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宋〕王禹偁） 【原文】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尔，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偁滴。彻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土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也，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 ——选自《四部丛刊》本《小畜集》 【译文】天道不说话，而万物却能顺利生长，年年有所收成，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掌握四时、五行的天官们使风雨调畅的结果。皇帝不说话，而人民和睦相亲，四方万国安宁，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三公商讨了治国纲要，六卿职责分明，伸张了皇帝的教化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国君在上清闲安逸，臣子在下勤于王事，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贤相名臣善于治理国家的，从皋陶、夔到房玄龄、魏征，是屈指可数的。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劳不懈。早起晚睡为国君效力，连卿大夫都是如此，何况宰相呢！ 朝廷从建国初即沿袭前代的制度，在丹凤门西边设立宰相待漏院，这是表示崇尚勤于政务。当朝见之所的门楼上映着一线曙光，东方还未大亮时，宰相就动身启行，仪仗队的灯笼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驾到，马车铃声叮，富有节奏。这时宫门未开，玉漏声残，侍从撩开车上帷盖，主人下车到待漏院暂息。在等候朝见之际，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有的在想，万民尚未安宁，考虑怎样使他们平安；各方少数民族尚未归顺，考虑怎样使他们前来归附。战事未息，怎样使它平息；田园荒芜，怎样使人们去开垦。德才兼备之人尚未任用，我怎样推荐他们；奸人在朝，我怎样贬斥他们。天时不正，灾害不断，我愿意辞去相位，向上天祷告以消灾灭害；各种刑罚未能息置，欺诈行为不断发生，我将请求修养德行以加强治安。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明入宫。宫门开后，善听各方意见的天子离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见，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世风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这样，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优厚的俸禄，那就不是侥幸而得，而是完全应该的。 有的在想，我有私仇未报，考虑怎样斥逐仇敌；有旧恩未报，考虑怎样使恩人荣华富贵。考虑着金钱美女，怎样到手；车马玩物，怎样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权势，我便考虑如何提拔他们；正直之臣直言谏诤，我便考虑怎样贬谪他们。三时各地报告灾情，皇上忧虑，我便考虑怎样用花言巧语取悦皇帝；众官枉法，国君听到怨言，我便考虑怎样奉承献媚求得皇上的欢心。他为私事思绪纷乱，强自坐着假睡。宫门开了，金殿上龙目四顾，宰相提出建议，皇上被他蒙惑，政权由此而毁坏，皇位也因此而动摇。如果这样，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应该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国之政，万人之命，系于宰相一人，难道可以不谨慎以待吗？还有一种宰相，他们没有恶名声，也没有好名声，随波逐流时进时退，窃取高位贪图利禄，滥竽充数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石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写此文，希望能把它记录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诫执政的大臣。（丁如明） 黄冈竹楼记（〔宋〕王禹偁） 【原文】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清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幹、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小畜集》 【译文】黄冈地方盛产竹子，大的粗如椽子，竹匠剖开它，削去竹节，用来代替陶瓦，家家房屋都是这样，因为竹瓦价格便宜而且又省工。 子城的西北角上，矮墙毁坏，长着茂密的野草，一片荒秽，我因而就地建造小竹楼两间，与月波楼相接连。登上竹楼，远眺可以尽览山色，平视可以将江滩、碧波尽收眼底。那清幽静谧、辽阔绵远的景象，实在无法一一描述出来。夏天宜有急雨，人在楼中如闻瀑布声；冬天遇到大雪飘零也很相宜，好象碎琼乱玉的敲击声；这里适宜弹琴，琴声清虚和畅；这里适宜吟诗，诗的韵味清雅绝妙；这里适宜下棋，棋子声丁丁动听，这里适宜投壶，箭声铮铮悦耳。这些都是竹楼所促成的。 公务办完后的空闲时间，披着鹤氅，戴着华阳巾，手执一卷《周易》，焚香默坐于楼中，能排除世俗杂念。这里江山形胜之外，但见轻风扬帆，沙上禽鸟，云烟竹树一片而已。等到酒醒之后，茶炉的烟火已经熄灭，送走落日，迎来皓月，此亦是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那齐云、落星两楼，高是算高的了；井幹、丽谯两楼，华丽也算是非常华丽了，可惜只是用来蓄养****，安顿歌儿舞女，那就不是风雅之士的所作所为了，我是不赞成的。 我听竹匠说：“竹制的瓦只能用十年，如果铺两层，能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元年，由翰林学士被贬到滁州，至道二年调到扬州，至道三年重返中书省，咸平元年除夕又接到贬往齐安的调令，今年闰三月来到齐安郡。四年当中，奔波不息，不知道明年又在何处，我难道还怕竹楼容易败坏吗？希望接任我的人与我志趣相同，继我爱楼之意而常常修缮它，那么这座竹楼就不会朽烂了。 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撰记。 （丁如明）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 【原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讒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选自《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 【译文】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降级到巴陵当郡守。到了第二年，便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他就重修岳阳楼，扩充其旧有的规模，又把唐代诗人和今人的诗赋刻在上面。叫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 我看那巴陵郡最美的景致，都集中在洞庭湖上。它口中象是含着远山，腹内好似吞吐着长江，浩浩汤汤，无边无岸。清晨阳光灿烂，傍晚暮霭沉沉，气象真是千变万化。这些都是岳阳楼的宏伟壮观啊！前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么，我想说的是，它向北可以沟通巫峡，往南可以到达潇水和湘江，贬谪到边远地区的官吏和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自然风光的心情，能不因各自的遭遇而有所不同吗？ 在那阴雨绵绵、连月不晴的日子里，阴风发着怒吼，浊浪腾空而来，太阳和星星隐没了光芒，高山峻岭掩藏了雄姿。商人和旅客不敢上路，帆樯被吹倒，船桨被折断。傍晚时节，一片幽暗，虎在咆哮，猿在哀鸣。此刻登上这座楼啊，便有离开故国、怀念家乡、担心讒言、害怕攻讦的情绪涌上心头。举目一片萧条冷落，不禁感到无限悲凉了。 到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节，湖上风平浪 静，天光水色，在万顷碧波之上连成一片。沙鸥或飞或停，锦鳞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滩上的幽兰，摇曳着茂盛的花叶。于是漫天烟雾，扫荡一空；皓皓明月，清辉千里。水面上浮动的光圈，象跳跃着万点金星；月影停留在静止的水中，又象是一块圆圆的玉璧。渔船上飘来此唱彼和的渔歌，悠悠扬扬；这是多么快乐啊！此刻登上这座楼，便觉得心情开朗，精神愉快，可以暂时忘记一切荣誉和耻辱，当风举酒，真是喜气洋洋啊！ 可叹哪！我曾经琢磨过古时候志士仁人的内心，也许与以上两种心情有所不同吧。为什么呢？他们不因为外物的影响而感到可喜，也不因为自己的遭遇而觉得悲哀。居于朝廷的高位，则为他们的百姓担忧；退身于辽远的江湖，则为他们的君主忧虑。这真是进也忧，退也忧。那么什么时候才会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还将崇敬谁呢？ 时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 （徐培均） 朋党论（〔宋〕欧阳修） 【原文】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团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胡中行） 　 释秘演诗集序（〔宋〕欧阳修） 【原文】予少以进士游京师，因得尽交当世之贤豪。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 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予疑所谓伏而不见者，庶几狎而得之，故尝喜从曼卿游，欲因以阴求天下奇士。 浮屠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 夫曼卿诗辞清绝，尤称秘演之作，以为雅健有诗人之意。秘演状貌雄杰，其胸中浩然。既习于佛，无所用，独其诗可行于世。而懒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曼卿死，秘演漠然无所向。闻东南多山水，其巅崖崛峍，江涛汹涌，甚可壮也，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我年轻时因考进士寄居京城，因而有机会遍交当时的贤者豪杰。不过我还认为：国家臣服统一了四方，停止了战争，休养生息以至天下太平了四十年，那些无处发挥才能的智谋雄伟不寻常之人，就往往蛰伏不出，隐居山林，屠宰贩运，必定有老死其间而不被世人发现的，想要跟从访求他们，与之结交而不可得。后来却认识了我那亡友石曼卿。 曼卿的为人，胸怀开阔而有大志，今人不能用他的才能，曼卿也不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没有施展志向的地方，就往往跟布衣村民饮酒嬉戏，闹得痛快颠狂也不满足。因此我怀疑所谓蛰伏而不被发现的人，或许会在亲的玩乐中得到。所以常常喜欢跟从曼卿游玩，想借此暗中访求天下奇士。 和尚秘演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够将自己遗弃在世俗之外，以崇尚气节为高。两个人相处融合毫无嫌隙。曼卿在酒中隐身，秘演则在佛教中隐身，所以都是奇男子。然而又都喜欢做诗自我娱乐。当他们狂饮大醉之时，又唱又吟，又笑又叫，以共享天下的乐趣，这是多么豪迈啊！当时的贤士，都愿意跟从他们交游，我也常常上他们家。十年间，秘演北渡黄河，东到济州、郓州，没有遇上知己朋友，困顿而归。这时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是又老又病。唉！这两个人，我竟看到了他们从壮年而至衰老，那末我自己也将衰老了吧！ 曼卿的诗清妙绝伦，可他更称道秘演的作品，以为典雅劲健，真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他的胸中又存有浩然正气。然而已经学了佛，也就没有可用之处了，只有他的诗歌能够流传于世。可是他自己又懒散而不爱惜，已经老了，打开他的箱子，还能得到三、四百首，都是值得玩味的好作品。 曼卿死后，秘演寂寞无处可去。听说东南地区多山水美景，那儿高峰悬崖峭拔险峻，长江波涛汹涌，很是壮观。便想到那儿去游玩。这就足以了解他人虽老了可是志气尚在。在他临行之时，我为他的诗集写了序言，借此称道他的壮年并为他的衰老而悲哀。 庆历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序。（胡中行） 梅圣俞诗集序（〔宋〕欧阳修） 【原文】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困厄，应该是困厄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被推荐去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胡中行） 五代史伶官传序（〔宋〕欧阳修） 【原文】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乃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怜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新五代史》 【译文】啊！盛衰变化的规律，虽说是由天命决定，难道不也是与人事有关的吗？探究唐庄宗取得天下及其之所以失去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世间传说晋王将要去世的时候，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且嘱咐他说：“梁朝是我的仇家。