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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爱国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当时我把自己生命的热力和理想全都凝注到海图上了，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有海才有国家。

　　国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个人一想起自己国家，脑子里就自然会出现一个形状——这是地图告诉你的。你将终生熟记这个形状，热爱这个形状，保卫这个形状，因为这个形状就是祖国的投影。

　　我此生有幸，曾把自己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贡献出来，绘制祖国的投影……

　　那是1960年，经过一场严格的考试，我舍弃了在工厂很有前途的一份工作，穿上了海军军服。几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以后又经历了一次考试，被送到海军制图学校上学。这时候我才明白，别人当兵一次次地检查身体，为什么我当兵要一次次地考数学。我国刚刚发布了十二海里领海的规定，国家急需一批海军绘图员，把祖国海洋的形状画出来，让中国人、让全世界认识我们国家的投影，并尊重这个投影。

　　一个人一生总是要做过一些事后会后悔和永不会后悔的事情。

　　我当过兵，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后悔的事情。你想，二十岁上下，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期，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给了部队，完全可以说是对祖国的初恋，能不珍惜、能不怀念吗？只有当过兵的人才相信这样一句话：“一个男人没有当过兵，他的人生就不能算是完满的。”

　　我从制图学校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惟我国沿海边疆“热战”的火星不断，且不断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是美国不承认我们的十二海里领海权，三天两头派军舰侵犯我们的领海，我国政府便一次次地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并出动军舰一次次地把美国人从我国的领海逼出去。摩擦时有发生，从小规模的海战到空战……战斗英雄麦贤得就是我们海军的骄傲。

　　有时一天可以发生几次摩擦，只几年的工夫我们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两百多次严重警告，打落他们几十架高空侦察机。到以后，美国的军舰干脆就耍赖皮了，你一个没看到，他就闯进来了；你追过去，他就又退回到十二海里以外；等你一个不留神，他就又溜回来了……紧张的时候我一连几个月出不了绘图室。

　　在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没有像样的海图，那时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海洋，只有一些外国海军丢弃的当初为侵略中国绘制的港口资料，既不精确，又不系统。中国人民海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海图，在海上就一动也不敢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自己的测量成果，精确地绘制出完整的各种比例尺的中国海洋图。也许可以说是美国人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强化了我关于祖国的概念。

　　其实，兵的意识就是国的意识，当兵的不能没有祖国而存在。

　　以前在学校里培养的国家概念空洞而美好，一进部队，国家概念就变得具体、严酷、神圣，与自己息息相关，且责任重大。那时候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一言一行都和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充分体验到关系国家的安危就是最高命令，没有国家的力量就没有个人的存在。

　　爱国是一种高贵的情感，“胸怀祖国”不再是一句口号。至少是祖国的海洋，从南到北，哪儿有港，哪儿有湾，哪儿有岛，哪儿是石，哪儿是泥，都烂熟于胸，分毫不差。那时，不管夜里是否能回宿舍躺一会儿，或趴在图板上打个盹儿，每天早晨都格外警醒，先要知道我国政府有没有向美国提出新的警告，在什么海域；然后收听广播，中央和“苏修”论战的文章……

　　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能记得那个年代的氛围。天上、海上、北边、南边、思想、物质，我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逼迫和侵犯，但却培养起一种昂扬的情感。爱国是人类最高的道德。当时我把自己生命的热力和理想全都凝注到海图上了，海图上有我，我心里有海，有海才有国家。

　　有一次我随测量小组登上虎口礁，天地不同方觉远，共天无别始知宽，周围乾坤混茫，远眺海天无垠。那是中国黄海最外面的一块陆地，从虎口礁再向外量十二海里都是中国领海，站在礁石的高处能亲眼看得到中美军舰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领海不仅仅是水，除去国家的尊严还有海洋资源，海权之争是政治之争，更是资源之争。只要拥有了岛屿（包括礁石），就有了海域，有了海域就有海洋资源。哪个国家拥有范围更大的海洋面积，哪个国家就拥有更多的海洋资源所有权。海洋意识既是生命意识，又是国土意识。因此，争夺海洋成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和动力。一个国家只有海军强大，海权牢固，国家才会兴盛。海军弱，则海权弱，国家衰。美国远在太平洋对岸，为什么要跑到我们的家门口捣乱？它不是吃饱撑得没事干才这样的……然而，拿破仑有言：“一切帝国皆因吞噬过多，无法消化而告崩溃。”罗马帝国、拿破仑王朝、大英帝国以及希特勒无不如此。

　　可没有一个后来的帝国会吸取前朝帝国崩溃的教训，一旦强盛起来就会遏制不住地要向外扩充，贪得无厌地吞噬……落日惊涛，浮天骇浪，我在远离大陆的孤礁上呆了几天，看日月吞吐，受大风围困，越孤单就越想念亲友，越远离祖国心里就越有祖国。连茫茫海面上奔腾的波涛也都是翘首向大陆张望，然后一排接一排锲而不舍地向岸边涌扑，直至回到祖国的怀抱，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喧哗。那时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片海浪，不屈不挠地扑回营房、扑回战友身边，一种对家对国的向往便立刻像大雾一样在我四周弥漫开来。

　　大风一停，我被急急地接回大队，原来，美国人把对我们没有发出来的邪火撒到了越南人的头上，发动了北部湾战争。我们要援助越南，又要加班加点了……我在绘图室里除了绘制中国海图，还要绘制世界海图，感到一种自豪、一种信心。你只有有国家，才有世界。一个没有强大国家的人，世界也不属于你。

　　至今，我一想到中国军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的。已活到知天命的年纪，人前人后从心里敢大大方方为之骄傲的，就是曾经当过海军制图员——心里永远印下了祖国的投影。

　　作者简介

　　读史可以明智。精选了余秋雨、流沙河、臧克家等著名作家感怀历史事件与人物、思索文明与文化的文章，带您徜徉于历史文化长河，捡拾那些波光粼粼的岁月碎片，寻觅那些千古不灭的真理光点。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发现，却闪烁着同样深邃的智慧光芒。一卷在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俯仰天地，充实心灵，或尽于此。

　　读史可以明智。《新语文课外读本·阅读季书系·名家经典（历史篇）：国家的投影》精选了余秋雨、流沙河、臧克家等著名作家感怀历史事件与人物、思索文明与文化的文章，带您徜徉于历史文化长河，捡拾那些波光粼粼的岁月碎片，寻觅那些千古不灭的真理光点。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发现，却闪烁着同样深邃的智慧光芒。一卷在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俯仰天地，充实心灵，或尽于此。

　　蒋子龙（1941—），河北沧县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文联副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篇小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阴错阳差》，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星》、《蒋子龙选集》等。

　　心香一瓣

　　“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爱国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

　　一山一水总关情，无论走到哪里，祖国都是我们永远的心灵故乡。爱祖国，就要坚决捍卫祖国的完整和安全，维护祖国的尊严。

　　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行动。胸怀祖国，言语行动之间随处有国家的投影，才能把爱国之情融进自己的血液，才是真正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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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麦哲伦海滩上的双面碑


　　流沙河

　　一碑两文，菲国政府这样处理，既维护了国家体面，又尊重了历史公道，颇具匠心。当然，如果是西班牙政府为麦哲伦记功，碑文恐怕不会这样写吧。

　　书桌抽屉深处，翻出一枚海贝，是1987年1月游麦哲伦海滩拾得的。这枚海贝形色皆差，不美也不值钱，深藏之只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是他，葡萄牙人裴迪南·麦哲伦，16世纪西班牙派遣的一位船长，在人类的航海史上，扬帆首次环航地球一圈，从而证实了大地是圆球，此后才有地球一词，拓宽人类眼界，功莫大焉。不过，一圈之说欠妥。准确地说，麦哲伦他本人只转了地球大半圈，中途登陆菲律宾的马克坦岛，不幸死于土著人蛮刀之下。多亏他麾下的船员们继续扬帆，穿越南太平洋，西渡印度洋，绕南非好望角而北上，返回西班牙，才完成他未竟之业。他死难所在的那段海滩就在马克坦岛，后人凭吊，叫做麦哲伦海滩。考证起来，马克坦其实是麦哲伦的读音讹误。马克坦岛就是麦哲伦岛。

　　这个小岛，今有路桥连接菲律宾的第二大城市宿务，遂成半岛。我随菲国作家从宿务乘小车去岛上，竟无渡登岛之感。车到终点，下来一看，我好迷惑。眼前一尊铜像，矗立高台，举盾提刀，昂头猛进。这半裸的勇士难道是麦哲伦？观其面目，蟹脸高颧，鼻不凸梁，眼不凹窝，肤色深棕油亮，哪里像“红毛国”的船长，明明就是菲律宾土著的泰加罗人。“哦！对了，是他蛮刀一砍杀了麦哲伦呀！”我才醒悟了，觉得莫名其妙。原先说是来凭吊麦哲伦遗踪的啊！

　　铜像一侧，有碑亭焉。入亭读碑，知道这位提刀勇士名叫拉浦拉浦，或译那不那不，乃土著酋长也。碑面黑石白字，书以英文，题曰：拉浦拉浦。我将碑文恭译如下，以飨读者：

　　公元1521年4月27日，拉浦拉浦其丁众，于此击溃西班牙侵略者，殪其帅魁裴迪南·麦哲伦。菲律宾人抵抗欧洲人之入侵，拉浦拉浦乃首倡其义者，以此故也。

　　看见我崇拜的航海家麦哲伦被人家泐碑记罪，用洋话便是“钉在耻辱柱上”，鄙人心头非常不是滋味，就像左脸挨了一掴。抬头又见亭壁有画，画的正是当年海滩之战横幅全景，近百人的两两拼刀，杀声可闻。双方战士水中乱砍，你死我活。战阵中心，仔细辨认，总算瞻仰到了英雄酋长拉浦拉浦同志，见他半裸，双手高举蛮刀，即将猛砍下去。在他刀下，一个全副戎装老贼，狗头豹眼，一瞥便知是大坏蛋。老贼此时手忙脚乱，进退两难，正欲抽刀出鞘。

　　抽你妈个鸟刀，老贼，你这侵略头子，一刹那就要劈你狗头开花了！

　　我的天，那老贼居然是麦哲伦！

　　能这样丑化吗？鄙人心头火冒三寸，蠢蠢想同不在场的菲国画家争辩，奈何另一个我悄悄提醒：“注意立场！”于是自我消防灭火，赶快与拉同志保持一致，免得又犯错误。

　　菲国作家笑笑说：“请看石碑背面。”

　　原来这是双面碑。碑阴也是黑石白字，同样书以英文，题曰：

　　斐迪南·麦哲伦之死。我将碑文恭译如下，以飨自己（这是站在反面看呀）：

　　公元1521年4月27日，斐迪南·麦哲伦与马克坦岛酋长拉浦拉浦麾下丁从交锋，身受重伤，殒于此。其后，麦哲伦的船队有维多利亚号一艘，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坎德率领之，是年5月1日航离宿务，翌年9月6日泊归巴拉米达之圣罗卡港，遂首次完成地球之环航。

　　这篇碑文《斐迪南·麦哲伦之死》比那篇碑文《拉浦拉浦》长些，文内不再说侵略了，而且写明首次环航地球，伟大意义不言而喻。一碑两文，菲国政府这样处理，既维护了国家体面，又尊重了历史公道，颇具匠心。当然，如果是西班牙政府为麦哲伦记功，碑文恐怕不会这样写吧。“侵略”一词不会用的，至多用“殖民”一词，正如日本教科书以“进入”偷换“入侵”。麦哲伦也不会被画成狗头豹眼，肯定画成光辉形象，而且是“被土人杀害”的。至于拉浦拉浦，那不那不，算个什么，那不必写。历史，小姑娘嘛，怎么打扮她都不闹。

　　读此双面碑，且去看海滩。时值午潮，但见白波一线，一线踵跟一线，迎面推来，不肯罢休，似诉说航海家的遗恨。不，不应有恨了。南半地球有麦哲伦海峡，南半天球有麦哲伦星云，他与天地同在，够辉煌了，够永恒了。杀他的酋长也沾他的光，得以法相庄严，铜身巍峨，流芳百世。

　　我是两年前去凭吊麦哲伦海滩的。那时菲律宾社会尚未安定，海滩游客很少。现在想必旅游业兴盛了，麦哲伦一定会给拉浦拉浦的子孙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当年蛮刀一砍，英明万分，乃是最省钱最赚钱的投资啊。

　　作者简介

　　流沙河（1931—），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中国作协理事、四川作协副主席。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50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其诗歌结集为《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等。《故园六咏》

　　荣获1979年—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

　　心香一瓣

　　同一块墓碑的两面，记录的却是一对曾经的敌人。一个是西班牙的民族英雄，一个是菲律宾的民族英雄。

　　今天，当我们体会这段历史，绝不敢信口亵渎麦哲伦和拉浦拉浦中的任何一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各自心中崇高的信仰而战。他们的死，具有同等壮烈的历史意义。在传播“文明”和抵抗“侵略”之间，我们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评价双方的对与错。

　　事实上，世间万物，本就不可以用一把“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

　　我们应该向菲律宾政府学习，用两分法、两点论来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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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三个人里面聪明的那一个（节选）


　　张晓风

　　据说，如果你看到三个东方人，其中有钱的那个是日本人，漂亮的那个是韩国人，聪明的那个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啦！

　　哈，乔治，听说你要到亚洲来啦。

　　要是你在飞机上碰到一个黑头发、黄皮肤、深棕眼珠和塌鼻梁的人，你友善地走过去问：

　　“嗨，你是日本人吗？”

　　哼，不一定，这人可能是中国人或韩国人；要是他更黑更瘦些，又可能是马来人；要是他把双手当胸合十，像要祈祷——那么你是遇见泰国人啦。

　　要把东方人搞清楚可没这么简单，还是让我先说个听来简单的人种判别法吧。

　　据说，如果你看到三个东方人，其中有钱的那个是日本人，漂亮的那个是韩国人，聪明的那个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啦！

　　另外，还有个故事，你也不妨听听！

　　假若全世界都毁灭了，只剩下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如果是拉美人，他们就找到一把吉他、一张鼓，弄个小乐队；如果他们是德国人，他们就合开一家工厂；如果是美国人，他们就组织一个“美援委员会”；如果他们是英国人——什么都没发生，他们正在等人来给他们正式介绍；而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将合开一家餐馆。

　　你认识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个朋友，身高180公分，体重170磅，到伊利诺斯去念书，碰到个美国老太大，老太太对他左瞧右瞧，说：

　　“怎么你不像中国人哇？”

　　我的朋友灵机一动，说：

　　“哎，是啊，我刚刚才剪掉我的辫子——就是像猪尾巴的那一种。”

　　老太太满意地笑了，我朋友并没有骗她，不过，这“刚刚”两字的意思是70年前就是了。

　　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最好的方法是活5000年，可怜马土撒拉（《创世纪》所载上古最长寿的人）也没这个办法。我们只好零零星星随便聊聊吧。

　　中国人的第一个嗜好是工作，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疯狂地喜欢工作的民族了。中国字里男人的“男”，是田和力，也就是“在田里的那种劳动力”；中国字的妇人的“妇”是女和帚，意思是指“拿着扫把的那女人”；中国字的“家”是“屋顶下养着一窝猪”的意思（当然啦，这并不是说屋子里没有人，只是说要有人有猪才成其为家）。总之，你要叫一个中国人不做事，那简直要他的命。

　　中国人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土地，中国人拼命工作之后，如果赚了钱，他就立刻买一块地。中国人无论在全世界哪里，他都习惯性地要往土里种点什么，他会傻里傻气地跑到沙漠里去种白菜。而奇怪的是当土地搞清他们是中国人之后，果真很听话，种什么就长什么，一点也不反抗。

　　中国人爱土地爱得发狂，“搬家”这件事是不大发生的。要是村上有一家是200年前搬来的人，大家还说他是“生客”，因为“才”搬来200年而已——照这标准看，美国人几乎全都是客人。

　　中国人如果发了财，他绝对想不出怎么花钱法，他把钱全留给儿子，而这儿子，同样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又把钱留给了孙子。你觉得他们很傻吗？嘿嘿，你错啦，这里面乐趣无穷！

　　中国人因为爱土地爱得太厉害，大家都决定老住一个地方，住到后来前街后巷全是亲戚。英文里只有一个uncle，中国人却不允许如此含糊，中国人可以分出五种不同的uncle，其中包括：

　　伯伯——爸爸的哥哥

　　叔叔——爸爸的弟弟

　　姑爹——爸爸的姊妹的丈夫

　　姨丈——妈妈的姊妹的丈夫

　　舅舅——妈妈的兄弟

　　从这一点，你大概可以了解中国小孩有多聪明，他们从刚会说话就弄清楚上百种的各式各样的亲属称呼，你佩服不佩服？

　　中国人多半性情温和，因为他从小知道他不单是他自己，他还是“爸妈的儿子”、“祖父母的孙子”、“叔叔的侄儿”、“表弟的表哥”、“堂姊的堂弟”、“外甥的舅舅”、“堂嫂的小叔”……曾经有一个皇帝去请教一家五代同堂的大家庭的家长，问他怎能那么多人住在一起而那么和谐，那位张姓的老头儿一言不答，只拿起毛笔来在纸上一个接一个地写了一百个“忍”字。

　　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了解“忍”，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土地，爱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知道，如果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就非接纳别人容忍别人不可。

　　中国人重视名分，全世界，你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把名分看得比事实更重要的了，中国人即使为此吃了大亏也在所不惜。

　　传统的中国战士连怒发冲冠、勇往杀敌的时候也不忘记问清楚对方的名字（对了，你不要以为问名都是杀头的前奏，事实上有时也蛮罗曼蒂克的，中国人订婚之前就有个“问”名之礼），章回小说中标准的说法是：

