇，也是工艺美术家，女儿七八岁，清秀好看，名叫三三；三四岁的儿子，嗓门粗而沙，大眼睛，成天在屋子里，让我把他的名字也忘了。 一个大院子，东边是后院袁迈夫妇的膳房，隔壁还有一大一小的屋子住着为袁迈夫妇、后来为彦涵夫妇做饭的、名叫宝兰的女青年。 院子大，后来我在李可染开向我们中院的窗前搭了个葡萄架，栽了一大株葡萄藤。在底下喝茶吃饭有点“人为的诗意”。 然后钻进左手一个狭道到了后院。东南西北紧紧四排房子。不整齐的砌砖的天井夹着一口歪斜的漏水口。左边再经一个短狭道到了后门。 南房一排三间房子，两间有高低不平的地板，一做卧室，一做客厅；另一间靠东的水泥地的窄间是画室，地面有两平方尺的水泥盖子，过去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藏发报机的秘密仓库，现在用来储放大量的碑帖。每间房的南墙各有一扇窗，透过客厅的窗可看到中院我栽的葡萄和一切活动。 这就是李可染住了许多年的家。 西边房子住着可爱可敬的八十多岁目明耳聪快乐非凡的可染妈妈李老奶奶。 东房住着位姓范的女子，自云“跟杜鲁门夫人吃过饭”。她爱穿花衣，五十多岁，单身。 北房原住在前面说过的袁迈一家，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袁季，二儿子有点口吃的叫袁聪，三女儿可爱之极，名叫袁珊，外号“胖妹妹”，和我儿子也是同年。袁家的两个儿子长得神俊，规矩有理，也都成为我的喽。后来工艺美术系扩大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属于这个系统的人才都搬走了。搬走之后住进一家常浚夫妇，原在故宫工作，新调来美院管理文物。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三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叫万石，二儿子叫寿石，三女儿叫娅娅，都是很老实的脾气。常家还带来一位约莫八十来岁的驼背老太太做饭，从不跟人多说句话，手脚干净而脾气硬朗，得到大家暗暗尊敬。 隔壁有间大房，门在后口窄道边，原住着木刻家彦涵、白炎夫妇和两个儿子，大的叫四年，小的叫东东。四年住校，东东住托儿所。四年是个温顺可人的孩子，跟大福生子、李燕、沙贝、沙雷、郎郎、袁季等同龄人是一伙。东东还谈不上跟大家来往，太小。 彦涵后来搬到鼓楼北官坊那边去了。接着是反“右”，这位非常杰出的木刻家对几十年来所受到的委屈，倒是一声不响，至今七十多岁的人，仍然不断地创造崭新风格的动人而强大的作品。 彦涵走了以后搬来陶瓷大家祝大年夫妇和三个孩子。大的叫毛毛，小的叫小弟，更小的女儿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小弟太小，毛毛的年龄在全院二十多个孩子中间是个青黄不接的七岁。大的跟不上，小的看不起，所以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或是在大群孩子后面吆喝两声。他是很聪明的，爸爸妈妈怕他惹祸，有时关他在屋子里，便一个人用报纸剪出一连串纸人物来，精彩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祝大年曾在日本研究陶瓷，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一位有意思极了的人。好像身体虚弱，大热天肚脐眼到胸口围上一块仿佛民间年画上胖娃娃身上的红肚兜，其实能说能笑，不像有病的样子。可能是漂亮夫人细心照顾、体贴入微的部分表现。 有一天夫人不在家，吃完午饭，祝大年开始午睡，那位不准外出的毛毛一个人静悄悄地在地板上玩弄着橡皮筋，一根根连成十几尺的长条。祝大年半睡半醒，间不以为意，眼看着毛毛将长条套在一个两尺余高的明洪武釉里红大瓶的长脖子上，跪在地上一拉一拉，让桌上的瓶子摇晃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大瓶子从桌上落在地面，这个价值连城的瓶子发出了心痛的巨响，祝大年猛然清醒已经太迟……虽然他是位大藏家，仍肯定会长年地自我嘲笑这件事。 祝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珍惜的东西他也看得开，精于欣赏，勇于割舍。我不敢问起“文革”以后他那些藏品哪里去了。他曾经是个大少爷，见得太多，豁达成性，大概无所谓…… 大雅宝甲二号的夜晚各方面都是浓郁的。孩子们都躲进屋子，屋子里溢出晚饭的香味，温暖的灯光混合着杯盘的声音透出窗口，院子里交织着甜蜜的影子。这是一九五三年，春天。 www。xiaoshuotxt。com “我们大雅宝” 。小＿说＿txt天堂 和可染先生夫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年初的一个什么会上。我给了他几支英国水彩赭石颜料，这东西画人物皮肤很见效，比眼前的中国颜料细腻。他一直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没有机会听到他说是否好用的消息了。 对于他们的孩子，我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尊敬，信赖。猛然遇见我时会肃立认真地叫一声叔叔。大雅宝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这样，这不是一般的关系。郎郎、大卫、寥寥 、毛毛、小弟、沙贝、沙雷、伊沙、袁季、袁聪是这样，小可、李庚更是这样。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 “文革”以后除了被国家邀请与作人、淑芳先生夫妇，可染、佩珠先生夫妇，黄胄老弟夫妇住在一个好地方画任务画之外，记得只去过可染先生家一次。 为什么只一次?只是不忍心。一个老人有自己特定的生活方式、创作氛围，一种艺术思路的逻辑线索。不光是时间问题。客人来了，真诚地高兴；客人走了，再回到原来的兴致已不可能。不是被恶意地破坏，不是干扰，只是自我迷失。我也老了，有这种感受，不能不为他设想。 不过十年以来，倒是在我们家有过几次聚会。