而燕王是我扶植起来的，契丹也曾和我相约拜为兄弟，却都背叛了我们而归顺了梁朝。这三者，是我遗留下来的恨事！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未了的心愿！”庄宗接受了这三枝箭并把它们供奉在宗庙里。以后出兵作战，就派部下用一副少牢去宗庙向晋王祷告，并请出那些箭，放在锦囊里，让人肩背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后，再把它放还宗庙。 当他用绳子捆绑起燕王父子，用匣子盛着梁朝君臣的头颅，送进宗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报告亡灵的时候，那强盛的意气，可谓壮观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然而一个人在夜间一声呼喊，叛乱者就四下响应，只好苍皇向东逃出，还没碰见乱贼，军队却已离散了。君臣们互相呆看着，不知该向何处去，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又是多么的衰败啊！难道是因为取得天下艰难而失去容易吗？还是探究他的成败过程都出自人为的原因呢？ 《尚书》上说：“满足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补益。”警惕与勤劳可以振兴国家，安逸和舒适可以丧失性命，这是自然的道理啊。因此当他强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一个能与他争雄，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优伶来困扰他，却使他丧命亡国而被天下所讥笑。 可见，祸患常常是在细微的小事上积聚起来的，而聪明勇敢又往往在沉湎嗜好中受到困厄，难道仅是优伶就能造成祸患吗？因而写了《伶官传》。（胡中行） 　 相州昼锦堂记（〔宋〕欧阳修） 【原文】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从人情上说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啊。 大概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季子不被他的嫂嫂礼遇，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旗帜在前面导引，而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一齐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那些庸夫愚妇，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足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么个小小的士人，在当世得志，那意气的壮盛，以前的人们就将他比作穿着锦绣衣裳的荣耀。 只有大丞相魏国公却不是如此，魏国公，是相州人士。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魏国公年轻时就已考取高等的科第，当了大官。全国的士人们，听闻他传下的风貌，仰望他余下的光彩，大概也有好多年了。所谓出将入相，富贵荣耀，都是魏国公平素就应有的。而不像那些困厄的士人，靠着侥幸得志于一时一事，出乎庸夫愚妇的意料之外，为了使他们害怕而夸耀自己。如此说来，高大的旗帜，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光荣，玉圭官服，也不足以显示魏国公的富贵。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使功勋延及国家，让这些都镌刻在金石之上，赞美的诗歌传播在四面八方，使荣耀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的大志所在，而士人们也把这些寄希望于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一时，荣耀一乡吗？ 魏国公在至和年间，曾经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过相州，便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后来又在石碑上刻诗，赠送给相州百姓。诗中认为，那种以计较恩仇为快事，以沽名钓誉而自豪的行为是可耻的。不把前人所夸耀的东西当作光荣，却以此为鉴戒。从中可见魏国公是怎样来看待富贵的，而他的志向难道能轻易地衡量吗？因此能够出将入相，辛勤劳苦地为皇家办事，而不论平安艰险气节始终如一。至于面临重大事件，决定重大问题，都能衣带齐整，执笏端正，不动声色，把天下国家置放得如泰山般的安稳，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重臣啊。他的丰功伟绩，因此而被铭刻在鼎彝之上，流传于弦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乡一里的光荣啊。 我虽然没有获得登上昼锦堂的机会，却荣幸地曾经私下诵读了他的诗歌，为他的大志实现而高兴，并且乐于向天下宣传叙述，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胡中行） 　 醉翁亭记（〔宋〕欧阳修） 【原文】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环绕滁州的，尽是山。那西南的几座山峰，森林沟壑更美。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幽深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水声潺潺，从两座山峰之间倾泻而出的，那是酿泉。泉水沿着山峰折绕，沿着山路拐弯，有一座亭子像飞鸟展翅似地，飞架在泉上，那就是醉翁亭。建造这亭子的是谁呢？是山上的和尚智仙。给它取名的又是谁呢？是自号“醉翁”的那个太守。太守和他的宾客们来这儿饮酒，只喝一点儿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自号“醉翁”。其实，醉翁的意图并不在喝酒，而在欣赏山水的美景。欣赏山水美景的乐趣，是领会在心里而又寄托在酒中的。 有时太阳升起，山林中云气散尽；浮云归来，岩洞里暮色苍茫。黑暗与光明交替变化的，那是山中的黎明与黄昏。野花怒放发出清香，树木茂盛深秀成荫，风高霜白，水落石出，那是山中的四季。清晨前往，黄昏归来，四季的风光不同，乐趣也是无穷无尽的。 至于背扛肩挑的人在路边欢唱，来去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招呼，后面的答应，老老少少往返不断的，那是滁州百姓来这里游玩。到溪边钓鱼，溪水深因此鱼也肥；用酿泉造酒，泉水清因此酒也香，还有野味蔬果，横七竖八地摆在面前的，那是太守主办的宴席。宴饮酣畅的乐趣，不在于琴弦箫管；投射的中了，下棋的胜了，只见酒杯和筹码交错杂陈，人们站起坐下大声喧闹，那是宾客们乐极了。这时，有个苍颜白发的老人，昏昏然地坐在人们中间，那是太守醉了。 不久，太阳下山了。只见人影散乱，那是宾客们跟随太守回去了。树林逐渐阴暗起来，阵阵鸟鸣声忽上忽下，那是游人走后鸟儿在欢乐地跳跃，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中的快乐，却不知道人们的快乐。而人们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是把能使人们快乐作为快乐的啊。在酣醉的时候能与人们一起快乐，酒醒之后又能写文章叙述这些事情的，那是太守。太守是谁呢？是庐陵欧阳修啊。（胡中行） 　 秋声赋（〔宋〕欧阳修） 【原文】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我正在夜间读书，听到有声音从西南方而来，恐惧地侧耳倾听，心想：奇怪啊！初来时淅淅瀝瀝十分凄凉，忽然间奔腾澎湃非常汹涌，犹如波涛在黑夜里翻滚，********突如其来。它碰在物体上，铮铮，发出如同金属的撞击声。又如奔袭敌阵的战士，衔枚急走，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走之声。我对书童说：“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出去看看吧！”书童回来说：“月亮星星晶莹洁白，银河横挂天边，四周寂静人声悄然，奇怪的声音来自树间。” 我说：“啊，啊，好悲伤啊！这是秋声，为什么要来呢？要说那秋天所呈现的情状：其色忧郁，烟雾蒙蒙云气聚；其貌清明，天空高洁日色新；其气凛冽，刺透肌肉又入骨；其意萧索，高山冷落水寂寞。因此秋天发出的声音就是凄凄切切，犹如人们在发愤呼叫。茂盛的青草在绿地上媲美，美丽的树木郁郁葱葱惹人喜爱。但是草被秋风一拂，颜色就变；树被秋风一碰，叶子就落。那个摧残树木零落花草的力量，只是秋气的一点余力罢了。秋天，是掌管刑法的，在季节上属阴；又是象征用兵的，在五行中属金。这就是所谓天地之间的义气，常常以肃杀作为核心。自然对于万物，是春天生长，秋天结果。因此秋天在音乐上，商声就是主管西方的音调；而所谓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商，就是伤，万物衰老就悲伤。夷，就是戮，万物过盛就杀戮。啊，草木无情，尚且按时凋零；人作为动物，乃是万物之灵，许多忧愁有感于心，许多事情劳其外形，心中有触动，定会动其神。何况还要想念忧虑那些力不能及、智不能到的事情。这就必然会使红彤彤的脸色变得如同枯木，乌黑黑的头发变得如同繁星。为什么要用不是金石的身躯，去和草木争奇斗胜？应该想想究竟谁是害我们的贼人，又何必去怨恨那不相关的秋声？” 书童没有回答，垂下头已经熟睡，只听得四周墙壁上虫声唧唧，好像因同情我而叹息。（胡中行） 与高司谏书（〔宋〕欧阳修） 【原文】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译文】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 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胡中行） 袁州州学记（〔宋〕李觏） 【原文】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诏州县立学。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顺德意，有假官借师，苟具文书。或连数城，亡诵弦声。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阳祖君无择知袁州。始至，进诸生，知学宫阙状。大惧人材放失，儒效阔疏，亡以称上旨。通判颍川陈君侁，闻而是之，议以克合。相旧夫子庙，狭隘不足改为，乃营治之东北隅。厥土燥刚，厥位面阳，厥材孔良。瓦壁门庑，黝垩丹漆，举以法。故生师有舍，庖廪有次。百尔器备，并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觏谂于众曰：“惟四代之学，考诸经可见已。秦以山西鏖六国，欲帝万世，刘氏一呼而关门不守，武夫健将，卖降恐后。何耶？诗书之道废，人惟见利而不闻义焉耳。孝武乘丰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学术。俗化之厚，延于灵、献。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闻命而释兵。群雄相视，不敢去臣位，尚数十年。教道之结人心如此。今代遭圣神，尔袁得贤君。俾尔由庠序，践古人之迹。天下治，则禅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犹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赖。是惟朝家教学之意。若其弄笔墨以徼利达而已，岂徒二三子之羞，抑亦为国者之忧。 此年实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直讲李先生文集》 【译文】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丁如明） 辨奸论（〔宋〕苏洵） 【原文】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选自《四库全书》本《宋文鉴》 【译文】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面孔象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王兴康） 心术（〔宋〕苏洵） 【原文】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 至于必败。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 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 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译文】当将领的道理，首先应当培养智谋胆略，即使泰山在面前崩塌，也要脸不改色；麋鹿在前面突然出现，也要眼睛不眨，这样才可以控制战争形势有利与不利的变化，才可以应付敌人。 大凡用兵，应当崇尚正义，如果不义，即使于我有好处，也不轻易举动。并不是一动就会造成失败，而是怕将来会弄到手足无措的地步。只有正义才能激怒士卒，当士卒激起义愤时，就可驱使他们百战而不殆。 一切战争的道理是：战前要积蓄财力物力，临战时要养精蓄锐，战争打响后要鼓足勇气，胜利后要保持斗志。谨慎地做好警报工作，严密地做好侦察瞭望工作，使得耕种者一心生产，用这样积蓄财力物力；给士兵丰厚的给养，使他们得到休息，用这来养精蓄锐；打了小胜仗不松劲，吃了小败仗更要加强锻炼，用这来提高士气；用人时不要一下子满足他的欲望，用这来保持其斗志。所以，用兵就是要使士兵常常胸怀义愤，心中有欲望而总不满足。义愤不能全部爆发就勇气十足，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继续追求。所以即使统一了天下，而士兵仍不厌战，这就是黄帝经历了七十多次战争后，他的士兵依然斗志不衰的道理。如果不保持斗志，只要打了一次胜仗，这军队就用不得了。 