　　“来将通名，宝刀不斩无名小卒！”

　　奇怪，那些来将竟都老老实实地把名字说了出来。

　　传统的中国人又非常谦虚，他们叫自己的文章为“拙作”，他们建议你把他的画拿去补壁（遮墙壁的洞），把他的书拿去覆瓿（封坛子口），他说自己的小孩是“犬子”，自己的太太是“拙荆”（笨手笨脚的乡下人），他的房子是“寒舍”，他自己是“鄙人”（边远地区不识礼的人）；连中国的皇帝都要称自己做“寡人”（没有道德的人）或“孤”（没人理会的人）。如果你听一个中国人说：“我一无所长，希望跟阁下多学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他其实是要你知道他的谈吐多么有教养。如果你听见他和他太太合力保证他家的菜准备得又少又难吃，你尽可以大胆地赴宴，他们弄的东西绝不比国宴差。

　　当然，中国人并不是不自豪的民族，正确的做法是“谦虚”由他负责，赞美的“反驳”由你负责。如果他说：“我这只小犬，又笨又懒。”你应该说：“贵公子真了不起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七岁小孩了——我家犬子差他远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那么，如果我们穿着levis的衣服，开着福特的车子，住着钢筋水泥的房子，梳着五千年祖先从来没有梳过的发型——那么，所谓的中国到哪里去找呢？

　　中国还是在的。在香港，你会看到家家厨房在雪亮的不锈钢瓦斯炉或电炉上放着个黄褐色的砂锅——他们在努力保留一部分的中国；在新加坡，在最热闹的地点开着中药铺，那些华人，在他最病最弱的时候，他情感上需要的是中国草药；在马来西亚，成千的侨社团体吵着要办一所中文大学。而在新加坡，已经有了一所教中文的南洋大学——当初捐钱的陈六使先生竟是个不识字的华侨。

　　传统的中国人是不允许你有私生活的，他理直气壮地问一个小姐的年龄，他甚至追根究底地盘问你为什么要跟长得挺不错的玛丽分手。传统的中国社会至少有个好处，不需要心理医生——反正谁都可以听谁的隐私。对中国人而言，一个人如果有“不可告人之事”，他一定不是好人。

　　不过，当然，刚才只是吓唬你的，那种中国人现在快要找不到了。在台北，中国人渐渐也试着去了解外国人，并且尊重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作者简介

　　张晓风（1941—），著名散文作家。笔名晓风、桑科、可叵，生于浙江金华。现任台湾阳明医学院教授。著有小说《白手帕》、《红手帕》等，以及散文《那部车子》、《步下红毯之后》、《地毯的那端》等。

　　心香一瓣

　　中国人聪明在何处？作家张晓风以清新、流畅、幽默的文笔，把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巧妙地串联起来，留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宏观印象。

　　如今的中国人，既继承了父辈的勤劳、节俭、安土重迁、宽容忍让、谦逊质朴等性格优点，又张开双臂拥抱世界现代文明，不再是以前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或者“东亚病夫”的形象了。

　　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人更是用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着自己全新的精神面貌。所以，世界也应该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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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祖先崇拜


　　周作人

　　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着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是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

　　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尚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y（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向往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许可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心香一瓣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世界许多古老民族的文化信仰之一。历史上，这一崇拜曾经滋养了人类朴素的孝悌观念，但也促成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泛滥和对祖先文化的过度依恋。

　　人类应当向前看，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不断破旧立新，取得新的进步。

　　“芳林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应该继往开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而不是靠着祖先留下的遗产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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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作揖主义


　　刘半农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个畏友。他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

　　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尹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地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他？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他，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他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tolstoj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尹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他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了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没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譬如朝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地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地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

　　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

　　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梦也”四个宇，我急忙向两人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得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

　　“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地同他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与革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党要排满；官说革党是“匪”，革党说官是“奴”。这样的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党；为革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尽到相当的职务；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既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个字”。

　　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渝”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

　　“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了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以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实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

　　欢迎新文明的先觉！”

　　作者简介

　　刘半农（1891—1934），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原名刘寿彭，改名刘复，初字伴侬，时用瓣秾，后改字半农，号曲庵。江苏江阴人，汉族，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

　　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

　　心香一瓣

　　作揖主义，处处点头哈腰，既避免了与他人的无谓的争辩，省了气力与时间，又不得罪他人，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处世哲学，能留下更多的精力办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似一种聪明的处事方法，在这种处世哲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于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在清末，清政府与革命党人相互口诛笔伐，进行了不少论战，结果仍是两方对峙，没有任何进步。

　　因此，应该少说废话、多付出行动。要革命，就要寻找“最经济、最爽快”的方法。“枪杆子里出政权”，武装斗争才是对付顽固派、反动派的最彻底、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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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洪水与猛兽


　　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拒杨、墨比作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

　　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它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苦痛；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它，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它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得恶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作者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心香一瓣

　　新思潮总是如洪水来临一样势不可挡，让有些人难以习惯和接受，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旧军阀则如食人的猛兽一样横冲直撞、蛮不讲理，因此蔡元培先生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洪水与猛兽竞争”。

　　那么，如何应对这两股不太平的势力呢？他认为，对于新思潮、新事物，应该用疏导法而非湮没法，让其自由发展，才能使之逐渐被接受并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而对于旧的反动的势力，则最好将其“驯伏”，让它主动为新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

　　其实，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和希望，新旧事物的较量从来都是一个激烈而漫长的过程，新事物的发展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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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我们的文化


　　郭沫若

　　鸡雏是鸡卵的破坏者，种芽是种核的破坏者，胎儿是母胎的破坏者，我们是目前的吃人世界的破坏者。

　　世界是我们的，未来的世界文化是我们的。

　　我们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文化的创造者，而未来世界，未来世界的文化已经在创造的途中。

　　创造的前驱是破坏，否则，破坏就是创造工程的一部分。

　　鸡雏是鸡卵的破坏者，种芽是种核的破坏者，胎儿是母胎的破坏者，我们是目前的吃人世界的破坏者。

　　目前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是促进我们努力破杯的动机，也是促进我们努力创造的对象。

　　旧的不毁灭，新的不会出来，颓废的茅屋之上不能够重建出摩天大厦。

　　以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为对象而从事毁灭，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惟其有危险，所以我们的工程正一刻也不能容缓。

　　世界已经被毒蛇猛兽盘踞，当然的处置是冒犯一切危险与损失，火烧山林。

　　世界已经有猛烈的鼠疫蔓延，我们只有拼命地投鼠，哪里还能够忌器？

　　和毒蛇猛兽搏斗的人多死于毒蛇猛兽，和鼠疫搏斗的人也多为鼠疫所侵害，这正是目前社会所不能掩饰的不合理的悲剧，然而这儿也正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文化的精神中枢。

　　我们的精神是献身的。

　　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头颅所砌成，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鲜血的结晶。

　　长江是流徙着的。流过巫山了，流过武汉了，流过江南了，它在长途的开拓中接受了一身的鲜血，但终究冲决到了自由的海洋。

　　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象征，这是人类进化的一个理想。

　　人类是进化着的，人类的历史是流徙着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整个是一部流血的历史。

　　但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快流到它的海洋时期了。

　　全世界的江河都在向着海洋流。任你怎样想高筑你的堤防，任你怎样想深浚你的陂泽；你不许它直撞，它便要横冲；你不许它横冲，它便要直撞。

　　你纵能够使它一时停滞乃至倒流片时，然而你终不能使它永远倒流向山上。

　　在停滞倒流的一时片刻中，外观上好像是你的成功，然而你要知道在那个时期以后的更猛烈、更不容情的一个冲决。

　　谁能够把目前的人类退回到猩猩以前的时代？

　　谁能够把秦始皇帝的威力一直维系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河水是流徙着的，我们要铲平阻碍着它的进行的崖障，促进它的奔流。

　　历史是流徙着的，我们开拓历史的精神也就是这样。

　　中国的历史已经流了三千年了，它已经老早便流到世界文化的海边。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海边，就在这个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都是绵亘着的险峻的山崖。

　　中国的历史是停顿着了，倒流着了，然而我们知道它具有不可限量的无限大的潜能。

　　我们的工程就在凿通这个山崖的阻障。由内部来凿通，由外部来凿通，总要使中国的历史要如像黄海一样，及早突破鸿蒙。

　　有人说我们也在动，我们也要冲，但我们是睁开眼睛的，不能像你们那样“盲目”地横冲；我们要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

　　“我们的慰安是尺寸的进步，是闪烁的微光。”

　　好的，真正是你的慰安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客观条件已经快要成熟了。

　　为你这对可爱的三寸金莲已经准备下三千丈长的裹脚布，让你再去裹小一些，好再走得袅娉一点。

　　为你这个标致的萤火虫儿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金丝笼子，让你在那儿去慰安，让你也在那儿去进步，让你尾子上的一点微光在那儿去闪烁。

　　哼，真是不盲目的腐草里面生出的可怜虫！

　　宇宙的运行明明白白是摆在眼面前的，只有盲目的人才说它是“大谜”。

　　宇宙的内部整个是一个不息的斗争，而斗争的轨迹便是进化。

　　我们的生活便是本着宇宙的运行而促进人类的进化。

　　所以我们的光热是烈火，是火山，是太阳；我们的进行是奔湍，是弹丸，是惊雷，是流电。

　　在飞机已经发明了的时候，由上海去到巴黎有人叫你要安步以当车，一寸一尺地慢慢走去。

　　在电灯已经发明了的时候，在这样个暴风狂雨的漫漫长夜，有人叫你要如艾斯基摩（eskimo）人一样死守着一个鱼油灯盏，要用双手去掩护着它，不要让它熄灭。

　　这种人是文化的叛逆者，是自然法则的叛逆者，同时也就是我们当前的敌人。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世界是我们的。

　　我们要凿通一条运河，使历史的潮流赶快冲到海洋。

　　我们已经落后得很厉害了，我们要驾起飞机追赶。

　　我们要高举起我们的火把烧毁这目前被毒蛇猛兽盘踞着的山林。

　　担负着创造世界的未来的人们，我们大家团结起来。

　　我们同声地高呼：我们要创造一个世界的文化，我们要创一个文化的世界！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四川乐山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成立“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著有诗集《女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

　　心香一瓣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伟大旗手和主将，郭沫若先生用自己饱蘸热血的笔端呼唤着新世界的到来。他认为，只有破坏吃人的世界、吃人的文化，勇于斗争和献身，除旧布新，才能创造一个改天换地的新世界和新文化。

　　河流是向前流徙着的，历史也是向前流徙着的。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这是作者自信心的源泉。

　　“世界是我们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热血青年们共同的心声，是青年们应当具有的吞天吐月的气魄。不破旧就不能立新，敢于打破旧的枷锁，才能创造出新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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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大勇者的风度


　　唐达成

　　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

　　在封建专制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的是，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明末十七岁的少年夏完淳则又不同，他从十四岁即随父亲起兵抗清，兵败后父亲殉难。他秉承父志，继续投身抗清运动，新婚才三个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审，面对洪承畴，他无畏无惧，痛斥洪的无耻叛卖，终于被凌迟处死。在狱中他给新婚妻子与母亲各写了一封绝笔书，两信都情致宛转凄恻，对妻子与母亲的关切感念之情，更是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字字血泪，但是舍身取义的豪宕之气，依然汹涌于字里行间。他在《上母书》中写道：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忘。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生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可以无愧矣。”少年英豪，倾吐肺腑，语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风度，数百年后，读此绝笔，仍不能不令人为之感慨动容。

　　现代著名散文家陆蠡，在日军入侵上海后，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后来遭到日军搜查，并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认为书店既由他负责，他有责任去巡捕房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据一位曾与他同关狱中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良心，自然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又问：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诬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上了酷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在论及此事时，曾深刻地指出：“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据说陆蠡是个口齿钝拙，情感深敛，甚至有几分羞怯的老实人。他天真而朴实，但在事关大节面前，他竟是如此镇静从容，义无反顾，毫不含糊。一个年轻而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就这样惨死于日军屠刀之下，但从他身上迸射闪耀的，正是大勇者不灭的光辉。

　　近日见报载，欧美正在纪念二次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这次为开辟第二战场的登陆之举，是给德国法西斯以致命打击的战略决策，当时指挥此役的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据现在发表的回忆文章说，当时在决定登陆的时机上，是颇费踌躇的，天气又极端不好，暴雨如泻。据预报只有六月六日可能晴朗一天，统帅部内众说纷纭。但是拖延时日，这次事关二次大战前途的重大战役秘密，就有可能被德军识破，而登陆如失败，其影响与后果则更不堪设想。在这重重严峻沉重的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思索再三，断然决定于六月七日按照计划，大举出击登陆。慨然表现出他作为统帅的无畏胆识与雄大气魄。登陆终于一举成功，为战胜法西斯奠定了又一块重要基石。但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决定下达后，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因此平静下来，因为此举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他在一张便笺上草拟了一篇新闻稿，以供必要时使用。他写道：

　　“我们的登陆……已经失败，我已将部队撤回。我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的决定是根据能够得到的最可靠情报作出的。我们的军队都非常勇敢和尽职，要说有什么责任和缺点的话，全都是我一个人的。”（见1994年6月5日《参考消息》6版）显然，这封信是准备万一登陆失败而写的，从信中可以窥出这位率领百万大军的统帅内心的焦灼与不安，但可敬佩的是，万一登陆失败，他就要毅然将这重大的历史责任全部由自己肩负起来，不怨天，不怨地，更不诿过于他人，即使是十字架，他也要一人承担起来。这不愧是统帅的胸襟，更不愧为大勇者的风度。

　　苏轼在《留侯论》中分析：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以社稷国家兴亡大事为己任，以忧济天下为大志，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中外史籍所载大勇者的事迹灿若星辰，正是他们构成了人类不断进取的脊梁。

　　作者简介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学评论家。历任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学员，《文艺报》编辑、副主编，中国作协第四届党组委书记等。著有评论集《艺文探微录》，散文杂文集《谈痕集》、《世象杂拾》，传记文学《贝多芬》

　　等。

　　心香一瓣

　　大勇，是智慧与正义的融合，是勇气与气节的交织，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

　　一个大勇者，必定有荣辱之心，有宽容之怀，有坚强意志，有铮铮傲骨。

　　历史上有舍生取义者，有宁死不屈者，有凛然正气者……正是那些高风亮节的大勇之士，点亮了我们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今天，虽然时代已经斗转星移，但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这样一批大勇之士。他们奋战在各条战线，以大局为重，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自己朴实无华的人生。我们应当向这些时代楷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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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看不懂的中国人


　　易中天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前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

　　中国人的事最不好讲。

　　比如腐败。中国人喜欢腐败吗？当然不喜欢。提起腐败，中国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恨之入骨的。就连那些行贿受贿者，也未必当真喜欢腐败。如果不受贿即可财源滚滚，他为什么要冒丢官下狱的风险？如果不行贿就能通行无阻，他又为什么要拿自己的钱送人？

　　多数人是不喜欢腐败的，但他们又离不开腐败。事实上许多中国人一旦自己有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当真既不吃请也不收礼，恐怕不少人就会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的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所以，不反腐败是不行的，反得太厉害怕也不行。最好是留一条尾巴，限制在吃一两顿饭和收一两条烟的范围内，则皆大欢喜。

　　你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也未必。比如公款吃喝，是大家都反对，都憎恶的。但如果你请那从未参加过的人一起来吃，则多半会欣然前往，且面有得色。可见他反对的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别人有份自己却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份，便只好连公款吃喝一起反对。

　　显然，不是中国人说一套做一套，也不是中国人当前一套背后一套，而是为人处世的原则或法则太多，又往往互相矛盾。老祖宗留下了不少遗训，这些遗训常常都是要打架的。比方说，老祖宗谆谆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同时又会告诫我们“少管闲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我们是管还是不管？哈！这你就不懂了。

　　管不管，要看那事是不是“闲事”。如果是闲事，就不该管；不是闲事，就该管。所以，见义勇为是对的，袖手旁观也是对的。中国有句老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是说，有理没理，不光看讲不讲得出道理来，还要看你是“公”是“婆”。

　　这样一来，研究中国人“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人就麻烦了。他实在想不出该用哪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人。比方说，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结果，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先富起来”，却又最终弄得“一穷二白”，因为“落后”而“挨打”。总之，中国人是不大容易看懂的。岂止外国人“看不懂”，便是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说得清”。

　　其实，就连“说不清”也是不对的。如果你用“说不清”三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保准有人立马表示反对：说不清？怎么说不清？

　　我就说得清。然后，他会一五一十地说将起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旁边的人直点头。可是，点头又怎么样呢？他听张三讲的时候会点头，听李四讲的时候也会点头，因为张三李四讲的都对。

　　但你要以为张三李四观点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说法很可能正好相反——张三讲的是“公理”，而李四讲的是“婆理”。何况在中国，点头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赞同）。

　　它可能是表示在倾听，或者表示礼貌，甚至只不过习惯动作而已。

　　中国人的事儿，实在是麻烦。

　　就说吃饭。中国人是最爱请客吃饭的。南方北方，都一样。但如何吃，吃什么，却不大相同。北方人请客吃饭，总是整一桌子菜，盘子叠盘子碗摞碗。那些菜，往往也都很实在，整个的鸡整个的鸭，整个的猪腿或羊腿，总之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南方的盘子就要小得多，菜的分量也少很多，几乎一筷子就可以夹完，但花色品种则比较丰富，一只鸡可以做好几种菜，一条鱼也可以两吃或者三吃。于是北方人就瞧不起南方人了，认为他们小气。南方人也看不上北方人，认为他们傻气。最好玩的是，他们都认为对方虚伪。