那是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国外，放暑假回家，请伯伯、伯母们吃一次饭。照例约请可染夫妇，作人夫妇，君武夫妇，苗子、郁风夫妇，丁井文老兄，周葆华老弟，间或木刻家李少言兄和一些偶然从外地来的好朋友。梅溪做的菜在诸位心目中很有威信。大家一起也很好玩，说笑没有个尽头。到了晚上九点十点，车子来接他们回家了，都不情愿走，可染和作人两位老人还比赛划拳，谁输谁先走。一次杨凡老弟恰巧也在，照了不少相片。 “世上无不散的筵席”。孩子都长大了，伯伯、叔叔们一天天老去，虽明白这是常规常理，却不免感慨怆然。 和可染先生夫妇多次谈到大雅宝胡同的每一件零碎小事，他们都那么兴奋，充满快乐的回忆，说我的记性好，要我快些写出来。当然，他们是希望通过我的回忆重温那一段甜美的生活的。我答应了，我以为可染先生会起码活到九十岁，“仁者寿”嘛!不料他来不及看我的这些片段了。惟愿有一天把这篇文章祭奠在他的灵前…… 当然，我还要请读者原谅我这篇文章的体例格式。我是为了活着的李可染而写的，是我们两家之间的一次聊天，回忆我们共同度过的那近十年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生活。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文汇报》用江纹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谈叶浅予先生的文章时，人家问起他，他就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写的!”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 如何如何…… 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更来得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www/xiaoshuotxt/c o m 可染与白石老人 小*说**t*xt**天*堂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惟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www/xiaoshuotxt.co m 几件趣事 　小＿说txt天＿堂　 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 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萧长华、盖叫天。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头子搀扶出去。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成的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国开画展。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妈妈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岁的人，满院和人聊天。要说些秘密的私房话时全院子都听得见。魁梧，满面红光，大声“哈哈”地笑，她和我们是知己，喜欢梅溪和孩子，喜欢喝我们家的茶。 她身体是这么好。因为满院乱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过道里，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这还得了?尤其她是那么让人衷心喜欢的老太太。急忙地送进医院。当我们从街上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为再不会见到她。 一个多星期，门外李奶奶大叫：“黄先生!黄先生!黑蛮的爹!”我们真不能相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进了门：“黄先生!哈哈哈!没事。就是脸摔得难看，真不好意思见人，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找李可染不知什么事，中院没有，他客厅和画室都没有，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我往外便跑，只听见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 大家在一起说到那天的狼狈时，李老奶奶指着可染说：“他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 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他讲笑话的本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讲的笑话简练、隽永、含蓄。说的时候自己不笑，别人反应出大笑来时，他才跟着一起大笑。我在别的文章曾经引用的一则笑话，就是他说的： “一个胆小鬼遇见蛇，大吃一惊；另一个朋友说：‘有什么好怕?它又不是青蛙!’” 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 w w w/xiao shu otx t.com 孩子们 　小＿说t?xt＿天堂 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wＷw。