凡是作将帅的，必须足智多谋而又威严；当士兵的，应当愚昧一点。足智多谋就使人感到莫测高深，威严就使人感到凛然不可侵犯，因此就能使士兵都紧跟将帅而听从号令，这样，怎么不要求士兵愚昧一点呢？只有士兵愚昧了，将帅才能够与他们同生共死。 凡是军事行动，必须了解敌方的主帅，了解敌方的其他将领，然后可以进行冒险行动。邓艾用绳索挂着士兵翻山越岭，偷袭蜀国，如果不是刘禅的昏庸，那么百万大军就会束手被擒，邓艾本来就是觉得可以轻视他们才冒险行动的。所以，古时候贤明的将帅，既能以自己的兵力去试探敌人，又能以敌人来检验自己的军队，因此，可以决断自己军队的行止。 凡是担任主将的法则是：必须通晓事理后才可以起兵，了解作战形势后才可以打仗，知道节制后才可以指挥军事。通晓事理则理不亏，了解作战形势则能保持不败，知道节制则不会陷入困境。见了小利不发兵，见了小患不避让，因为这些小利小患，不值得我施展才略，只有这样然后才能对付大利大患。只有留一手而不轻易施展本领的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一个忍字可以对付各种轻率的勇猛，一个静字可以镇定各种轻举妄动。 军队各有长处及短处，无论是敌军或我军都是一样。那么请教：“我军的长处，我拿出来发挥它，但敌军不与我较量；我军的短处；我掩藏起来搁置一边，而敌军却偏要与我较量，怎么办呢？”回答说：“我军的短处，我把它显眼地暴露出来，使敌军疑虑而退却；我军的长处，我暗中藏起保护起来，让敌军轻率大意而落入我的圈套，这就是善用长处及短处的策略。” 善于用兵的，要使士卒既要无所顾恋而又有所依赖。无所顾恋，就知道死不足惜；有所依赖，就知道不至于一定失败。手中有了短棍，碰上猛虎，就会大声喊叫，用棍去击虎；两手空空，遇到一条四脚蛇，也会吓得脸上变色而后退。这是一般人的通常心理。明白这道理的，就可以带兵了。脱掉上衣露出胸臂而手执利剑，则连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身穿战甲，却靠着武器睡大觉，那么连小孩也能弯弓射箭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能利用形势来巩固军队的阵容。能够利用形势来巩固自己的，那么战斗力就会无穷无尽。（丁如明） 　 张益州画像记（〔宋〕苏洵） 【原文】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天子曰：“毋养乱，毋助变，众言朋兴，朕志自定，外乱不作，变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竞，惟朕一二大吏。孰为能处兹文武之间，其命往抚朕师。”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归屯军，撤守备，使谓郡县：“寇来在吾，无尔劳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净众寺，公不能禁。 眉阳苏洵言于众曰：“未乱易治也，既乱易治也。有乱之萌，无乱之形，是谓将乱。将乱难治，不可以有乱急，亦不可以无乱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坠于地。惟尔张公，安坐于其旁，颜色不变，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无矜容。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尔张公。尔繄以生，惟尔父母。且公尝为我言：‘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赖之身，而弃之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于法律之外，以威劫齐民，吾不忍为也。’呜呼！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皆再拜稽首，曰：“然。” 苏洵又曰：“公之恩在尔心，尔死，在尔子孙，其功业在史官，无以像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则何事于斯，虽然，于我心有不释焉。今夫平居闻一善，必问其人之姓名，与其邻里之所在，以至于其长短大小美恶之状。甚者，或诘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见其为人，而史官亦书之于其传。意使天下之人，思之于心，则存之于目。存之于目，故其思之于心也固。由此观之，像亦不为无助。”苏洵无以诘，遂为之记。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节，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属。系之以诗曰： 天子在祚，岁在甲午。西人传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谋夫如云。天子曰嘻，命我张公。公来自东，旗动纛舒舒。西人聚观，于巷于涂。谓公暨暨，公来于于。公谓西人，安尔室家，无敢或讹。讹言不祥，往即尔常。春尔条桑，秋尔涤场。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骈骈。公宴其僚，伐鼓渊渊。西人来观，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闺闼闲闲。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来，其汝弃捐。禾麻芃芃，仓庾崇崇。嗟我妇子，乐此岁丰。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归，公敢不承。作堂严严，有庑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缨。西人相告，无敢逸荒。公归京师，公象在堂。 ——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译文】宗仁宗至和元年秋天，四川一带人传说，敌冠将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惊呼，四野百姓全都逃光。谣言流步，京城上下大为震惊。正准备命令选派将帅，天子说：“不要酿成祸乱，不要助成事变。虽然众人传说纷起，但我的主意已定，外患不一定会酿成，事变却会从内部兴起。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又不可以一味用武力解决。只需要我的一二个大臣去妥善处理。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我就派他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侍奉双亲为由推辞，未获批准，于是就动身出发。冬季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的那一天，就命令驻军回去，撤除守备，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来了由我负责，不必劳苦你们。”到明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象往年一样庆贺新春，于是一直相安无事。再到了明年的正月里，百姓相互商量要把张公的像安放在净众寺里，张公没能禁止得住。 眉阳人苏洵向众人说道：“祸乱没有发生，这是容易治理的；祸乱已成，这也容易治理；有祸乱的苗子，没有祸乱的表现，这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将发未发之际最难治理。既不能因为有祸乱苗子而操之过急，又不能因为还没有形成祸乱而放松警惕。这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就象器物虽已倾斜，但还没有倒地。只有你们的张公，却能在它旁边安坐，面色不改，慢慢地起身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坐，没有一点骄矜自得之色。替天子管理小民百姓，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是因了这张公而得生，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再者张公曾对我说道：‘老百姓没有不变的性情，只看上司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人经常发生变乱。所以上司就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去管束他们。对于本来已经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百姓，却用残酷的刑法去号令他们，这样百姓才忍心不顾自己这父母妻儿所依靠的身躯，而沦为与盗贼为伍，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倘若以礼义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差使他们，那么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管理的。至于逼急他们而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如此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对待蜀人，那么蜀人也会把自己当成齐鲁之人。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用淫威胁迫平民，我是不愿干的。’啊，爱惜蜀人如此深切，对待蜀人如此厚道，在张公之前，我还未曾见过。”大家听了，一齐再重新行礼，并说：“是这样的。”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记在你们心中；你们死了，记在你们子孙心里。他的功劳业绩，载在史官的史册上，不用画像了。而且张公自己又不愿意，如何是好？”众人都说：“张公怎么会关心这事？虽然如此，我们心里总觉不安。如今平时听得有人做件好事，一定要问那人的姓名及他的住处，一直问到那人的身材长短、年龄大小、面容美丑等情况；更有甚者，还有人讯问他平生的爱好，以便推测他的为人。而史官也把这些写入他的传记里，目的是要使天下人不仅铭记在心里，而且要显现在眼前。音容显现在人们目中，所以心里的铭记也就更加真切久远。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意义。”苏洵听了，无法答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意气昂扬，有高尚节操，雅量高致，闻名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张公是可以托付的。末了以诗作结，写道： 大宋天子坐龙庭，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象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作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丁如明） 爱莲说（〔宋〕周敦颐） 【原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选自《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 【译文】水中陆上草本木本各种鲜花，值得人们喜爱的实在繁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唐代以来，世人非常喜爱牡丹；可是我唯独喜爱莲花的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不被沾染，在清水里洗涤而不显妖媚，中心贯通，外表笔直，不蔓延，无枝节，香气远播越觉得清幽，俊直地挺立在水面上，只可以远远地观赏而不可以肆意地玩弄。 我总以为，菊花，是众花中的逸隐之士；牡丹，是众花中的富豪贵人；而莲花，则可以说是众花中的有德君子。唉！爱菊的人，陶渊明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对莲花的喜爱，像我这样的又有谁呢？而爱牡丹的人，倒确是多得很哪！（魏同贤） 寄欧阳舍人书（〔宋〕曾巩） 【原文】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幸甚，不宣。巩再拜。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译文】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丁如明） 墨池记（〔宋〕曾巩） 【原文】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译文】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化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丁如明） 　 谏院题名记（〔宋〕司马光） 【原文】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译文】古时候没有专门设置谏诤的官，从公卿大夫到一般工商之民，没有不能进谏的。汉朝建立以来，开始设置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五湖的民众，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都集中于一个谏官身上，让他一一提出意见，那么他的责任也可以算够重的了。任此官者，应当牢牢记住那些大事情，舍弃那些小事；要先进谏那些急迫的问题，而后谏那些不很急迫的问题；要专为国家谋利，而不为自己打算。那些热中于追求声名的人其实与热中于追求私利之徒一样，这两种人与谏官的职责相距多远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员，并明确谏官的职责。庆历年间，钱君开始将谏官们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怕因时间长了要磨灭，在嘉祐八年，将谏官名字刻在石上。后代人会逐个指着他们的名字而议论他们说：“某某人****，某某人奸诈，某某人正直，某某人邪恶。”