　　北方人说，弄那么一点点菜，让人不敢下筷子，这是请的哪门子客？虚情假意吧？南方人则说，明明吃不完，还要不停地上菜，这是让人吃还是让人看？虚张声势嘛！那么到底谁虚伪？其实谁也不虚伪。北方人认为，既然诚心诚意请人家吃饭，就得让人能够放开肚皮吃，这样才实在。南方人则认为，实实在在地待人，就用不着铺张浪费。菜嘛，够吃就行，弄那么多干什么？如果是自己家里人吃饭，有这么摆谱的吗？没有吧？再说，弄那么多菜，岂不把人家当成了饭桶？还是能吃多少弄多少的好。这可真是“南辕北辙”，猴吃麻花儿—满拧。结果，他们虽然都很实在，却又都被认为是虚伪。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南方北方就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不是很难说得清？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研究，著有《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并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

　　和《品人录》。著作有《易中天品三国》、《帝国的惆怅》、《易中天品汉代风云人物》等。

　　心香一瓣

　　岂止是中国人难以说得清？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不也是难以说得清吗？人性本来就是一部复杂而有趣的书，一生一世也读不完、读不透。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处于永恒的变化发展之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矛盾又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每个时代的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都要受到社会大环境和所处的具体环境对其性格的影响和塑造。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地域广袤而复杂，中国人的性格也不能以一概之。要读懂中国人，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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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画虎


　　朱湘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

　　“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谁想得到这两句话是南征交趾的马援说的。听他说这话的侄儿，如若明白道理，一定会反问：“伯伯，你老人家当初征交趾的时候，可曾这样想过：征交趾如若不成功，那就要送命，不如作一篇《南征赋》罢。因为《南征赋》作不成，终究留得有一条性命。”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绝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最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像狗，刻不成的鸿鹄真像鹜吗？不然，不然。

　　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像罢了。画家他深入创形的秘密，发现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底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作者简介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原籍安徽，生于湖南沅陵。192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夏天》。1926年自办刊物《新文》，刊载自己创作的诗文及翻译的歌。1927年出版第二本诗集《草莽》。曾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共同提倡格律诗运动。此外还著有散文和评论《中文集》、《文学闲谈》等。

　　心香一瓣

　　画匠与画家、文字匠与作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匠，而后者则是一个灵魂工程师。简言之，能否创新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虽说创新离不开学习和借鉴，但创新不是“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地模仿，而是要学会借“蕴”。一个国家，只有大力进行自主创新，才能真正增强国际竞争力。

　　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唯有深入实践，才能开掘出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善于挖掘既有素材，深度开发已有资源，运用联想、发散思维，才能打通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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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节操


　　曹聚仁

　　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一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份。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

　　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

　　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一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么，中国读书人，个个都要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群而不党，他们可能素昧平生，或者只是一面之交，却能为对方义无反顾地取死就义。为什么君子能做到这些？就因为他们坚守的为人之道。这个“道”，是他们的做人准则，是内在的节操。他们不是为了某种龌龊的利益而苟合，而是为了心灵的契合与共鸣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毅然舍身的举止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他们因为坚持节操、不曲意求生而走向人生终点时的微笑，感受到了一种坚持道义的人性之光，他们的身形虽然灭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却弥漫亘古时空。用一首我所喜欢的诗歌来概括这篇文章：“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作者简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号听涛，笔名袁大郎、陈思、彭观清、丁舟等。1900年出生于浙江浦江蒋畈村（今兰溪市梅江镇蒋畈村）。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人士。作品有论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国学大纲》，散文集《我与我的世界》、《今日北京》、《万里行记》、《文坛五十年》、《北行小语》，报告文学集《采访外记》、《采访新记》、《鲁迅评传》，辑有《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等编著共近70种，约4000余万字。

　　心香一瓣

　　“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坚韧不拔，是青松的节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凌寒独傲雪，是寒梅的节操。

　　高尚的节操，是检验一个人灵魂的试金石。我们的民族，正是得益于一批批具备崇高节操的仁人志士，才有了“中国人的气节”。

　　节操，还是尊严的体现。保持高尚的节操，就是爱惜自己的尊严。而有了尊严，一个人才值得他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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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脸与法治


　　林语堂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已甚。这虽然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里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里，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若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给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得不可形容了。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硫磺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于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颠，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脸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心香一瓣

　　“脸”与“法治”，这两个词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读完，恍然大悟，原来脸大的可以求特权，求钱财；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大事化小。此时此刻，法治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玻璃门”而已。

　　直到今天，这种“法外开恩”的现象依然存在。总有人触了法仍可以逍遥法外，法律法规在脸大的人面前仍旧可以开绿灯……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等思想长期根植于中国人的人际交往观念中，“人情”，显然已成为我国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一大障碍。

　　所以，不割断“脸”与“法治”的关系，依法治国就是一纸空文，和谐社会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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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五四断想


　　闻一多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旧的悠悠死去，新的悠悠生出，不慌不忙，一个跟一个，这是演化。

　　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

　　挤是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现象，而新的必然是发展的，能发展的必然是新的，所以青年永远是革命的，革命永远是青年的。

　　新的日日壮健着（量的增长），旧的日日衰老着（量的减耗），壮健的挤着衰老的，没有挤不掉的。所以革命永远是成功的。

　　革命成功了，新的变成旧的，又一批新的上来了。旧的停下来拦住去路，说：“我是赶过路程来的，我的血汗不能白流，我该歇下来舒服舒服。”新的说：“你的舒服就是我的痛苦，你耽误了我的路程。”又把它挤掉，如此，武戏接二连三地演下去，于是革命似乎永远“尚未成功”。

　　曾经新过来的旧的，不要只珍惜自己的过去，多多体念别人的将来，自己腰酸腿痛，拖不动了，就赶紧让。“功成身退”，不正是光荣吗？“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也是古训啊！

　　其实青年并非永远是革命的，“青年永远是革命的”这定理，只在“老年永远是不肯让路的”这前提下才能成立。

　　革命也不能永远“尚未成功”。几时旧的知趣了，到时就功成身退，不致阻碍了新的发展，革命便成功了。

　　旧的悠悠退去，新的悠悠上来，一个跟一个，不慌不忙，哪天历史走上了演化的常轨，就不再需要变态的革命了。但目前，我们还要用“挤”来争取“悠悠”，用革命来争取演化。“悠悠”是目的，“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于是又想到变与乱的问题。变是悠悠的演化，乱是挤来挤去的革命。若要不乱挤，就只得悠悠的变。若是该变而不变，那只有挤得你变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训也发挥了变的原理。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1946），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心香一瓣

　　“芳邻新叶催旧叶，流水前波让后波。”革命是除旧布新的有效措施，青年则是革命的动力泉源。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勇敢坚定，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力。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代表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因而必然战胜旧事物。但任何新事物的成长道路都是曲折的，都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

　　因此，青年要推动时代发展潮流的前进，就必须首先革除旧的规章制度，这也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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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我若为王


　　聂绀弩

　　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

　　在电影刊物上看见一个影片的名字：《我若为王》。从这影片的名字，我想到和影片毫无关系的另外的事。我想，自己如果做了王，这世界会成为一种怎样的光景呢？这自然是一种完全可笑的幻想，我根本不想做王，也根本看不起王，王是什么东西呢？难道我脑中还有如此封建的残物么？而且真想做王的人，他将用他的手去打天下，决不会放在口里说的。但是假定又假定：我若为王，这世界会成为一种怎样的光景？

　　我若为王，自然我的妻就是王后了。我的妻的德性，我不怀疑，为王后只会有余的。但纵然没有任何德性，纵然不过是娼妓，那时候，她也仍旧是王后。一个王后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着天上的星星一样捧来捧去呀，假如我能够想象，那一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若为王，我的儿子，假如我有儿子，就是太子或王子了。我并不以为我的儿子会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但纵然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白痴，也仍旧是太子或王子。一个太子或王子是如何地尊贵呀，会如何地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呀。

　　假如我能够想象，倒不是件没有趣味的事。

　　我若为王，我的女儿就是公主，我的亲眷都是皇亲国戚。无论他们怎样丑陋，怎样顽劣，怎样……也会被人们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样地捧来捧去，因为她们是贵人。

　　我若为王，我的姓名就会改作：“万岁”，我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圣旨”。我的意欲，我的贪念，乃至每一个幻想，都可竭尽全体臣民的力量去实现，即使是无法实现的。我将没有任何过失，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过失；我将没有任何罪行，因为没有人敢说它是罪行。没有人敢呵斥我，指责我，除非把我从王位上赶下来。但是赶下来，就是我不为王了。我将看见所有的人们在我面前低头、鞠躬、匍匐，连同我的尊长，我的师友，和从前曾在我面前昂头阔步耀武扬威的人们。我将看不见一个人的脸，所看见的只是他们的头顶或帽盔。或者所能够看见的脸都是谄媚的，乞求的，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的脸。我将听不见人们的真正的声音，所能听见的都是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娇痴的，唱小旦的声音：“万岁，万岁！

　　万万岁！”这是他们的全部语言：“有道明君！伟大的主上啊！”这就是那语言的全部内容。没有在我之上的人了，没有和我同等的人了，我甚至会感到单调，寂寞和孤独。

　　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呢？为什么要捧我的妻，捧我的儿女和亲眷呢？因为我是王，是他们的主子，我将恍然大悟：我生活在这些奴才们中间，连我所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也无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奴才的首领。

　　我是民国国民，民国国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使我深深地憎恶一切奴才或奴才相，连同敬畏的尊长和师友们。请科学家们不要见笑，我以为世界之所以还大有待于改进者，全因为有这些奴才的缘故。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我将变成一个暴君，或者反而正是明君；我将把我的臣民一齐杀死，连同尊长和师友，不准一个奴种留在人间。

　　我将没有一个臣民，我将不再是奴才们的君主。

　　我若为王，将终于不能为王，却也真的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人们一同三呼。

　　作者简介

　　聂绀弩（1903—1986），现代诗人、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周恩来戏称他为“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出版有散文集《沉吟》、《巨象》，杂文集《追悼》、《二鸦杂文》、《海外奇谈》等，诗集《元旦》，剧本小说集《天亮了》，短篇小说集《两条路》等。

　　心香一瓣

　　谁不曾幻想自己为王呢？可以被万人瞩目，可以一呼百应，可以受人拥戴。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本文向我们呈现了为王的痛苦：你将生活在奴才中间，将听不到真话……

　　没有什么比生活在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更让人痛苦了。

　　联想现实，声名之累不就像为王之累吗？盛名之下，隐藏的是一颗疲惫的、不堪重负的心灵。名人们表面风光的背后，总是有自己不为人知的苦处。

　　所以，做人还是低调点好。把自己看作寻常人，以平淡之心看待生活，不沽名钓誉，才能活得踏实、轻松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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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圆桌与筷子


　　梁实秋

　　我听人说起一个笑话。一个中国人向外国人夸说中国的伟大。

　　圆餐桌的直径可以大到几乎一丈开外。外国人说：“那么你们的筷子有多长呢？”“六七尺长。”“那样长的筷子，如何能夹起菜来送到自己嘴里呢？”“我们最重礼让，是用筷子夹菜给坐在对面的人吃。”

　　大圆桌我是看见过的，不是加盖上去的圆桌面，是订制的大型圆餐桌，周遭至少可以坐二十四个人，宽宽绰绰的一点也不挤，绝无“菜碗常需头上过，酒壶频向耳边洒”的现象。桌面上有个大转盘（英语名为“懒苏珊”），转盘有自动旋转的装置，主人打开按钮就会不急不徐地转。转盘上每菜两大盘，客人不需等待旋转一周即可伸手取食。这样大的圆桌有一个缺点，除了左右邻座之外，彼此相隔甚远，不便攀谈，但是这缺点也许正是优点，不必没话找话，大可埋头猛吃，作食不语状。

　　我们的传统餐桌本是方的，所谓八仙桌，往日喜庆宴会都是用方桌。通常一席六个座位，有时下手添个长凳打横，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加上一个圆桌面。炕上餐桌也是方的，方桌折角打开变成圆桌（英语所谓“信封桌”），好像是比较晚近的事了。

　　许多人团聚在一起吃饭，尤其是讲究吃的东西要烫嘴。当然圆桌为宜，把食物放在桌中央，由中央到圆周的半径是一样长，各人伸箸取食，有如辐辏于毂。因为圆桌可能嫌大，现在几乎凡是圆桌必有转盘，可恼的是直眉瞪眼的餐厅侍者多半是把菜盘往转盘中央一丢，并不放在转盘的边缘上，然后掉头而去，转盘等于虚设。

　　西方也不是没有圆桌。亚瑟王的圆桌骑士是赫赫有名的。那圆桌据说当初可以容十百五十名骑士就座，真不懂那样大的圆桌能放在什么地方，也许是里三层外三层围绕着吧？近代外交坛坫之上常有所谓圆桌会议。也许是微带椭圆之形，其用意在于宾主座位不分上下。这都不能和我们中国的圆桌相提并论，我们的圆桌是普遍应用的，家庭聚餐时，祖孙三代团团坐，有说有笑，融融泄泄；友朋宴饮时，敬酒、豁拳、打通关都方便；吃火锅，更非圆桌不可。

　　筷子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原始人吃东西用手抓，比不会用手抓的禽兽已经进步很多，而两根筷子则等于是手指的伸展，比猿猴使用树枝拨弄东西又进一步。筷子运用起来可以灵活无比，能夹、能戳、能撮、能扒、能掰、能剥，凡是手指能做的动作，筷子都能做。没人知道筷子是何时何人发明的。如果史记所载不虚，“纣为象箸而箕子唏”，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箕子忍泣吞声地叹气，象牙筷子的历史可说是很久远了。箸原是竹子做的筷子，又作挟，木头做的筷子。象牙筷子并没有什么好，怕烫，容易变色。假象牙筷子颜色不对，没有纹理，更容易变色。而且在吃香酥鸭的时候，拉扯用力稍猛就会咔嚓一声断为两截，倒是竹筷子最好。湘妃竹固然好，普通竹也不错，髹油漆固然好，本色尤佳。作祖父母的往往喜欢使用银箸，通常是短短细细的，怕分量过重，这只为了表示其地位之尊崇。金箸我尚未见过，恐怕未必中用。箸之长短不等，湖南的筷子特长，盘子也特大，但是没有长到烤肉的筷子那样。

　　西方人学习用筷子那副笨相固然可笑，可是我们幼时开始用筷子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像狗熊耍扁担？稍长，我们使筷子的伎俩都精了——都太精了。相传少林绝技之一是举箸能夹住迎面飞来的弹丸，据说是先从用筷子捕捉苍蝇练成的一种功夫。一般人当然没有这种本领，可是在餐桌之上我们也常有机会看到某些人使用筷子的一些招数。一盘菜上桌，有人挥动筷子如舞长矛如野火烧天横扫全境；有人胆大心细彻底翻腾如拨草寻蛇；更有人在汤菜碗里捡起一块肉，掂掂之后又放下了，再捡一块再掂掂再放下，最后才选得比较中意的一块，夹起来送进血盆大口之后，还要把筷子横在嘴里吮一下。于是有人在心里嘀咕：这样做岂不是把你的口水都污染了食物，岂不是让大家都于无意中吃了你的口水？

　　其实口水未必脏。我们自己吃东西都是拌着口水吃下去的，不吃东西的时候也常咽口水的。不过那是自己的口水，不嫌脏。别人的口水也未必脏。我不相信谁在热恋中没有大口大口咽过难分彼此的一些口水。怕的是口水中带有病菌，传染给别人或被人传染给自己都不大好。毛病不是出在筷子上，是出在我们吃的方式上。

　　六十多年前，我的学校里来了一位教英语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钟，外号人称“钟善人”。他在学校及附近乡村里狂热地提倡两件事：一是植树；一是进餐时每人用两副筷子，一副用于取食，一副用于夹食入口。植树容易，一年只有一度，两副筷子则窒碍难行。谁有那样的耐心，每餐两副筷子此起彼落地交换使用？如今许多人家以及若干餐馆，筷子仍是人各一双，但是菜盘汤碗各附一个公用的大匙。这个办法比较简便，解决了互吃口水的问题。东洋御料理老早就使用木质的短小的筷子，用毕即丢弃。人家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我愿将象牙筷子、乌木筷子以及种种珍奇贵重的筷子都保存起来，将来作为古董赏玩。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后迁至台，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台湾国立编译馆馆长。代表作有《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集《槐园梦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

　　等，主编有《远东英汉大辞典》。

　　心香一瓣

　　作为文化名家，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以淡雅、幽默的风格著称。本文通过对圆桌与筷子的描写，对比了中西方的饮食与礼仪文化，诙谐、幽默，耐人寻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饮食与礼仪文化也变得越来越讲究。这些变化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人们越来越注意尊重彼此的权利和利益。而驱动这些变化的正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所以，圆桌与筷子的话题背后，是文化与文明的主题。

　　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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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略论吃饭与打屁股


　　唐弢

　　年代毫不停留地过去了，一张给塞米饭的嘴，一个给挨打板子的屁股，这便是中国历史的经纬。

　　仿佛是陀罗雪维支说的吧：中国的皇帝用两件法宝治理天下，一件是米饭，另一件则是板子。他用米饭来养活所谓良民，却又用板子去鞭打莠民的屁股。在这“礼仪之邦”里，大家相信一切坏主意都从屁股里出来，它才是首先应该挨打的东西。

　　然而皇帝们又往往找不出真正该打的屁股来。这结果便是错打和乱打。以米饭和板子来治理的天下，到底还是断送在米饭和板子里。因为他们不但错打了屁股，凡所养活的，也不过是一群毫无人气的奴才——然则又如何会有了不起的作为。他们填饱肚子，却无非叩一阵响头，打几句官腔而已。有识者则反而毙于杖下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就因为人才毕竟是奴才的对头。