xiaoshuo txt.coＭ 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小说-txt天堂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 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连裤子都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当然受到责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给他用断锯条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当然可以。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起来。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校门口有小敲小打的锣鼓。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恳的锣鼓声送走了。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只又一只，几十只羊集中在一个羊圈里，眼看着前一只同类被宰完，第二只自己就会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来…… 被宰割已经成为天性的时候，反抗和逃亡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人啊! 李可染这个画家是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的。中国有了他，也光彩许多。 对于眼前的中国画家，在他们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词往往太过奢侈，紊乱了欣赏价值。 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他画作的质量，二是他开展新局面的功绩。 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次的可能性得到证明，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两位这样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体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那么融洽，那么顺手，令我们得窥千年来绘画中所谓“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实是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山亦何尝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可染先生夫妇是我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他的第一个南方写生画展，登在《新观察》杂志上，我荣幸地写出第一篇评介他的艺术创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几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对我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况下，写一些往事作为纪念。 这是他生前几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会记得的。 www-xiaoshuotxt-c o m 到苗子郁风家讨债 小 说 t xt 天 堂 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假 定)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w w w.x iaoshu otx t.c o m 坐牢都要结伴 ！小＠说＃txt＄天＾堂＆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芳嘉园也是原先讲究而后来倦慵了的院子，那一架难忘的紫藤花至今安在?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 “‘……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真是少有。 每次上芳嘉园看郁风和孩子，我都不敢提一声“东北很苦”。其实也用不着说，郁风知道。她生来就是个“开朗种子”，我了解，要哭，她会一个人躲起来大哭一场。现在她是家中的主帅，一哭一乱，阵脚就稳不住。而大哭一场的地方当时确实不好找，哪儿都是人来人往。 我那时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的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 为了太阳， 我才来到这世界! 哭得像小孩子。哭完就算，好人一个! 多少年后苗子回来了。我大雅宝的屋子黑，他走进来我真以为闯进一个讨饭的。认准是他，喜从天降，抱了抱他，我就近坐在凳子上，好一阵说不出话…… 天啦!谢谢您了!“绝塞生还吴季子”!(不久，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苗子给我出了很多主意。把他的一盒读书卡片借给我，抄在我的卡片上。原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那时四十岁，力气正足，刻二百幅三十二开大小的木刻算不得一回事。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 那年月，老是不安定，老是离别，老是身不由己的分心。 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于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有时我装病说上医院挂号，有时干脆开了半月假条待在家里，有时我想念苗子郁风，就上芳嘉园。