啊，这能不叫人惧怕吗？（丁如明） 　 读孟尝君传（〔宋〕王安石） 【原文】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译文】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搜罗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门下，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咳！孟尝君只不过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头目罢了，哪里称得上能搜罗人才呢？要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凭借齐国的强大力量，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应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这些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鸡鸣狗盗之辈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李国章） 　 游褒禅山记（〔宋〕王安石） 【原文】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 年七月某甲子，临川王某记。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译文】褒禅山也被称为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开始在这座山下建房居住，而死后就葬在这里。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就把这座山称作褒禅山。现在称作慧空禅院的地方，就是慧褒和尚生前居住的屋舍和死后埋葬的墓地。距离慧空禅院东面五里，有个称作华山洞的地方，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的。离洞百余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上，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唯有“花山”二字还能辨认出来。现在将“华”字读成“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错音了。华山洞下面平坦而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到这里游览和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人们说的“前洞”。沿山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山洞很幽深，走进去感到很寒凉。询问这个洞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也没有走到尽头，人们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同游的人举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难，而见到的景色就越奇异。有人感到疲倦而想出来，就说：“不出洞，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大家就和他一起出来了。大概我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到左右洞壁，来到这里并且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再往深处，进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时候，我的力气还足够继续往里面走，火把也还足够照明。出洞以后，有人就责怪那提议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着他一起出来，而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 于是，我颇有感慨。古代的人在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时候，往往有心得，这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很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事物不加以考察的。那些道路平坦而又距离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很多；道路艰险而又遥远的地方，去的人就很少。然而世界上奇特壮丽又罕见的自然风景，常常是在艰险遥远而且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因此，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不随别人停止前进，但是气力不足，也不能到达目的地。既有志向又有气力，也不随着别人后退，但是到了幽深昏暗又神迷目乱的地方，没有得到外物的辅助，也不能达到目的地。然而，气力足够到达的情况下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而在自己则应感到懊悔。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达到目的的人，可以不必后悔，难道有谁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的心得。我看到倒在地上的石碑，又感慨古书没有保存下来，使后世的人以讹传讹而不能明白名称的真实情况，哪里能说得完呢！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和谨慎择取的原因。 同游的四个人：庐陵的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李国章） 　 同学一首别子固（〔宋〕王安石） 【原文】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系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译文】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李国章） 　 伤仲永（〔宋〕王安石） 【原文】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译文】金溪县人方仲永，世代务农。方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一天忽然哭闹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很奇怪，就向近邻借来给他。方仲永马上写下了四句诗，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那诗表达了孝养父母，团结宗族的意思，诗被乡里一位读书人拿去阅读。从此以后，旁人只要指定某一物作诗题，方仲永就能挥笔立就。诗的文字技巧及意境都达到一定水平。乡里人对他非常器重，并渐渐对他的父亲也礼待起来，有的施舍钱财给他。方仲永父亲觉得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就每天携带仲永向乡里人到处乞讨，不让他进校学习。 我很久就听闻此事了，明道年间，我跟从父亲回到家乡，曾于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们叫他作诗，已经与我过去所听闻的水准不能相比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家去，问起方仲永，人们告诉说：“他已天才泯灭，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认为：方仲永的聪明颖悟，是上天赋予的。他有天赋，比起力学而成的人要优越得多；然而最终还是和平常人差不多，那是因为没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他的天资是那样的好，只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培养，尚且沦为普通人一样；现在一般说来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养，恐怕会连一个平常人都不如吧？（丁如明） 　 答司马谏议书（〔宋〕王安石） 【原文】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译文】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曹光甫）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宋〕王安石） 【原文】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缭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名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译文】三司副使官署中，以往不记录历任副使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方才开始查考各种文献资料，终于查明了从李纮以前直至第一任度支副使查道的姓名，以及杨偕以前历任度支副使的官阶品秩，从郭劝以后，又查清了历任度支副使任职的年月，于是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石上并且刻在度支副使厅的东壁上。 能聚合天下之民众的是经济，治理天下经济的是法令，执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虽有法令而不能贯彻；法令不当，则虽然经济形势很好而无从管理。经济形势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样连一般富商豪民都会有操纵市场的势力，获得垄断各种物资的利益，来与皇帝争夺黎民百姓，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欲望，这不一定需要豪门强宗大势力的人才可以办到。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还说是皇帝没有失去百姓，那只不过是徒有天子之名罢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得精疲力尽，忧愁郁结于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们知道这依旧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制定正确的法令，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尧舜也不能不以理财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后世乱乱纷纷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为如今管理经济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处，主管者就有权在朝堂上与皇帝一起讨论后而加以修正，并不一定要求死守现成的法令，把财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职务是这样的重要，那么担任此职的官员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到历任职官的姓名，并且知道他任职的年月，来考究他的政绩对于今日的影响，而且考察他辅助皇上管理经济的方略，那么这人究竟是贤能还是不称职，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 白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丁如明） 　 留侯论（〔宋〕苏轼） 【原文】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 　 贾谊论（〔宋〕苏轼） 【原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丁如明） 超然台记（〔宋〕苏轼） 【原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从台上向南望去，是马耳山、常山，它们忽出忽没，时隐时现，若近若远，也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而东面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齐桓公的遗风，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高大而又平稳，进深而又明亮，夏凉冬暖。雨雪纷飞的早晨，微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客人们没有不跟从着我的。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着，说道：“游玩真痛快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把这台命名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出于事物之外啊！（王水照） 　 喜雨亭记（〔宋〕苏轼） 【原文】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之事。