　　奴才们虽然不能成大事，然而在讨好凑趣、搬弄是非以杀死人才这一点上，却还是颇有能耐的。无论皇帝怎样“圣明”，而板子却总得放在奴才的手里，通过了一切典制条例，国法刑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执行者。奴才的功业是永远和屁股连在一起的：他们一方面给人打，一方面也打人。

　　年代毫不停留地过去了，一张给塞米饭的嘴，一个给挨打板子的屁股，这便是中国历史的经纬。

　　而且，板子在中国，也正像历史一样的悠久。《舜典》里说：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鞭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打法，但就现有的文献看来，要使受者不致重伤，其与屁股有些关系，该是无疑的了。隋朝改五刑为笞、杖、徒、流、死，那更是拉开裤子，公然打屁股的开头。清分板子为大小数种，《大清会典》记载监狱里所用的一种之形状是：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长五尺五寸，重不过二斤，以竹篾为之，须削去粗节毛根，照尺寸较准，应决者执小头，臀受。这只是给狱犯消受的日用板子，在公堂上，大概是还要厉害一点的。我曾在吴友如所作的“会审公堂”的图像里，看到过这“光荣”的“盛典”，可惜已经记不起那板子的形状了。

　　我想，单凭画面，恐怕是还有一点出入的。

　　不过板子的形状虽已忘却，但那塞饱了米饭、站在公堂两边的奴才的脸相，却至今还在我的眼前。画家传神，其实时代也何曾不然呢？笞杖已成过去，而奴才则至今没有绝种。我于此得到一点经验，自以为又看出了人世间的一点真谛，知道米饭为什么要涨价了。

　　作者简介

　　唐弢（1913—1992），我国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

　　心香一瓣

　　“一张给塞米饭的嘴，一个给挨打板子的屁股，这便是中国历史的经纬。”作者的概括可谓幽默而又独到深刻。

　　回望历史，奴才与人才永远是一对冤家，奸佞小人与忠臣良将的斗争基本上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奴才小人们常常衣食无忧，因为他们为混口饭吃，宁可触犯做人的道德底线，出卖陷害他人；而忠臣良将等则常常惨遭板子毒打，只因他们直言敢谏，宁死也要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

　　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正是有了奴才与人才的斗争，正义与真理的历史车轮才滚滚向前。现代社会，“笞杖已成过去，而奴才则至今没有绝种”，那些两面三刀的奴才小人依然存在于左右，我们应当明察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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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挨骂的艺术


　　李国文

　　所以众多有识之士，总是大声疾呼，不要对阴暗面感兴趣。细细品味，那用心之良苦，也真是难能可贵。

　　骂人是艺术，骂得淋漓尽致，骂得入骨三分，不容易，是一门功夫。

　　同样，挨骂也是艺术，挨骂得脸如城墙，心如古井，酒饭不误，照当丧家之犬，抽不冷子还能反咬一嘴者，也是一门功夫。

　　在《红楼梦》中，最有名的一骂，便是焦大借酒撒疯那一回了。

　　秦钟要回家，宁国府用车送，派的是焦大。黑灯瞎火，也不是什么有赏钱的好差使，他老人家又喝了两口，正上头，碰上贾蓉说了几句，他自然倚老卖老地骂开了。

　　贾宝玉算不算挨骂的，姑且不论。但他向凤姐求教，何谓“爬灰”时，却被正经八百的这位挨骂者，骂了一顿。

　　《红楼梦》一书，真不愧为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无不应有尽有。仅就骂人和挨骂来看，也是中国其它的古典文学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很难再找到比《红楼梦》更丰富，更生动，更精彩，更深刻的骂的语言了。

　　贾政骂宝玉：“叉出去！”“你这畜生！”

　　凤姐骂尤氏：“你尤家的丫头没有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又转过脸去骂贾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东西！”

　　芳官的干娘骂芳官：“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接着又骂她女儿春燕，“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起轻薄小浪妇学！”

　　秋纹骂小红：“没脸面的下流东西！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彩霞骂贾环：“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

　　王夫人骂赵姨娘：“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一发得了意了！”

　　鸳鸯骂她嫂子：“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你快夹着你那穴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

　　有真骂，有假骂，有狠骂，有毒骂，有得骂的骂，没得骂的也骂，打鸡骂狗，指桑骂槐是骂，不分好歹，满口胡说也是骂。《红楼梦》书中这种最典型地表现出中国人文化心态的骂和挨骂，即使世界文学名著，恐怕也是望尘莫及。

　　尤以焦大那一通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简直把贾府的阴暗面，暴露无遗。我书读得甚少，不敢轻易结论，好像在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中，能留下如此深刻印象的骂人和挨骂的情节，似乎不多。

　　所以众多有识之士，总是大声疾呼，不要对阴暗面感兴趣。细细品味，那用心之良苦，也真是难能可贵。试想，焦大这通开骂，把诗书簪缨、钟鸣鼎食之家的那一层令人羡慕的帷幕拉开，看到其中许多见不得天日的污秽。倒胃口不说，一个表面的美的完整性也给破坏了。多糟糕，多败兴啊！真是可恶之至。所以那些挨骂的人，要赏骂人的焦大一嘴马粪，以示惩罚，也是正常的。爬灰就爬去好了，总不是所有的人，都爬灰，你干吗不写不爬灰的人，偏写爬灰的人呢？若焦大将这番意思写成小说的话，我敢肯定，贾珍在厅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上一个大狼皮褥子负暄时，准会这样对他进行大批判的。不要以偏概全嘛！纯系个别现象嘛！应该看到，不爬灰的还是大多数嘛！

　　当然后来挨骂的人，通常就不采用宁国府的马粪止骂法，而有别的高招了。

　　骂分两路，当面骂和背后骂。关起门来骂皇上，和古人所说的腹诽，都属于怯懦的骂，除了******外，不产生任何效果。当面骂，就不同了。有骂的人，就有挨骂的人；有挨骂的人，就有不同反应。这反应中，以虽挨骂而根本不像是挨过骂似的泰然自若者，最为上乘，也就是艺术了。

　　一种是泛骂，如柳湘莲说的：“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你可以装作不介意，不干净的人多了去了，又未曾单挑你出来，你伸那头干什么？还不妨附和两句：“是太不像话了！”

　　一种是指名道姓的骂，如贾母啐贾琏：“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你可以狡赖，可以不认账，可以推卸责任，既可以嬉皮笑脸，打马虎眼，也可以耍流氓腔，“我就这样一个狗屎德行，你怎么办吧？”

　　一种是让挨骂的人明白是在骂他，可骂人的人却做出并不是骂谁的样子，可谁听了，谁心里有数。如凤姐说：“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娼妇们，别做娘的春梦了！明儿一古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那你完全用不着自作多情，自领没趣，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甚至还向人打听，“骂谁哪？骂谁哪？”

　　一种骂，便是宝钗对靓儿那番言语了：“你要仔细，你见我和谁玩过？有和你素日嬉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你该问他们去！”

　　看来是在斥责一个小丫头，实际却是冲着宝玉去的。这就更好办了，这耳朵听，那耳朵出，他骂他的，你说你的。“东关酸风射眸子”，这种骂连这点威力也没有的，眼皮一抹，不理就是了。茅台照喝，肥牛照吃，只要想到骂是骂不死人的，甚至一根头发也骂不掉的，装一回王八蛋又何妨？

　　当然也有无需艺术的挨骂，例如：小孩挨父母骂，因为顽皮私下闯了祸；学生挨教师骂，因为课堂不好好听讲；丈夫挨老婆骂，因为他身上有从未闻过的香水气味；科长挨处长骂，因为他把报告直接送给了局长。一个作家挨棍子们骂，因为他没有按棍子们的那极其衰弱、已经消化不动任何东西的胃口，写那种极其稀薄的流质或半流质食品式的小说。

　　这种属于小过小失，照顾不周的挨骂，骂也只好由他骂了。

　　另有一等挨骂的人，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金荣挨骂，是因为他狗仗人势，欺压无辜。赵姨娘挨骂，是因为她居心险恶，置人死地。鸳鸯嫂子挨骂，是因为她为虎作伥、卖友求荣。贾蓉挨骂，是因为他当着凤姐捧凤姐，背着凤姐整凤姐，纯粹一个耍两面派的小人。就知想尽一切办法装孙子，找机会狠狠报复，向主子讨功领赏，并且扬言，任你骂得狗血喷头，好官我自为之。哪怕开始倒数计时，那也快活一天是一天，乐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充分利用剩余价值，管人家骂爹骂娘。

　　其实在生活里，指着脸骂，指着鼻子骂，对于这些精通挨骂艺术的一朝得手、人皆为敌的白衣秀士以及花子拾金、小人得志的跳梁小丑，恐怕真是对牛弹琴，不起丝毫作用的。“哀莫大于心死”，对这班心死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

　　君不见焦大所骂的偷鸡摸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一群吗？你若是碰到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伙人，你就光看不骂好了。因为骂，多少还能抱一点希望。

　　但这些人，我劝您就免了吧！

　　作者简介

　　李国文（1930—），上海人。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危楼纪事》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出版有随笔散文集《骂人的艺术》、《淡之美》、《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并著有《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

　　心香一瓣

　　世间的笑，有千姿百态；世间的骂，也有千种万种。骂人也是一种艺术，一部《红楼梦》，就已经写出了“骂”出的各种人情世故。

　　骂，不管是在发泄情绪，还是在恨铁不成钢，或是在希望对方改正，或是一种激将法，都是人际交往中难免遇到的一种情境。什么人该骂，什么人骂了也是白费力气，需要仔细观察和揣摩。常言道：不打不相识。骂人要出于真诚，挨骂也要虚心静气，这样才能把“骂”出的摩擦力由阻力变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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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作揖的好处


　　韩少功

　　作揖可以有回礼，也可以没有回礼，还可以没有回礼但得到一句“免礼啦”之类的随意安抚，因此它可以成为阿谈者、巴结者、攀附者、奉承者、邀宠者的单向礼貌。

　　中国人以前封闭国门，对外部世界疑惧而排斥。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国人原来叫“胡人”，从西北方的陆路来，带来了胡椒、胡麻、胡琴、胡钱、胡饼，还有“胡说”，此词基本上用作贬义。后来又把外国人叫“洋人”，他们从东南海路上来，带来了洋油、洋火、洋枪、洋炮、洋葱，还有“洋相”，也基本上用作贬义。“胡说”与“洋相”两个词，分别含聚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对外开放时的心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所残留的语言化石，进入了字典。

　　时代变了，现在的国民们不大说西方人的坏话了。相反，进口商品成了荣耀，出国留学令人神往。即便是痛心疾首捍卫着国粹的传统派们，只要随便朝他们瞥一眼，也就知道他们实际上活得非“胡”即“洋”。玻璃，钢笔，热水瓶，电灯，沙发，自来水，汽车……这些东西哪一样不是源于西方文化呢？人们连语言也越来越多洋味，坐“的士（taxi）”，打“考（call）”机，这一类时髦语言由南向北潮卷全国。湖南某地一些汉子用脚踏三轮车拉客，车子还是车子，现在却叫作“踩士”。借用了“的士”的后一半，似乎就沾染了现代气息，就暗示了一种新潮的享受，好让市民听得顺耳。果然，这个词立刻在公众口语中流传开来。只是苦了将来的词源考据专家，要查出这个词是英语的嫡亲子还是私生子，还是私生子的外侄，恐怕得费一些周折。

　　“踩士”不足为训，“士”一下就能沾上光么？就能使乘客舒服多少？其实，外国并非什么东西都好。就说握手吧，这种西方礼节已在中国全面普及，广有作为，但我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它实在比不上我们传统的作揖。

　　一是卫生。握手可传播某些细菌病毒，握手时双方中如有一方的手沾泥带水，也会给另一方带来不舒服。而中国的作揖，施受双方完全没有身体接触，即便到传染病医院去慰问一大群病人，回家后也无须急匆匆地先去卫生间洗手。

　　二是省时。当代人的交际繁多，假如一个人会见10多位客人，与每位都握一次手，便要握得很耐心。假如10多个人同时会见10多位客人，那更要握上好一阵工夫。既然说时间就是金钱，为何不用作揖这种方式来惜金？一拱手，顷刻之间，以一当十乃至当百，即便有成千上万的客人，也都接受了你的问候。

　　三是优美。人在握手时含胸曲背，低头引颈，姿态实在不太好看。如果交际双方的身高差距太大，握手更多见窘态。身高者有折腰之累，身低者有被悬吊之险，难免把某种庄重的外交或某种欢乐的重聚，搞得有点滑稽。作揖则无须有这种担心，完全可以抬首挺胸，立身如柱，气宇轩昂，雄姿英发，伸出手高悬臂抱拳一合，充分展示美的体形和美的气度，让周围的人眼睛一亮——壮士也。

　　四是自主。人们多有这样的体验：握手时，有一方已伸出手来了，另一方没有看见或故意装作没看见，使对方的手停在空中缩也不是，不缩也不是，时间一秒秒过去，尴尬透顶。有时也有另一种情况：刚才没看见的一方突然看见了，赶忙补救，虽然已把对方的手挽救了并已紧紧握住，但怠慢或疏忽已经造成，心中难免留下歉意。这种多发性事故，暴露了握手这一方式的最恼人的缺点——它必须由双方协调配合，同时动作才能完成。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交际家，已经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临场仍需要聚精会神，才能掌握好自己出手的时机。这种事干多了，没有不累的道理。作揖当然比握手简单多了，完全是自主的，任何人想出手就出手，想什么时候出手就什么时候出手，完全不受对方目光及其眼神的制约，绝不可能被对方冷落得进退两难，遭其他人暗笑。

　　对于某些人来说，作揖还有一个最后的好处，就是晋见大人物时比较能派上用场。握手大体上是一种平等之礼，不管双方孰尊孰卑，也不管双方内心中或傲或谦，至少在表面上，就握手这一行为本身来看，双方是平等的，都得伸手，以示相互的尊重。按通行的规矩，大人物还得先向小人物伸手，预付真实或虚假的诚恳，现代文明风范就是如此温暖着我们。问题是，常有些权势者没有这种教养，端着架子，拉着腔调，根本不屑于与小人物握手。碰到这种人，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死皮赖脸抢上前去把他或她的手抓过来握一通吧？你总不能没有任何表示就冷清清地见面或告辞吧？你想分到一间小小的住房，或者你想晋升科长，你想把儿子塞进学校重点班，你想套购和倒卖国家计划物资，这些活动怎么礼貌而顺利地进行？在这种时候，你很可能会想起作揖，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作揖。作揖适用于不平等的交际。作揖可以有回礼，也可以没有回礼，还可以没有回礼但得到一句“免礼啦”之类的随意安抚，因此它可以成为阿谈者、巴结者、攀附者、奉承者、邀宠者的单向礼貌。有些人把难度较大的公关，说成是“到处作揖”，就是这个道理。

　　显然，作辑的最后这一条好处，是奴隶的好处。

　　中国音译过很多外来词。英语中有kowtow，则是中文“叩头”的音译，因为英国以前根本不存在这种礼节，无法音译。“作揖”也是中国特有的国粹，看来也只能音译过去，丰富他们的字典，让他们再长一点见识，领略神奇的东方文明。我得再一次说，我衷心希望西方人能喜欢这一个词，能爱上作揖，并将其推广全球，蔚为风气，进一步美化人类的礼仪——当然，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上述第五条好处已不再为世人所需。

　　作者简介

　　韩少功（1953—），小说家。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1978年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省总工会工作。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归去来》、《爸爸》及散文随笔《心想》、《夜行者梦语》等。

　　心香一瓣

　　作揖与握手，两种不同的社交见面礼节，看似简单，却有着相当大的学问蕴含其中。作者对比了两者的使用场合，列举了作揖的几大好处，令读者耳目一新。

　　作揖之礼，卫生、省时、优美、自主，不失为社交一大技巧，但如果演变为低头哈腰之举动，则是一副奴才相的表现，应该遭受鄙视。

　　人应当珍惜和重视自己的尊严，作揖也要表现出自己的风度，不卑不亢，这样才能使作揖成为一种优雅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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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甲子谈鼠


　　夏衍

　　我是庚子年出生的，肖鼠。今年又逢甲子，忽然想起写点应景文章，谈谈老鼠。

　　远古以来，我们中国人不论在文化上、在科学上，都对人类进步，做出过很多很大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现在已经被科学家证明，它的原生地是中国中部，而它的危害则已经遍及世界。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老鼠的原产地是什么地方，在科学界已经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那时大部分动物学家都认为老鼠原产于墨西哥，但也有人认为原产地是中国，有些专家还认为欧洲之所以有老鼠，是成吉思汗西征时带到东北欧的。直到近年，由于我国考古发掘的进展，在安徽潜山发掘出了距今五千五百万年前的硗鼠和它的牙齿化石，接着，又在湖南衡东发现了距今五千万年的钟健鼠化石。经过我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学和哺乳类动物学专家的研究，证明了硗鼠是最接近鼠类祖先的动物，它的起源可能上溯到八千万年的白垩纪中期。这一判断现在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哺乳类动物学专家的承认，因此，老鼠这种害物原产于中国中部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是难于推卸的了。

　　老鼠这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要举它的罪状，可能不止十条，其中最重大的，一是糟蹋庄稼，二是传染疾病。现今世界上鼠口远远超过人民，有些地方鼠口是人口的三倍乃至四倍。据一九八三年秋在安徽合肥召开的老鼠问题研究会的材料，据说地球上现有各种老鼠一百亿只，而每年被老鼠消耗的粮食为二千亿斤；至于传染疾病，一般人只想到鼠疫，而其实，鼠类会传染多种疾病，单讲斑疹伤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和东欧，这种疾病就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