他们是剩下不多的，用不着事先设防，不出卖人，讲点真心话的朋友。 见面不会雀跃，但总是打心里欢喜。有时话多，有时和往常一样谈个不休；有时呢，他听到一个与我有关的坏消息，我坐不住了，心跳不止，得赶快回家。回家又能怎样呢?还是回去好。一路上像淋了一身水那样地不自在。遇到这种情况总要好几天才缓得过来。 记得一次是给他弄到把大紫砂茶壶，并且还得意地用葡萄藤弯了根大提梁。一次是兴冲冲地买了一条几斤重的活鱼…… 进了院子，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向我摇摇手，轻声告诉我： “他们两人被抓走了!” “孩子呢?” “在张妈妈那里!”张妈妈就是光宇夫人。 “奇怪!”我想，“两人好成那个样子，连。” 又是个七年。 www.xiaoshuotＸt，coＭ 你俩招谁惹谁了？ ?小xiaoshuo说txt天堂 我听说苗子回来了，去找他，他高卧在床。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噫唏! 自从那天到现在，从没听苗子说过那七年是如何过来的。 郁风呢?倒是很有两下。初到的犯人按规矩是要吃一点老犯人的下马威的。郁风不明事理，她不买账，居然选了个“制高点”给了那家伙几下狠的。郁风，真有你的，你哪儿练的?没想到还有这两手! 从此天下太平。 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也不自在。每天从火车站边罐儿胡同步行到学校大约三里地。我贪婪地享受大清早这一段自由的散步。已经是秋天了，天这么蓝，长安街人行道上高大的白杨树下满是落叶，金黄、焦脆，一步步发着寥落的响声。经过“二流堂”旧址时总要放慢脚步，轻轻地打心里问一声： “季子平安否?”比起他们，我可是平安多了。 来到学院门口，从提包里取出马粪纸做的“牛鬼蛇神”牌子挂在脖子上，低着头，走进“牛棚”。…… 好久好久，两口子被放出来了。很快地又和常人一般。 两个七年加起来就是十四年。你们惹了谁啦?只不过是在重庆时热情接待过、照顾过一个女人。陪她聊、陪她玩、陪她医牙…… 哎呀!我们躲她都来不及，你们还有胆子惹她?你看，她几十年后想起你们来了。她当时跟你们聊的什么话不可能完全记得住，只是认准了你们记得住，于是她说了这么一句： “苗子郁风这两个人很坏!” 因为做过一次殷勤的主人，你们就失掉了宝贵的十四年。 生活重新开始，苗子郁风兄嫂啊!我相信好心人是改不了好心的毛病的。嘿!不改也罢!人就是人嘛! 这女人当然不单是折磨了你们两个人，浪费了你们的青春。她伟大得多，她骚扰和浪费了整整半个世界。中国，东南亚…… 人总爱健忘。人不应该健忘。魔鬼们总是时常钻我们健忘的空子。 仔细想想这几十年，我们最年轻力壮的时代。宋朝王观有半阕《红芍药》词写得好： 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 …… (下半阕观点不对，解决的办法是吃、喝、玩、乐，没有出息。) 就王观词中算的细账，人的的确确只有宝贵的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间，反胡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下放……花了我们多少时间?那所剩就无几了! 所以你们两位的画展就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挣扎出来的作品，是苦难的印记。 “安居乐业”四字可以冲口而出，但得来不易。你们今天能高高兴兴开画展，而我为你们的画展大着嗓门骂街；那婆娘如还在朝，我们敢吗? 让观众慢慢地去欣赏你们的作品；再从我这里认识你们的人品。即使我说得肤浅。 祝贺你们的画展成功! 1987年12月18日于北京南沙沟 ww　w.xＩaoshuotxt.。com 《比我老的老头》：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小／说＼t＝xt＊天＾堂％ 《比我老的老头》 作者:黄永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7月 一代“鬼才”黄永玉 黄永玉，1924年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幼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出版过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大艺术家黄永玉眼中的大艺术家是什么样的呢？80岁的黄永玉老人在这本散文新作《比我老的老头》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 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一代“鬼才”黄永玉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 黄永玉老人与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在漫长年代的相遇、相识、相知中，发生了很多鲜为人知的逸事，一路娓娓道来，著者莞尔，读者会心。微笑之后，最值得细细品味的，还是大师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对于这些文化大家，黄老下笔轻松而诙谐。没有粉饰，不见追捧，都是些小事情，被黄老写来却情趣盎然。比如他写钱钟书：“钟书先生活了88岁。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的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这些比黄老还老的老头们，其实不老。即便是寥寥的两三千字，却写出了足够的精神。 常常揣测，80高龄的黄老，在追述与比他更老的“老头”之间的往事时，是何心情？