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作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是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而高兴，生病的人因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向客人举杯劝酒，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上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辞道：“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我因而用雨来命名我的亭子。”（王水照） 　 石钟山记（〔宋〕苏轼） 【原文】《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水经》上说：“彭蠡湖的入口处，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注解认为，“这里下临深潭，微风鼓动着波浪，湖水与山石相击，而发出洪钟般的声响。”这种解说，人们常有怀疑。现在拿钟或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响声，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才开始查访这石山的旧迹，寻得两块石头在水潭边，他“敲敲石头，听听声音，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模糊厚重，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清脆悠远，停止敲击声音仍在散播，余音袅袅，久久才消失”，他自以为探得原由了。但是这种解说，我更加怀疑。石头铿然有声的到处都有，而单单这里的石头用“钟”来命名，这是什么原因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郡乘船到临汝去，我的长子苏迈将到饶州德兴去做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有机会看到李渤所说的“石钟”。寺庙里的和尚派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挑一两块去敲敲，石头空空作响，我当然讥笑而不信这种解释的。待到晚上月明的时候，我只与苏迈坐了小船，来到峭壁下面。看到有块大石斜立着有千尺之高，象猛兽奇鬼一般，阴森森地象要搏击人；而山上栖息着的隼鹰，听见人声也惊然而起，在云中磔磔地叫着；又有象老人在山谷中边咳嗽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啊！”我正犹豫着想回去，但从水面上突然响起了巨声，轰隆轰隆地象敲钟擂鼓之声而不停止，船夫大为恐慌，我慢慢地去察看，发现山下都是石洞石缝，不知有多深，微波涌进了洞、缝，流转奔腾，因而产生轰隆的声响。船转回到两山之间，刚准备进港，发现水流中间有块巨石拦住，上面可坐百人，里面空着又有很多洞穴，与风、水互相吞吐，发出物体相撞声和钟鼓齐鸣声，与先前轰隆的声音相呼应，如同奏乐一般。我就笑着对苏迈说：“你记得吗？轰隆的声音，象周景王的无射钟所发出的，撞击声和钟鼓声，又象是魏庄子的歌钟所发出的。古人不骗我们呀！” 事情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就妄断有无，这可以吗？郦道元所看到的，大概与我相同，但他说得不详尽；一般士大夫们终究不愿亲驾小船夜泊峭壁之下，所以不能知道真相；而渔夫船夫，虽然知道了却无法写下来，这就是世上不能把真相传布开来的原因呀。而识见浅陋的人，竟用斧头敲击石头的方法来探求，自以为求得了结果。我所以记下了以上的经过，是因为叹惜郦道元的解释过于简略，也嘲笑李渤的解释太浅陋了。（王水照） 方山子传（〔宋〕苏轼） 【原文】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与！ ——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苏轼选集》 【译文】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一带的隐士。年轻时，仰慕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游侠之士都尊奉他。年岁稍长，就改变志趣，发奋读书，想以此来驰名当代，但是一直没有交上好运。到了晚年才隐居在光州、黄州一带名叫岐亭的地方。住茅屋，吃素食，不与社会各界来往。放弃坐车骑马，毁坏书生衣帽，徒步来往于山里，没有人认识他。人们见他戴的帽子上面方方的且又很高，就说：“这不就是古代乐师戴的方山冠遗留下来的样子吗？”因此就称他为“方山子”。 我因贬官居住在黄州，有一次经过岐亭时，正巧碰见了他。我说：“啊哟，这是我的老朋友陈慥陈季常呀，怎么会住在这里的呢？”方山子也惊讶地问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我把原因告诉了他，他低头不语，继而仰天大笑，请我住到他家去。他的家里四壁萧条，然而他的妻儿奴仆都显出怡然自乐的样子。 我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就回想起方山子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嗜酒弄剑，挥金如土的游侠之士。十九年前，我在岐下，见到方山子带着两名骑马随从，身藏两箭，在西山游猎。只见前方一鹊飞起，他便叫随从追赶射鹊，未能射中。方山子拉紧韁绳，独自跃马向前，一箭射中飞鹊。他就在马上与我谈论起用兵之道及古今成败之事，自认为是一代豪杰。至今又过了多少日子了，但是一股英气勃勃的神色，依然在眉宇间显现，这怎么会是一位蛰居山中的人呢？ 方山子出身于世代功勋之家，例应有官做，假如他能厕身官场，到现在已得高官荣名了。他原有家在洛阳，园林宅舍雄伟富丽，可与公侯之家相比。在河北地方还有田地，每年可得上千匹的丝帛收入，这些也足以使生活富裕安乐了。然而他都抛开了，偏要来到穷僻的山沟里，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独有会心之处才会如此的吗？ 我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很多奇人逸士，常常假装疯颠、衣衫破旧，但是无法见到他们。方山子或许能遇见他们吧。（丁如明） 　 日喻说（〔宋〕苏轼） 【原文】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能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有一个生来失明的人不认识太阳，就向明眼人请教，有人告诉他说：“太阳的形状象铜盘。”说着敲击铜盘使瞎子听到声音。有一天，瞎子听到钟声响，认为那就是太阳了。又有人告诉瞎子说：“太阳的光亮象蜡烛。”瞎子摸了蜡烛知道了形状。有一天，瞎子摸到了管乐器籥，又认以为是太阳了。太阳与钟、籥差得远呢，而瞎子却不知道这三者的区别。这是由于瞎子从未见过太阳而只是听人说说的缘故。 抽象的道理比起太阳来要难见得多了，而普通人尚未明白它，也与瞎子不知道太阳没有什么两样。了解道的人要告诉别人什么是道，即使用巧妙的比喻去很好地开导，也并不比铜盘与蜡烛的比喻更形象。从铜盘到钟，从蜡烛到籥，一个譬喻接着一个譬喻地形容变化，这还有尽头吗？所以世上讲道的人，有的是就其看到的来解释道，有的是没有见过道而主观猜想它，这两者全都是求道的弊病。然而道是永远不可求得的吗？我说：“道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而不可以强求的。”什么叫自然而然地得到？孙武子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人自投罗网，而不陷入敌人的圈套。”子夏说：“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在作坊里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而得到道。”不去强求而自然而然得到，这就是致的意思吧！ 南方多善于潜水的人，这是因为天天与水为伴的缘故。他们七岁就能趟着水走，十岁就会游泳，十五岁就会潜水了。那潜水的人难道是随便学会潜水的吗？一定是掌握了水的规律。天天与水打交道，那么十五岁就可以熟悉水性。从小不接触江河湖水的人，即使过了三十岁，连看到舟船也会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会潜水的人请教了怎样潜水的方法，照着潜水人的讲解而到河里去试着游水，却没有一个不遭没顶之灾的。所以凡是想不学习而一心求道的，其实都象北方人学潜水一样。 过去国家以诗赋考试录取士人，士人所学繁杂而不崇尚儒道；现在用经义考试录取士人，士人明白要追求儒道却不肯专心学习。渤海人吴彦律，是位立志勤学的人，将去礼部应试，我写了《日喻》以勉励他。（丁如明） 　 答谢民师书（〔宋〕苏轼） 【原文】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最近我俩分别之后，多次承你来信问候，详知你日常起居安好，十分欣慰。我禀性刚直简慢，学问迂阔，才质驽钝，因事连年被摘，不敢再自居于士大夫行列。自从回到海北，见到旧日亲友，也已经漠然如同隔代之人，何况与您平素没有交往，还敢与您订交吗？您数次屈尊光临，立谈之间一见如故，使我万分欣幸，意想不到，无法用言辞来形容。 您给我看的书启、诗赋、杂文，我已读了多遍。大作犹如行云流水，原本无一定的形式，飘荡流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文理毫不做作，千姿百态，舒卷自如。孔子说：“说话不讲究文采，流传就不会广远。”又说：“言辞只求能表达意思就行了。”言辞仅要求能达意，好象是不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要把握住事物的微妙处，真象拴风捉影那样难。心中能把事物彻底弄清楚的，大概在千万人中也找不到一个，而何况是要用口说和手写把事物表达清楚呢？表达清楚的，这就叫“辞达”。言辞要做到能够达意，那么文采就运用不尽了。扬雄喜欢用艰深的辞藻来文饰浅显易懂的意思，假如直捷了当地说出来，就人人都能明白了。这种写作方法正是扬雄自己所批评的“雕虫篆刻”那一套。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而他偏偏只对作赋追悔，这是为什么呢？终身经营雕虫小技，而写作《太玄》、《法言》时仅仅变有韵之文为无韵之文，便称之为经，这可以吗？屈原作的《离骚》，是《风》、《雅》传统的再发展，即使与日月争辉也不逊色。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它象赋而称之为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赶上了作孔子的学生，那么他的学行已经足以“入室”了。而扬雄却因他作过辞赋而贬低他，以至与司马相如等同。象这样浅陋的见解，在扬雄身上是很多的。这些话可以同明白人说，不能同一般人讲，我因为议论文章，所以偶然谈到。欧阳修先生说：“文章象赤金美玉，市上本有定价，不是凭谁的一句话就能论定价格的贵贱。”我啰里啰索讲了一大堆，对您未必有什么好处吧，真是惭愧惶恐不已。 您索要惠力寺法雨堂的题字，我本来不善于书写大字，勉强写来终究不好，又加上船上地方狭窄难以书写，所以未能遵命写好。但是我将路过临江，理当前去游览。或者寺僧要我写一点什么，我会写上几句留在寺院内，以安慰您的乡土之思。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逗留后就离开。相距越来越远，希望你千万随时珍重。（丁如明） 　 潮州韩文公庙碑（〔宋〕苏轼） 【原文】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得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州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抵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所以，申伯、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从古到今的传说，是不可否认的。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这种气，寄托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满于天地之间。突然遇上它，那么，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晋国、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张良、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动，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随着死亡就消逝的东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为星宿，在地下就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成为鬼神，在阳世便又成为人。这个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自从东汉以来，儒道沦丧，文风败坏，佛、道等邪说一齐出现。