　　人类是聪明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终于消灭了天花、霍乱，可是直到现在，尽管不断地发动灭鼠运动，而鼠口还在继续增加，这是什么原因？也许可以说，这和野火烧不尽的野草有相似之处。老鼠之所以难以消灭，它的厉害之点有二：一是生命力强，二是繁殖力强。前者是它能适应各种最恶劣的环境（甚至有人说，原子弹废墟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是老鼠），和人类共处的，就是我们常见的家鼠，在田野的就是田鼠，它的牙齿特别锋利，不仅木竹建筑的房屋，连水泥墙壁它也能够打通。它聪明狡猾，古来有黠鼠之称。

　　它不仅能挖洞，而且会积粮，我还看到过两只老鼠合作，偷走一个鸡蛋。老鼠生命力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什么东西都吃，从五谷、蔬菜、植物根块（土豆、白薯、甜菜……），到肉类、皮骨、甚至人类穿用的皮鞋、纽扣。生殖力强，那更是近于奇迹。一只母鼠出生后三个月就能受孕，每年可以怀胎十次，每胎可以生仔六七只以至二十只！

　　根据以上的特点，细菌学界泰斗真萨博士（zinsser）在他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中指出：在所有脊椎类动物的哺乳类动物中，只有老鼠和人类有特别相似的特点。一是食物方面，动物中草食类和肉食类是分得很清楚的。牛羊、斑马、长颈鹿等等都是草食类，虎、豹、狮子都是肉食类（猫狗之类长期被人驯养的家畜除外），而老鼠则和人类一样，什么东西都吃，因此近年来非洲酷旱，象和其他草食动物大量饿死，而鼠类却照样繁衍，不受影响；二是生殖方面，一般动物，多数是每年发情一次，最多也不过两次，而老鼠则和人一样，每月都可以发情，都可受孕，因此，保加利亚一位妇女一胎生了六婴，新闻媒介，就要大肆宣传，而老鼠一胎生下十六七只，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奇闻。

　　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千百年来未能消灭乃至控制鼠类的繁衍，这使我想起了世界上的生态平衡和某种稀有动植物的保护问题。从《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毋食我黍”算起，中国人吃这小动物的苦头，最少也有几千年了。人口十亿，听了谁也害怕，鼠口百亿，倒反而无可奈何了。这说明要保持生态平衡，必先从食物和生育这两方面着手。去年四川箭竹开花，熊猫遭灾，我们当然要全力抢救保护。但从熊猫本身来说，它们逐渐减少乃至濒于绝灭，一要怪它自己的偏食，二要怪它自己生殖力太差。我有一种痴想，万物之灵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能不能针对它们这两个弱点下点功夫，让这种雅俗共赏、老少咸欢的动物不仅不绝灭，反而更繁衍呢？我看是可以的。熊猫并不笨，福州和上海动物园里的熊猫都学会了杂技，我也看见过它们吃竹叶以外的食物。熊猫生殖力弱，这的确是个难题，生物学家是不是可以把它作为课题，认真地攻一攻这个关呢？

　　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一些生物要绝灭，这也是一条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恐龙这种大家伙，不是早在几千万年之前就绝灭了么？但是对于哪些东西可以让它绝灭，哪些东西必须予以抢救，我想我们人类似乎应该有个主动的抉择，应该有个方案。蚊子、苍蝇、老鼠是完全应该绝灭的，打麻雀则是一桩冤案，尽管平反了，但繁殖不快，还当加以保护。麻雀也是杂食鸟，主要吃的是害虫，因此它是益鸟。为了消灭害虫，为了生态平衡，我希望农村收购站不要再收禾花雀，饮食店的菜单上也应该删除这一珍肴了。

　　写到这里，在美国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加州大秃鹰真的快要绝灭了，报上说，这种两翅伸开时长达三米的大鸟，现在除了饲养在动物园的之外，自然界只有十几只了。美国是自称大力保护生态平衡的国家，加州大秃鹰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不幸呢？其原因完全和熊猫相似，一是这种秃鹰是肉食鸟，但没有捕杀地面兽类的本领，而主要以地上的兽尸为食。工业发达，城市面积扩大，狐兔之类的腐尸少了，它的食物也相应减少。同样，它的生殖力更弱，据说它两年才生一个蛋，而这一个蛋的成活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甲子谈鼠，却说了些对鼠不利的事，这真是没有办法。

　　作者简介

　　夏衍（1900—1955），作家、戏剧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端先。生于浙江杭州。因家贫当过染坊店学徒。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曾翻译大量文艺作品。三十年代集中力量从事电影事业，同时主编左翼戏剧刊物。创作和改编不少话剧、报告文学及电影剧本。著有报告文学《包身工》，话剧《赛金花》、《秋瑾》、《夏衍剧作集》、《懒寻旧梦录》等多种译作。

　　心香一瓣

　　历史的主角不仅有人类，还有动植物。适者生存是大自然的普遍规律，而保持生态平衡也是人类必须遵循的一大法则。

　　益虫也好，害虫也罢，它们的数量必须保持相对平衡，否则维持它们生存的食物链就会受到影响，人类的发展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保护珍稀物种，保持生态平衡，爱惜自然环境，是人类作为大自然一员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任何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发展的行为都是鼠目寸光的举动，都应该被坚决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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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社稷坛抒情（节选）


　　秦牧

　　没有这泥土所代表的大地，没有在大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根本就不会有这宫殿，不会有一切人类的文明。

　　穿过古柏参天，处处都是花圃的园林，来到这个社稷坛前，突然有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在庄严的宫殿建筑之前，有这么一个四方的土坛，屹立在地面，它东面是青土，南面是红土，西面是白土，北面是黑土，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这图案使人沉思，使人怀古，遥想当年帝王们穿着衮服，戴着冕旒，在礼乐声中祭地的情景。你仿佛看到他们在庄严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天命”畏惧的眼色，你仿佛看到许多人慑服在大自然脚下的神情。

　　这社稷坛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儿神秘庄严的色彩了。它只是一个奇特的历史遗迹。节日里，欢乐的人群在上面舞狮，少年们在上面嬉戏追逐。平时则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那里徘徊，对，这真是一个激发人们思古幽情的所在！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让这种使人微醉的感情发酵的去处可真多呢！你可以到泰山去观日出，在八达岭长城顶看日落。可以在西湖荡画舫，到南京鸡鸣寺听钟声。可以在华北平原跑马，在戈壁滩上骑骆驼。可以访寻古代宫殿遗迹听一听燕子的呢喃，或者到南方的海神庙旁看浪涛拍岸……这些节目你随便可以举出一百几十种来，但在这里面可不要遗漏掉这个社稷坛！

　　这坛后的宫殿是华丽的，飞檐、斗拱、硫璃瓦、白石阶，真是金碧辉煌！而坛呢，却很荒凉，就只有五色的泥土。然而这种对照却也使人想起：没有这泥土所代表的大地，没有在大地上胼手胝足的劳动者，根本就不会有这宫殿，不会有一切人类的文明。你在这个坛上走着走着，仿佛走进古代去，走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在那里，莽莽苍苍，风声如吼。一个戴着高冠，穿着芒鞋的古代诗人正在用他的悲悯深沉的眼睛眺望大地，吟咏着这样的诗句：

　　朝东西眺望没有边际，

　　朝南北眺望没有头绪，

　　朝上下眺望没有依归，

　　我的驱驰不知何年底止！

　　九州究竟安放在什么上面？

　　河床何以洼陷？

　　地面，从东至西究竟多少宽，从南至北多少长？

　　南北要比东西短些，短的程度究竟是怎样？

　　——屈原：《悲回风》和《天问》

　　引自郭沫若译诗。

　　这不仅是屈原的声音，也是许许多多古代诗人眺望原野时曾经涌起的感情。这种“大地茫茫”的心境，是和对于自然之谜的探索和对于人间疾苦的忿慨联结在一起的。

　　你在这个五色土坛上面走着走着，仿佛又回到公元前几千年去，会见了古代的思想家。他们白发苍苍，正对着天上的星辰、海中的潮汐、陶窖的火光、大地的泥土沉思。那时的思想家没有什么书籍可以阅读参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四时代谢，万物死生的现象，都使他们抱头苦思。他们还远不能给世界的现象说出一个较完整的答案，但是他们终究也看出一点道理来了，世间的万物万事，有因有果，有主有从，它们互相错综地关联着……正是由于古代有这样的思考家这样地思考过，才给后来的历史创造了这样一座五色的土坛。

　　“五行”的观念和我们这个民族一样地古老，东、南、西、北是人们很早就知道的。人们总以为自己所处是大地的中间，于是在四方之外又加上了一个“中心”，东、南、西、北、中凑成了五方五土的观念，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好些人家的屋角有“五方五土龙神”的牌位。烧陶方法和冶铜技术发明了，人们在熊熊火光旁边，看到火把泥土变成了陶器，把矿石烧成溶液，木头燃烧发出了火光，水又能够把火熄灭，这种现象使古代的思想家想到木、火、金、水、土（依照《左传》的排列次序）是万物的本源。于是木、火、金、水、土把五行的观念充实起来了。

　　烧制陶器这件事使人类向文明跨前一大步，在埃及，在希腊，都由此产生了神明用泥土造人的神话。在中国，却大大地发扬了“五行”的观念。根据木、火、金、水、土五种东西彼此的作用，又产生了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根据这几种东西的颜色：树木是苍翠的，火光是红艳艳的，金属是亮晶晶的，深深的水潭是黝黑的，中原的泥土是黄色的。于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就被拿来配木、火、金、水、土，成为颜色上的五行了。

　　这个四方、五行的观念被古代思想家用来分析许许多多的事物，音乐上的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天上二十八宿的分隶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乌龟）四方，都是和这种观念紧密地联结起来的。

　　把世界万物的本源看做是木、火、金、水、土五种东西相互作用产生出来的，这和古代印度哲学家把万物说成是由地、火、水、风所构成，古代希腊哲学家说万物的本源是水或者火……那思想的脉络是那么地近似啊。

　　尽管这种说法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奇特甚至好笑的，然而那里面不也包含着光辉的真理吗？万物的本源都是物质，物质彼此起着错综的作用……哦！我们遇见的对着泥土沉思的思想家，他们正是古代略具雏形的唯物主义者！

　　我们汉民族的摇篮在黄河的中上游，那里绵亘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因此，黄色被用来配“土”，用来配“中心”，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中高贵的颜色。中心是不同于四方的，能够生长五谷的土地是不同于其他东西的，黄色是不同于其他颜色的。在这个土地的中心，黄土被特别砌成了一个圆形，审视这个黄色的圆圈吧！它使我们想起奔腾澎湃的黄河。想起在地层下不断被发掘出来的古代村落，也想起那古木参天的黄帝的陵墓。

　　我多么想去抱一抱那些古代的思想家，没有他们的艰苦探索，就没有今天人类的智慧。正像没有勇敢走下树来的猿人，就不会有人类一样。多少万年的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积累起来，才有了今天的人类文明。每一个人在人类智慧的长河旁边，都不过像一只饮河的鼹鼠。在知识的大森林里面，都不过像一只栖于一枝的鹪鹩。这河是多少亿万滴水汇成的啊，这森林是多少亿万株草木构成的啊！

　　瞧着这个社稷坛，你会想起了中国的泥土，那黄河流域的黄土，四川盆地的红壤，肥沃的黑土，洁白的白垩土……你会想起文学里许许多多关于泥土的故事：有人包起一包祖国的泥土藏在身旁到国外去；有人临死遗嘱必须用祖国的泥土撒到自己胸上；有人远道异国归来，俯身去吻了自己国门的土地。这些动人的关于泥土的故事，使人对五色土发生了奇异的感情，仿佛它们是童话的角色，每一粒土壤都可以叙述一段奇特的故事，或者唱一首美好的诗歌一样。

　　瞧着这个紧紧拼合起来的五色土坛，一个人也会想起了国土的统一，在我们的土地上，为了统一而发生的战争该有多少万次呀！

　　然而严格说来，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高度统一过。四分五裂，豪强纷纷划地称王的时代不去说它了，可怜的君主像傀儡似地住在京都，整天送猪肉、龟肉慰问跋扈的诸侯的时代不去说它了，就是号称强盛统一的时代，还不是有许多拥兵自重的藩镇，许多专权用事的贵戚，许多地方的豪霸，在他们的领地里当着小皇帝，使中央令不行，使国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小国。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高度统一过，等我们解放了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以后，这种统一的规模就更加空前了。古代思想家的预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由于不剥削人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竟使这一句话在两千多年后空前地应验了。

　　我在这个土坛上低徊漫步，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未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凭着思想和感情的羽翼，我们尽可去会一会古人，见一见来者。我仿佛曾经上溯历史的河流，看见了古代的诗人、农民、思想家、志士，看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又穿过历史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啊，做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子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回事！做今天的一个中国的儿女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一回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你会觉得激动，很想深深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想好好地学习和劳动、好好地把一个人仅有一次、而我们又恰恰生逢其时的宝贵的生命安排在无穷的时间之中。

　　啊，这座发人深思的社稷坛！

　　作者简介

　　秦牧（1919—1992），我国著名散文家。原名林派光，又名林觉夫、林顽石。作品集有《秦牧散文选》，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长河浪花集》，中篇小说《黄金海岸》，文艺理论集《艺海拾贝》，童话《巨手》等。

　　心香一瓣

　　社稷坛既是我们民族崇拜和敬畏天地的见证，也是先人圣哲思想智慧的结晶。小小的祭祀之物，折射出的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古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社稷坛还使人想起那些曾经的战争风云，想起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想起那些眷恋国土的爱国赤子。

　　历史总是厚重的，社稷坛让人遥接历史与未来，让人更加珍重现在，更加敬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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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古堰沉思录（节选）


　　余秋雨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

　　一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也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都江堰市，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都江堰市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潍，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

　　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都江堰市的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

　　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心香一瓣

　　都江堰的精神境界，是卑处一隅、毫不炫耀、默默奉献，它滋润了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更哺育了古老的巴蜀文明。

　　尤其是负责这一水利工程的李冰，用他的才智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用他的敬业与坚守精神诠释了什么是“永垂不朽”。

　　“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月光如水水如天，心怀苍生的人，才会得到千秋万代的敬仰与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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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闲话文人


　　李公明

　　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摇红的烛火，文人是艰辛的寻梦者。谁知道下一个句子应如何写出？

　　以器识为先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文人不仅总是瘦削、羸弱的，而且只能干些舞文弄墨、吟风弄月的勾当，总不会是虎啸龙吟、令山河变色的豪杰。《宋史·刘挚传》甚至有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前一半诚为卓见，后一半则大谬不然了。所谓器识者，无非器局与识见，怎可断言文人便一定与此无缘？这份贬损实在武断得很。幸亏在古今中外、人类几千年的故事里，早有几万股文人的剑气侠骨，消此妄言。中国人的热血警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文人顾炎武语，这不是天大的器局与识见么？即使是“平时袖手谈心性”的懦弱者，也会有“临危一死报君王”（颜习斋诗）的壮烈，更何况多少文人梦中一直有铁马冰河的血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文人的这副对联表达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怀，这种器识已然成了文人的传统。

　　笔与剑，文情与剑气，其实是很相亲相倚的。“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龚自珍既有吹箫的哀怨，更有说剑的壮怀。“海涅与人语：吾棺中，宜置剑，勿放笔也。”1823年的拜伦提剑率远征军赴希腊战场，终以马革裹尸归葬故土。即使在我们广东同乡中，也有文人袁崇焕，那位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他的如虹剑气在辽东雪原上令皇太极闻风丧胆；康有为说，读袁的文章，便“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袁督师遗集序》）。笔与剑，笔锋与剑锋，可刺可削，五千年的黑暗应见双锋刺破青天，倚天屠龙锷未残。鲁迅持宇宙锋剑，东砍西劈，天下无敌。泽畔有屈子佩剑，桥下有张良佩剑，伶仃洋上有文天祥佩剑。沅水之外是云梦大泽，是灞桥折柳，是玉门寒笳，是荒漠驼铃，均有文人弹剑而歌，歌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文人的豪情侠气也冲腾在西方，在欧罗巴、阿美利加。提毛瑟枪穿黑色燕尾服腾跃在鹅卵石的街面上，在鹅卵石筑就的街垒后，多少诗人、作曲家曾在巴黎浴血为一轮人性的旭日？到处小酒馆弥漫着酒气，到处文人密谋着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马克思指曰：“革命的炼金术士。”文人是“革命”的么？这问题提得太愚蠢也太聪明，太现实也太浪漫，可让人怎生作答。恩格斯把1848年德国汹涌的批判思潮、革命情绪归功于文人，因他们作品充满“倾向性”，即“政治暗示”，即“一种半遮半露的反政府精神”。有趣的是，西文的“intelligentsia”最初是用来形容专唱对台戏的。对台戏者，批判态度之谓也。19世纪60年代的俄罗斯，intelligentsia指“仅仅由于信念、批判意识或道义情感而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1898年的法兰西，“intelleetuel”响彻云霄，因为一件牵动知识分子良心的案件，德雷福斯案件。“manifesteddintelleetuel”（“知识分子宣言”）反对判罪于德雷福斯。路德反抗教会，率先支持他的是符腾堡大学的师生。思想敏锐的霍布斯以“特洛伊城的木马”喻英国的大学。无论是谁，彼得还是玛丽，张三还是李四，“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lewiscoser语）。这种穷究大千、追根溯源的器局与识见，使某一群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器识其实就是一种博大、深邃的思想襟怀，文人当然要以此为全部生存方式的根基。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文人是这些芦苇中最茁壮的一片。学会思想便是学会“用头来走路”，这样即使文人手无寸铁，他们也是不可战胜的。