或许他只是想完成个人人生的一次照相？然而由于记述者与被记述者的身份，这本书却有了历史回顾般的别样重量。本身便是大艺术家的黄老，在观察与追述另外的艺术大师时，自是别具风仪，笔下从容，宛如高山对高山的致意。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合上书卷，会看到黄永玉先生写在封底上的这段充满了诗意的感伤的话。于是，你也会为自己终于没有错过书中的这些老头儿感到由衷的幸运。 在采访中，本书责任编辑应红谈到，这本书的封面题字和黄永玉的漫画像均出自黄老自己之手。书中还配有他画的插图十余幅，文图辉映，珠联璧合。而这些本身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艺术佳品。苏凌 黄永玉自述 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 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涎皮赖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 黄永玉年表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 1940~1941年手印木刻集《烽火闽江》(25幅)，王淮作序。 1942~1943年执教福建长乐培青中学，从事木刻创作，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 1944~1945年在江西信丰为诗人野曼、彭燕郊、黎焚薰的诗歌刻插图，在寻邬县举办个人风景画展。 1946年在福建南安芙蓉村国光中学任教，刻芙蓉村风景11幅。 1947~1948年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涯先生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任教于上海闵行县立中学。先后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随画家张正宇、陆志庠先生赴台湾编辑创作《小食摊》、《按摩女》、《牛车》石刻《杵歌》等。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做自由撰稿人，任电影编导(《海上故事》、《儿女经》)。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49~1966年二次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参加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木刻《劳军图》。经严庆树、罗承勋先生介绍，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回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先后任讲师，版画系副教授、教授。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顾问。创作森林建设组画邮票四枚。在美协美术馆举办西双版纳写生展。 1977~1991年在广州举办个人水墨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创作设计金猴邮票。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伯豪森举办个人画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东方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永玉三记》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水浒》人物画展。在台北翰墨轩举办《水浒》人物画展。 1992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 1995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 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永玉》出版。 www/xiaoshuotxt/c o m 《比我老的老头》 那些浸润饱满的果实 小说-txt天堂 在书店里看到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首先吸引我的是封面的题签，要知道，不是每一个画家都能写一手好字的。 肯定有写钱钟书的那篇《北向之痛》，果然，它就被编者放在第一篇。前几天我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内心的感受简直是震撼。很羡慕作者与钱先生为邻，在“夫子宫墙”之内，更敬佩他“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相距200米的路，20年来只去探访过 一两次。这种想法似乎是作者做人的一个基调，虽然黄永玉自己也堪称一代大师了，但他尊重比他老的那些老人的时间和情感，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懂事”，可惜这样懂事的人不多了。 更震撼我的是写表叔沈从文的那些“碎屑”，这些看似凌乱无规则的碎屑，却比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显得更完整，更能直刺人心。然而，“碎屑”我有啊，就在《沈从文印象》里。《比我老的老头》全书才200余页，“碎屑”就占去了近三分之一。这倒让我犹豫了，买还是不买呢，家里的书已经多得不能尽立于书架上，需要添置的是书架而不是书啊。 还是买了，成年以后再浏览书林，不再觉得遍地珠玑，又有多少书能一下子打动自己呢？ 