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时期，依靠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辅佐，还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从普通人里崛起，在谈笑风生中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倾倒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得到振兴，他对儒道的宣扬，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曾触犯了皇帝的恼怒，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主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并列，关系到国家盛衰，浩大刚正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 我曾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小猪和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韩公的专心诚意，能够驱散衡山的阴云，却不能够挽回宪宗佞佛的执迷不悟；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够制止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庙堂祭祀，却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来，韩公能够遵从的，是天道；他不能屈从的，是人事。 从前，潮州人不知道学习儒道，韩公指定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于学问的研究和品行的修养，并影响到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潮州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确实不错啊，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地位的人学了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地位低的人学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韩公，吃喝的时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灾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于神灵的事，必定到祠庙里去祈祷。可是祠庙在州官衙门大堂的后面，百姓以为进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请朝廷建造新的祠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先生来担任这个州的知州，凡是用来培养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韩公为榜样。老百姓心悦诚服以后，便下命令说：“愿意重新修建韩公祠庙的人，就来听从命令。”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赶来参加这项工程。在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方，一年后新庙就建成了。 有人说：“韩公远离京城约万里，而贬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后有知的话，是不会深切怀念潮州的，这是明摆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韩公的神灵在人间，好比水在地上，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别深厚，思念得十分恳切，每当祭祀时，香雾缭绕，不由涌起悲伤凄怆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说水只在这个地方，难道有这个道理的吗？”元丰七年，皇帝下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祠庙的匾额上题为“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歌词说： 您从前骑龙邀游在白云乡，双手拨动银河，挑开天上的云彩，织女替您织成云锦衣裳。您轻快地乘着风来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间，为混乱的俗世扫除异端。您在西边游览了咸池，巡视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泽，承受着您的光辉普照。您追随李白、杜甫，与他们一起比翼翱翔，使张籍、皇甫湜奔跑流汗、两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见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辉。您上书痛斥佛教，讽谏君王，被邀请到潮州来观看，中途又游览了衡山和湘水，经过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凭吊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为您在前面开路，海若躲藏起来了，您管束蛟龙、鳄鱼，好象驱赶羊群一样。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伤，派巫阳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牦牛作祭品，用鸡骨来占卜，敬献上我们的美酒；还有殷红的荔枝，金黄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们泪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灵，披着头发，轻快地返回仙乡。（王从仁） 　 前赤壁赋（〔宋〕苏轼） 【原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壬戌年的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和客人荡着船儿，在赤壁的下面游览。清凉的风缓缓吹来，水面上不起波浪。我端起酒杯劝客人们喝酒，朗颂“明月”的诗歌，高唱“窈窕”的篇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斗宿和牛宿之间逗留不前。白濛濛的水气笼罩江面，江水的泛光和天空连成一片。任凭小船向何处漂荡，越过茫茫无边的江面。江面是那么浩瀚啊，船儿象凌空乘风而行，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我们轻快地飘起啊，象脱离尘世，无牵无挂，飞升到仙境的神仙。 这时，酒喝得十分欢畅，我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词说：“桂木做的棹啊兰木做的桨，划开清澈澄明的江水，迎着江面浮动的月光。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盼望着‘美人’啊，在天边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位吹洞箫的，随着歌声伴奏。那洞箫声呜呜地响，象怨恨，象思慕，象抽泣，象倾诉；吹完后，余音悠长，象细长的丝线延绵不断。使得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跳起舞来，使得孤独小船上的寡妇哭泣起来。 我顿时脸色改变，整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箫声这样悲凉呢？”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操的诗句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水互相环绕，草木茂盛苍翠，这不就是曹操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当他占领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进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他面对长江饮酒，横握长矛吟诗，本是盖世的英雄，如今在哪里呢？何况我和您在江中小洲上捕鱼打柴，和鱼虾做伴侣，与麋鹿交朋友，驾着一片叶子似的小船，拿着简陋的酒杯互相劝酒。就象蜉蝣一样，将短暂的生命寄托在天地之间，渺小得象大海里的一粒米。哀叹我们生命的短促，羡慕长江的无穷无尽。希望拉着神仙飞升遨游，和明月一起永世长存。明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可能轻易实现的，只好把感慨寄托在曲调之中，在悲凉的秋风中吹奏出来。” 我对客人说：“您了解那江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象这样不断地流去，但始终没有消失。月亮有时圆有时缺，但最终没有消损和增长。原来，如果从那变化的一面去看它，那么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曾保持过原状。从那不变的一面看，那么事物和我们都是无穷无尽的，还羡慕什么呢？再说，天地之间，事物都各自有其主宰，如果不是我所有的东西，虽然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取用。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它就成为声音，眼睛看到它就成为颜色；取用它们没有人禁止，享用它们不会竭尽。这是大自然的无穷的宝藏，我和您可以共同享用的。” 客人高兴地笑了，于是洗了酒杯，重新斟酒再喝。菜肴和果品都吃完了，空杯、空盘杂乱地放着。我和客人们互相靠着在船中睡着了，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王从仁） 　 后赤壁赋（〔宋〕苏轼） 【原文】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译文】这一年十月十五日，我从雪堂出发，准备回临皋亭。有两位客人跟随着我，一起走过黄泥坂。这时霜露已经降下，树叶全都脱落。我们的身影倒映在地上，抬头望见明月高悬。四下里瞧瞧，心里十分快乐；于是一面走一面吟诗，相互酬答。 过了一会儿，我叹惜地说：“有客人却没有酒，有酒却没有菜。月色皎洁，清风吹拂，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们怎么度过呢？”一位客人说：“今天傍晚，我撒网捕到了鱼，大嘴巴，细鳞片，形状就象吴淞江的鲈鱼。不过，到哪里去弄到酒呢？”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我有一斗酒，保藏了很久，为了应付您突然的需要。” 就这样，我们携带着酒和鱼，再次到赤壁的下面游览。长江的流水发出声响，陡峭的江岸高峻直耸；山峦很高，月亮显得小了，水位降低，礁石露了出来。才相隔多少日子，上次游览所见的江景山色再也认不出来了！我就撩起衣襟上岸，踏着险峻的山岩，拨开纷乱的野草；蹲在虎豹形状的怪石上，又不时拉住形如虬龙的树枝，攀上猛禽做窝的悬崖，下望水神冯夷的深宫。两位客人都不能跟着我到这个极高处。我划地一声长啸，草木被震动，高山与我共鸣，深谷响起了回声，大风括起，波浪汹涌。我也不觉忧伤悲哀，感到恐惧，觉得这里使人害怕，不可久留。回到船上，把船划到江心，任凭它漂流到哪里就在那里停泊。 这时快到半夜，望望四周，觉得冷清寂寞得很。正好有一只鹤，横穿江面从东边飞来，翅膀象车轮一样大小，尾部的黑羽如同黑裙子，身上的白羽如同洁白的衣衫，它戛戛地拉长声音叫着，擦过我们的船向西飞去。 过了会儿，客人离开了，我也回家睡觉。梦见一位道士，穿着羽毛编织成的衣裳，轻快地走来，走过临皋亭的下面，向我拱手作揖说：“赤壁的游览快乐吗？”我问他的姓名，他低头不回答。“噢！哎呀！我知道你的底细了。昨天夜晚，边飞边叫经过我船上的，不就是你吗？道士回头笑了起来，我也忽然惊醒。开门一看，却看不到他在什么地方。（王从仁） 　 上枢密韩太尉书（〔宋〕苏辙） 【原文】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选自《四部丛刊》本《栾城集》 【译文】太尉执事：辙生性喜好写作，对此思考很深。我以为文章是作者气质、性格的显现，然而文章不是学了就能写好的，气质却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正气。”现在看来，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和他的气的大小相称。太史公走遍天下，博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之间的豪士俊杰交游，所以他的文章疏畅跌宕，颇有奇伟的气概。这两位夫子，难道是常常拿着笔写作这样的文章就成功的吗？这是因为他们的浩气充满在他们的胸中，流露到他们的形貌之外，发而为之言语，表现为文章，但自己并不曾觉察到。 辙出生已经十九年了。我住在家中时，所交游的不过是乡间邻里的人，所见到的不过是几百里之内的事物，没有高山旷野可供攀登观览以开阔自己的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无所不读，然而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能激发我的志气。我担心因此而埋没了自己，所以毅然离开了故乡，去寻求天下的奇闻壮观，以了解天地的广大。我路过了秦、汉的故都，尽情观赏了终南山、华山、嵩山的高峻，北望黄河的奔腾流泻，深有感触地想起了古代的豪士俊杰。到了京都汴京，瞻仰了天子宫殿的雄伟，以及国家粮仓、府库、城池、苑囿的富庶和巨大，这才知道天下的宏伟和壮丽。我见到了翰林学士欧阳公，聆听了他的宏大而雄辩的议论，看见了他秀美而俊伟的容貌。同他的门生贤士大夫交往，这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聚集在这里。太尉的雄才大略称冠天下，天下士民依仗您而平安无忧，四方各族惧怕您而不敢发难。您在朝廷之内如同周公、召公辅佐君王，您在边域就如同方叔、召虎那样御侮安边。然而辙还未曾见到您啊。 况且，一个人从事学习，如果不立志在远大的方面，即使学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辙的这一次到来，关于山，看见了终南、嵩山、华山的崇高；关于水，看见了黄河的深广；关于人，看见了欧阳公；但是，仍然因为没有拜见太尉而感到遗憾。