　　文人之思除了运用逻辑理性对世界作对象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对存在本身的“倾听”、“惊异”和“守护”其意义。诗人里尔克说，在先辈的眼中，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塔尖甚至身上的衣服、长袍都是蓄含人性的容器。这种体验就是文人之思。这种思就是诗意的栖居最肥沃的土壤。

　　弹剑而歌的壮怀、特洛伊木马的意识与震颤着神秘悸动的存在之思，这些都是文人的双眸中最璀璨的辉光，都有一种去供奉、去殉道的崇高意味。文人是真的汉子。他们要到中流击水。

　　为文之难

　　文人当然是要写文章的。让文人离开笔恐怕会像让鱼儿离开水，那种鼓鳃打鳍的痛苦一定很不好受。强制要文人沉默不语不仅是令文人痛苦不堪的，而且爱因斯坦更认为“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见《我的世界观》）。因此文人要写文章就如太阳一定要升起那么自然。

　　但写什么？为青春的事物写颂歌，为配得上称为不朽的逝去写挽歌，为“大树飘零”的将军写哀歌么？是摹写岭表洁白的寒雪，抑或是追踪梨花溶落的欷——那天地间至低微的音籁？无论写什么，文人都是在蚕食自己的心血精魂。

　　对文人的最可怕的误解，莫过于认为文人就是那些写“散文”——那种被余光中名之曰“花花公子的散文”——的人。他们“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余光中又说：他们“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见《剪掉散文的辫子》）。不消说，他们都是文人的赝品。每当我初次结识一位“作家”、“散文家”时，总有一个问号像浮标一样升起、晃动：你，写什么样的文字？应该说，这并不是风格、水平的问题，而是质的分野。说得极端一点，是生而为文人还是一辈子装作文人的根本分野。

　　有时甚至不用看文字，接触一下、交谈几句，恐怕就能见微知著，有了几分把握。我们在书店逡巡，捡起一本书翻翻，跳入眼帘的几行字便已经透露出作者的属类。文与人相衬，形与质相映，一切都显示得分分明明。

　　唐代镜铭中有这样的文字：“形炼精冶，莹质良工。如珠出蚌，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函影中”（《骨董琐记》第109页）。虽华彩艳艳，却自有鉴人睁光，因其质莹之故。另一段唐镜铭文曰：“光流素月，质禀玄精。澄空鉴水，照迥疑清。终古永固，莹此心灵”（同上，第379页）。可见质之清浊高下是可以如镜照人的，文的优劣取决于质莹否、工良否，赝品是永远也会被识别出来的。

　　为文之难是文人永恒的苦恼与欣悦。巴乌斯托夫斯把文字的创作活动比之于沙梅老爹以生命簸筛出来的那朵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金蔷薇》第11页）。台湾诗人洛夫则说，写诗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他自觉其文字是“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之间的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孤绝的呐喊”（《我的诗观与诗法》）。一说体察之深、感受之微，一说命运的挤迫、血肉的熬炼，二者合起来便是为文的主要法门了。

　　但无论如何，文章总是很难令作者自己感到完美无缺的。在能力与理想之间总有距离，写作的成品就是这距离的测量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评判是“想的远比写的好”，天晓得陀氏的心灵曾是何等宽广、深邃的星空！文章得失，惟寸心相知。遥想当老杜“新诗改罢自长吟”之际，其为文的甘苦也一定会同时在他心中翻腾吧。“语不惊人死不休”应是文人容颜憔悴的原因。

　　寒夜梦回，为一个句子的凄美，惊悸地拥被而起，于是有暗香浮动在笔砚之间，有文思如月照你的无眠。文心是水夜中一根摇红的烛火，文人是艰辛的寻梦者。谁知道下一个句子应如何写出？

　　作者简介

　　李公明（1957—），出生于广州，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兼任深圳何乡凝美术馆艺术总监、广东美术馆《美术馆》

　　杂志执行主编。著有《广东美术史》、《历史是什么》、《左岸的狂欢节》、《思想守望录》等。

　　心香一瓣

　　“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人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忧愁善感、羸弱多病的才子形象。其实，这是很片面的。

　　千古文人侠客梦。文人也有英雄之气充溢胸怀，也有铁马冰河驰骋疆场的抱负。他们多数集才气与侠气于一身，有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尽管社会环境有时会给文人带来无奈和悲伤，但真正的文人总有一种傲骨，或张扬在外，或内敛于心，用自己的笔端游走于天下，践行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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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生死两荆轲


　　邵燕祥

　　看来问题出在后人由于崇拜，为他立庙，尊称将军，四时祭享。匹夫之勇的荆轲，也有了泥胎上塑的侍从部属。

　　荆轲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的古人之一。“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遥想易水饯行，满座衣冠似雪，高渐离击筑，仿佛那悲歌变之音，一直伴送到秦廷，图穷，现出匕首的闪闪寒光，虽然一击不中，却逼得秦王绕柱而走。

　　那时，对荆轲是仰望的，并不去管他是成是败。

　　可是不久前读了《今古奇观》里《羊角哀舍命全交》一回，一下子荆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就矮了一截。因为我所仰望的另一古人左伯桃，死后竟无端受到荆轲——自然也是已死的荆轲的欺侮。我也不管这是实有其事，还是小说家言了。

　　近从书市购得谭正璧先生编《三言二拍资料》，于《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卷七《羊角哀舍命全交》条，辑录了从《后汉书》

　　注、《文选》注到《析津志》的有关记载，才知道这个与“羊左之交”的传说相纠葛的事件，见诸文字——最早是《烈士传》，至少总在两千年左右了。

　　据说，羊角哀、左伯桃都是燕人（或秦人），听说楚王（平王或元王）待士，一起投奔。路经梁山，遇到大雨雪，饥寒交迫，走不动了。左伯桃把自己剩下的一点口粮并给了羊角哀，自己钻进空桑树而死。羊角哀到楚做了上大夫的官，报请楚王厚葬左伯桃，就在两人分手的地方。有一天羊角哀梦见左伯桃来说，“奈何与荆将军墓相邻，每与吾战，为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将大战以决胜负。”到了时候，羊角哀去到那里，叹道：“今在冢上，安知我友之胜负？”自刎而死，合葬在伯桃墓中。

　　如果没有荆轲墓相邻的情节，就没有羊、左的刎颈之交。《析津志》和《六朝事迹编类》说得确凿，左伯桃墓就在建康溧水县南四十五里仪凤乡孔镇南大驿路西，今天江苏溧水县还在，只不知乡镇的建制变化多少。又说荆轲庙在溧水县南四十五里，那么真是近邻了。这里是羊左两人入楚经过的地方，没错；可是荆轲被杀于咸阳宫，怎么会跑到老远的东南建墓立庙呢？左伯桃为什么又不能见容于他呢？荆轲不讲究刺剑之术，怕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他怒刺强秦，肝胆可佩，为什么死后却欺凌一个冻死路上的行人呢？也许事情发生在楚王以上卿礼厚葬伯桃之后，那荆轲是嫉妒，是不服气，以致坟圹旁边不容他“鬼”酣睡吗？荆轲又从何时何地何人处搬来了人马，称霸于一方呢？

　　荆轲生前虽是歌哭于市，旁若无人者，“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非庸人也”：我们相信这个判断，庸人干不出他那悲壮的行径。他也不是欺软怕硬的人，秦王够硬的，他敢碰，而且硬拼。

　　不过，查一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他的脾气不小。过榆次，跟盖聂论剑，盖聂“急眼”了，荆轲也搭上车就离开榆次；在邯郸，跟鲁句践博弈，为争个先后一言不合，鲁句践说的话不中听，荆轲也没好气地跑开，再不见面。像后来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荆轲绝不干。荆轲肯替燕太子丹效死，是因为太子丹避席顿首，尊之奉之恣之顺之。后来荆轲等候远来的搭档，迟迟未成行，太子催他，“荆轲怒”，以为太子信不过他，没把人等齐就仓促出发了。这些地方很能见出荆轲这个人的个性，本来无所谓短长。

　　看来问题出在后人由于崇拜，为他立庙，尊称将军，四时祭享。匹夫之勇的荆轲，也有了泥胎土塑的侍从部属。地位变了，自我感觉也变了。本来与秦王不共戴天，是他个性的正面表现；如今与左伯桃一争高低，就是个性向负面的发展，由我行我素而唯我独尊了。照《古今小说》的描述，他是每夜仗剑到左伯桃墓前骂阵：“汝是冻死饿杀之人，安敢建坟居吾上肩，夺吾风水！若不迁移他处，吾发墓取尸，掷之野外！”这样蛮不讲理，就是霸道了。

　　我喜欢早期那负气远去、刺秦丧身的荆轲，不喜欢后来这个惊扰乡民、侵凌善良的荆轲。多年来不能把前者的壮士形象同后者的“将军”形象统一起来。现在把卷沉吟，忽然悟到一直把人的性行看得太简单，太平面，太不受时间和世事的影响，因而对其变化的反差就不能接受了。然而有什么奇怪呢？汪精卫刺摄政王时不也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少年许国的志士仁人吗，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只不过他的变化全在活着的时候完成了。关于荆轲死后为非作歹的传说，大约不算挟嫌诽谤，多少透露了一点讽谕之意吧。

　　作者简介

　　邵燕祥（1933—），当代诗人。处女作是1946年4月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

　　和《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

　　心香一瓣

　　“故事里的事，说是也是是也不是……”就像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尾曲所唱的一样，历史的真相总是显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历史人物的真实模样最难以被全面准确地还原出来。

　　这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的残缺，造成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形象的放大或缩小。就像评论曹操应该是英雄还是奸雄一样，人们对荆轲也是褒贬不一。

　　要正确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首先就要摘掉任何有色的眼镜，全面了解这个人物，而不是轻信前人的评判。只有跳出思维的墙，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认识，才能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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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只有青山无古今


　　曾敏之

　　想来，朋友之伦，不应落到“只有青山”，而再也不见青山似的人了吧！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是杜甫题赠卫八处士的一篇著名的诗，描述他与卫八处士别来有似天上的参商二星难于相聚，可是却有缘重上卫八处士的家园，于是举觞叙旧。但这终是匆匆相聚，于是又不禁“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古代交通艰险，关山遥隔，不能不起这样的浩叹。

　　古今之异，而今有如天壤之别。不论是乡亲、朋友、同事、同学……虽然各居东西，只要有相聚会晤的需要，现代的海陆空交通，以致电视网络，都能让人不再有聚少离多之憾。这种新的人生体验，还有谁会不珍惜呢？

　　可是，世事却常出意外。最近从电视上看到附有解说的镜头，说是在一些同学会上，有人发出了“相聚不如怀念”的慨叹声。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同学会中因各人的身份、穷通、级别、名衔……等等，出现了区别、歧视、冷遇的现象。哪怕是数十年前的老同学，如果自己事业无成，有潦倒的形象，就在“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氛围中，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

　　当然，也有心存忠厚、不忘旧谊、笃守道义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相聚不如怀念”。因为相聚毕竟无多，他们更看重对有限的生命历程的情谊的怀念。所有这些，都令人不胜今昔之感。

　　谁也难以否认，自古以来，所谓同窗、同学，也是朋友，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朋友属于一伦，这是每个人在社会环境中所难以避免的。按照伦常推理来说，人对家庭、对亲属或不免存有私心，但与朋友交往却可以超越利害关系，因此友道一伦为古今所崇念。此中包括着互信、互助、互勉，也有互相的求同存异与宽容。

　　而重利害的结合，就呈现为另一种丑恶的情景了：利尽交疏，甚至因妒忌而陷害朋友，攫取私利；或一朝得志，就如鲁迅所形容的，“一阔脸就变”。而正是那些炫耀势利的同学聚会中出现的丑态，令老同学、老朋友尝到了清代诗人黄仲则所叹息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滋味。

　　在钱欲狂潮席卷之下，钱、权结合已损害了传统伦理道德，也抛弃了人文情操。古越歌谣写道——

　　君乘车，我戴笠，

　　他日相逢下车揖。

　　君担簦，我跨马，

　　他日相逢为君下。

　　这真是遥遥千载以上的古风了，今日缅怀这古风，也恐怕要被讥讽为“老土”或“食古不化”了吧。

　　可是仍有“相聚不如怀念”的道义和感情在。诗人陈凡在题赠天津作家方纪的诗中有这样的警句：“可叹交亲每为荣悴改”，于是诗人赞美青山永远不变，永以翠色迎人。青山是不以荣枯看待人的，他以此形容与方纪的友情。唐代诗人李白放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含有青山不变的道理在。而南宋的词人辛弃疾更以《贺新郎》描写了他与青山的关系：“甚矣吾衰矣：恨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比辛弃疾看青山更深一层的是另一位宋代诗人戴复古，他讽吟道——

　　摩挲老眼从头看，

　　只有青山无古今。

　　想来，朋友之伦，不应落到“只有青山”，而再也不见青山似的人了吧！

　　作者简介

　　曾敏之（1917—），广西罗城人。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心香一瓣

　　真挚的友谊，应当能够经得起时空的考验，应当如青山一样亘古长青。然而，世间这样伟大的友谊并不多。多少友谊之花经历岁月风尘的洗礼后渐渐枯萎，或者异变为一株长满仇恨之刺的毒草……我们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归结为这一切的根源，但实际上这终究是利益因素在作祟。深情古谊、忘年之交，只能根植于真诚的沃土，只能用心灵的雨露去滋润。只要双方都保持一颗青山似的心，时时呵护、珍重彼此间的感情，何愁你我间的友谊不能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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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知识分子


　　叶圣陶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想要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店，因为他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适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

　　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想要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

　　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作者简介叶圣陶（1894—1988），中国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原名叶绍钧。1921年，与茅盾、郑振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共同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先后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编辑过《国文月刊》、《中国作家》

　　等重要文学、语文教育刊物。著有散文集《脚步集》、《西川集》、《小记十篇》等，童话集《稻草人》等。

　　心香一瓣

　　民主是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物的国家制度。然而，自古以来通过考试办法选举出来的官员，多是为皇帝说话，为统治阶级服务，很少有人能站在民众的立场。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平步青云，就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所以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一直落后于欧美国家。

　　只有丢弃“伙计的嘴脸”，知识分子才能保持自己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代民立言。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依赖并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民主的进步，归根结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只有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让知识分子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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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芸斋琐谈（节选）


　　孙犁

　　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并不大愿意听别人对我的谀，尤其是青年人对我的谀。听到这些，我常常感到惭愧不安，并深深为说这种话的人惋惜。

　　谈谀

　　字典：逢迎之言曰谀，谓言人之善不实也。

　　谀，是一向当做不好的表现的。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难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谀过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过的。主要是对小孩、病人、老年人。

　　关于谀小孩，还有个过程。我们乡下，有个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陔，常起名“丑”。孩子长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们在逗弄这个小孩时，也常常叫“丑闺女，丑闺女”，她的父母，并不以为怪。

　　进入城市以后，长年居住在大杂院之中，邻居生了一个女孩，抱了出来叫我看。我仍然按照乡下的习惯，摸着小孩的脸蛋说：

　　“丑闺女，丑闺女”，孩子的母亲非常不高兴，脸色难看极了，引起我的警惕。后来见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来，我就总是说：“漂亮，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学问题，含义高深，因人而异，说对说错，向来是没有定论的。但如果涉及胖瘦问题，即近于物质基础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一些，不能过谀了。有一次，有一位妈妈，抱一个孩子叫我看，我当时心思没在那上面，就随口说：“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妈妈又不高兴了，抱着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看，才发现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经验教训。

　　对于病人，我见了总好说：“好多了，脸色不错。”有的病人听了，也不一定高兴，当然也不好表示不高兴，因为我并无恶意。

　　对老年人，常常是对那些好写诗的老年人，我总说他的诗写得好，至于为了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交待了。

　　但我自信，对青年人，我很少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既非谀，就是直言（其实也常常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说我是好“教训”人。当今之世，吹捧为上，“教训”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有时要招来祸害的。

　　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并不大愿意听别人对我的谀，尤其是青年人对我的谀。听到这些，我常常感到惭愧不安，并深深为说这种话的人惋惜。

　　至于极个别的，谀他人（多是老一辈）的用心，是为了叫他人投桃报李，也回敬自己一个谀，而当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去做，就急急转过身去，不高兴，口出不逊，以表示自己敢于革命，想从另一途径求得名声的青年，我对他，就不只是惋惜了。

　　谈慎

　　人到晚年，记忆力就靠不住了。自恃记性好，就会出错。记得鲁迅先生，在晚年和人论战时，就曾经因把《颜氏家训》上学鲜卑语的典故记反了，引起过一些麻烦。我常想，以先生之博闻强记，尚且有时如此，我辈庸碌，就更应该随时注意。我目前写作，有时提笔忘字，身边有一本过去商务印的《学生字典》给我帮了不少忙。用词用典，心里没有把握时，就查查《辞海》，很怕晚年在文字上出错，此生追悔不及。

　　这也算是一种谨慎吧。在文事之途上，层峦叠嶂，千变万化，只是自己谨慎还不够，别人也会给你插一横杠。所以还要勤，一时一刻也不能疏忽。近年来，我确实有些疏懒了，不断出些事故，因此，想把自己的书斋，颜曰“老荒”。

　　新写的文章，我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左看右看，两遍三遍地修改。过去的作品这几年也走了运，有人把它们东编西编，名目繁多，重复杂沓不断重印。不知为什么，我很没兴趣去读。我认为是炒冷饭，读起来没有味道。这样做，在出版法上也不合适，可也没有坚决制止，采取了任人去编的态度。校对时，也常常委托别人代劳，文字一事，非同别个，必须躬亲。你不对自己的书负责，别人是无能为力或者爱莫能助的。