黄永玉这个老头写东西真是不错，看似散漫和啰嗦，读着却有味道。比如写陆志庠，抗战时期那么动荡的岁月，因为有如此生动的陆志庠以及其他师友的烘托，读来竟感觉日子如黄金一般灿亮。比如写张乐平，前半段简直是作者少年时代的行乐图，那个“胖，力气大，脾气好，能打架，有钱，而且是个孝子”的同学李尚大一点也不比文中的主人公逊色。 也有遗憾，评《黄河十四走》的那几段文字看着真让人着急，“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等等等等，这么好的一本书，究竟里边写了些什么啊，除了知道黄老头对这书高度评价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知道你就喜欢那些老头老太太。”一位朋友如是说。“有文化的老头老太太。”还没等我露出反驳的表情，对方又补充说。这有什么不好吗？听一个老人叙事，比听一个年轻人讲同样的故事感觉要饱满得多；若是个有文化的老人，听者自会更感受到一种悠然之气。 “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作者这话有点悲观了，这些老人不是干果，是外表干瘪内里却浸润饱满的累累硕果啊。 《比我老的老头》/黄永玉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定价：23.00元 www/xiaoshuotxt/c o m 黄永玉一个人怀念一群老头 小，说［t.xt［天堂｝ 80岁的黄永玉先生老树发新芽，新作《比我老的老头》将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廖冰兄、黄苗子等友人一一细数，风趣的语言、不羁的插图仍是一贯的黄氏风格。 该书自七月出版至今已再版一次，目前许多书店都已售罄并等待第三次印刷。一个本该属于上个世纪的老头儿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 几天前记者远赴京郊，对黄老进行了独家采访。现场 万荷堂主独乐狗窝 黄永玉曾戏言道“小屋三间，坐也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右看是她”，事实上他常住的家就有四个：北京的万荷堂、湖南凤凰的夺翠楼、意大利的无数山庄以及香港的小居，从网上陈列的图片看，每个家都是一件大师级艺术品。 穿过初秋的薄雾和开阔的绿野，一片青砖吊角的仿古建筑海市蜃楼般出现在视野中，仿佛一首偶然遗落在华北大地上的江南小令，两扇敦厚结实的大门和满壁绿萝将尘世喧哗隔绝在外，这便是有名的万荷堂了。 随着拍击大门的声音，有犬吠之声如雷响起，有人打开一扇门，未见其人，先见两条狗敏捷地探出了头。待被领进大门，才发现通向正屋的青石路上有十几条种类各异的狗或坐或卧，有的肥壮如熊，有的精明似狼，此时都警觉地起身围住我们狂吠不止，有的还立起前腿搭在人肩上。 走数十米，一道大门将狗们关在外面，豁然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世界，除了花香鸟语就是蟋蟀的低唱，左手是书房，右手则是题为“夫子居”的会客室。黄先生的儿子黑蛮为了筹备父亲的画展特意从香港赶到北京，个性随和善良的他早笑盈盈地为我们打开“夫子居”的门道：“先生正等着呢”。突然觉得脚后跟有些痒，“矮大，出去，你怎么进来了？”原来一只类似沙皮狗的家伙一直尾随在后面。黑蛮说黄先生酷爱狗，各个家里无不有狗，且一养就是一二十只。 屋子格外高大，一扇拱形透明天窗将这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大屋子隔为会客与卧室两个区域，有淡淡的雾气若有似无地透进来。屋内的陈设让人目不暇接，一柜子战国时期的古陶、雕花隔扇、超级大的金丝楠木床、自绘的近十米长的荷花图、意大利宫廷青铜吊灯、低矮的宋朝款式桌椅…… 正打量着，一手拿着烟斗的黄老快步迎了过来，洪亮的声音、有力的握手让你丝毫不用担心这位八十岁老人的健康。我们笑言这足有六亩之地的万荷堂可比过去的地主还阔绰，老人爽朗地乐了：“我这其实是狗窝。本来在三里河有套房子，之所以又在北京建这个家，当初完全是为了我的狗。我当时有两条狗，因为是外国血统，都长到了三百多磅，实在没地方养它们了，就托朋友在京郊买块地盖几间房，没想到越盖越大，最后这儿也舍不得，那儿再添一间，就成了现在这样。”对话 ●有感而发—— 朋友故去，写作是为了怀念 记者：您现在的这本书非常畅销，有人说卖的是书名，您怎么看？黄永玉：其实出这本书只是因为手头有足够的文字了，刚好编辑又在约，就结成集子出了。我自己其实一点也不知道什么书好卖，人们都在看什么。老朋友走得越来越多了，我写稿多是因为要怀念他们。至于书名，《比我老的老头》是我想出来的，后来又想改叫《让我们一起变老》，可是出版社说原先的好，就留着了。 ●自我感觉—— 我自己就是一只蚂蚁，连蜜蜂都不是 记者：在书中您写到的都是长您14岁的钱钟书和张乐平，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中地位非凡，与他们相比，您如何评价自己？ 黄永玉：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蚁，连一只蜜蜂都不算，蜜蜂还能酿蜜呢，而我一天到晚像个工蚁一样在画画写字。我认为人应该以自己的良知为道德底线勤奋地工作。要说贡献其实每个人都在做，我画画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没什么两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就是快乐的，再说画画还有钱赚，怎么能说是贡献呢？ 记者：杨绛先生出了新书《我们仨》，您这么多年又见过杨绛吗？ 黄永玉：好多年没有见过了。我曾与钱钟书一家住过一个院子，我只去过他家一次，是因为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宝贵了，一家四口人都戴着眼镜在那儿做学问，是最忌讳被打扰的。每逢家乡带来些新鲜的笋、茶叶或豆瓣什么的，我都会给他们带上一些，并写个字条，放在他家门口，然后敲敲门我就走了。