所以希望能够亲睹贤人的丰采，即使只听到一句话也足以使自己志气壮大。这样就可算是尽览了天下的壮观，而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辙还年轻，尚未通晓当官的事务。先前来京都应试，不是为了谋取区区的俸禄。偶然得到，也不是我所喜欢的。然而有幸得到恩赐回家，等待朝廷的选用，使我能悠闲几年，将进一步钻研作文之道，并且学习从政的业务。太尉如果认 为我还可以指教，而屈尊给我以教诲的话，就更使我感到荣幸了。（顾伟列） 六国论（〔宋〕苏辙） 【原文】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耶？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方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栾城集》 【译文】我曾经阅读《史记》的六国世家，私下里感到奇怪的是，天下的诸侯国凭借五倍于秦国的土地，十倍于秦国的民众，全力向西攻打殽山西面方圆千里的秦国，最后竟然不能免于灭亡。我常常对这个问题深思远虑，认为一定有可以使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因此未尝不责怪当时六国那班谋臣，他们对于祸患的考虑太粗疏，谋求利益的眼光太短浅了，而且不能明察天下的形势啊！ 秦王与诸侯争夺天下的地区，并不在齐、楚、燕、赵，而是在韩、魏的区域；诸侯与秦国争夺天下的地区，也不是在齐、楚、燕、赵，而是在韩、魏的区域。对秦国来说，韩、魏的存在就好比人有心腹之患。韩、魏两国阻塞着秦国的往来要冲，掩护着殽山以东的各诸侯国，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区，没有比得上韩、魏两国了。 从前范雎在秦国受到重用时，就建议收抚韩国；商鞅在秦国受到重用时，又建议收抚魏国。秦昭王没有得到韩、魏的归顺，就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地区，范雎把这看作是值得担忧的事情。那末秦国所顾忌的是什么，就可以看得清楚了。秦国对燕、赵两国用兵，对它说来是危险的事。因为越过韩国、穿过魏国去进攻另一国的国都，前面将遇到燕、赵的抵抗，而韩、魏又会乘机从背后打来，这是危险的用兵之道。然而秦国进攻燕国、赵国时，不曾担心韩、魏会从后面袭击，这是因为韩、魏都已归附了秦国的缘故。韩国、魏国是各诸侯国的屏障，却让秦国军队能够往来其间，这难道是明瞭天下的形势吗？放弃小小的韩、魏，让它们去抵挡如狼似虎的秦国，它们怎能不屈服并投入秦国的怀抱呢？韩、魏两国既已屈服而归附了秦国，然后秦国的军队就能够无所阻挡地向东方各诸侯国用兵，从而使各国遍受它的祸害了。 韩国和魏国不能独自抵挡秦国，然而天下的诸侯却又要凭借韩、魏来掩护自己不受西方的侵略，因此，不如加强和韩、魏的团结，从而抵制秦国。秦国军队不敢越过韩、魏来觊觎齐、楚、燕、赵四国，那末，齐、楚、燕、赵四国就能凭借这种形势使自己得以保全了。由四个没有战争的国家，来支持面对强敌的韩、魏，使韩、魏没有东顾之忧，而为天下的诸侯挺身而出，抵御秦兵。由韩、魏两国对付秦国，而另外四国在后方休养生息，并且暗中帮助解决韩、魏的急难。象这样就可以用来应付一切，那个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不知道出此策略，却贪图边界上的微小利益，背弃、破坏盟约，以至于自相残杀。秦国的大军尚未出动，而天下的诸侯已经把自己搞得困顿不堪了。致使秦人得以钻他们的空子，攻取他们的国家，能不令人悲痛吗？ （顾伟列） 黄州快哉亭记（〔宋〕苏辙） 【原文】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波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甕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栾城集》 【译文】长江从西陵峡流出，开始进入平旷的原野，于是江流奔放浩大。在南面汇合了沅水与湘水，在北面汇合了汉水与沔水，水势越益盛大。江水流到赤壁之下，浸润灌注着大片土地，犹如汪洋无极。清河张梦得君贬官后居住在齐安，就着他住宅的西南方修建了一座亭子，用来览观江水浩瀚的胜景。我的长兄子瞻为亭子起名为“快哉亭”。 临亭四望，可看到南北上百里，东西三十里。江面波涛起伏，时而风起云涌，时而风散云消。白天则有船只在眼前出没，夜间则有鱼龙在身下悲鸣。景色瞬息万变，动人心魄，惊人眼目，令人不能长久的观赏。如今却可以在亭中凭几而坐，尽情赏玩，一抬眼便可看个够了。向西遥望武昌一带的群山，山陵起伏蜿蜒，草木成行成列，当雾霭消散，太阳升起的时候，远处渔人、樵夫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指点。这就是将亭子命名为“快哉”的缘故吧。至于那长长的沙洲沿岸，旧时城郭的废墟，曹操、孙权曾经窥视谋夺，周瑜、陆逊曾经率兵驰骋。缅怀轰轰烈烈的往事，远眺宛然在目的遗迹，也足以使世俗之人称快。 从前，楚襄王让宋玉、景差跟随着同游兰台宫，有一阵清风飒飒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着风说道：“痛快啊，这阵风！这是我和百姓共同享受的吧。”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百姓怎么能和您共同享受它啊！”宋玉的话大概有着讽谏的意味。风并没有雌雄的区别，而人却有遇时、不遇时的不同。楚王之所以感到快乐，百姓之所以感到忧愁，这是人本身处境的不同，与风有什么关系呢？世人生活在世间，假如他心中不坦然自乐，那末到哪里不都会感到痛苦和不满吗？假如他达观坦荡，不因外物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性情，那末到哪里不都会感到快乐吗？如今，张梦得君不把贬官当作忧患，利用办理公务的余暇，在山水之间纵情游玩，这表明他的心胸应该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令用蓬草编门，用破甕作窗，他生活其中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乐的，更何况在长江的清流中洗濯，览观西山的白云，让耳目尽情感受美好的景色，以求得舒心快意呢！如果不是这样，峰峦连绵，沟壑幽绝，森林成片，古木参天，清风回旋其间，明月当空朗照，这些都是使失意的人们悲伤憔悴而感到不能忍受的景色，哪里看得出它们是令人畅快的呢？ （顾伟列） 书洛阳名园记后（〔宋〕李格非） 【原文】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选自海山仙馆丛书本《洛阳名园记》 【译文】现在我来作一结论：洛阳处于中国的中心，凭藉殽山与渑池的险阻，控制秦川和陇山的要冲，并且充当了赵、魏两地的堡垒，可以说是四方必争之地了。中国若是平安无事还算罢了，一旦发生变乱，洛阳必将首先遭受兵灾。因此我曾经说过：“洛阳的兴盛与衰败，便是中国安定和战乱的预兆啊！” 当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在东都洛阳建馆舍、置宅第的，不下千有余家；等到它发生动乱的时候，接踵而起的是梁、唐、晋、汉、周的残酷战争。洛阳的池塘竹树，遭到兵车的蹂躏践踏，变成了座座废墟；高大的凉亭、轩敞的水榭，也被烟火焚燎，化成堆堆灰烬。它们都与大唐江山同归于尽，没有剩下一处了。因此我曾经说：“这些园林的兴盛与荒废，便是洛阳繁盛与衰败的预兆啊！” 既然中国的安定与战乱，从洛阳的盛衰迹象上可以看出来；而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这些园林废兴的迹象上看出来，那么我写这本《洛阳名园记》，难道是徒劳无益、白费笔墨吗？ 唉，公卿士大夫们正当进用于朝、官高爵显的时候，大都放纵自己的私欲，任意而为，而将天下的治理与荒乱抛在一边。他们想在告老致仕以后安享林园之乐，能够做到吗？有唐一代没落的道路便是前车之鉴啊！ 　 金石录后序（〔宋〕李清照） 【原文】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甫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礼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緻，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葬毕，余无所之。 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輙校勘二卷，题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选自吕无党抄本《金石录》，参校李文辑《漱玉集》 【译文】以上《金石录》三十卷是谁的著作呢？是先夫赵德甫所撰的呀。上自三代，下至五代之末，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题记，以及刻在高大石碑上的显要人物和山林隐士的事迹——这些见之于金石镂刻的文字共二千卷，都校正了错字异文，进行了汰选和品评。上足以合圣人的道德标准，下能够订正史官失误的，这里都记载了，可以称得上内容丰富了！唉，自从唐代的王涯与元载遭到杀身之祸以后，书画跟胡椒几乎是一样的货色；而晋人和峤所患的钱癖跟杜预所患的《左传》癖，也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名义虽不相同，但各自受到的迷惑则是一样的呀。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我才嫁给赵氏。当时先父在做礼部员外郎，丞相公公在做礼部侍郎，我夫明诚年方二十一岁，正在太学做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族，向来清贫俭朴。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回到家中，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一边展玩碑文，一边咀嚼果实，自己觉得很象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后二年，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也要游遍辽远的地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日积月累，资料越积越多。丞相在政府工作，亲戚故旧中也有人在秘书省的，常常有《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就尽力抄写，渐渐感到趣味无穷，以至欲罢不能。后来偶而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还是脱下衣服把它买下来。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南唐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就是贵家子弟，要筹备二十万铜钱，谈何容易啊！我们把它留了两夜，终于因为想不出法子而还给了他。我们夫妇俩为此惋惜怅惘了好几天。 后来我们回青州故乡闲居了十年。仰有所取，俯有所入，衣食有了富裕。明诚又接连做了莱州和淄州的太守，把他的全部薪俸拿出来，从事书籍的刻写。每得一本，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集，题上书名。得到书画和彝、鼎等古代酒器，也摩挲把玩或摊开来欣赏，指摘上面的毛病。每晚以烧完一枝蜡烛为准。因此所收藏的古籍，都能做到纸札精致，字画完整，超过许多收藏家。我天性博闻强记，每次吃完饭，和明诚坐在归来堂上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一典故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便举杯大笑，以至把茶倒在怀中，起来时反而饮不到一口。甘心在这个环境中过一辈子了！所以我们虽处于忧患贫穷之中，而胸中的志愿从没有屈服过。收书的任务既已完成，就在归来堂中建起书库，把大橱编上了甲乙丙丁的号码，中间放上书册。如需讲读，就拿来钥匙开橱，在簿子上登记，然后取出所要的书籍。我有时把书籍损坏或弄脏了一点，他定要给以批评，并责令揩完涂改，不再象过去那样平易和蔼了。收藏书籍本为寻求适意，如今反而弄得一场不愉快。我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办法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绣有文彩的衣裳，头上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室内没有镀金刺绣的家具。遇到诸子百家的书籍，只要字不残缺、版本不假的，就马上买下，储存起来作为副本。向来家传的《周易》和《左传》，原有两个版本源流，文字最为完备。于是罗列在几案上，堆积在枕席间，我们意会心谋，目往神授，这种乐趣远远超过声色狗马之上。 到了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做了淄州太守，听说金军进犯京师汴梁，一时间四顾茫然，只见满箱满笼都是书籍，一边恋恋不舍，一边怅惘不已，心知这些东西必将不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间，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诚奔丧南来。多余的物品既不能全部载去，便先把书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画中重复的几幅去掉，又把古器中没有款识的去掉。后来又去掉书籍中的国子监刻本、画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几件。经多次削减，还装了十五车书籍。到了海州，雇了好几艘船渡过淮河，又渡过长江，到达建康。这时青州老家，还锁着书册什物，占用了十多间房屋，希望明年春天再备船把它装走。可是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这十几屋东西，一下子化为灰烬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诚再度被起用任职建康府，三年春三月罢官，搭船上芜湖。