　　最近有个出版社印了我的一本小说选集，说是自选，我是让编辑代选的。她叫我写序，我请她摘用我和吴泰昌的一次谈话，作为代序。清样寄来，正值我身体不好，事情又多，以为既是摘录旧文章，不会有什么错，就请别人代看一下寄回付印了，后来书印成了，就在这个关节上出了意想不到的毛病。原文是我和吴泰昌的谈话，编辑摘录时，为了形成一篇文章，把吴泰昌说的话，都变成了我的话。什么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一开始就燃烧着人道主义的火炬呀。什么形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有影响的流派呀。什么中长篇小说，普遍受到好评呀。别人的客气话，一变而成了自我吹嘘。这不能怪编辑，如果我自己能把清样仔细看一遍，这种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此不慎者一。

　　近年来，有些同志到舍下来谈后，回去还常常写一篇文字发表，其中不少佳作，使我受到益处。也有用报告文学手法写的，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此，直接间接，我也发表过一些看法。最近又读到一篇，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了。作者来到我家，谈了不多几句话，坐了不到一刻钟，当时有旁人在座，可以作证。但在他的访问记里，我竟变成了一个讲演家，大道理滔滔不绝地出自我的口中，他都加上了引号，这就使我不禁为之大吃一惊了。

　　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往不好处说，这是“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

　　如果我事先知道他要写这篇文章，要来看看就好了，就不会出这种事了。此不慎者二。

　　我是不好和别人谈话的，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目前，我的房间客座前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就有一句：谈话时间不宜过长。

　　写文章，自己可以考虑，可以推敲，可以修改，尚且难免出错。言多语失，还可以传错、领会错，后来解释、补充、纠正也来不及。有些人是善于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他到处寻寻觅觅，捡拾别人的话柄，作为他发表评论的资本。他评论东西南北的事物，有拓清天下之志。但就在他管辖的那个地方，就在他的肘下，却常常发生一些使天下为之震惊的奇文奇事。

　　这种人虽然还在标榜自己一贯正确，一贯坚决，其实在创作上，不过长期处在一种模仿阶段。在理论上，更谈不上有什么一贯的主张。今日宗杨，明日师墨，高兴时，鹦鹉学舌，不高兴，反咬一口。根子还是左右逢迎，看风使舵。

　　和这种人对坐，最好闭口。不然，就“离远一点”，《水浒传》上描写：汴梁城里，有很多“闲散官儿”。为官而闲，在幼年读时，颇以为怪，现在不怪了。这些人，没有什么实权，也没有多少事干，但又闲不住。整天在三瓦两舍，寻欢取乐，也在诗词歌赋上，互相挑剔，寻是生非。他们的所作所为，虽不一定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但“文苑”之长期难以平静无事，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此应慎者三。

　　作者简介

　　孙犁（1913—2002），当代著名文学家，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曾任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及华北联合大学、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等。

　　心香一瓣

　　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这道出了讲真话的重要性。

　　奉承话，如果是为了活跃谈话气氛，则无妨讲出；如果是纯粹的阿谀奉承，是别有用心，则应当杜绝讲。因为，它们往往夸大事实，使他人盲目得意、骄傲自满。

　　“文章千古事”，对他人说的话、写的文章，也要以实事求是、客观谨慎的态度对待。浮夸之风不可取，夸大其词易毁人。要尊重演讲者或作者的原意，忌无知妄改、滥施刀斧。

　　总之，该认真时就要认真，为人、处世都要具备谨慎、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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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和平


　　韩美林

　　另外，我又从战争中得到了做人、做事，对人类、对世界，对一生下来就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生命的那种执著、希冀、珍视与割舍。让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善待人民、善待一切。

　　中国的历史就是战争史。几千年来中华大地就没离开过一个字——斗。

　　战争——一个生存斗争的最高形式。

　　社会制度亦是人类斗争的最大起因。具体地讲是：分配、阶级，还有尊严。

　　这些潜意从青铜器中完全可以读到。换句话说找到中华民族、找到阶级社会、找到炮声隆隆、兵马尸海，找到屠杀、劫难、独裁、动荡、热血、尸野、酷刑、烈士、亡夫、弃儿、老孤……继而寒风、凄雨、霜天、夕阳、老马、塞北，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在这种对比下，人们也会联想到战争的另一面——和平。具体地讲就是：鸟语花香、风调雨顺、融融天伦、莺歌燕舞、五谷丰登、安居乐业、四世同堂、娇子柔妻、花前月下、和风细雨……“和平”二字只是对“战争”而言，自从有了战争也就出现了和平。说白了和平就是两个战争的间歇阶段。战争结束后，两败俱伤，甚至是几败俱伤，一定有一个时间恢复元气，等差不多将要复元，精气神一来，新的战争又开始了……所以说，自有战争史以来，也开始有了文明史、伦理史、科学史、帝王史、盗匪史……它促使人们的一切前进。尽管人们一听到战争二字心惊胆战、不寒而栗，一场场噩梦给夜深人静的人们添加上一些恐怖内容，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

　　几千年来大小战争上亿次，战争也给人们添加了无数精彩的轰轰烈烈、悲欢离合，大大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想起那些直立天地的英雄豪杰、潇洒道绝的巾帼女侠、苟延残喘的汉奸走狗、对外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对内独夫民贼、贪赃枉法的历史巨奸。继而又联想到战争和暴政带来的民不聊生、土匪娼妓、卖儿卖女、天灾瘟疫。想到成千成千的人殉葬，想到一个个民族精英死在不值得为其一死的昏君巨奸手中。

　　书圣颜鲁公是给缢死的，小篆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但是小篆开笔人李斯是给腰斩的，四岁让梨的孔融是给斩首的，变法的商鞅是五马分尸车裂而死，夏完淳那么大的诗才却让大清给剁了头……虽然他们各有信仰，历史观各有出处，但是他们确实是精英，这样死不能不让人扼腕一叹！

　　再想一想连婴儿、女人、牛、马、狗、猪几千几千的跟着殉葬的河南武官大墓，发配十万刑徒修建的秦始皇骊山大墓（仅青铜器兵器就有九千余件），汉武帝陵除了金银财宝外，连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也几百几百的陪了葬。不谈了，谈不完。

　　在那历史时期，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规模、制度和英雄史。我还想到那些身怀绝技的工匠们，他们是奴隶，不像我们现在本事平平还傲气冲天的“艺术家”们。这些奴隶用他们的智慧和技术在那种达不到要求就杀头的独裁下，用挤压出来的才智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我们完全能从那些饕餮、蟠龙、夔凤、卷云、兽头等纹饰里，读到这些中华民族智慧的历史。

　　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艺术家，我应该在这里得到智慧。

　　另外，我又从战争中得到了做人、做事，对人类、对世界，对一生下来就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生命的那种执著、希冀、珍视与割舍。让我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善待人民、善待一切。

　　人，活着就注定受苦一生。哪里一个战争一个炮弹就万古平安？

　　生存斗争也不是光靠制造武器就解决的事。说句真实的笑话，人连虫子都斗不过，还讲什么“人定胜天”？谁能想到我们全世界六十多亿人口，人均虫子是两个亿。虫子再多与人无关还可以凑合。可事实并非如此，谁又知道人们生产的百分之四十的粮食是让虫子吃掉的？人们的生存斗争不会想到虫子吧！

　　和平时期人们的斗争是不是比战争更艰巨，更隐蔽？

　　举一个历史上记不住的小战争吧！用它的代价与和平时期付出的一场场代价相比，我们会清楚地明白一个真理：和平绝不是莺歌燕舞。

　　公元前九百多年，有一场辽灭后晋之战。这个不为人记住的小小战争就打了三年。第一年12月辽派兵五万人，不到一个月官兵死伤数万。接着再派兵，没打过瘾，几天后又增兵数万突破后晋左翼，接着又增兵数万乘胜前进。后晋也不甘心就这么窝囊地退下来，也加倍增兵，击退了辽军。为了乘胜前进，后晋又加了四万人追击辽军。辽军伏击不成，也加了十万人与后晋再一决雌雄。大战数日后未能获胜，退兵出沧州。第二年三月辽军红了眼，派了八万骑兵南下，因招架不住，为了保兵，只得又退到泰州……我不能再往下写了，这场狗头账式的拉锯战算不出到底死了多少兵马。要是全部写下这场小小战争的代价，烦不烦呀！

　　从这个记不住的小战争来看，一场大战得死多少人呢？这场战争其实不过是战海一粟。

　　自上古有史以来，就在中华大地上，黄帝开始与蚩尤的涿鹿大战，犬戎西周大战，春秋吴越大战，还有一个整个都是战争的战国时代。后来有秦统一中国的大战，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绿林赤眉，黄巾起义。直到近代的******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只记战争的名，头都要昏了！

　　但是所有这些战争加起来不如一个小小的细菌，一根小小的青草，一个小小的阴谋和一个小小的数字、距离、化合、闪念，或者是一滴水、一粒沙、一团火、一个决策、一个失误、一种无知……这一切都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其中有战争的导火索、瘟疫大蔓延、民族的大灭绝……刚刚从战争中挣脱出来，又陷入了比战争更可怕的“和平时期”，或者说，它不似战争却胜似战争。

　　为此，我创作了“战争与和平”这组雕塑，以提醒人们，千万不要给自己掘坟墓，人类的毁灭只能是人类自己的原因，其中跟着一起毁灭的当然包括这大自然的一切！

　　我不想去制造骇人听闻，人类之区别于其他生物，就是他有一个不错的脑子。他能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也能使这个世界毁于一旦！

　　举几个例子吓吓读者，这些例子是人们想不到的：

　　一滴水：全世界60亿人有10亿人喝污水，两千五百万人因而丧生。97%的海水不能饮用。再过二三十年，有些国家就因无水而灭绝。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比战争死人的数字要大得多。

　　一棵树：全世界森林减少，人还能活多少年？这一百年内砍伐的森林是人类几千年伐木总和的81倍，没了“制氧机”，人还活个啥？

　　一缕烟：别小看了这烟，这是二氧化碳。一个小汽车不大，但是它只要开一千公里，那就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呼吸量，一吨煤可等于一个人十年的呼吸量，酸雨就是煤干的好事。臭氧在这半个世纪里毁了60%，人没了氧只剩下碳。只要碳在这个世界上上升1%，人全休克了，休克的人还能莺歌燕舞和花前月下吗？

　　一个失误一个发明还有无知，得有多少人死于那些不义的战争，得有多少物种灭绝于人的无知。更可怕的是多少亿人的出生，生出来得多少能源和物质来供他一生直到死亡。美国统计了一下：

　　一个美国人活到八十岁，一生要消耗两亿升水、两千万升汽油、一万吨钢材、一千棵大树。当然这是平均数，包括社会付出。

　　全世界共有五个雨林，已经消灭了两个，其他三个快消灭了，这一消灭人们所得的氧气五分之二没啦，大地沙化，顶多还有三十年。雨林一走，其中百分之五十的动植物也跟着没啦，人怎么活？

　　没有鸟语花香，绿林小溪，口干舌燥，苟延残喘，这算得上和平、美好、幸福的世界吗？

　　今后的战争将是为生存而战，绝非为其他宗教、民族或是什么伟大理想。今后二十年地球已无力来支撑还在不断增长的六十多亿人口。像现在这个2.1%的出生率，人类历史还能延续三百年吗？因为三百年以后地球的人口将是3万多亿！

　　但是这个地球撑破天才养80亿人口！

　　人不可以吃自己身上的肉养活自己。

　　作为一个艺术家也只有这么点力量了，生态平衡还要靠人类自己救自己。我做八个雕塑也不及一个猎人一生杀死上百只老虎来得“实在”。

　　人啊人！悠着点吧！到火星上去繁殖是不可能的。

　　作者简介

　　韩美林（1936—），山东济南人，擅长绘画陶瓷艺术。曾任安徽画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专业画家，在中央工业美院工作。曾设计1983年《猪票》、1985年《熊猫》等邮票及一系列最佳邮票评选纪念章。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是全国第一家以艺术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也是中国美协至今惟一一家由美术家领衔的工作室。他还是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者之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修改创作组组长。

　　心香一瓣

　　“和平”是人类心中最广泛的声音和最美好的词汇。但是直到今天，没有硝烟的战争依然在继续，而和平也绝非意味着到处是莺歌燕舞。

　　当今人类生活在一个比战争更可怕的“和平时期”。一滴水、一粒沙、一团火、一个决策、一个失误、一种无知等小小的东西，都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当人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当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越来越强时，我们尤其应注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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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狗道主义


　　瞿秋白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系万能”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终要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了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地说：不准耍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将榨取民众血汗所得钱财转化成一种货币银行资本，然后再放贷出去，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赚取老百姓的血汗钱。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

　　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

　　在历史上，义和团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早期代表。但清政府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来强力打击义和团。当时的政府不准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平等，反而一再丧权辱国，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

　　话说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人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作宋大西，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道地喊着：

　　“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地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

　　作者简介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

　　心香一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文学，从来都是肩负着沉重的社会使命。文学应当反思社会，烛照人类的灵魂，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不是沦为政治等的附庸品。

　　然而，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真正的文学，也就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几尽消失。反动派们雇佣御用文人来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疯狂残害革命文人，因此瞿秋白先生在文中贬斥当时的文学为“狗道主义的文学”。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一个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所谓的文学，不过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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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官


　　臧克家

　　中国的官，向来有所谓“官箴”的，如果把这“官箴”一条条详细排列起来，足以写成一本书，至少可以做成一张挂表，悬诸案头。

　　我欣幸有机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官”：大的，小的，老的，少的，肥的，瘦的，南的，北的，形形******，各人有自己的一份“风采”。但是，当你看得深一点，换言之，就是不仅仅以貌取人的时候，你就会恍然悟到一个真理：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有同样的“腰”，他们的“腰”是两用的，在上司面前则鞠躬如也，到了自己居于上司地位时，则挺得笔直，显得有威可畏，尊严而伟大。他们有同样的“脸”，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们有同样的“腿”，他们的“腿”非常之长，奔走上官，一趟又一趟；结交同僚，往返如风，从来不知道疲乏。但当卑微的人们来求见，或穷困的亲友来有所告贷时，则往往迟疑又迟疑，迟疑又迟疑，最后才拖着两条像刚刚长途跋涉过来的“腿”，慢悠悠地走出来。“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趔趄”，这是一副洋相，对象不同了，则又换上另一副英雄面具：叱咤、怒骂，为了助一助声势，无妨大拍几下桌子，然后方方正正地落坐在沙发上，带一点余愠，鉴赏部属们那份觳觫的可怜相。

　　干什么的就得有干什么的那一套，做官的就得有个官样子。在前清，做了官，就得迈“四方步”，开“厅房腔”，这一套不练习好，官味就不够，官做得再好，总不能不算是缺陷的美。于今时代虽然不同了，但这一套也还没有落伍，“厅房腔”进化成了新式“官腔”，因为“官”要是和平常人一样说“人”话，打“人腔”，就失其所以为“官”了。“四方步”，因为没有粉底靴，迈起来不大方便，但官总是有官的步子，疾徐中节，恰合身份。此外类如：会客要按时间，志在寸阴必惜；开会必迟到早退，表示公务繁忙；非要公来会的友人，以不在为名，请他多跑几趟，证明无暇及私。在办公室里，庄严肃穆，不苟言笑，一劲在如山的公文上唰唰地划着“行”字，表现为国劬劳的伟大牺牲精神等等。

　　当官的人在那一阶层形成了独特的体态和语言。点头哈腰、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只有掌握如此种种，才能在官场中适应。

　　中国的官，向来有所谓“官箴”的，如果把这“官箴”一条条详细排列起来，足以写成一本书，至少可以做成一张挂表，悬诸案头。我们现在就举其荦荦大者来赏识一下吧。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官是人民的公仆。”孟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于今是“中华民国”，人民更是国家的“主人翁”了，何况，又到了所谓“人民的世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话虽如此说，说起来也很堂皇动听，而事实却有点“不然”，而至于“大谬不然”，而甚至于“大谬不然”得叫人“糊涂”，而甚至于叫人“糊涂”得不可开交！人民既然是“主人”了，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主人”拿起鞭子来向一些失职的、渎职的、贪赃枉法的“公仆”的身上抽过一次？正正相反，太阿倒持，“主人”被强捐、被勒索、被拉丁、被侮辱、被抽打、被砍头的时候，倒年年有，月月有，日日有，时时有。

　　官员之间拉帮结派，拉拢势力，自古就是官场常胜之道。深谙官员之间的裙带关系，组织自己的关系网，都是当官的必修课。

　　难道只有在完粮纳税的场合上，在供驱使、供利用的场合上，在被假借名义的场合上，人民才是“主人”吗？

　　到底是“官”为贵呢？还是“民”为贵？我糊涂了三十五年，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在糊涂中。

　　第二条应该轮到“清廉”了。“文不爱钱，武不惜死”，这是主人对文武“公仆”，“公仆”对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打“国仗”打了八年多，不惜死的武官——将军，不能说没有，然而没有弃城失地的多。而真真死了的，倒是小兵们，小兵就是“主人”穿上了军装。文官，清廉的也许有，但我没有见过。因赈灾救济而暴富的，则所在多有，因贪污在报纸上广播“臭名”的则多如牛毛——大而至于署长，小而至于押运员、仓库管理员。“清廉”是名，“贪污”是实，名实之不相符，已经是自古而然了。官是直接或间接（包括请客费，活动费，送礼费）用钱弄到手的。这样年头，官，也不过“五日京兆”，不赶快狠狠地捞一下，就要折血本了。