我现在要是登门说“杨绛先生我来看您来了”，有什么用呢？人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家乡与我—— 风景美，诉诸文学出作家 生活苦，付诸战争出将军 记者：湘西出了那么多包括您和您表叔沈从文这样的名人，您怎么看待湘西文化？ 黄永玉：其实湘西文化也没人们想像的那么神秘丰厚，有两点可能比较影响当地的人，第一就是风景秀美，第二就是穷，这两点都容易让人产生幻想，前者让人诉诸文字，产生了作家，比如沈从文；后者让人去奔命，去找新的出路，就参军打仗成了将军，比如沈从文的爷爷，他就是个领兵打仗的大将军。 记者：现在正在做什么？ 黄永玉：我的家乡酒厂写了一篇宣传酒的文章，拿来让我看了一下，本来我不想管，后来觉得他们写得实在是既摩登又幼稚，便决定写一篇关于酒文化的东西。 ●谈画价—— 没人买我就放着 记者：据说当时你为湘泉酒和酒鬼酒设计的两种酒瓶，转让费就付给您1800万，您怎么看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你的画如何定价？ 黄永玉：不仅是酒瓶设计的费用，主要是我为他们做了大量宣传策划，之前甚至还投入了许多钱给他们，因为当时酒厂穷，要到北京来做宣传又没钱，我就把自己当年设计猴票的钱给他们寄去。后来酒厂效益好了，他们便主动要求付给我费用，与知识产权无关。 我的画当然是要卖钱的，否则今天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我没有别的收入。至于定价，我想定多少就是多少，我不管市场不市场，没人买我就放着。 记者：您已经80岁了，有没有打算封笔？ 黄永玉：我现在过的是完全自由式的生活，像游泳有时用蝶泳、有时蛙泳、有时仰泳。多数时间我是在画画，从现在至明年年底，有四个画展分别要在北京、长沙、广州、香港举办，然后我就不画画了，只专心写东西。因为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说不定哪天突然趴在桌子上或倒在地上就死了，文章没写完有点可惜。 ●未来—— 像上帝一样用怜悯的眼光看待尘寰 记者：在《比我老的老头》中，您记述了很多“文革”中的人和事，您也蹲过牛棚，如今虽然很享受生活，但毕竟那是不忍回首的十年，您如何看待那段岁月？ 黄永玉：今天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那段日子，甚至都没必要用文字再记录了，要像上帝看待尘寰一样用怜悯的眼光来看，什么苦难不苦难，人类历史上不止这一段是坎坷。人不能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去诅咒有什么意义？ ●黄眼看人—— 最欣赏苏雪林张大千 一直以为张爱玲是黄色小说作家 记者：海外华人作家您比较欣赏谁？ 黄永玉：作家里面我比较欣赏苏雪林，可惜她的书卖得并不好，她一次还写信给我说为什么她的书卖不动，要我帮帮她，我又能怎么帮？她活了101岁去世了。 画家里面我认为张大千很了不起。 记者：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在上海生活过，怎么看待张爱玲？ 黄永玉：我知道她很有名，但她的书我没读过，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一直认为她是黄色小说作家。哈哈……看来不是这么回事。采访按预期的一个半小时结束，黄老还意犹未尽，“走，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的家吧。” 推开另一扇雕花门，便进入了书房，六根粗壮的金丝楠木当门而立，两个孔雀蓝的大字“六根”(取清静之意)赫然眼前。看得出老人非常得意于这间容纳一百人都绰绰有余的书房。“你看，我现在直接在这面墙上作画，有一回我登着梯子正画着摔了下来，手中的颜料居然一点也没洒出来。哈哈……” 推开另一道厚厚的门，逾一亩大的荷塘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是初秋早已没有了映日荷花，但苍翠的荷叶掩映着或低垂或高扬的莲蓬，如一幅清淡的秋荷图。四条如熊般的大狗自然又趴在主人身上呜呜闹着撒欢，黄老的衣服上已是条条土痕，他却只是微笑地像抚着孩子一般嗔道：好了好了。“送几只莲蓬给你们吧。”老人弯腰去掐几枝岸边的莲蓬放在每个人手中，过于用力，有一次险些跌倒。 终于要告别了，短短的两个小时竟有些依依不舍。一直阴着的天渐渐亮了起来，挥手道别，老人正抬眼相望，心中怅然想到：但愿还能有机会再见。(李冰)背景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wＷ w.xia oshuotxＴ.Ｃom 黄永玉记 小?说?txt?天堂 文/朱伟(三联生活周刊总监) 1985年应红大学毕业后到《文艺报》当记者，与我同在一个作家协会，后来搬到同一个楼的同一层，我读到她写过的一些清秀润泽的报道。这两年离开报社到出版社，她在今年内连续出了两本黄永玉的书。先是《黄永玉大画水浒》，照顾我还有一点文人味道，送我一本毛边书。再接着就是刚出来的《比我老的老头》。我问应红，这么急迫给黄先生出书，你 喜欢黄先生什么？答曰：第一是认真，许是当年刻木刻培养，老头做什么都像木刻一样，一刀刀都刻得特别仔细。第二是勤奋，这么大年纪，还天天早上一起来就画画，一丝不苟。第三是他的文字，大家都知道他的画而不知道他的文字。黄先生的文字，我先读过三联出的《永玉六记》，三本水墨三本线描，每一种画与文字在“俯拾皆是，不取诸邻”中都透着放任与放肆，又时时有“雾余水畔，红杏在林”之感。随后是《从塞纳河到翡冷翠》，我喜好他把自己的尊相与情景作对比，他喜欢自己怒发冲冠或者张牙舞爪的样子，一点不需要别人很重视的斯文。这几本书的文字多是图说，能感觉到处是睿智与俏皮，知道这“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非常人可以达到，但并未想到先生写成一个长度的文章会是什么景象。事先也听说他称生活中文学排在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绘画排在最后是因为它可以养活前三样。 