到了当涂，打算在赣江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贵池，皇帝有旨任命他知湖州，需上殿朝见。于是我们把家暂时安置在贵池，他一人奉旨入朝。六月十三日，开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着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额的头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向船上告别。此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大喊道：“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他伸出两个手指，远远地答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说罢策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奔驰，冒着炎暑，感染成疾。到达皇帝驻跸的建康，患了疟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说是病倒了。我又惊又怕，想到明诚向来性子很急，无奈生了疟疾，有时发烧起来，他一定会服凉药，病就令人担忧了。于是我乘船东下，一昼夜赶了三百里。到达以后，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黄芩等凉药，疟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伤地流泪，匆忙中哪里忍心问及后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来，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此外更没有“分香卖屦”之类的遗嘱。把他安葬完毕，我茫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是好。 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后宫的嫔妃全部分散出去，又听说长江就要禁渡。当时家里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约可接待上百位客人；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一口气。时局越来越紧张，想到明诚有个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后宫的护卫在南昌。我马上派两个老管家，先将行李分批送到他那里去。谁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于是这些东西便全数失去。所谓一艘接着一艘运过长江的书籍，又象云烟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数分量轻、体积小的卷轴书帖，以及写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几件，南唐写本书几箱。偶而病中欣赏，把它们搬在卧室之内，这些可谓岿然独存的了。 长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敌人的动态难以预料，我有个兄弟叫李迒，在朝任勅局删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赶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经逃走；回头到剡县，出睦州，又丢掉衣被急奔黄岩，雇船入海，追随出行中的朝廷。这时高宗皇帝正驻跸在台州的章安镇。于是我跟随御舟从海道往温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绍兴元年春三月，复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先夫病重时，有一个张飞卿学士，带着玉壶来看望他，随即携去，其实那是用一块形状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谁传出去，于是谣言中便有分赐金人的话语。还传说有人暗中上表，进行检举和弹劾。事涉通敌之嫌，我非常惶惧恐怖，不敢讲话，也不敢就此算了，把家里所有的青铜器等古物全部拿出来，准备向掌管国家符宝的外庭投进。我赶到越州，皇上已驾幸四明。我不敢把东西留在身边，连写本书一起寄放在剡县。后来官军搜捕叛逃的士兵时把它取去，听说全部归入前李将军家中。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无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书画砚墨，还剩下五六筐，再也舍不得放在别处，常常藏在床榻下，亲手保管。在越州时，我借居在当地居民钟氏家里。冷不防一天夜里，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我伤心极了，决心重金悬赏收赎回来。过了两天，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书画来求赏，因此知道那盗贼离我不远了。我千方百计求他，其余的东西再也不肯拿出来。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转运判官吴说贱价买去了。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这时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残余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书册三五种。平平庸庸的书帖，我还象保护头脑和眼珠一样爱惜它，多么愚蠢呀！ 今天无意之中翻阅这本《金石录》，好像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因此又想起明诚在莱州静治堂上，把它刚刚装订成册，插以芸签，束以缥带，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属吏散了，他便校勘两卷，题跋一卷。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现在他的手迹还象新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悲伤啊！从前梁元帝萧绎当都城江陵陷落的时候，他不去痛惜国家的灭亡，而去焚毁十四万册图书；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到覆灭，不以身死为可悲，反而在死后把唐人载去的图书重新夺回来。难道人性之所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或者天意认为我资质菲薄，不足以享有这些珍奇的物件吗？抑或明诚死而有知，对这些东西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吗？为什么得来非常艰难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 唉！陆机二十作《文赋》，我在比他小两岁的时候嫁到赵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现在我已比他大两岁：在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啊！然而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这是人间的常理。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因此我以区区之心记述这本书的始末，也想为后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鉴戒。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徐培均） 　 指南录后序（〔宋〕文天祥） 【原文】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救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馀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选自《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 【译文】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料想元方也还可以用言词打动的。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自料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揭露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 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展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无可奈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坏事层叠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丧身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指南录》（魏同贤） 　 登西台恸哭记（〔宋〕谢翱） 【原文】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 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 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涘。登岸，谒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莫归来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余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余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 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著兹游之伟。”余曰：“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余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 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也。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 ——选自《晞发集》 【译文】早先我的老朋友唐宰相鲁郡公在南剑州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我以普通老百姓身份投军在他麾下。明年，在漳江边上与他分手。又过了一年，公因事路过张睢阳庙和颜杲卿驻军处常山一带，慷慨悲歌，后来终于没有辜负自己的诺言，追随诸先烈游于黄泉。如今他的遗诗都留在人间，可以为证。 我自恨自己一死之后只能空着两手与鲁郡公相见于地下，幸而还偏偏记得与他分别时的言语，每当想到这些情景时，就会在梦中重温一遍。有时遇到山水林池台榭及云霞草木，与我们分手时的情状恰巧想像时，就令我徘徊留连仔细察看，悲痛异常而不敢哭泣。又过了三年，我经过吴县——吴县是公早年办公的府治所在地，对着姑苏台第一次为鲁郡公痛哭。又四年之后，我再次在越王台哭他。又五年之后即今天，我在严子陵钓台又设祭大哭。 昨天，我与友人甲、乙及丙四人相约，第二天聚会。中午，雨还没停，我们在江边雇了条船；然后上岸，瞻仰严子陵祠堂，又在祠堂旁边僧房内休息。但见坏墙枯井，好像进入坟墓当中。回到船中，与船夫一道置办了祭祀用具。过了一会，雨停下，我们登上西台，在荒亭角上安放了牌位，然后下拜，跪下行礼。祝诵完毕后，又大哭三声，然后再下拜，起立。这时我又想起自己年轻时，经过这里一定要来祠堂瞻拜。起初来的时候，是跟随先父一起来的。如今我也快要老了，面对山河大地，风云人物，依恋不舍，如有所失。于是又对着东方哭拜不止。这时，有云从南边飘来，阴湿郁结，云气罩住了林木，好像加重了悲哀的气氛。我用竹如意敲着石块，制作了楚歌来招他的魂，歌词是：“魂灵啊，你早上要飞往何方？晚上归来时，关塞一片昏黑。你化为朱鸟虽然有了嘴，却能吃到什么？”歌毕，竹如意与石块俱已碎裂了，于是大家就相对感叹。我们又登上东台，把青石抚摸一遍，然后回到船中休息。船夫方才因我痛哭过而感到惊奇，说：“刚才有巡逻船在此经过，我们何不移舟别处？”因此就摇船到河中心，设酒举杯相劝，各自作诗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傍晚，雪飞风寒，舟中不可久留，就上岸住到乙家。夜里又写诗怀古。到了明天，风雪更大了，我就与甲在江边分手，仅与丙两人一同归去。走了三十里，又隔了一夜方始到家。 这以后，甲寄来书信与赋别的诗歌，信中说：“这天风急浪高，船夫拼命摇橹，耽搁了很久才渡过河。过河之后，真疑心有神灵在暗中相助，以显示这次聚游的伟观。”我说：“唉！自从阮籍死后，空山之中已有千余年没有哭声了。这事是否有神灵相助当然不能确知，但这次聚游确实是件壮举。我们仅能赋诗作文来表达情怀，实在是很可悲的。”我曾经想模仿司马迁作《秦楚之际月表》的体例作《季汉月表》。现在也许没有人能了解我的用心，但后代人一定会了解我的用心。这里我应当把此事记下来，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将来把它附在记载季汉事迹之后。 今天是先父登严子陵钓台后的第二十六年。先父名某字某，他登台这年是乙丑年。（丁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