　　捞的技巧高的，还可以得奖，升官；就是不幸被发觉了，顶顶厉害的大贪污案，一审再审，一判再判，起死回生，结果也不过是一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也可以翻译做“长期休养”，过一些时候，一年二年，也许三载五载，便会落得身广体胖，精神焕发，重新走进自由世界里来，大活动而特活动起来。

　　第三条：为国家选人才。这些“人才”全是从亲戚朋友圈子里拔出来的。你要是问：这个圈子以外就没有一个“人才”吗？他可以回答你“那我全不认识呀！”如此，“奴才”变成了“人才”，而真正“人才”便永远被埋没在无缘的角落里了。

　　第四条：奉公守法。第五条：勤俭服务。第六条：负责任。第七条……唔，还是不再一条一条地排下去吧。总之，所讲的恰恰不是所做的，所做的恰恰不是所讲的，岂止不是，而且，还不折不扣来一个正正相反呢。

　　呜呼，这就是所谓“官”者是也。

　　作者简介

　　臧克家（1905—2004），近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代表诗作有《有的人》、《老马》、《难民》等。

　　心香一瓣

　　为官一任，当两袖清风，造福一方。然而，自古以来，似乎总是贪官多，清官少。有些人，把为官当做为己谋私的工具，深谙官场之道，仕途一路平坦，青云直上九重天；有些人，有公仆之心、忧民情怀，反而屡遭陷害。

　　然而，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谁内心有人民，谁才会流芳千古。那么，怎样才能做一名好官呢？纵观官场近些年来干部出问题的原因不难发现，“心”事外移、“心”中无法、“心”地自私、“心”里没有群众是重要因素。

　　因此，做官得先正心。官员的权力和地位是人民给予的，理应履行对人民的义务。只有把心放在群众身上，放下官腔官姿，才是一个合格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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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泰山脚下诗碑林


　　臧克家

　　每块诗碑，就是一朵花，她颜色惨白，令人坠泪。它们像悲惨旧世界罪恶历史的陈列，令人悲伤，令人愤怒，令人深思，令人奋起。一块块石头立在那里，冷冰冰，可是写它们的那一颗心呵，却是红红的，滚烫的。

　　岁月无多，体弱神衰，活动范围，小小庭院之外，就是门前的一条长巷。去年，忽发宏愿，由家人伴同，去了离开几十年的故乡——山东。济南而曲阜，而泰安，地方只到了三处，行程往返也不过二千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次“长征”了。这次出门，是抱着宁为玉碎的决心奔向征途的。

　　没想到，时将匝月，竟安然完璧回京。朋友们闻讯来访，惊为奇迹！一见面，劈头两句就是：八十高龄，登泰山，豪兴不浅呵！“到了泰安，我没有登山。”

　　这一句，在客人心中引起了一个大惊叹问号？“不登泰山，去泰安干什么？”

　　五十七年前，我曾沐着朝阳登上南天门，夕照送我下山。而今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了。“不是有了缆车了，几分钟就可以登上高峰吗？”

　　我说：“我的家人都凭缆车上去了，我呢，怕高处不胜寒。”

　　其实，我回答朋友们的话，完全是属于搪塞性质的。“君子可以欺其方”，朋友似乎相信了。一个人心灵深处的奥秘，是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说破了，反而会令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感觉。我这次千里跋涉，旧地重游，不是为了来拜别泰山；也不是为了入岱庙，去欣赏那有名的千尺长幅大壁画，看李斯篆写的秦碑、骷髅似的苦立残阳的汉柏；也不是受宫装少女引导，去进入乾隆御榻前抚弄一下桌子上他动用过的笔砚……都不是的。

　　这次去泰山我个人唯一的目的是：拜望冯玉祥先生的坟墓，瞻仰普照寺他的故居。你觉得奇怪吗？人，各有幻想、心愿，情感牵连，在别人觉得可笑的事情，当事者却认为理所当然。

　　这些年来，到过泰安、登过泰山回来的同志，个个都向我谈到冯玉祥先生的坟墓和他的故居，可是并未多作描绘，只是作为泰山一景几句带过。从此，我不时想到冯玉祥先生坟墓和他的故居，并且用想象绘制的图像：坐落在山之阳，旷野无边，游人少到，冷冷清清。坟墓很大，墓前竖立着一座大碑，故居向阳，瓦房数间，饶有情趣。

　　这次，到泰安的第二天，我就坐上车子驶向冯先生墓。坟墓高大，南面的白墙上边是郭沫若同志的题字。这里，和我原来想象的不同，前来参观的人不少。仰望徘徊，徘徊仰望，移时，即去了距离颇近的普照寺。

　　普照寺，冯先生生前两次来此隐居。它在泰山脚下，环境幽深，游人接踵。脚步一踏进故居的门，冯先生的塑像巍巍迎人。

　　我，肃然地向他鞠了三个躬，可惜只见颜面而不闻声音了。西壁上有他大笔题写的“驱逐倭寇”的长联，警心惕目，正气浩然！不禁使我想起岳飞的“还我河山”。我仔细地向东墙上看了主人学习的课程表：从早晨五时起，一直排到晚十时止。国际问题、经济学、《左传》、文学、英语、习字，一项一项，排得满满的，学有定时，一年如一日。他的教师，都是当代有名专家，像老舍、吴组缃、杨伯峻、赖亚之、赵望云……八九位之多，特别引我注意的，是学习辩证法这一课。有一页残存的学习笔记，上面写着“从量变到质变”的心得。我原以为，我对冯先生是有相当了解的。从青少年时就震于他的威名，听过流传的他的很多不平常的故事：当了总司令了，还替士兵推头；考问自己的将官：来自哪里？吃的什么人的饭？四十年代初，认识了冯先生，有了一些接触，知道他思想进步，为人朴素平易，爱好文艺，好写“丘八诗”，可是参观之后，觉得自己对冯先生知之太少了。一个旧式军人，经历了几个大时代，几十年来，身经何止百战？他的大名留在现代的历史上。到了晚年，回溯生平，寻求归宿，热心地学起马列主义来了。这叫我怎能不肃然起敬、深沉思考呢？就小事看来，他的学习是非常认真的。我从来没想到冯先生会写“字”，但摆在我眼前的他的书法：真草隶篆，都很有功力，一大“寿”字，一大“佛”字，高高矗立，气魄实在撼人。

　　他居处的门前，花木葱茏，姹紫嫣红，一片生机。引我注目的是竖立在花间的几十块石碑，碑身不高，可是十分耀眼。每块碑上，刻着一首诗，他亲手用小篆写成，诗的上方，刻着赵望云配的画。我一一看过，一一读过，一一想过，我的感情也一浪逐一浪地在翻腾，在追溯。这些碑，名副其实的诗碑，碑上写着的是：“一个黑热病的孩子”、“山轿”、“泥瓦匠”、“采野菜的妇人”、“穷人的年节”、“路旁残废人”、“山上的挑夫”……每块诗碑，就是一朵花，她颜色惨白，令人坠泪。它们像悲惨旧世界罪恶历史的陈列，令人悲伤，令人愤怒，令人深思，令人奋起。一块块石头立在那里，冷冰冰，可是写它们的那一颗心呵，却是红红的，滚烫的。

　　另外，他还为自己写了一篇诗的自传，刻在墓前。题目是《我》：“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共十六句。

　　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对来者的示范。

　　读着这些碑上的诗，我悲伤，也有点歉意袭上心头。

　　冯先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大手一挥，把末代皇帝逐出了皇宫；他五十年前就和吉鸿昌烈士擎起“抗日同盟军”的大旗。他又是一位诗人，多年来为人民苦吟诗。1936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42年，我到重庆之后，他不时宴请文艺界少数同志，我每次敬陪末座；我也曾到歇台他的公馆作客，令我有亲切家常之感，何况两人又都爱新诗！

　　我刚到山城不久，一位“赈委会”做负责工作的同志，把冯先生的一本赵望云配画的诗稿送来，希望我写篇序言，我斟酌再三，未敢下笔。今天，在泰山脚下，读到冯先生当年写在纸上的配画诗，刻在一块又一块的石碑上，今之视昔，我心里的滋味，就难以言喻了。

　　我怀着宿愿已偿的喜悦而又内心悲伤的情绪，走出了冯先生的故居。

　　临出门时，我再次向冯先生的塑像回眸。这时，普照寺内响起了一声又一声悠然的钟声。我在家人的扶持之下，走下了一级又一级的石阶。心中想，在巍巍泰岳脚下，埋着一位将军，一个诗人。

　　对他说来，有了个伟大的靠背；而山呢，也因有了他增添了青色的光辉。

　　当双脚踏上了平地，我带着虔诚而亲切的心情向高处放眼，我想说声：这次到了泰安没有登高望远，山灵应不见怪吧？

　　作者简介

　　臧克家（1905—2004），近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代表诗作有《有的人》、《老马》、《难民》等。

　　心香一瓣

　　冯玉祥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曾领导察哈尔抗日民主同盟军抗击日寇，率军响应北伐战争，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尽管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从旧式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的过程，足以显示出他炽烈的爱国热忱和深厚的民主主义情怀。尤其是在关系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都做出了令人崇敬和赞叹的选择。

　　回忆往昔的烽火岁月和他的戎马一生，我们没有理由不像臧克家先生一样对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致以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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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中国人的病


　　沈从文

　　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做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逊、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做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做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与“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做新朝的顺民。历史上做国民的即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做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于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

　　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

　　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

　　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做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做糊涂事，所做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

　　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作者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等，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共出版了《石子船》等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六部中长篇小说。

　　心香一瓣

　　生产力的发展，在壮大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推动了上层建筑的变革。但思想领域的变革，从来都是较为缓慢的。

　　只有当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对等时，自私自利等小民思想才能丧失繁殖的土壤。

　　这就需要改革，改变上层建筑中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所以，要根治“中国人的病”，首先就需要给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吹进一缕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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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英国人


　　老舍

　　所以，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该有的态度。

　　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比如以地位说吧，假如一个作讲师或助教的，要是到了德国或法国，一定会有些人称呼他“教授”。不管是出于诚心吧，还是捧场，反正这是承认教师有相当的地位，是很显然的。在英国，除非他真正是位教授，否则绝不会有人来招呼他。而且，这位教授假若不是牛津或剑桥的，也就还差点劲儿。贵族也是如此，似乎只有英国国产贵族才能算数儿。

　　至于一个平常人，尽管在伦敦或其他的地方住上十年八载，也未必能交上一个朋友。是的，我们必须先交代明白，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大家一天到晚为生活而奔忙，实在找不出闲工夫去交朋友，欧西各国都是如此，英国并非例外。不过，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可是英国人还有些特别的地方，使他们更难接近。一个法国人见着个生人，能够非常的亲热，越是因为这个生人的法国话讲得不好，他才越愿指导他。英国人呢，他以为天下没有会讲英语的，除了他们自己，他干脆不愿答理一个生人。一个英国人想不到一个生人可以不明白英国的规矩，而是一见到生人说话行动有不对的地方，马上认为这个人是野蛮，不屑于再招呼他。英国的规矩又偏偏是那么多！他不能想像到别人可以没有这些规矩，而另有一套；不，英国的是一切；设若别处没有那么多的雾，那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天气！

　　除了规矩而外，英国人还有好多不许说的事：家中的事，个人的职业与收入，通通不许说，除非彼此是极亲近的人。一个住在英国的客人，第一要学会那套规矩，第二要别乱打听事儿，第三别谈政治，那么，大家只好谈天气了，而天气又是那么不得人心。

　　自然，英国人很有的说，假若他愿意：他可以讲论赛马、足球、******、高尔夫球等等；可是咱又许不大晓得这些事儿。结果呢，只好对愣着。对了，还有宗教呢，这也最好不谈。每个英国人有他自己开阔的到天堂之路，趁早儿不用惹麻烦。连书籍最好也不谈，一般的说，英国人的读书能力与兴趣远不及法国人。能念几本书的差不多就得属于中等阶级，自然我们所愿与谈论书籍的至少是这路人。

　　这路人比谁的成见都大，那么与他们闲话书籍也是自找无趣的事。

　　多数的中等人拿读书——自然是指小说了——当作一种自己生活理想的佐证。一个普通的少女，长得有个模样，嫁了个驶汽车的；在结婚之夕才证实了，他原来是个贵族，而且承袭了楼上有鬼的旧宫，专是壁上的挂图就值多少百万！读惯这种书的，当然很难想到别的事儿，与他们谈论书籍和捣乱大概没有什么分别。中上的人自然有些识见了，可是很难遇到啊。况且有些识见的英国人，根本在英国就不大被人看得起；他们连拜伦、雪莱、和王尔德还都逐出国外去，我们想跟这样人交朋友——即使有机会——无疑的也会被看作成怪物。

　　我真想不出，彼此不能交谈，怎能成为朋友。自然，也许有人说：不常交谈，那么遇到有事需要彼此的帮忙，便丁对丁，卯对卯的去办好了；彼此有了这样干脆了当的交涉与接触，也能成为朋友，不是吗？是的，求人帮助是必不可免的事，就是在英国也是如是。不过英国人的脾气还是以能不求人为最好。他们的脾气即是这样，他们不求你，你也就不好意思求他了。多数的英国人愿当鲁滨孙，万事不求人。于是他们对别人也就不愿多伸手管事。况且，他们即使愿意帮忙你，他们是那样的沉默简单，事情是给你办了，可是交情仍然谈不到。当一个英国人答应了你办一件事，他必定给你办到。可是，跟他上火车一样，非到车已要开了，他不露面。你别去催他，他有他的稳当劲儿。等办完了事，他还是不理你，直等到你去谢谢他，他才微笑一笑。到底还是交不上朋友，无论你怎样上前巴结。假若你一个劲儿奉承他或讨他的好，他也许告诉你：“请少来吧，我忙！”这自然不是说，英国就没有一个和气的人。不，绝不是。一个和气的英国人可以说是最有礼貌，最有心路，最体面的人。不过，他的好处只能使你钦佩他，他有好些地方使人不便和他套交情。他的礼貌与体面是一种武器，使人不敢离他太近了。

　　就是顶和气的英国人，也比别人端庄的多；他不喜欢法国式的亲热——你可以看见两个法国男人互吻，可是很少见一个英国人把手放在另一个英国人的肩上，或搂着脖儿。两个很要好的女友在一块儿吃饭，设若有一个因为点儿原故而想把自己的菜让给友人一点，你必会听到那个女友说：“这不是羞辱我吗？”男人就根本不办这样的傻事。是呀，男人对于让酒让烟是极普遍的事，可是只限于烟酒，他们不会肥马轻裘与友共之。

　　这样讲，好像英国人太别扭了。别扭，不错！可是他们也有好处。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事情都是两面的。英国人不愿轻易替别人出力，他可也不来讨厌你呀。

　　他的确非常高傲，可是你要是也沉住了气，他便要佩服你。一般的说，英国人很正直。他们并不因为自傲而蛮不讲理。对于一个英国人，你要先估量估量他的身份，再看看你自己的价值，他要是像块石头，你顶好像块大理石；硬碰硬，而你比他更硬。他会承认他的弱点。他能够很体谅人，很大方，但是他不愿露出来；你对他也顶好这样。设若你准知道他要向灯，你就顶好也先向灯，他自然会向火；他喜欢表示自己有独立的意见。他的意见可老是意见，假若你说得有理，到办事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意见，而应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必须知道，他的态度虽是那么沉默孤高，像有心事的老驴似的，可是他心中很能幽默一气。他不轻易向人表示亲热，可也不轻易生气，到他说不过你的时候，他会以一笑了之。这点幽默劲儿使英国人几乎成为可爱的了。他没火气，他不吹牛，虽然他很自傲自尊。

　　所以，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你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就是他的幽默也不低级讨厌，幽默助成他作个贞脱儿曼，不是弄鬼脸逗笑。他并不老实，可是他大方。

　　他们不爱着急，所以也不好讲理想。胖子不是一口吃起来的，乌托邦也不是一步就走到的。往坏了说，他们只顾眼前；往好里说，他们不乌烟瘴气。他们不爱听世界大同，四海兄弟，或那顶大顶大的计划。他们愿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走到哪里算哪里。成功呢，好；失败呢，再干。英国兵不怕打败仗。英国的一切都好像是在那儿敷衍呢，可是他们在各种事业上并不是不求进步。这种骑马找马的办法常常使人以为他们是狡猾，或守旧；狡猾容或有之，守旧也是真的，可是英国人不在乎，他有他的主意。他深信常识是最可宝贵的，慢慢走着瞧吧。萧伯纳可以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他们会说：“他是爱尔兰的呀！”他们会随着萧伯纳笑他们自己，但他们到底是他们——萧伯纳连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些，可只是个简单的，大概的，一点由观察得来的印象。一般的说，也许大致不错；应用到某一种或某一个英国人身上，必定有许多欠妥当的地方。概括的论断总是免不了危险的。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1936年发表的《骆驼祥子》为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品之一。1950年创作话剧《龙须沟》，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1957年写作《茶馆》，为建国后杰出的话剧作品之一。主要作品还有小说《离婚》、《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全家福》等。

　　心香一瓣

　　英国人的身上明显烙下了西方文化的印记。像多数西方人一样，英国人也是注重个人的独立自由。他们在意个人的隐私秘密，不轻易交朋友，但又热心帮助别人，正直幽默，不怕失败，勇于尝试……

　　老舍先生以粗线条形式为我们勾勒出了英国人的大致形象，语言轻松幽默，文化气息洋溢字里行间。

　　不同的民族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发展进步。我们中国人，也应当从英国人身上反思总结一下自己的缺点，吸取西方文明中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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