于是专门用半天时间读《比我老的老头》。读第一篇钱钟书，我惊异于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对另一个比他占有更多知识的人会是那样真挚的仰慕。第二篇张乐平，读到更深的一种感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几十年始终那么美好，那样的饶有趣味，谁能几十年始终看到一种阳光沐浴的景象呢？第三篇从李可染写整个大雅宝胡同，则完全被其中描述的那种集体迷住了——从老到少，全部沉浸在温馨之中。我由此读懂了黄先生今日的“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是在多少厚积之中。他的文字，不是绮丽，不是清奇，不是练达，也不是深邃。那是一种自然而被温暖真情包裹的叙述。一个一个老人的几十年，好像都在这样一种宁静的阳光蕴籍之中，即使最严酷的日子也完全被这阳光耀亮。我读完此书后与应红说，最深的感触是，黄先生看任何一个人，看到的都是其好处，他总在低处，而且中间没有一丝阴影，完全是情性所至。这本书里篇幅最长的是写他的表叔沈从文，也不知怎么反而没有大雅宝胡同、张乐平、许麟庐等那样动人。也许是距离太近，被他表叔过多遮蔽的缘故。 我至今不认识黄先生，倒是有过邀请去见老人的机会，总觉得既不是自然的相遇，也不必一定刻意要去拜见。与黄先生最近的丁聪老先生夫妇倒是很熟。问起沈先生对黄先生的评介，答曰：才华出众、精力旺盛，画画、写文章、做雕塑、还不误盖房子，盖了一处又一处的大房子，我们都觉得他盖房子有瘾。丁先生更是一句话：“没见过这样的人！” 黄先生年轻时先画漫画，然后做木刻，他的木刻真力弥满，很有粗旷的野气。文革时期画过猫头鹰之后，显然入迷于“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的境界。这境界引领他上年纪之后，要不就是最简洁的构线，要不就是最艳俗的泼墨，再加上那种夸张造型的雕塑。几般武艺恣意放浪，最平庸又最睿智的线条与最艳又最冲淡的色调能同时挥洒自如，真所谓“持之非强，来之无穷”。我读到过黄先生说傅抱石的手法，他说傅先生是先洒水、泼墨，等干之后，把它团起来捏成一团；然后再压平，拿笔在上面扫，挂起来找雾、找远近的距离，找水流、瀑布；再把空濛的东西剔出来，加上很小的树、更小的房子与人。他在研究西方现代抽象画之后，比喻说抽象画是“加了各种颜色的锣鼓点子”。他说高更的颜色理论跑到了彩色胶卷之前，蓝颜色与黄颜色合起来是绿的，如果蓝点子与黄点子分开点，老远看绿颜色就动了，跳起来了。而塞尚的形体是一块块堆积起来，以一块块颜色增强体积感。这样聪明的洞见之后，黄先生说他表现的是形体、调子、质感、虚实、纵深关系与他们的运动。他说他表现的就是调子，调子就是深浅，一块一块的颜色，深浅不一的微妙调子，这就是一张画。他说他表现质感，粗的细的，这又是一张画。这种中西杂烩给了他放荡的自如。黄先生到老了，让我佩服的是锐气与气势犹在。经过那么多年沧桑，一个人的野性与棱角似乎无始毫磨损，泼墨酣畅到仍能令一墙走烟连风逼你而来，而寥寥数笔又能“超以象外，得以环中”。而且还是完全真性情，毫无刻意委曲求全之处。 黄先生把他在绘画中追求的境界归结为“清丑顽拙”四个字。我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这四个字中，我体会“顽”是重心。我常听认识黄先生的人说他“好玩”，无论做什么，都是一种顽童心态与一种玩物手段。玩在其中，各色杂等就皆为追寻，一点负担没有；一点负担没有，年龄也就好比悠悠空山回音，在身上留不下什么痕迹，老了老了照样鲜蹦活跳。黄先生说他几十年开过音乐、拳击、摔跤讲座，也讲过地质学、林学与昆虫学，他说他依仗的是“童叟之言，百无禁忌”，认识他的人都说他的好处在不仅童叟，而且身边匆匆流过各色杂等总在有滋有味之中。这童、趣、滋味合在一起，就大雅大俗，生气远出，澹不可收。平时见到黄先生的照片，总是眯缝着或者斜着眼叼着烟斗默然沉思的样子，好像不太轻松而过于高古。他自己说他喜欢烟斗，走到哪里收到哪里，已经积聚近四百个之多。而近日翻到应红的先生李辉记《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一书，见到其中老人像鹰一般弹跳，离地三尺之高的照片，真是可爱得一塌糊涂。问应红，这两者形态哪者更接近黄先生？答曰：他最喜欢的，一是拳击二是赛车，你以为呢？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36期) 80岁的黄永玉先生在散文新作《比我老的老头》中，给我们讲了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的故事。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黄永玉先生用风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 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通过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与这些艺术大师的相遇、相识、相知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黄永玉简介： 黄永玉，1924年出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得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www.xiＡoshuotxＴ.cＯＭ TXT小说天堂 http://www.xiaoshuotxt.com，最有文艺气息的文学网站，手机直接阅读下载请登陆http://m.xiaoshuotxt.com，所有TXT电子书手机免费下载阅读，我们提供给您的小说不求最多，但求最经典最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